四时捺钵是辽代重要的政治制度，其中春捺钵在辽代中后期主要处理辽境东北地区的边务问题，这在女真部落逐渐强大的形势下尤为重要。《辽史·营卫志》载，“春捺钵：曰鸭子河泺。皇帝正月上旬起牙帐，约六十日方至。天鹅未至，卓帐冰上，凿冰取鱼。冰泮，乃纵鹰鹘捕鹅雁。晨出暮归，从事弋猎。鸭子河泺东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在长春州东北三十五里，四面皆沙埚，多榆柳杏林。”《燕北录》载，“春捺钵多于长春州东北三十里就泺甸住坐。”在春捺钵所经行的诸多泊泽中，鸭子河泊被赋予了浓重的笔墨，但其地望却一直悬而未决。由于鸭子河泊与长春州的方位已有明确记述，故而对于长春州州治的推定最为关键。学者在探讨这一问题时往往将城、泊互作参照，甚至有时将城址东北方向是否有符合史册的湖泊作为判定长春州州治的标准。
01 鸭子河泊诸说评议
对于鸭子河泊的地望，主要有五种观点。其一，肇源县茂兴泡说。李健才认为“塔虎城东北的茂兴泡即长春州东北的鸭子河泺”，吴培玉、郑秀山等均持此说，《中国历史地图集》也将塔虎城注为长春州，这一说法影响最为广泛。其二，安广县黄花稍泊（五间房水库）说。《奉天通志》认为“今之城四家子即辽长春州、金泰州故址……鸭子河泺当即今黄花稍泊子也”。孙秀仁、贾敬颜均认同此说。由于黄花稍泊在解放初期即近干涸，不见图志，因此宋德辉、彭善国等将鸭子河泊推为其北紧邻的五间房水库，按照后文的推导，黄花稍泊与五间房水库皆处于同一古湖底，实为一地。
其三，大安市月亮泡说。曹廷杰认为“纳喇萨喇池在他虎城东北数十里”，与营卫志契合，所以塔虎城为长春州，月亮泡为鸭子河泊。景方昶认为：“今伯都讷西北，纳拉萨拉必尔腾湖泊之西南有他虎城，即达鲁古城。洮儿河下游至将入嫩江处，先潴为湖，水道提纲，名为纳兰撒兰池，尤言日月池也。”金毓黻亦持此说。傅乐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测，月亮泡即鱼儿泊，鱼儿泊即鸭子河泊。由于月亮泡与塔虎城方位相反，与城四家子古城里数甚差，张柏忠认为这可能是《营卫志》所载春捺钵的名称或至长春州的距离有误，而“城四家子古城东北正处于洮儿河（长春河）下游的沼泽水网地带，是非常理想的春猎之地”。
其四，前郭县查干湖说。王国维认为“考鸭子河即今松花江，鸭子河泊即今松花江西之科尔布察罕泊。其西南三十五里即辽长春州，金长春县之所在”。日本学者松井等也持此说。其五，肇源县乌兰诺尔泡说。杨中华认为肇源乌兰诺尔泡为鸭子河泊，与之对应的长春州应位于大赉古城（半拉城），王景义也认同此说。
《营卫志》与《燕北录》言之凿凿，认同此点是继续探讨鸭子河泊位置的前提。首先，月亮泡附近并无较大城址，且与城四家子古城里数不符，与塔虎城方向不合，此说排除；其次，查干湖西南并无较大城址，此说排除；最后，乌兰诺尔泡正南的大赉古城（半拉城），根据近年的考古调查资料显示，城址等级甚低，遗物以金代为主，此说亦可排除。从客观条件来看，城四家子古城与黄花稍泊、塔虎城与茂兴泡这两种组合都满足长春州的规模与鸭子河泊的方位、里至（图一）。关于长春州州治在塔虎城还是城四家子古城的讨论一直以来是学术界的热点，反对城四家子古城为长春州者多认为黄花稍泊或五间房水库的水域面积太小，与鸭子河泊“东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不符。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将结合遥感地貌与水文地理等方面对黄花稍泊、兴泡这两种说法进行综合探讨。
02 基于SRTM-DEM 的鸭子河泊地理位置分析
虽然对于鸭子河泊地望观点不一，但是学者们大多认同辽金时期的水文面貌与今世可能存在差异，包括水网的游移以及水面的兴缩。这种水文的变化必然限制与作用在客观地貌条件下，通过遥感地貌影像的观察应当可见端倪。我们采用美国“奋进”号航天飞机干涉雷达地形测量任务所获取的SRTM-DEM 数据（SRTM3），通过GlobalMapper软件对茂兴泡与五间房水库、黄花稍泊地区绘制高程图并进行渲染，得到两处地区的遥感地貌影像如图二、图三所示，基于此我们将对茂兴泡、黄花稍泊逐一探讨。
1. 茂兴泡
茂兴泡又名他什海，在肇源县茂兴镇西北，系嫩江河床摆动残留的河间洼地湖，长9.5 千米，最大宽4.7 千米。其成因系河曲洼地被风沙堆积阻塞而成。由图二我们可以看到，茂兴泡平面呈卵圆形，长轴为西北—东南方向，与嫩江在该段流向一致，西南、东南部可见古河曲痕迹，湖水主要靠洪水年河水供给。从茂兴湖盆的地貌来看，茂兴泡东西向最长不能超过二十里，南北向最宽不能超过十里，无论水文条件如何变化也不可能形成“东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的水域，且长轴方向与鸭子河泊相反，所以茂兴泡没有符合形成鸭子河泊水域形状的地貌特征，故鸭子河泊茂兴泡说不成立。
2. 黄花稍泊、五间房水库与六合-叉干古湖盆
黄花稍泊又作黄花稍长泊、黄花硕、黄花烧，见于清末、民国时期的地志，伪满时期干涸。《奉天通志》载，“黄花稍长泊自安广县治西偏北九十里乔家围子村西北洮儿河右岸起，迤逦东南过嘎海吐村东，又北折经牛营子村南，又屈折而东而南，过黄花稍南，至县治西偏北四十六里六合堂村北止，长五十余里，宽处达四里余，狭处仅通细流。”宣统《安广县乡土志》载，“城西北四十里黄花烧有水泡三，其水亦由洮儿河支流涿潴者，东泡宽十二三里，西泡宽十六七里，中泡略小与老大、老二二泡东西遥遥相映......水泡十一区老大、老二暨黄花烧三泡最巨，余不过宽一二里，均为积水所归，各泡皆产鱼、黄花烧三泡尤繁。”
《清史稿》载，“洮尔河自府入．受黄花硕泊水，东北流，屈东南，入黑龙江大赉厅，其北岸为镇东境。”民国《内蒙古地理》载，“黄花硕池，在旧公府之南，三池连接，由沤河可通南郭尔罗斯旗之察干挠泊，乃洮儿河決口潴溜而成，周围约二十里。”此外，《安广县乡土志》附《安广县與图》及《洮南府全属與图》也对黄花稍泊予以描绘，可以看到，洮儿河支流东南向汇入黄花稍泊，三池东西相连，东、西泡较大，中泡较小。根据上述史料并结合地图，可以将黄花稍泊推定在今大安市叉干镇辖区，其中西泡位于西学堂地屯北的叉干泡，中泡位于白家围子屯西的北大肚泡，东泡位于叉干镇东大泡。五间房水库位于大安市舍力镇六合乡五间房屯的洮儿河下游右侧，南临黄花稍泊，建于1976年，总集水面积37.15 平方千米，为平原地区人工湖泊。
从湖泊形状与水域面积而言，黄花稍泊显然与鸭子河泊不符。贾敬颜先生解释为：“旧说以月亮泡当鸭子河泺，但鸭子河泺东西二十余里，南北三十里，似乎与黄花稍泊也不一致；然而焉知清末民国初年的黄花稍泊与辽代的鸭子河泺，可以因为洮儿河水的涨落而有宽狭分合的不同呢？”此外，五间房水库为人工水体，与鸭子河泊更难相提并论。那么黄花稍泊、五间房水库区域是否具备形成鸭子河泊的成湖条件呢？通过观察图二，我们发现黄花稍泊、五间房水库均处于同一古湖盆内，我们暂称为六合-叉干古湖盆。古湖盆呈耳状，位于洮儿河南岸低矮的风蚀阶地内，四周被岗地围绕，湖盆内断续可见约6 条盛行风侵蚀形成的“扫迹”，推测湖盆的成因为风力与水流共同作用而成。洮儿河由湖盆最西侧“扫迹”流入位于古湖盆南部的黄花稍泊，水盛时经沤河南流入查干湖。五间房水库位于古湖盆北部，此处地势较南部略高，非丰水期不会淹没至此。
笔者认为，六合-叉干古湖盆即辽代鸭子河泊所在，理由如下：①六合-叉干古湖盆东西宽约10.9 千米，南北长约15 千米，与鸭子河泊“东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完全相符；②从城四家子古城东北至六合乡庆友村附近古湖盆入水口约19.5 千米，与鸭子河泊“在长春州东北三十五里”亦相符合；③六合乡、叉干镇一代属于松嫩沙地中的舍力沙地，为轻度沙质沙漠化集中区，沙地多呈垄状分布，根据图三结合卫星照片与实地踏查可以看到，古湖盆四周的岗地沙化严重，湖盆西部遍布连绵不绝的沙坨、沙岗，符合鸭子河泊“四面皆沙埚”的地貌特征；④清末安广地区的物产中“果类唯野杏，枝本低小，高仅尺许”、“木类有榆柳，低小与野杏同，无高大成林者，土人谓之榆柳也”，说明该地的植被特征也符合鸭子河泊“多榆柳杏林”的自然景观。综上所述，六合-叉干古湖盆应当为鸭子河泊，将鸭子河泊推定在黄花稍泊或五间房水库附近的观点是正确的。
03 辽庆东陵壁画春图解析
位于赤峰市巴林右旗的庆东陵是辽圣宗的永庆陵。在庆东陵中室的四壁上绘有春、夏、秋、冬四季山水图，象征四时捺钵之情景。其中“春图”高350 厘米，宽240 厘米，画面中央为一池春水，迤逦远方，水中有野鸭、天鹅、鸳鸯自在嬉戏，岸边有山杏、芍药、蒲公英吐露芬芳，车前草与水生灌丛点缀其间，远处天空中鹤群翱翔在祥云之上，四周是平缓狭长的沙岗（图四）。这幅壁画被认为是春捺钵地的真实写照，由于参照水面与池中鸭雁、水边花草的比例关系，人们往往将画中所描绘的水域当作小溪与池塘（图五）。
实际上，庆东陵的四季山水图为了凸显主题，在透视关系与结构比例上并不拘泥现实，如远山往往巨于近景、牡丹竟高于鹿数倍。所以，“春图”中的水域可能大有玄妙。在圣宗前期，春捺钵地多在延芳淀、鸳鸯泊等地，自太平二年起，春捺钵专于长春州附近的鸭子河、混同江、长春河、鱼儿泊等处，并成为常制，此后的兴宗、道宗、天祚帝皆沿循此制。诚然《辽史》少见辽帝驻跸于鸭子河泊的记述，但就《营卫志》的描写而言，鸭子河泊为春捺钵之常驻地则为事实。所以，庆东陵壁画中“春图”描绘的最有可能是鸭子河泊。
图四 庆东陵壁画春图线描图
图五 壁画春图局部
根据上文我们已经将鸭子河泊推定在六合-叉干古湖盆，那么“春图”是否就是这一地区风景的写实呢？我们首先运用GlobalMapper软件中的水平面功能对古湖盆进行水位模拟推演，得到古湖全盛时期的水域轮廓，当我们从西向东对这片水域俯瞰时，我们发现古湖东部地貌形状及轮廓与“春图”中水域的轮廓以及图中沙岗的走向及轮廓惊人的接近，壁画与古湖盆的地貌特征点可以逐一对应。由图六可见，A 处为洮儿河干流，B 处为洮儿河入古湖盆河道，C、E 为洮儿河南岸阶地，D 处为西北—东南向的狭长沙岗，F 处可能包含黄花稍泊西泡、中泡，G 处为古湖中心出露的较高沙岗，H 处为今叉干镇，I 处为连接黄花稍东西泡的沤河，J 处为黄花稍东泡，湖水通过L 处的沤河南流至查干湖（斡邻泊），K 处为古湖盆东岸。
其中，“春图”中J 处对独立的椭圆形水体的强调与古湖盆东南部的湖湾即旧黄花稍泊东泡、今叉干镇东大泡完全一致。但是，“春图”水体与古湖盆西部即五间房水库部分却无法对应。我们发现，“春图”通过线条强调了“洼地滩涂”（图六春图中白色部分）与“岗地沙坨”（图六春图中浅灰色部分）这两种地貌，K 与G 处之间则为洼地并向西一直延续，我们认为这片洼地即为五间房水库地区，理由如下：①鸭子河泊为季节性湖泊，湖水由洮儿河补给，而春季为枯水期，所以“春图”中的水域必然较古湖盆全盛的水域面积小；②春图描绘的是辽圣宗后期的鸭子河泊，而《营卫志》中鸭子河泊“东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的描写应当在辽晚期，这期间可能发生了水文的变化。
在辽圣、兴、道、天祚四帝中，道宗是在长春州区域进行春捺钵最多的皇帝，约占总次数的一半以上，而道宗时期又是辽代水患集中时期。相较圣宗时期水患主要发生在南京道，道宗时期则首次在长春州地区有了水患的记载，道宗寿昌三年《贾师训墓志》载“扈驾春水，诏委规度春、泰两州河堤”，塔子城出土的“大安七年”刻石上也见有“糺首西头供奉官泰州河堤□”字样，这说明在道宗大安、寿隆年间，洮儿河、绰尔河曾泛滥成灾，而鸭子河泊“东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的盛况大抵出现于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是，结合遥感地形图我们看出“春图”的绘画视角为由西向东，而古湖盆地势西高东低，在西部入水口处的二级阶地即“春图”右下方的岗地为该区域的制高点，这种绘图视角恰好与《营卫志》中“皇帝冠巾，衣时服，系玉束带，於上风望之”的描述相对应。综上，庆东陵壁画的“春图”所描绘的景观应当为微缩的六合-叉干古湖盆的真实写照。
图六 春图与六合-叉干古湖盆地形对比图
04 河夹信子、阿斯冷昭建筑址应为春捺钵行宫
宋王易《燕北录》载：“春捺钵多于长春州东北三十里就泺甸住坐。”此则文献说明三点：其一，道宗初年在鸭子河泊附近已经有了固定的行在所；其二，该行在所位于长春州东北三十里，与鸭子河泊存在一定的距离差；其三，“就泺甸住坐”中“泺甸”当为鸭子河泊旁的原野，“就”字说明该行在所在道宗初年尚为营帐建筑。根据《道宗仁圣大孝文皇帝哀册》载“寿昌七年岁次辛巳正月壬戍朔十三日甲戌，大行天佑皇帝崩于韶阳川行在所”，长春州置有韶阳军，“韶阳”意即春光，与“长春”相对，兴宗重熙九年曾“观渔于混同江，飞放于韶阳军”，故此“韶阳川行在所”当在长春州附近。
此外，《萧闛妻耶律骨欲迷已墓志》载：“促赴行在，于韶阳军东北郊以驻泊之……于咸雍五年仲春之月二十五日薨谢于行帐。”《萧福延墓志》载：“咸雍六年夏五月七日丙申，宣徽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萧公，薨于长春州之近郊……六年，銮舆北狩，诏公从于行在。凡游猎宴会未曾□□……有加无寥，至于奄忽。”上述两则墓志亦言明春捺钵行宫的方位所在，即韶阳军（长春州）东北郊，与《燕北录》、道宗哀册相互印证。根据上文，我们已经将鸭子河泊推定在六合-叉干古湖盆，则长春州当位于城四家子古城。根据此“行在所”位于长春州东北三十里，我们认为位于洮南市二龙乡的河夹信子遗址、阿斯冷昭遗址当与此有关。
河夹信子遗址位于洮南市二龙乡仁义大队西河夹信子屯，北紧邻洮儿河，遗址被现代村落叠压，难窥全貌。20 世纪80 年代，居民在建房取土时，相继发现了五处建筑遗迹。其中东西三处排列在一条北偏西15°的中轴线上，自南向北编号为一、二、三号，另外两处（四号和五号）在其西南。一、二号建筑相距73 米，二、三号建筑相距68 米，四号建筑位于三号建筑西南55 米，五号建筑位于四号建筑西南88 米。一至三号建筑址皆暴露出大量布纹瓦、筒瓦残片。
其中一号建筑址出土两块花岗岩石条，长1.2 米，宽0.4 米；二号建筑址出土两块石柱础，础座呈方形，边长80 厘米、厚18 厘米，在方形础座上有高约7 厘米的八角形柱础雕饰。三号建筑址地面暴露出与二号建筑址相同的础石四块。四块柱础呈井字形排列，南北间距6 米，东西间距6.5 米，其西侧还有一覆莲式青色花岗岩柱础，长宽各为80 厘米，中间呈覆盆式凸起，周围雕刻下垂莲瓣，花瓣微斜，花尖上翘，每两大花瓣中有一小莲瓣，雕工精细、排列均匀；四号建筑址发现有铺砖火炕遗迹；五号建筑址地表散布大量陶瓷片。遗物有筒瓦：泥质灰陶，内饰布纹，十分完整。长31.2 厘米，宽14 厘米，厚1.6 厘米；勾滴：泥质灰陶，饰卷云纹、外涂黄色。残长17 厘米，宽9 厘米，厚1.5 厘米。
阿斯冷昭遗址位于洮南市二龙乡兴义村西北400 米，西北距河夹信子遗址约1.4 千米，遗址处于东西向漫岗上，遗址面积东西长600 米，南北宽400 米。西端有三处相距分别为50 米和70 米的较大堆积，呈三角形分布。地表砖瓦，勾滴、础石等物都有暴露，应是一组建筑，似有围墙残迹。遗址东侧为骨灰罐墓葬群，遗址北侧曾出土瓷器窖藏，为3 件黑釉、茶叶末釉大瓮，内装铜方壶3 件，各种瓷器10 余件，多为盘、碗、壶之类，皆施釉绘彩，据说色彩有白、黄、绿等色，可能是“辽三彩”器。
遗物有瓦当，皆为泥质灰陶，模制，兽面纹，张口吐舌，双目圆瞪，蒜头小鼻。面部周围满饰鬃毛，宽缘上有一圈乳钉状连珠花饰，表面涂黄釉，背面平滑，直径11.5 厘米，厚2 厘米；勾滴，泥质灰陶，外涂黄釉。纹饰有两种，一为卷云纹，线条流畅，另一种为压印的复合图案纹，其里缘是方形凸凹的连续条带，外缘饰斜向的水波纹，排列匀称；柱础：现存1 件为青石雕琢，长宽各88 厘米，厚37 厘米。中间有直径66 厘米、高5 厘米凸起的柱础面，其上四周平刻十六个莲瓣，构图精美，雕工细腻；石狮：原有2 件，仅存1 件，现藏于白城市博物馆（图七），为粗砂岩雕凿，呈蹲踞状，造型古朴雄浑，似为栏杆望柱之类的构件，残高85 厘米。
图七 阿斯冷昭遗址出土石狮
对于河夹信子遗址、阿斯冷昭遗址的性质，《洮安县文物志》提到：有人认为阿斯冷昭遗址为泰州附近的大型寺庙，也有人认为是辽代泰州的“乐康县”治所，除此之外尚未有学者探讨。“大安七年”刻石的出土证明泰来县塔子城为辽代泰州城，所以该遗址与“乐康县”当无关联。笔者认为河夹信子、阿斯冷昭建筑址应为辽代春捺钵行宫址，即“韶阳川行在所”。理由如下：①根据洮南市博物馆第三次文物普查标本来看，两处遗址地表陶瓷片包括辽代典型的篦点纹陶片、粗砂支钉的化妆白瓷片、茶叶末釉鸡腿瓶残片，也包括少量金代典型的大卷沿陶片、涩圈化妆白瓷片以及极少量的元代磁州窑白地黑花瓷片、翠兰釉瓷片，说明该遗址的时代以辽为主，金元沿用。
从出土文物来看，河夹信子、阿斯冷昭建筑址出土的覆莲式柱础与辽上京大内145 号台基、皇城南部试掘点发现和出土的础石相似，压印方形连续条带纹滴水应即菱格纹滴水，在城四家子古城2013～2014 年考古发掘中的辽代地层中大量出土。同时，两处遗址皆使用相同的黄釉卷云纹滴水、覆莲式柱础，说明当为同一时期建筑。所以，从建筑构件的时代风格来看，这两处建筑址当为辽代所建；②河夹信子建筑址为一处三进式带配殿的大型建筑，虽然台基面积不可考，但根据河夹信子建筑址二号台基柱础之间的距离以及柱础的规格也能看出台基本身的开间与面积十分庞大。
同时，根据台基间距约70 米，我们可以与同时期其他建筑相对比，如城四家子古城内中北部的8 号建筑群为城内较大的三进式建筑址，采用绿、黄釉琉璃构件，推测为一处辽代寺庙址，其三处台基间距约为30 米；建于辽代的义县奉国寺的中殿与大雄宝殿间距约50 米；安图宝马城遗址为金代大定年间营建的兴国灵应王庙，为标准的官式建筑，其前、中、后三殿间距约20 米；辽上京皇城内的西山坡、西大院等高级建筑群的台基间距则多在70 米左右。
综上，河夹信子建筑址的规模要高于一般的官衙、寺庙建筑，符合行宫建筑的布局规模；③河夹信子、阿斯冷昭建筑址所用建筑构件为黄釉琉璃，等级非寻常建筑可比，近年城四家子古城考古发掘的辽代建筑台基出土有墨书文字的绿釉琉璃瓦，上书“施主”“兴教院”“大安八年”“大安九年”等字样，该建筑同为道宗年间兴建，但只用绿釉，唯有螭吻碎片局部施黄釉，上文提到的城四家子古城8号建筑址的情况也如此。
以上表明，河夹信子、阿斯冷昭建筑址符合行宫建筑的等级规格；④河夹信子、阿斯冷昭建筑址东北距城四家子古城中心点各为13.5 千米、14.2 千米，东距鸭子河泊入水口约8 千米，符合“春捺钵多于长春州东北三十里就泺甸住坐。”同时，行宫与鸭子河泊具有一定距离，可以保证数以万计的扈从、侍卫的起居活动不会惊扰湿地中的猎物，并且这段距离也符合《营卫志》所言辽帝进行畋猎时“晨出暮归”的记述。
由于遗址尚未发掘，我们无法对河夹信子、阿斯冷昭这两处建筑址各自的功能与性质进行深入的考察。《营卫志》中提到，“皇帝得头鹅，荐庙，群臣各献酒果，举乐。”倘若此“荐庙”之庙宇为汉式土木建筑，则为阿斯冷昭建筑址的可能性更大。对于这两处建筑址的营建年代，我们认为应当在辽道宗中后期。
05 结语
经过上文的分析与论证，我们否定了鸭子河泊茂兴泡说，发现并确认了鸭子河泊应位于六合-叉干古湖盆，即黄花稍泊与五间房水库所在的区域。在此基础上，我们解析出庆东陵壁画中的“春图”即为这一地区的真实写照。同时，结合文献与考古材料，我们认为河夹信子、阿斯冷昭这两处紧邻的建筑址应为辽代春捺钵行宫址，即“韶阳川行在所”。对“春图”壁画以及两处建筑址的新认识反过来也为鸭子河泊位于六合-叉干古湖盆的论证提供了支持。最后，本文对鸭子河泊及相关问题的论证为城四家子古城为辽长春州、金新泰州的观点提供了新的视角。
本文由孙莉、赵越摘编自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边疆考古与中国文化认同协同创新中心 编 《边疆考古研究》（第21辑）。内容略有删节、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