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申（1936—2024）确證《故宮本自叙帖》為北宋映寫本——從《流日半卷本》論《自叙帖》非懷素親筆（下）傅申八、《故宮本自叙帖》的書法問題
以上是因為《流日半卷本》的再研究而發現了《故宮本》的新問題，證明了不可能是出于懷素親筆。現在再要回頭來檢驗和印證前人對《故宮本》書法的看法，以及從實迹中找出它為何不可能是懷素的親筆？
（一）明清以來已對《故宮本》書迹起疑
對于《故宮本自叙帖》的書法優劣或真僞，自明代中葉以來，就陸續有些不同的看法，持續影響到近現代，終于在二十世紀初引發了一場激烈辯論。茲将異見引述于下：
首先是從文徵明的兒子文嘉起的明代鑒藏家表示不同的意見。
1.文嘉（一五〇一—一五八三）在《钤山堂書畫記》的《天水冰山錄》曾指出陸全卿本（即今《故宮自叙帖》）雲：“以餘觀之，似覺跋勝。”[38]
2.範大澈（一五二四—一六一〇）《碑帖紀證》中《淳熙秘閣續帖》條雲：“文壽承等刻陸水村水鏡堂《自叙》，人多稱賞，餘獨知其墨迹之赝，壽承甚嘉餘鑒識。今見宋拓，益可知矣。”[39]據此而知文彭也持此論。
3.王世貞（一五二六—一五九〇），《藝苑卮言》：“其書筆力遒勁，而形模不甚麗，以故覽者有楓落吳江之歎，而吳人至今刺刺以為非真。”
4.沈碩（一五七七）。李郁周雲：“首先明指蘇液本《自叙帖》為“跋真帖摹”的鑒識者是長洲畫家沈碩”，[40]見于詹景鳳（一五四〇—一五九八）的《東圖玄覽編》，記一五七七年前後沈氏評文彭手中的《自叙帖》為僞摹而跋真。
5.項穆（約一五五〇生，由項元汴生卒年推知）《書法雅言·中和篇》論懷素書雲：“懷素《聖母》《藏真》，亦多合作……世傳《自叙帖》，殊過于枯誕，不足法也。”[41]項穆的評語，并不是從鑒定的立場判其真赝，但就書法來論是不足為法的，隐約中透露一些訊息。
項穆又曰：“獨其自叙一帖，粗魯詭異且過郁濁，酷非平日意态。”（蕙風堂影印《綠天庵本》後《懷素傳》中所引）
自此之後，直到民國初年，朱家濟在《關于鑒别書畫的問題》一文中，[42]引述以上文嘉等言論，認為《故宮本》書法不無可疑，遂引起了過去二十多年的學術研讨。
6.啟功《論懷素自叙帖墨迹本》中雲：
故宮卷是重摹蘇本。[43]
利用原作的幹筆較多，連描帶擦，使觀者望去，俨然是那種燥墨率筆所寫成的。[44]
啟功在一九九一年《論懷素自叙帖》中又說：“墨迹大卷正文是另一個摹本……墨迹大卷摹法極精，飛白幹筆，神采生動。而全卷正文，使轉彎曲處，又有遲鈍之感。”[45]接着論《契蘭堂本》雲：“雖可說經過刻石，但它每筆的軌迹全都毫無逾越處，遲鈍處也同樣。”最後說：“大概蘇家本（按指《契蘭堂本》之祖本）也仍是一個摹本。”[46]
7.徐邦達：“故宮墨迹卷《自叙帖》無一筆有做作的弱點，是臨寫而不是摹填。”[47]又“我們都知道臨寫是放筆直書，是以每逢幹筆飛白處，必然絲絲通順，無渾膩之迹……至于自序，則文句又長字又多，幹燥的筆鋒随處可見，但無一筆有做作的弱點，即使用半臨半填高手法來拓寫，也不可能不出一些漏子，是以隻有對臨，方能達到字字不見做作的痕迹。”[48]
8.蕭燕翼：“今傳《自叙帖》字迹非僅雙鈎一種，還有直接臨寫而成……帖中臨寫之字文彭力所未逮，非文徵明莫辦。”又說：“帖中‘狂來輕世界’一句三字枯筆的筆畫處，明顯為雙筆勾畫而成，而非一筆書下的枯筆開杈。”[49]
筆者曾針對蕭氏意見說：
我們承認自叙帖墨迹卷誠如蕭先生所雲，在枯筆處有極少數不尋常的分叉現象，但這是否因那一支毛筆以及特殊運轉法所産生的自然現象？實不得而知。[50]
現在有了新證據，後文将說明蕭氏所言“雙筆勾畫”是實。
9.李郁周析論徐邦達所論諸點，反對徐氏以為故宮墨迹卷“是臨寫而不是摹填”之論，李氏一再說：
事實上故宮卷是映摹本，行筆遲緩軟弱，轉折遲疑停頓，幹筆重複擦描與别筆另加之處，觸目可見，不是臨寫本，對照文征明雙鈎填墨刻石的水鏡堂本《自叙帖》可知。[51]
将故宮卷的摹寫者系于一人，非文彭莫屬。[52]
當筆者提出“反摹本說”及“反文彭說”時，認為較尚主觀的真僞問題實難論定，是以緻力于《故宮本》中比較具有客觀論據的斷代問題，将下限定在北宋末。近人中雖也有認《故宮本》為真迹的，但在證據上并不充分。但是現在發現《故宮本》隻是“多胞胎”之一，其書法問題就可以化主觀的認定為客觀的分析了。
上《契蘭堂本自叙帖》及下《故宮本》書于同年同日，為“雙胞本”（二）《故宮本》的書法分析
如果從嚴而論故宮卷的書法，倒确實有不少誠如上述學者們的指摘，李郁周承啟功、蕭燕翼二氏等的觀點說：
行筆……軟弱，轉折遲緩停頓……與别筆重加之處。
但并不嚴重到“觸目可見”的程度，而且也沒有“重複擦描”和太多“遲緩”的大毛病，因為全卷的書寫速度可稱是快速的。對于“行筆軟弱，轉折遲疑”，各人的官覺感受可能有些差異，個人在反複觀賞時也發現一些用筆轉折及結字的不甚理想之處，擇其顯者如下：第八行“谒見”，第四十三行“姿性”，第四十五行“法、為”，第四十八行“激昂”，第五十二行“一言”，第五十八行“室”，第五十九行“舍”，第六十二行“溢乎”，第六十三行“述”，第七十五行“電”，第九十八行“知、語”，第一〇一行“間”，第一〇二行“忽”，第一〇四行“千萬”，第一〇六行“馳”，第一〇九行“劣”，第一一〇行“父司”，第一一五行“狂來輕”，第一一六行“醉”、第一一九行“奧”字粗筆不論是如何寫成的，也與全卷不協調，第一二二行“徒”，第一二三行“愧”等字，對筆者來說都有些扭捏不自然處。
然而當筆者在驗證《故宮本》墨迹卷是否如蕭燕翼及李郁周二氏所舉字例定為“摹本”時，雖也覺得那些字出乎常情，不易解釋，當初隻是以偶發或突變的分岔現象來了解，因為細審之下，絕不是李氏所謂的“摹本”，如此而已。
其實筆者對《故宮本》的書法本身，曾在北京大學對“中國書法線上”網站的唐朝轶說：
也不是說全部都寫得那麼好，有些地方寫得也不是很好。[53]
筆者在《書法鑒定》書中，也曾說：
筆者實并未将《自叙帖》的書法視作無瑕的懷素最高代表作。[54]
現在因為确定了這是“映寫”的本子，再将《故宮本》及《流日半卷本》兩《自叙帖》墨迹本以及《契蘭堂本》三者互勘，倒确是可以驗證蕭氏的“雙筆勾畫而成”以及李氏所謂“别筆另加之處”的幾個例子：
1.“入”（見第六十五行“勢入座”）
《故宮本》在左撇筆的下方有一較短類似賊毫的細筆，水鏡堂刻本據母本稍加改善，仍然有點突兀不自然，另驗《流日半卷本》及《契蘭堂本》均無賊毫現象，至此方知《故宮本自叙帖》的作者在映寫時發現這一撇寫得太細，或又因其祖本略有飛白如《契蘭堂本》，是以趁勢補加一筆，卻因提筆太高而寫得太細，運筆有些遲疑，又與第一筆分得太開，如再補一筆又擔心會太粗或亂絲了，是以就留下這不自然的一筆。當摹刻《水鏡堂本》時，以刀代筆，反而遮掩了墨迹本的軟弱，是以刻本反比母本的墨迹本好。
2.“來”（見第九十行“醉來信手”）
《故宮本》“來”字左半第二折處分叉成兩股，《流日半卷本》及《契蘭堂本》皆未分叉。《故宮本自叙帖》兩股作平行之勢，而左股稍短，右股稍長一厘米餘，已不合常理，在如此情況下，末一筆起首落筆處竟然又能合成一股，毫無分叉現象地以細筆開頭，這在快速的聯筆動作之中是絕不可能發生的現象！這種情形，除非書寫者在發現分叉之後，停筆在硯池上舔筆整毫後再繼續書寫，這最後一筆才不會再分叉。但我們知道，如是懷素親筆，當其振筆疾書時，不可能在一字的半中間突然停筆去整理筆毫的！即使硬說他這一次因特殊緣故而停筆了，也不能解釋那分叉的兩股，其長短有這麼大的落差，這顯然不是一筆完成的現象！誠如蕭燕翼氏說：“明顯為雙筆勾畫而成，而非一筆書下的枯筆開杈。”[55]
當吾人将“來”字比勘《流日半卷本》及《契蘭堂本》時就可了然其緣由，因為那兩本的同一筆都較粗而并無分叉現象，（而《水鏡堂本》依樣照刻），追究《故宮本》之分叉，實乃在左方第一筆寫完之後，發現較母本太細，于是趁勢再補一筆，因為要求快速運筆揮毫時，未能将補筆與第一筆合成自然的一筆，故而形成這令人生疑的異常開叉現象。
在《自叙帖》中的第一一五行，又有一個大書的“來”字，《故宮本》竟然也出現同樣的分叉現象，雖然《流日半卷本》隻到第九十四行為止，無可比勘，但《契蘭堂本》第一一五行同一字的這一筆也較粗而無分叉的現象。（按《契蘭堂本》“來”字第三筆末梢上翻，與第四筆的起筆完全反向而不相聯貫，如要說《契蘭堂本》的祖本是懷素真迹，也令人難以置信！是以這也呼應了啟老以為《契蘭堂本》的祖本也是一個摹本的推論了。）這顯然又是因為《故宮本》在快速映寫的過程中寫得太細了，是以又補上一筆的結果。
3.“輕”（第一一五行“狂來輕世”）
接着上舉同一行的“來”字，下方的“輕”字，“車”旁第二筆也出現不合常理的分叉複筆現象，《水鏡堂本》也照樣畫葫蘆，而《契蘭堂本》并不如此。但這隻是兩本間的“小異”，若合第一一四行與一一五行兩行共觀之，《故宮本》與《契蘭堂本》間的結字與行款顯然是“大同”，二者一定是根據同一祖本快速“映寫”複制而成的。
4.此外筆者對蘇舜欽補書本，也曾在拙著《書法鑒定兼懷素自叙帖》中說過，當時容或有多本懷素《自叙帖》真迹傳世，也不可能每一本的前一紙都糜爛了，而讓蘇氏在每一本上補書了六行。[56]是以在北宋時，應當隻有一本是蘇氏補書本，而在傳世作品中就已經至少有《故宮本》與《契蘭堂本》兩本補書本了！若果真如啟老所雲：
卷首自懷素家長沙起各行筆迹一緻，與蘇舜欽自書跋尾草體不同。
即以這六行論，筆法與後邊正文絲毫沒有兩樣。[57]
這也的确是吾人對《故宮本》與《契蘭堂本》的困惑，[58]不是也說明了這兩本都不是當時蘇舜欽的補書原本，都是從首至尾由一人書寫，是以使得“沒有一卷從第七行起是懷素真迹”的結論，更具說服力了。
上《契蘭堂本自叙帖》及下《故宮本》均有同年同月同日邵周重裝及蘇耆、李建中題記，為“雙胞本”（三）印證蕭、李二氏對《故宮本》書法的觀察
筆者過去諸文似乎專向李郁周兄表示異見，其實李氏對《故宮本》書法的指摘承啟功、蕭燕翼二氏的論點，有一部份是正确的，隻是認為李氏不能用刻本去推翻其母本而已。筆者之不同看法主要有四點：一、《故宮本》非是鈎摹本而為“寫本”；二、《故宮本》不是文彭摹本，且能将《故宮本》的斷代下限提前為北宋；三、《故宮本》宋、明跋皆真；四、厘清《故宮本》實為《水鏡堂本》的母本。如此而已，筆者也從未表示此卷為真迹，是以隻有對李氏的一部份舉證，如紙幅、行款、行氣、行間挪讓穿插等等，因為這些都是從誤解子母關系以及摹刻和剪裝時的調整而來，故而不能同意之外，其實本文對《故宮本》書法的重新審察，很多是在呼應與印證李氏對《故宮本》在書寫時筆墨上缺失的指摘，諸如：點畫氣勢呼應承帶不當、連筆提按不分、粗細不别、墨色枯幹、飛白開叉别筆另加、行筆拖沓怯弱、線條缭繞、轉折輕率、摹寫疑誤等等，[59]雖帶有主觀的審美标準，但大都言之有物，确實暴露了《故宮本》不是懷素親筆的蛛絲馬迹。
而特别令人感到興趣的是，李氏并未挑剔刻本中甚多不及墨迹本之處，而專去針對摹刻本中的優點去指摘其母本書法上的弱點，在方法上雖有偏頗，但所得結論是正确的。從此一個案，益信摹刻高手的确如魔術化妝師一般，可以化腐朽為神奇。此語雖不免誇張，因為《故宮本》絕沒有那麼不堪，隻是以懷素的标準去衡量，墨迹中的弱筆不應出自懷素親筆，确實經摹刻之後被強化了。
李氏将《故宮本》說成“鈎摹本”雖非正确，但後來提出“映摹”說，其實接近筆者的“映寫”說，是合乎事實的。隻是其論說的目的在指向文彭因而與筆者的結論不同而已。在李氏之前，蕭氏繼啟老也已正确指出“來”字的分叉處：“為雙筆勾畫而成”；李氏繼之對《故宮本》墨迹中用筆缺失作更細緻的辨識，共同指向了《故宮本自叙帖》并非是懷素親筆，确實是值得吾人肯定的。
九、宋人摹本風氣與《自叙帖》複制技法
上述《自叙帖》有“多胞本”的現象，這是因應需求的必然現象，猶如明清時代摹刻、翻刻本的流行，以及現代影印技術一再的改進，而産生各種品質和價碼的複制品和印刷品一般。
首先吾人須了解，由于古代，特别是唐代，從帝王到書法界對前代名迹的珍視、收集的狂熱風潮，大幅度地促進了書迹複制法的提高，除了唐太宗命當時的擅書書家各自徒手臨寫《蘭亭集叙》之外，唐人也将硬黃鈎摹的技法發展到極緻，使後人難以為繼，一方面也是因為到了宋代發展了可以大量複制的刻帖法，漸漸取代了一次隻能鈎填一幅的精品複制法，是以宋人鈎填的古法書相對減少，而朝向摹刻及傳拓方向發展；但是逼真的高檔複制品仍然是藏家争取的對象，并未被刻拓本取代。可見唐宋時期對古法書的複制術早就已經發展到在現代照相影印技術發明以前的純手工技法的高峰時期。認知了這樣的背景之後，進一步再對《自叙帖》多胞本的複制技法作一試探，使吾人了解這些彼此逼似的“多胞本”是如何産生的。
（一）宋人摹本風氣
本文一開始就介紹“宋元流傳數本懷素《自叙帖》”，就是基于上述曆史背景的産物。在此再補充一些北宋時代相關資料，以認知當時“多胞本自叙帖”産生的時空氛圍。
米芾《書史》不但記錄了同時代好友王诜，也包括葛藻等的作僞狀況。又記錄了蘇耆家藏三本《蘭亭》，其“第三本在蘇舜欽房……固在第一本上也，是其族人（蘇）沂所摹。”[60]故知蘇沂善于制作古法書的摹本，其品質勝過第一本之蘇易簡題贊本。
米芾又曾記，蘇州邵元伯“收蘇沂所摹張颠《賀八清鑒帖》，與真更無少異。又摹懷素《自叙》，嘗歸餘家，今歸吾友李錞，一如真迹。”[61]可見米芾嘗自收一蘇沂摹本《自叙帖》，後歸李錞。米芾也曾為蘇液題蘇子美家本。（按此二本未必是同一本，因蘇液本無李錞蹤影）可見摹本的風氣在北宋時期仍在盛行，究其是以，乃是繼承唐初摹王羲之書迹，及武則天時代摹王氏一門書法的遺緒。
與米芾同時的大書家黃庭堅在《跋翟公巽所藏石刻》中也記錄了葛蘊（字叔忱，嘉祐八年（一〇六三）進士）僞作的事迹：“李翰林（白）醉墨，是葛八叔忱赝作，以嘗婦翁諸蘇，果不能别。”[62]“諸蘇”當是蘇舜欽、舜元輩，可見蘇氏周邊也有不少僞仿高手。黃庭堅又曾在《與黨伯舟帖》中提到當時有一位善于臨摹的書家唐林夫（名垌，熙甯初賜進士）有一張特制的“臨書卓子”（即桌子）：
唐林夫作一臨書卓子，中有抽替（即抽屜），卓面兩行許地，抽替中置燈，臨寫摹勒，不失秋毫，知此制度否？[63]
雖然從這一簡潔的描述中，不能完全了解此桌的結構，而且宋代尚無透明的玻璃闆，但既然特别設計在抽替中置燈，而且臨寫摹勒，“不失秋毫”，令人聯想起二十世紀利用玻璃桌子由下方電燈照射的摹寫裝置！無論如何，唐宋人精準的鈎摹響拓技術，必定也同時發展出一種特殊結構的桌子，由此一描述可以得到了證明。
由此可以明白《故宮自叙帖》有“多胞胎”問題，而且是“克隆”複制成的量産品，就是以上時代氛圍的産物，不論是從書法的用筆結字和行款以及印章的一緻性，以及無巧不巧地同在南唐的“建業文房”中收藏，是以肯定它們都是複制的同胞兄弟本，其中并無母本或祖本之别。然則如何解釋其制作方法，以及墨迹中的特殊筆迹現象？
《契蘭堂本》蘇舜欽補書，紀年（1048）為複制本之上限（二）《自叙帖》“多胞胎”的複制方法
經過将《自叙帖》如此相似的“多胞胎”各本（包括兩本墨迹《故宮本》及《流日半卷本》和一本拓本《契蘭堂本》）的筆法、字形及大小，上下字牽絲、整行的行款，甚至左右行間的關系等等，無不具有高度近似，但又各有優劣，三者之間有同胞關系而無母子關系，現在要問的是：究竟這些如此相似的“同胞本”是如何制作的？這要看以下諸條件來決定。
因為從《故宮本》的紙質及墨法來看，是白麻紙而不是硬黃；《流日半卷本》雖未見原件，然從墨法觀之，與《故宮本》當屬同類，這種紙都不适合作纖毫逼真的雙鈎廓填。雖其透明度并非毫發畢現，但仍能粗略映見下層字影，這是物質上的先決條件。
從兩墨迹本的字迹來看，除了極少數是例外有補筆之外，全是單筆書寫的“寫本”，沒有鈎填的痕迹。以投影用的透明片，将三本作互相重疊比勘的結果，二墨迹本每行字的大小行款是可以重疊吻合的，而在行間則有或多或少的移動。
綜合以上的觀察，這三件“多胞胎”作品的實際制作程式，據筆者個人的了解，提出可能的制作方法，并将這種複制的方法定名為“映寫”。而在李郁周諸文中，先後對《故宮本》的書寫性質，原在“雙鈎填墨”與“映摹”之間遊移，其最接近的說法是：
故宮卷是就原本映摹書寫的，點畫字形與原本大抵相似，但無法完全吻合。[64]
這個結論基本上是正确的，是相當接近事實的。（隻是不該以《水鏡堂刻本》作為證據）筆者對“映摹”這一詞彙也可接受，但是為了強調書寫速度的不同，《故宮本》較少“摹本”用筆遲緩的缺點，較多“寫本”的線條靈活度，是以改用“映寫”似乎較為恰當一點。
以下為筆者推測的“映寫”可能制作方法與步驟：
1.為了不污染原作，它們不可能是直接映着原作書寫的。
2.是以，先要制作一個供“映寫”用的“底本”。用不透墨和較具透明度适于鈎摹的紙，映着原迹隻求制作一個粗具形似及行款的鈎摹本，填墨時不求精細，因為這是不用擔心在覆紙其上映寫時會被污損的底本而已。
3.在正式“映寫”制作前，先面對原迹細察，并揣摩其用筆轉折牽絲和聯綿字，臨寫精熟。
4.然後以白麻紙或其他書寫用紙，覆寫在先前制作好的鈎摹底本上，像描紅一樣的映着鈎摹本的字影，用單筆快速“映寫”而成。隻有在用筆較原迹過細的地方，試圖用重複方向的運筆以加粗其線條，當複筆不順時就會露出不自然的破綻，如前文《故宮本的書法問題》所舉之“人、來、輕”諸字。
5.在“映寫”複制的過程中，由于并沒有将待寫的紙與下層的底稿加以嚴格固定，是以映寫的主要機關是一行，每當續寫第二行時，上層的紙常會有或多或少的小幅度移動，這是吾人将兩幅墨迹本投影套疊時發現每有行距差異的原因，特别是《契蘭堂本》，明顯看出因兩次摹刻剪裝對其行距間的改變。但是在同一行内，其結字的大小、行款的欹正，基本上是一緻的。三本相異處乃是在每次的蘸墨量以及快速書寫中所不可能避免的筆畫長短和弧度的些微差異，以及筆畫中用墨濃枯的不同。這正是證明了這三件絕不是以鈎摹手法所制作的複本。
但是即使這些複本不能完完全全地套疊在一起而略有參差，對這樣純熟精準的掌握度，足以到達令人驚訝的程度，因為人手究非機器，而這種近似度，已經是像機器一般了！是任何沒有高度專業訓練的現代人所能做得到的技藝。這絕對是古代“映寫”能手中的一等高手的複制絕作！并且由于這三件都是用單筆書寫的，其筆性的近似度已經分不出有第二手的存在，而且是由同一手在同一時段内用同類的毛筆所書，否則其間的差異性會增大。由于任何大書家不可能如此“克隆”自己的作品，更不用說“狂僧”懷素！再加上同一套“建業文房之印”和蘇氏家族收藏印，更肯定了“複制”的特質。是以可以肯定這三者之中絕沒有懷素的親筆存在，全是根據懷素《自叙帖》原作的“克隆品”。
十、《故宮本自叙帖》之斷代與作者推測
排除了《故宮本》為懷素的親筆，仍然剩下該卷如何“斷代”以及誰是可能的制作者問題。
（一）斷代在北宋一〇四八—一〇九六間
筆者在《書法鑒定》中證明《故宮本》上的“趙氏藏書”印為趙鼎真印，是以将該帖文書寫年代的下限，可初步定到南北宋之際的趙鼎（一〇八五—一一四七）。[65]
後來故宮何傳馨發現《故宮本》卷首有“邵葉文房之印”與宋跋上該印相符，可将上限提早到北宋末的邵葉（約一〇九六年前），故筆者說：“這一年距蘇舜欽于一〇四八年補書前六行的時間隻有四十八年而已。”[66]（圖見《書法鑒定》二六五頁）
再進一步來推論《故宮本自叙帖》的書者。
由于對“建業文房之印”及蘇氏家族印，在目前也未找到有效區分印泥及斷代的方法，是以隻能作假設和推理，那就是保守地說：故宮墨迹卷自叙帖帖文，也包括帖尾蘇耆、李建中、邵周等題跋，如均出于蘇舜欽一人手臨，則蘇氏諸印皆真。而卷後題跋皆真，其合裝成卷或至少同藏一處的下限在北宋邵葉。[67]
先回頭看看較早學者的看法：
啟功在一九八三年《論懷素自叙帖墨迹本》中說：“故宮卷重摹時間在真跋紀年紹興三年一一三三之後。”[68]徐邦達在一九八七年說：“故宮卷可能是蘇舜欽一手書寫的。”“故宮卷也可能是蘇舜欽以後之某人臨于《淳熙秘閣續帖》刻帖之前。”[69]
至于筆者個人在《書法鑒定》一書中，對《故宮自叙帖》的真僞和作者問題，有以下的總結：
《自叙帖》帖文書迹極可能不是真迹，也非摹本。如果不能證明“建業文房之印”及蘇耆和李建中的題記為真的話，則其下限定為北宋前半期，極可能出自蘇舜欽之手。[70]
又筆者于二〇〇五年四月間在北京大學接受唐朝轶的專訪時也說：
這是永遠會有争論的，喜歡這件書法的覺得這就是懷素，如果覺得這件書法還有一點缺點的話，那你就可能保持懷疑，但是時代不會晚于北宋，甚至不會晚于南唐。[71]
然而因為發現了《流日半卷本》居然是與《故宮本》同出一手的“多胞胎”複制本，連同南唐的“建業文房之印”也被發現是出于複制或不钤于南唐，是以已經絕不會有提早到南唐的可能。
何傳馨又将《故宮本》卷首壓在“群玉中秘”左方的半個大官印考證為北宋的“南昌縣印”插圖四，與遼博藏歐陽詢《行書千字文》卷首騎縫印相同。其後何碧琪同學又指出故宮孫過庭《書譜》卷首騎縫大印可能為同一印，但此印模糊，自《石渠寶笈》以來即不能辨讀，然筆者以歐陽詢《千字文》卷首該印核對，可以肯定為同一印。其年代可能與蘇轍于紹聖三年一〇九六谪居江西時為邵葉題跋有關，是以最後可以将《故宮本》鎖定在北宋。今根據前文推論出：
1.《故宮本》已經不可能是懷素親筆原迹。
2.《故宮本》的下限年代至晚也在南北宋之際的趙鼎，或可提前到北宋邵葉收藏的一〇九六年前，上距蘇舜欽補書時最多隻有四十八年。
右《故宮本》及左《契蘭堂本》有完全相同之誤書“模楷精法詳”，應為“楷法精詳”，故為“雙胞本”
懷素《自叙》所引顔真卿原文為“楷法精詳”，董其昌自跋《臨懷素自叙帖》亦作“楷法精詳”（康益源藏本）（二）作者推測：蘇舜欽？蘇沂？
再進一步推論究竟《故宮本》是何時何人所書，好像已經是呼之欲出了！
在拙著《書法鑒定》一書中對《故宮本》的主要論旨在證明它是“寫本”，而不是任何人的“摹本”，但從未斷定此書的真僞，誠如筆者說：“推論墨迹本上“趙氏藏書”印為真，并不意圖推論《自叙帖》是懷素真迹，隻是與其斷代有密切關系。”
又對《故宮本自叙帖》的可能性質和作者作出了以下的說明：
按理，經蘇子美補書之懷素自叙帖隻有一本。即使懷素生平将此得意之文，一書再書，但每卷之間必有差異日期及書法，也不會在前六行都不約而同糜爛了。其是以會有這麼多都是由蘇予美補書前六行的自叙墨迹本，有兩種可能：其一是蘇予美除了為原迹補書之外，又臨出若幹卷：因為他為了使補書起首六行的品質，逼近第七行以後的全卷，于是努力臨習，務求其筆法形神并似，是以産生了許多大同小異全卷本的副産品，都流傳下來，全被後人誤認為真迹。其二，當時蘇子美補書隻有一本，其後成為名迹，遂為後人重臨重摹或重仿，流傳到後世，都在懷素名下。[72]
這一推測在前人的研究中，與徐邦達先生說的最為接近：“故宮卷可能是蘇舜欽一手書寫的。”[73]
筆者在檢讨李郁周“映摹說”時說：“它實是一個寫本”，[74]又說：
将故宮墨迹卷作細密全面的“臨床診斷”之後，判定它不是“摹本”而是“寫本”，其實是将問題複雜化了。因為“寫本”所包括的範圍甚廣，從正面來看，他可以是“真迹”；但從反面來看，它可以是“臨本”，也可以是“仿本”或憑空捏造的“僞本”。[75]
墨迹卷《自叙帖》若非懷素真迹，則取決于故宮卷帖文的真正書寫者而定。蘇舜欽是最可能的人選。若果是，則上限為慶曆八年（一〇四八）。[76]
其實在宋代的記述就有三本《自叙帖》，若三本都有蘇舜欽的補字，則誠如筆者所雲：蘇氏為了補寫前六行，于是反覆臨摹以求逼肖，這些就是當時的副産品。上述的那一本所謂《真迹本》也應是蘇氏的副産品之一。[77]
以上引文最後一句中的《真迹本》，就是本文已證明的《流日半卷本》墨迹本的黑白翻轉版，現在發現了《流日本》墨迹本，就有了進一步的肯定。
懷素研讨會後，筆者在北京大學接受“中國書法線上”網站唐朝轶的專訪，談到《自叙帖》的斷代和作者問題說：“如果這些印（騎縫印）是蘇舜欽家的印，是蘇舜欽蓋的，那前面補書的六行，就是蘇舜欽補的，而且蘇舜欽補的時候就認為後面就是懷素的真迹。”
後來談到科技檢測的結果：
我們第一次檢測不出來，結果日本文化财的新儀器可以分出第一紙和後面整卷的紙不一樣。而且，好像也能夠分得出墨色的不同，前面六行跟後面不一樣，如果真的是不一樣，我在中央美院的演講申也已經提到就是前面六行極可能是蘇舜欽的真迹，後面的自叙帖至少在蘇舜欽眼申認為是懷素的真迹。[78]
但是經過将《流日半卷本》與《故宮本》比勘之後，那樣樂觀的期待也落空了！而且原以為這是古書畫鑒定的“模糊地帶”也明确化起來，于是又回到蘇舜欽身上。
這一點，徐邦達先生也曾表達過相同的推論。因為他注意到《契蘭堂本》後蘇舜欽的補書題跋中，在草書四行之後有小字年款三行，其書法與李建中題字“極為相似”，因而不能排除蘇耆、李建中、邵周、王紹顔四則題記，均出于蘇舜欽一人手臨的可能性。”[79]何況這幾則題記與《故宮本》也是“雙胞案”！
不過這樣的推論，也讓徐老不安，因為蘇耆是蘇舜欽的父親，是以我們是在陷舜欽于不義，說他同時僞臨了他父親的題記，也私蓋了他父親的印章！”[80]（按：甚至也僞蓋了“建業文房之印”）
這個理由，雖然并不構成推翻蘇舜欽所摹的必然性，但确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在并不排除蘇舜欽的同時，有無其他的可能性？
如果蘇舜欽不會僞臨其父的題記，則又是誰、在什麼時候複制？是以徐先生又說：“故宮卷也可能是蘇舜欽以後之某人臨于《淳熙秘閣績帖》刻帖之前。”[81]若然，則騎縫上的五方蘇氏家族印也應該是假的？而穆棣曾證明此五印為真，[82]那麼是“真印僞蓋”嗎？可見這一真相，還需要更充分的證據來破解。
徐老提到“蘇舜欽以後之某人”，于是又令人想起蘇舜欽家族的後代臨摹高手蘇沂了。前文《宋人摹本風氣》中述及米芾稱贊蘇沂摹《蘭亭叙》及張旭《賀八清鑒帖》的品質，米芾自己也曾收藏蘇沂所摹《自叙》，并贊其“一如真迹”。是以在目前蘇沂也成了蘇舜欽之外的不二人選了。從上述種種迹象來看，在時間上，在收藏原迹的關系上，在書寫能力和譜系上，在記錄上，全部指向：如果不是蘇舜欽，就很可能是其後代族人蘇沂了！
十一、《故宮本自叙帖》的題跋問題
證明了《故宮本》不是懷素親筆，那麼與《自叙帖》同紙卷尾的南唐、宋初題記的真僞問題，以及卷後的兩宋人題記[83]與《故宮本自叙帖》是否原配？或何時移配？二問題尚待厘清。
（一）蘇、李及南唐題記問題
筆者在《書法鑒定》中曾對《自叙帖》的《故宮本》卷尾同一紙上的蘇耆、李建中及南唐的重裝題記加以細審，[84]其結論是：
a.三者次序後先位置颠倒并不是問題。《契蘭堂本》可能在摹刻時擅改。
b.三者并非鈎填而是寫本。
c.其中蘇耆與南唐題記皆為孤本，難以比勘；李建中與其傳世真迹如《土母帖》《同年帖》及《貴宅帖》等秃筆自在的書風略異，真僞難定。
可見并無确證為真或僞的實據！可是這三者真僞又緊密聯系到《故宮本》的斷代和可能的書寫者，他們是互為依存的。
現在因《流日半卷本》的再發現，可以證明故宮墨迹本的年代不可能到達南唐，如果那一組蘇氏家族及舜欽的印是蘇舜欽親自蓋上去的話，那麼當以蘇舜欽為最可能的人選，或是以他為上限。
此一結論，可以将筆者原先對蘇、李、南唐題記皆非摹本，及蘇、李“二人題記并非出于一手所寫”的觀察作進一步的推論和修正。
由于這三則題記寫在《故宮本》卷尾的同紙上，而它們的紀年都比蘇舜欽的補書紀年為早，既然《自叙帖》的上限是蘇氏，是以絕不可能是真迹，這與上述比觀李建中的其他書迹時認為略有差距是符合的。至于原先對蘇、李二人書法“并非出于一手書寫”的觀察，應是臨寫者頗能掌握蘇李二人原迹中不同的結字，故而在細勘時有所區分，故筆者仍說；“尚待解的問題在于是否為以上各人親筆或出自他人臨寫，這才是難題。”[85]可是現在這一難題也解決了，那就是卷尾同紙上的蘇耆、李建中及南唐兩行題記全都是“映寫”的，不是真迹。
（二）宋人真迹題跋移配下限
在《故宮本》的後隔水之後，尚有十則南宋初年以前的題跋，筆者曾在前書進一步證明前賢“跋真”的鑒定為正确。其中，包括了杜衍（一〇五四），在蘇舜欽于慶曆八年（一〇四八）補書後的六年，即使其他北宋人如蔣之奇（一〇八三）題、蘇轍（一〇九六）題和邵葉（一一〇三）題相距也隻四、五十年。現在的問題是，他們的跋文中雖未涉及《自叙帖》的真僞，以常理推論，他們對所題的當然認為是真迹，然而現在我們已判定《故宮本》不是懷素親筆，那麼要問這些題跋原來題的還是《故宮本》嗎？因為以上北宋人的題跋除了杜衍之外，其餘全都距蘇舜欽隻三、五十年，他們在題跋時，難道會将蘇舜欽或稍後人所制作的複制品認作三百年前左右的懷素真迹嗎？
特别是身為蘇舜欽嶽父的杜衍，他本人也以草書聞名當世，斷不至于會在他女婿蘇舜欽六年前才“映寫”成的《自叙帖》上題詩：“武功家世久相傳”，還說此卷是蘇氏的傳家寶吧！是以徐邦達等諸先進所雲故宮本的宋跋為後配是正确的：“故宮卷杜衍以下宋人題跋移裝而非原配。”[86]
至于移裝成一卷的下限，已如拙着《書法鑒定》所雲至晚在南宋初的趙鼎，因為卷中每一接縫皆有趙氏印。假如卷首“邵葉文房之印，也是真印，則合裝成卷的時間又可提早到北宋末年的蘇轍為邵氏題跋的一〇九六年了。（圖見《書法鑒定》三三四頁）
（三）《故宮本自叙帖》不是“蘇液本”的本尊
根據上述的讨論和認識，吾人須重新認定《故宮本》的歸屬：
1.宋人及曾纡等所跋的原本确是“蘇液本”；
2.目前《故宮本》後的宋跋是在北宋末移配而來；
3.是以可以确定《故宮本》不是原來的“蘇液本”，而是其替身僅就此點與李郁周相同，然時代當為北宋。這一結論，是筆者要向讀者慎重糾正拙着《書法鑒定》一書中，将《故宮本》定為“蘇液本”，是承襲舊觀念下的“誤判”，特此更正！
由左《契蘭堂本》可證《故宮本》“來”字分叉為“雙筆勾畫而成”。且第三筆上翻，不連下一筆，與《故宮本》大異，知二者非母子而是同胞本。又由《契蘭堂本》可證《故宮本》的“輕”字，第二筆誤寫成複筆分叉狀，故不可能為懷素親筆。十二、總結檢讨與《故宮本自叙帖》的定位
由于《流日半卷本》的出現，澄清了《故宮本》真僞之謎，然而在一年前中日合作的高科技檢測中，頗多對《故宮本》有正面的結果和新的發現，當何傳馨氏在懷素自叙帖的研讨會中報告後，使筆者等所有參與者甚慼振奮！值此故宮正式發表《檢測報告》之時，筆者應當對幾乎相反的結論有所檢讨與說明，以免讀者産生新的迷惑。
（一）對故宮懷素《自叙帖》高科技檢測結果的回應
中國台北故宮博物院在石守謙院長的企劃下，已由書畫處何傳馨先生與日本東京文化财研究所開啟了首次合作，在二〇〇四年十月中，由東京攜帶高精細、紅外線透射，及熒光數位攝影器材來中國台北故宮對懷素《自叙帖》進行六天的拍攝檢測工作，經過一年的整理與籌備，預定二〇〇五年底發表專書：《懷素自叙帖檢測報告》，為未來對古書畫進行非破壞性科學檢測奠定良好的基礎，除了進一步肯定拙着《書法鑒定》也已經論證的《故宮本》為寫本，非出鈎摹，以及書迹殘補等等确證為《水鏡堂刻本》的母本等等之外，這次中日合作對《故宮本》高科技檢測與本文推論直接相關，但在表面上與本文牴觸者有以下兩點，并參考《誤診學》[87]一書的啟示，試提出方法上的檢讨：
1.第一、二紙的紙質差異
檢測結果，顯示第二紙較第一紙的纖維較長，質地較緊密均勻，熒光攝影下顯示第二紙有明顯的橫向羅紋，然對于第一、二紙書迹“墨色”的檢測，隻能顯示“略有不同”而已。
對以上檢測結果，何傳馨《懷素自叙帖卷檢測報告》的小結，正确客觀地指出：
固然不能完全證明此卷就是米芾所見蘇舜欽所補的一卷，不過至少符合蘇舜欽本必需是以另一張紙補書的必要條件。[88]
筆者對此也完全同意，可是雖然符合了蘇氏補書的條件，但也不排除複制者刻意為這第一紙的六行選用了不同的紙張，甚至于磨了不同的墨汁。是以紙墨雖與第二紙以下不同，仍然不能證明前六行為蘇舜欽補書，以及第二紙以下是懷素真迹；也就是說并不能排除此卷自首至尾出于同一手筆。
因為當吾人隻要将《故宮本》前二紙自開首六行起與《契蘭堂本》以及與《流日半卷本》的三十行互勘時，三者既不互相鈎摹又如此近似，且難分優劣的情況下，真是令人訝異：（1）懷素居然會在同一天如此精細地“複制自己”嗎？甚至連誤書之處也要照樣複制？（2）又那麼湊巧兩本的前六紙都不約而同糜爛了？（3）又都同時被南唐内府收藏？（4）又同時重裱并轉入蘇耆和蘇舜欽的收藏？（5）又在同一日經李建中題記？（6）然後又在同一日都被蘇舜欽補書了？而且補得這麼近似？世間竟有如此多重巧合的事嗎？是以高科技的檢測雖在“辨僞”上較為有效，但在“鑒真”上仍然有其困難度和限制性，如果沒有《流日半卷本》的重新研究，筆者也幾乎在懷素自叙帖研讨會後與其他學者同樣沉浸在《故宮本》極有可能為懷素真迹的歡樂憧憬之中！
站在科學的立場，吾人尚須追究：（1）墨色尚未确證為兩種不同材質，因為同一種墨汁寫在不同性質的紙上，一定會産生不同的墨色。（2）手工制紙能有機器紙那麼均勻嗎？局部攝影能代表全部嗎？檢測時是否應該避免局部取樣而擴大或全面取樣？（3）吾人能徹底排除複制者刻意将第一紙選用不同的紙張和墨材嗎？
2.騎縫印的印色差異
檢測結果，顯示“建業文房之印”與蘇氏五印中的“武功之記”、略有深淺之别或色澤略近，而“趙氏藏書”明顯較淡。在熒光攝影圖像上也呈現深淺差異。何氏對此檢驗的小結是：
可以确知“建業文房之印”、蘇氏五印及“趙氏藏書”各用不同的印泥钤蓋，符合其不同歸屬的情形。
此一結論中，“趙氏藏書”本來在肉眼下也能明顯見出印色之不同，但建業印與蘇氏印的印色，肉眼難以區辨，現在用高精細及熒光攝影也隻能作出略有深淺之别，甚至于色澤略近。筆者的問題是：（1）不排除僞作者将建業印刻意選用不同印泥钤蓋，又由于印泥是少量手工制品，正如當今恐怕絕無隻有一盒印泥和一種印色的書畫家，想作僞者，更無例外，是以何氏自己也補充說：“本次檢測暫不考量僞作者在钤蓋時刻意取用不同印泥的情況。”
（2）即便使用同一盒印泥，當吾人在钤印時，每次将印石撲沾印色時也有輕重之分、均勻與否之别，再加钤印時施壓亦有大小，因而呈現不同印色。在以上狀況下，科技檢測是否仍能正确判定是同一印泥而不會檢測出不同印色？這也可能是非破壞性光學攝影檢測法的限制吧！
（3）又此次高科技攝影取樣時是否遍及其他各縫？其他各縫印色是否都能顯示同一結果？或隻是兩、三縫的現象？總之，吾人應該盡量避免以偏概全擴大诠釋的錯誤。
本來，中日合作科檢的結果非常客觀和科學，其結果也對《自叙帖》的時代和真僞提供了非常正面的訊息！是以讀者或會認為筆者上述的商榷和回應過于嚴苛，是太高估了北宋時期的僞作伎倆，而陷入了用現代人的思維去臆測其情境來懷疑古人！故而問：古代人竟能設計和執行得如此天衣無縫嗎？他會刻意将所謂補書的第一紙換用不同的紙和墨，又在钤蓋南唐和蘇氏印時刻意使用兩種不同的印泥嗎？筆者的答複是：一是目前對古代書畫的科技檢測仍在起步階段，其檢測和解讀是否百分之百的周到和精确，仍有待考驗；二是使用不同的紙墨和印泥來使複制品逼真，難道又是深奧的思維和難行的事嗎？是以，吾人似乎也不能太低估了古人的智慧！當時的米芾及其周圍，不就有很多黠慧的故事流傳嗎？如果仍然不能接受上述的檢讨和回應，則又如何解答“雙胞”和“三胞”所留下的種種疑問呢？
由1《流日半卷本》及2《契蘭堂本》可證3《故宮本》之“入”字為“雙筆勾畫而成”，4《水鏡堂本》刀刻勝墨迹3.科檢的限制與誤區
是以，誠如拙着《書法鑒定》第六章：《書法鑒定的科技化及其限制》中指出，科技仍有其限制性以及使用方法上的精密周全與否之别。若檢測不能得到絕對值而隻是近似值時，應當普遍采樣檢測，以免誤判！正如筆者在前文《誤診學一書的啟示》一節中，曾引用以下一段：“病理診斷，是臨床斷的法官，但是取材部位、取材過小以及同一張病理切片，不同的醫生可能會得出不同的診斷結論。”[89]吾人科檢書畫也應避免類似的誤鑒。
讓我們再重溫一下拙着《書法鑒定》前文中《科技鑒定西洋畫成果的借鑒》一節，引用《紐約時報》在二〇〇四年六月十九日刊出一篇關于科技鑒定繪畫的文章：《藝品真僞，計算機給答案？以科學技術鑒定佐證，準确度約百分之七十》，其副标題可以說是肯定了科技對鑒定的幫助，但是還有百分之三十的誤內插補點，是以在應用與解讀科技檢測時還是由專家主導，誠如藉由光片可以判定你有無肺結核？但光片本身是透過專家的研判和解讀才能告訴你有無肺結核。然而不同的醫生判讀同一光片會得出不同的結論來！
是以在上引一文中就有類似的話：
我們往往以為藝品真僞早就交給科學技術鑒定了，實則不然，直到現在，光譜學、脫氧核糖核酸鑒定和色素分析等技術，還是取代不了專家的意見。
這套系統會找出一些規律，但我們無法決定這些規律是否有意義？……我們要聽專家的意見，我們可以向他們提供數字，他們負責解釋這些數字。這種互動才是我們計劃的真正價值所在。
總之，筆者認為，既然《故宮本自叙帖》是有蘇舜欽補書後的“多胞胎”之一，則此卷書法時代的上限為蘇氏補書的一〇四八年，是以不論補書第一紙的紙質、墨色有無不同，南唐“建業文房之印”及蘇氏五印的印色相異，都不能改變這是北宋複制品的事實，因為以上的不同，都是可以由僞作複制者輕易做到的。即使有一天能證明南唐及蘇氏印皆真，也無法證明這些印是在南唐，以及是由蘇舜欽“親加钤蓋”上去的。一如兒孫可以僭用其父祖之真印一般，因為懷素自己絕不會“複制”或“克隆”自己的作品，也不會同時傳至南唐内府和蘇家，是以上述的“三胞”絕不是懷素親筆。至于這“三胞”的上限，由于已有蘇氏補書，是以上限是慶曆八年（一〇四八）；而其下限，則是據卷子前後的趙鼎（一〇八五—一一四七）收藏印，可定為南宋初，如果可以确定邵葉的收藏印為真，再加上新發現的“南昌縣印”，當可提前到北宋末的邵葉（一〇九六藏），上距懷素大約三百年。而此一結論，寄望未來科技對于紙與墨能發展出非破壞性的精确斷代方法時，給予進一步的肯定。
“南昌縣印”何傳馨考鑒遼甯省博物館藏歐陽詢《千字文》上，此印即《自叙帖》卷首半印，又何碧琪發現孫過庭《書譜》卷首騎縫印亦相似，經筆者肯定三印為同一印，可輔證《故宮本》的下限為北宋後期（二）檢讨與《故宮本》的定位
懷素生前，将其集時人譽揚其狂草書的詩文而成的《自叙》一文[90]，一書再書，自無不可；但是以常情推斷，當其酒後書興大發，自其撰文之日起，直至其卒年約七九九盡可書寫無數本；但其縱筆書寫，絕對不會出現似上述三本如此接近的長卷。而這三本竟然都是書
于同一日，又同入南唐内府收藏，而且每一卷的前六行都不約而同糜爛了，都有蘇舜欽的補書，天下有如此巧合的事嗎？
有關真僞的結論，總有二中擇一的機率，是以《故宮本》非真，在《自叙帖》的辯論史上并不新鮮，但正确的答案并不表示有正确的理由，我們期待更科學，更客觀和沒有争議性的理由和證據。
現在根據筆者對《流日半卷本》的研究，将《故宮本自叙帖》原先尚有“真迹”的可能給完全排除了。筆者認為此一新的證據，徹底否定了《故宮本自叙帖》為懷素親筆的可能性！這絕不是筆者故作驚人之論，也非筆者始料所及，而隻是順着證據來說話。
即使筆者在過去也相信《故宮本自叙帖》的真僞問題是屬于啟老所謂的“模糊地帶”，将成為永遠争論而永不得解的“懸案”！或許，我們所有的古書畫愛好者，也都希望對這些名迹的迷思一直會存在下去：“在生活中總有些密碼，我們希望它永遠也不會被破解！”[91]然而這次筆者對《流日半卷本》的研究卻意外終止了吾人對《故宮本自叙帖》為真迹的模糊懵懂的憧憬，而得出一個明确但令人失望的答案。
由于勘驗出兩本墨迹本《自叙帖》竟然同出一手，而其上更钤有相同的“建業文房之印”以及五方相同的蘇氏印，成了吾人譯碼的有力“物證”，徹底解開了《故宮本自叙帖》的真僞之謎。我們的結論是：《故宮本自叙帖》與《流日半卷本》以及《契蘭堂本》的祖本為同出一手的“三胞本”，都不是出自懷素的親筆，它們都是“懷素的分身”。
再進一步說：它們是北宋的時期從懷素真迹“映寫”而成的量産複制品。如果大家相信穆棣的《論今本縫線上蘇印為蘇舜欽藏印》[92]，則《故宮本》《流日半卷本》和《契蘭堂本》都是蘇舜欽一手所書，因為蘇氏不可能同時藏有兩、三本都從南唐傳下來出于一手的真迹“多胞本”，而且都逐一為之補書！是以這些“多胞本”都是同出一手的“克隆”術“複制品”，否則，假如吾人不能确證或認同穆氏的說法：蘇氏的五方騎縫印都是蘇舜欽“親加钤蓋”的，那就很可能是蘇舜欽之後像蘇沂這樣的北宋臨摹能手的傑作。其最可能的制作時間當在蘇舜欽補書的慶曆八年與邵葉收藏的下限之間，即一〇四八至一〇九六年之間。1.檢讨
為了謹慎起見，讓我們再一次檢讨上述結論之可靠性以及其他的可能性。
檢讨1：《流日半卷本》有無可能是近代人依據《故宮本》所作的複制品？
答：不可能。因為該卷在清末的一九〇一年已傳至日本，遠在任何《故宮本》的影印本出現在民間之前。且有兩則不同于《故宮本》的南宋人題跋，後人無由複制或無中生有。
檢讨2：上述三本有無俱真的可能性？
答：懷素不可能“複制”在同一天内并有相同誤書的狂草長卷，故絕不可能三本俱真。
檢讨3：按邏輯推理論：三本中可能有一本是真，為另二本之母本；則《故宮本》或《流日半卷本》有無可能為另二本之母本？
答：三本中若有母本存在，則應有書迹優劣、筆性及印章的不同等等可以差別，然而三本之間均不能明确區分；加之，二墨迹本之南唐及蘇家鑒藏印為同一套印章，故可确定不論是《故宮本》或《流日半卷本》，皆無成為它本之“母本”的可能，而且三本同出一人之手。
檢讨4：《契蘭堂本》之祖本有無可能為二墨迹本之母本？
答：《契蘭堂本》雖非原刻而是翻刻，卻與二墨迹本非常近似，而且細勘之下，除了可以絕對排除《故宮本》為其摹刻之母本之外，相反地，如比觀第一一五行的“來”字，《契蘭堂本》之第三筆的末梢上翻，與第四筆不相連續等等，也顯然不是《故宮本》的母本；是以也就不是《流日本》的母本。
檢讨5：從二墨迹本上之“建業文房之印”及蘇氏五印完全相同以及《寶晉齋法帖》本的差異來看，在證據上街不足以确證各印皆僞而有真印的可能，則上述三本的制作年代有無可能提前到南唐升元四年（九四〇）之前？
答：若上述各印皆真，此一推理固然可以成立；然如何解釋：a南唐時同時收到一模一樣的三本《自叙帖》？b又同時傳至蘇舜卿，又被他在慶曆八年（一〇四八）的同一日内補書前六行？是以這“三胞本”的制作年代不可能提前到南唐之前，而且慶曆八年正是這三本複制時間的上限。故三印即真，亦是真印僞蓋。
《故宮本》及《流日本》上“建業文房之印”為同一印，與《寶晉齋法帖》上者不同，《契蘭堂本》有摹刻差異
《故宮本》“建業文房之印”印風近徽宗朝“睿思東閣”印，不似南唐印2.《故宮本自叙帖》的定位
這件曆來震撼人心、影響深遠的《故宮本自叙帖》，其隐藏的密碼現因《流日半卷本》的重新研判而被破解，并證明不是懷素親筆，使所有的愛好者感到若有所失，的确是極為令人遺憾的事，即使筆者自己也感到莫名的歉咎！但是證據在前，也不能為之曲筆。然而《故宮本》在基本上保有原迹的風格面貌，如果沒有懷素真迹在背後作為臨寫攀升的名額，任何人都不可能憑空寫出這樣高水準并一新面目的作品。由于這“三胞本”是根據同一母本，出于一手複制，故互相間能如此逼似，這也可以說明此“克隆品”的制作者頗有複制及品管的能力，雖然離懷素大約有三百年的時差，相信在形貌上大緻還能掌握十之八九，至于精神上可能有唐宋之别，吾人不妨以今人着清朝衣冠在清宮原址所扮演三百年前的康、雍、乾三朝之清宮電視劇與當年實際形象的差異來想象《故宮本》與懷素親筆《自叙帖》之間這三百年的差别吧！也許以上的譬喻比較誇大了些，然則吾人不妨将《故宮本》與《流日半卷本》視作懷素原作的“分身”，因而吾人能夠藉此想象一卷在運筆轉折上更為靈動自在、筆法更為圓遒俊逸、神采更為飛揚拔俗的懷素《自叙帖》“本尊”的真面目！
假令沒有《故宮本》的存在，吾人更無由遙想一卷更為精彩絕倫的懷素《自叙帖》真迹，可以讓我們繼續神馳不已，這不就是《故宮本》的價值所在了嗎？是以本文的研究，隻在指出《故宮本自叙帖》的本質屬性，它并不是懷素親筆所書；但是從書法史的宏觀視角來看，《故宮本自叙帖》不但仍然是懷素“狂草”作品的唯一“樣本”，它也是吾人建構唐代狂草發展史的時候，不能由任何其他作品來取代，也是不可或缺的“狂草”代表作！因為沒有了《故宮本自叙帖》，唐代的“狂草書史”将會蒼白無力，大為失色！
注釋：[38]文嘉《钤山堂書畫記》，收錄《書畫錄上》。台北：世界書局，一九七七年三版，頁四二。
[39]範大澈，《叢書內建續編》第九十六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一九八九年，頁七三七。
[40]李郁周《故宮本自叙帖是蘇液本自叙帖的摹本》，收錄《懷素自叙帖與唐代草書學術研讨會論文集》。
台北：中華書道學會，二〇〇四年，頁六一五。
[41]《曆代書法論文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杜，一九七九年），頁五二七。
[42]朱家濟《關于鑒别書畫的問題》，收錄《張元濟七秩壽誕慶祝論文集》。北京：一九三七年。
[43][44][68]啟功《論懷素自叙帖墨迹本》，收錄《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十二月，頁八〇，七六，七六—八三。[45][46][57]啟功《論懷素自叙帖》，收錄《唐懷素草書自叙帖》，頁六八—六九，六九，六三—七三。[47][48][69][73][79][80][81][86]徐邦達《懷素自叙帖辨僞》，收錄《書譜》總七五期。香港，一九八七，頁六八，六八，六五—六八，六五—六八，六七，六七，六七，六七。[49][55]蕭燕翼《關于懷素自叙帖的我見》，收錄《一九九六第二屆中國書法史論國際學術研讨會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一九九六年，頁一四八，一四八。[50][54][56][65][66][67][70][71][72][74][75][76][77][84][85][89]傅申《書法鑒定一兼懷素自叙帖臨床診斷》。台北：典藏藝術家庭，二〇〇四年十月，頁一四八，二四九，二一九，二〇二，二六五，二七一，二六一，二〇二，二一九，一六八，二九三，二五六，二五六，一七五，一七五，二九八。[51][52][64]李郁周《懷素自叙帖鑒識論集》。台北：蕙風堂，二〇〇四年，頁一三五，一一三，一七七。
[53][78]唐朝轶，“中國書法線上”網站，北京，二〇〇五年四月。
[58]即使故宮與日本文化财的高科技攝影合作計劃，似乎能将紙墨略作區分，但真能分出是兩人的手筆嗎？科技又能告訴我們哪一本是懷素的真迹嗎？請參閱本文第十二節。
[59]李郁周《探秘》，頁二一七—二二六；《鑒識》，頁九三—九六。[60][61][83]米芾《書史》，收錄《宋元人書學論著》。台北：世界書局，一九六二年初版，頁十七—十八，四七，四七。[62]黃庭堅，《山谷題跋》，《宋人題跋》上（台北：世界書局，一九六二年初版，卷四，頁四一。[63]黃庭堅《山谷别集》卷十，收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頁七二一。[82][92]穆棣《懷素自叙帖墨迹疑案變析與啟功先生商榷》，收錄《懷素自叙帖與唐代草書學術讨論會論文集》。台北：中華書道學會，二〇〇四年，頁七一至三八，七。
[87]劉振華、陳小虹編著《誤診學》。台北：新店藝軒圖書出版社，一九九八年。
[88]上述何氏一文将在二〇〇五年年底台北故宮出版的《懷素自叙帖檢測報告》一書内發表，在此感謝何氏在出版前寄贈該文。本節内所引何氏文，皆出同一報告。
[90]姑且不論朱關田在《懷素自叙考》，一文中根本否定此文乃懷素自撰。一九八六年第四期《書法研究》上海書畫出版社。後有劉啟林《懷素自叙帖真僞辨略》一文否定朱說，一九九八年第六期《書法研究》。
[91]筆者在此處借用阮一峰報導：《達·芬奇密碼引發解密熱潮》一文中的句法。阮一峰，《達·芬奇密碼引發解密熱潮》，上海：二〇〇五年六月十七日《文彙讀書周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