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族和從商的王公們很快就認可了古代經典作品複興帶來的精神激勵。而且從一開始，新藝術和新學術就在教會權貴之中找到了最強有力的支援者。這些人在名義上是教會官員，實際上是擁有自己所屬階層品位和标準的意大利貴族，他們在教會裡為那些天才找到了用武之地，讓那些在他們祖先手中曾統治世俗世界的天才們，就像他們現在在精神事務中指導半個歐洲的命運一樣施展其才能。
他們的資助範圍并不局限于古董收藏、藝術品、碑文、手稿以及被長期忽視的曆史遺迹。他們幾乎同樣熱切地擁抱新一代藝術家的成就；而他們的鼓勵又為藝術家們提高藝術水準提供了新的動力，并使他們為當權者服務。
但這并不是我們稱之為文藝複興的偉大運動的全部，它的成就和影響也不僅僅局限于意大利和歐洲西部。當藝術家們的成就達到卓越的新高度時，文人和學者的成就也在以同樣的速度增長。随着對古典遺存的收集和研究從單純的業餘愛好發展成為許多人嚴肅對待的事務，歐洲與其過去的隔閡便一個接一個地瓦解了。藝術家、建築師、雕刻家和金屬工為歐洲生活帶來了新的美學元素，而一群新的古物研究者為歐洲大陸奠定了實作知識進步的寶貴基礎，其中一個人可以被視作傑出的代表。
他是羅馬教廷的秘書波焦·布拉喬利尼，大約在1414年，他被派往康斯坦茨完成一項使命，當時的教會試圖解決羅馬天主教的長期大分裂問題。他在那個時代最傑出學者的訓練下對希臘語和拉丁語的掌握、作為謄寫員的天賦以及使他與意大利具有類似頭腦的人們建立聯系的品位和能力，使他把注意力轉向從西歐的隐秘之地尋找古典手稿中去。為了搜尋這些被埋葬和遺忘，以及被儲存在修道院圖書館中的手稿，他奉獻了自己的才華、财富和生命。從康斯坦茨開始，他遊曆了瑞士的修道院及其毗鄰地區。他從聖加爾修道院得到了昆體良論雄辯術的論文手稿；在朗格勒大教堂得到西塞羅為凱基納辯護的演說手稿，而且，從其他資料中找到更多可以說明這位傑出的羅馬演說家生平的材料。
不同領域的著作手稿都落入了這位勤奮且幸運的收集者之手。瓦勒裡烏斯·弗拉庫斯的《阿爾戈船英雄紀》，韋格蒂烏斯的《羅馬軍制》，費爾米庫斯的《數學》，塔西佗、李維、阿米亞努斯·馬塞裡努斯的曆史作品，西利烏斯·伊塔利庫斯的詩歌，維特魯威的古代建築著作，科魯美拉的農學著作以及其他許多作品，都是他探索的成果。
他并非孤軍奮戰。當他忙于從法國和德意志的修道院圖書館和倉庫中複興羅馬世界的知識時，其他人則在君士坦丁堡搜尋希臘手稿，這些手稿的收藏成了文學風尚的重要潮流之一。
從這些地方出發，手稿成百上千地湧入西歐，在那裡被謄寫、編輯和印刷。通過他們的書信可以知道，商業巨頭們對這些東西的渴求不亞于對一般商品的渴求。于是歐洲出現了一種收集、買賣和複制這些經典作品的新職業。古代的文化瑰寶就是通過這些人代代相傳的。
學者奧裡斯帕把索福克勒斯和埃斯庫羅斯的勞倫提亞努斯手抄本帶給尼科利。在費勒弗的文集中，收錄了大多數希臘詩人、從希羅多德到波利比烏斯的曆史學家以及亞裡士多德的著作，還有德摩斯梯尼、埃斯基涅斯和呂西亞斯的演說辭。
毫無疑問，随着這些知識進入歐洲，智力發展程序出現了新的活力。因為這些手稿所帶來的靈感并不局限于它們的直接擁有者，抄寫者們也會通過他人之手傳播這些作品的複制品；最重要的是，意大利各地都建立了圖書館。科西莫·德·美第奇先在威尼斯，然後在佛羅倫薩建立了規模宏大的收藏館；梵蒂岡開始對擴大手稿庫感興趣；而像博學的烏爾比諾的費德裡戈公爵和紅衣主教貝薩裡翁這樣的個人，為彙集和儲存古典世界的知識财富貢獻了他們的時間和錢财。
這使歐洲人看到了過去的遠景和新的探索途徑。對于那些厭倦了狹隘的神學争論、對神學的枯燥已經失去耐心并渴望得到新資訊和新思想的人們來說，每年都有新的寶藏被挖掘出來。
結果，歐洲不僅出現了一個新的學者群體和新的職業，随着希臘人的哲學、學術和文學再次成為歐洲人的主要知識武器，教育也發生了緩慢的變革。
幾乎同時，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和印刷術的發明改變了歐洲大陸的政治和思想狀況，文藝複興獲得了新的動力。在土耳其人到來之前，希臘學者帶着手稿以及比西歐更優秀的學術來到意大利，乃至北歐。
印刷術很早就由德意志人傳入意大利。這項技術在意大利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并發現自己在古典學術領域擁有足夠的活動空間。1462年，拿騷的阿道夫攻占并洗劫了美因茨。這一事件堪比君士坦丁堡陷落，使印刷術和印刷勞工散布到整個歐洲，進而給印刷業和學術都帶來了新的刺激。
對于任何地方來說，印刷術都提供了一種文化的傳播媒介，這種媒介對于新知識和一般意義上的人文主義傳播是至關重要的。建立立的出版機構源源不斷地出版書籍，由歐洲大陸正在崛起的學術力量編輯，這些書籍将古代世界的成果交到歐洲人手中，為它提供了永久性的存在形式和在手稿謄寫時代不可能擁有的大量讀者。
這就是人文主義，或者說是新知識，在15世紀通過學者們的活動在歐洲大陸找到了傳播管道的過程。事實上，它并沒有長期局限于意大利。在阿爾卑斯山另一邊，法蘭西和德意志、英格蘭和荷蘭的學者們正熱烈地投身于同樣的事業；與此同時，一些貴族也效仿意大利貴族，就像用自己首屈一指的圖書館充實了牛津大學的格洛斯特公爵漢弗萊那樣，至少都拿出了一部分才華和财富來從事文明的事業。
與此同時，這一事業在一種新的組織形式中得到了表達和支援，這種組織形式對文化的作用就像長期以來大學對教育的作用一樣。這就是學會，由那些志願把自己的時間、精力和财富奉獻給學術、文學以及科學成果的探求和出版的人們組成的協會組織。
這一運動建立在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的古代模式的基礎上，在此前兩個世紀就以各種形式開始了，現在在意大利北部取得了成果。從此，學會慢慢地傳遍了整個歐洲，直到每一個重要的國家或城市都建立了這種制度。學會的存在和贊助鼓勵了各種形式的智力活動的發展及儲存，并是以成為歐洲各民族生活和進步中的一個強有力因素。
在這一重要的發展過程中，正如在藝術領域那樣，佛羅倫薩從一開始就扮演了重要角色，并且随着美第奇這樣的金融家族成為國家的上司者，尤其在被稱為“偉大的洛倫佐”的統治時期，這座城市變成了歐洲的知識之都。那些社團中最早也最強大的就是所謂“柏拉圖學園”，由科西莫·德·美第奇創立，在洛倫佐統治時期得以發展壯大。學者費奇諾被請來擔任柏拉圖主義團體的會長、大祭司或教主。柏拉圖主義現在開始挑戰亞裡士多德學說長期以來至高無上的地位。
柏拉圖著作的翻譯開啟了歐洲智力發展的新紀元，使這位偉大哲學家的理想主義、想象力、美學、哲學思想與他對手（亞裡士多德）的物質、邏輯體系傲然并立。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随着柏拉圖主義被引入歐洲思想界，一場革命就開始了，其影響不亞于發現大西洋彼岸及更遠的世界。
其他元素也從這個學園找到了進入歐洲人思想領域的途徑和主題。波利提安努力複興古典文學的黃金時代，在他手中，新拉丁運動獲得了新的美感和力量。在新知識和舊正統之間，皮科·德拉·米蘭多拉在希伯來神秘哲學中尋求基督教奧義的來源和證據，他對學術和神學的結合推動了一種研究方法的興起，即使用曆史學的批判方法來分析信仰的基礎。來自百名學者之手的各種版本的古典文本、注釋、批評、模仿、評論，徹底改變了歐洲思想的發展程序和特質。
在這樣的影響下，文藝複興呈現出新的生命力。主導中世紀教育體系的三科——文法、邏輯、修辭，四學——算術、幾何、音樂和天文，連同法學、醫學和神學，構成了中世紀心智訓練的課程，現在都得到了發揚光大和解放。
文學也受到了類似的沖擊，沿着上個世紀散文和詩歌先驅們已經指出的道路走得更遠。這種新知識在許多領域都産生了實際影響。在那不勒斯的阿方索二世的庇護下——當時他正與教皇發生沖突，瓦拉應用曆史批判方法考察了教會的俗世統治權賴以存在的基礎檔案，證明了長期以來被認為是教會世俗統治權權威檔案的《君士坦丁的贈禮》是僞造的。
與此同時，随着古典範本再次出現在歐洲人的面前，人們的品位也發生了變化，這深刻影響了歐洲人生活和思想的每一個方面，其結果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人的具體特征以及進入天才領地之外更高層次思想的變化。
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五年後，埃涅阿斯·西爾維烏斯·皮科洛米尼登上了教皇（庇護二世）的寶座。他的名字與現在居于統治地位的古典潮流相對應。他在教皇領地裡發現了明礬礦，進而發家緻富；他試圖阻止進攻土耳其人的十字軍東征；他憑借《波西米亞史》《腓特烈三世傳》、地理學專著、戀愛詩和神學小冊子等多種作品而在文壇聲名鵲起。第一位“自覺地把科學的曆史觀運用到對曆史事件的解釋和安排中”的作家登上教皇寶座，标志着思想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這樣一個人物被提升為教會領袖的位置，比任何情況都更能說明歐洲人價值觀的變化。
但是，在文藝複興萌芽時期，意大利并未獨享輝煌，它對文學藝術的鐘情也非獨一無二。在阿爾卑斯山的另一邊，“詩盜”維庸把那些比較注重形式的詩歌類型，如十九行韻體詩、宮廷頌歌、三節聯韻詩和十三行回旋詩，做得更加完美，這些詩歌與意大利十四行詩一起變成了詩歌的範本。
當歌曲獲得新生，脫去了舊世界的裝束，感覺它的旋律在她變了色的嘴唇上消失了。
通過同樣的媒介——新法語，曆史學家康明承擔起了傅華薩和蒙斯特勒萊的責任，記載了沒落騎士們的最後功績。在德意志，最後一批遊吟詩人，也是第一批現代詩人，舉辦了他們别具一格的競賽。在英格蘭，馬洛禮複活了亞瑟王和他的圓桌騎士的傳說。作為拉丁基督教最高尚一面的表達，《效法基督》出自一位謙卑的萊茵修士托馬斯·肯培之手；作為一本關于基督教生活的勸誡手冊，它開啟了安慰人類疲憊心靈的漫長曆程。沒有什麼能比這些作品更能展現從舊到新的轉變了。它是一個回顧騎士冒險故事和修士自我犧牲精神的時代的産物，即使這個時代正在醞釀着巨大的文學、藝術和科學成就，而這些成就将會主動地（可能無意識地）摧毀統治已久的精神王國的基礎。
在這些力量中還加入了另一個因素，即教會内部改革精神的發展。正是在這個時代的意大利北部地區，教會的統治者們竭力複興他們在現世的統治權，從教會和道德束縛之下解脫出來的思想領袖們亦然。人們聽到了吉洛拉谟·薩伏那洛拉的聲音，他是一位佛羅倫薩修士，以雷霆之勢抨擊教會和俗世的邪惡愚蠢，并預言了即将到來的巨變。
這一警告沒有得到多少重視，在此後1/4個世紀裡，對教會的反抗活動沒有成為推動歐洲大陸複興之偉大運動的一部分。當時，歐洲似乎滿足于政治運動和藝術、學術和文學之複興所帶來的美好享受。
在15世紀後半葉，雖然歐洲人忙于各種各樣的事務，但文藝複興的精神卻在悄無聲息地向前發展，準備在歐洲新一幕的戲劇中扮演自己的角色。
在一個方向上，文藝複興沒有發展出一種反對教會教條主義的哲學。這一間接影響确實是巨大的，但如果文藝複興運動更認真地對待古典思想，很可能會發展出一些更切實可行的打擊教會權威的方法，就像幾個世紀後的理性主義一樣，理性主義使自己的追随者超越教條和啟示，以一種更合理甚至更合乎邏輯的态度對待生命的意義及問題。文藝複興運動錯過了這一機會，與此同時，更緊迫、更實際的問題似乎需要立即加以關注。
如果文藝複興僅限于藝術和文學或者古典學術領域，它可能會被證明與産生它的力量一樣沒有長久的優越性。如果沒有一些更實質性的因素，沒有某種力量把這種能量的爆發與日常事務聯系起來，它可能就會把自己消磨在一知半解、無聊乏味的贊助者的貧乏智力之中，消磨在伴随着單純欣賞而來的各種陳腐和無力的瑣碎之中。
如果文藝複興沒有受到兩種力量的影響而得以儲存下來，它很可能會退化成那種曾把人引入經院哲學荒漠中的類似學科。這兩種力量，一種是新文學傾向于脫離教會的權威，并将自己與相關聯的世界聯系起來，而不是與純智力或神學的抽象概念聯系起來；另一種是科學知識的進步，它同樣把人們的注意力從無法解決的無限和絕對的問題轉移到了更具體的世俗問題上。
如果說中世紀的歐洲遭受了社會既定體系的破壞，以及智力過程的中斷或轉向古典科學那樣毫無成果的方式，那麼它遭受的損失幾乎不亞于古代世界物質結構賴以存在的實用知識的損失。然而，随着古典學術的複興，歐洲不僅恢複了古老文明的思想，還恢複了對古老文明的運用。
在考古學複興所發現的文獻中，有關于戰争和航海、建築和園藝、天文學、數學和數十種同樣重要之事務的論文，這些論文即使沒有對思想做出貢獻，也至少對未來數代人的習慣産生了影響。這些資訊被添加到來之不易的經驗知識裡，進而有助于歐洲踏上新的前進道路；與此同時，歐洲的學者們提出了新的生命哲學，文人和藝術家們提供了新的成就和理想，冒險者們開創了通往新世界的航路。
在實踐和科學方面，這種進步最早和最大的表現之一是數學革命。非常典型的是，中世紀早期保留并傳授了歐幾裡得的定理，但沒有保留他的證明過程。數學的算數運算在算盤上得到了最高表現。數學的幾何學初級知識被限制在，也保留在為測量員和建築師所用，或為占星家所用的不太有用的服務上。但是，随着新航海的持續需要和古典手稿不斷被發現，情況發生了變化。漸漸地，古希臘羅馬的知識從經驗和阿拉伯書籍中得到了補充。更重要的是，數學被學者們所掌握，并被注入了一種研究精神，而這種研究精神確定了數學的發展。
數學發展的範例出現在德意志。維也納的波伊巴赫的傑出作品引起了歐洲科學家的注意，因為這些人逐漸了解到托勒密的貢獻，而後者是古代天文和地理知識的集大成者。在波伊巴赫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數學和天文學的複興就已經開始了。所謂《天文學大成》，是阿拉伯人從亞曆山大城地理學家的著作中翻譯過來的，早在12世紀就被納入到歐洲的知識範圍之内；對地理學和航海有着不可估量價值的三角學，在長期受冷落之後，得到了搶救和複興。波伊巴赫總結了前輩們的工作。
在繼承了波伊巴赫事業的學生中，除了那些不太有名的，還有一位名叫約翰·缪勒的，他有一個更為著名的名字“雷格奧蒙塔努斯”。他曾求學于意大利，後來成為紐倫堡公民。在那裡，他和他的夥伴富商瓦爾特，一起出版書籍并建造天文儀器，使修正阿拉伯算法也就是所謂阿方索星表有了可能。公元13世紀以來，阿方索星表成為歐洲人研究天空的基礎。
在這些學者的手中，地圖繪制作為有學問之人的追求又複活了，地理學和天文學一起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新的時間測量方法、赤緯表、星表，在歐洲迅速發展的智力資源中占據了一席之地。
無論是古典學術、藝術和文學，還是世俗知識，尤其是科學知識，都同樣受惠于印刷術。它使得人們不僅可以記錄學者們的研究成果，而且書籍的數量之大確定了這些研究成果可以永久留存下去，還使同一領域互相隔絕的勞動者們可以獲得這些論著。這讓學者的成果可以迅速在歐洲大陸傳播開來，而社會的進步也愈發的迅速和穩定。
很快，人們就能看出印刷術提供的服務有多麼重要。《聖經》是第一本從印刷廠印出來的書籍。印刷術為經典的傳播和神學的發展提供了強大的幫助。由考古學家收集并由學者編輯的古典傑作源源不斷地從意大利的那些出版機構印了出來，這些學者和印刷商人一樣，在很大程度上得感謝學園的支援。
沒過多久，人們對地理的興趣就在地理學領域産生了數量驚人的文獻作品。從出版機構獲得的最早的書籍是龐波尼烏斯·梅拉的宇宙學著作《世界概述》、托勒密的巨著《地理學》，在十多年的時間裡，這兩部著作至少出現了三個版本。同年，馬可·波羅的遊記讓歐洲讀者歡欣鼓舞；此後不久，編造旅行者故事的濫觞——約翰·曼德維爾爵士的書——開始印刷。最後，皮埃爾·戴利的作品是老派學者為了使中世紀的學說與新天文學協調而做的最後一次絕望的嘗試，這标志着教條的理論與新發現的事實之間長期争論的結束，歐洲決絕地轉向了現代宇宙論。
可能會有人質疑，在歐洲大陸的每一位讀者都能接觸到《聖經》和古代思想流派的種種刺激下，這些科學著作對知識進步的影響是否有《聖經》和古典學術作品那麼大？在印刷這一領域，所有的新知識運動都找到了共同的基礎，印刷成為西歐諸民族之間的共同紐帶；與此同時，教會開始失去它曾經作為歐洲諸民族集會場所的獨特地位。
本文經出版社授權摘自《歐洲的擴張1415—1789》作者：［美］威爾伯·科爾特斯·阿博特 著；王志超、黃曉博 譯；出版社：重慶出版社；出版時間：2024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