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和从商的王公们很快就认可了古代经典作品复兴带来的精神激励。而且从一开始，新艺术和新学术就在教会权贵之中找到了最强有力的支持者。这些人在名义上是教会官员，实际上是拥有自己所属阶层品位和标准的意大利贵族，他们在教会里为那些天才找到了用武之地，让那些在他们祖先手中曾统治世俗世界的天才们，就像他们现在在精神事务中指导半个欧洲的命运一样施展其才能。
他们的资助范围并不局限于古董收藏、艺术品、碑文、手稿以及被长期忽视的历史遗迹。他们几乎同样热切地拥抱新一代艺术家的成就；而他们的鼓励又为艺术家们提高艺术水平提供了新的动力，并使他们为当权者服务。
但这并不是我们称之为文艺复兴的伟大运动的全部，它的成就和影响也不仅仅局限于意大利和欧洲西部。当艺术家们的成就达到卓越的新高度时，文人和学者的成就也在以同样的速度增长。随着对古典遗存的收集和研究从单纯的业余爱好发展成为许多人严肃对待的事务，欧洲与其过去的隔阂便一个接一个地瓦解了。艺术家、建筑师、雕刻家和金属工为欧洲生活带来了新的美学元素，而一群新的古物研究者为欧洲大陆奠定了实现知识进步的宝贵基础，其中一个人可以被视作杰出的代表。
他是罗马教廷的秘书波焦·布拉乔利尼，大约在1414年，他被派往康斯坦茨完成一项使命，当时的教会试图解决罗马天主教的长期大分裂问题。他在那个时代最杰出学者的训练下对希腊语和拉丁语的掌握、作为誊写员的天赋以及使他与意大利具有类似头脑的人们建立联系的品位和能力，使他把注意力转向从西欧的隐秘之地寻找古典手稿中去。为了搜寻这些被埋葬和遗忘，以及被保存在修道院图书馆中的手稿，他奉献了自己的才华、财富和生命。从康斯坦茨开始，他游历了瑞士的修道院及其毗邻地区。他从圣加尔修道院得到了昆体良论雄辩术的论文手稿；在朗格勒大教堂得到西塞罗为凯基纳辩护的演说手稿，而且，从其他资料中找到更多可以说明这位杰出的罗马演说家生平的材料。
不同领域的著作手稿都落入了这位勤奋且幸运的收集者之手。瓦勒里乌斯·弗拉库斯的《阿尔戈船英雄纪》，韦格蒂乌斯的《罗马军制》，费尔米库斯的《数学》，塔西佗、李维、阿米亚努斯·马塞里努斯的历史作品，西利乌斯·伊塔利库斯的诗歌，维特鲁威的古代建筑著作，科鲁美拉的农学著作以及其他许多作品，都是他探索的成果。
他并非孤军奋战。当他忙于从法国和德意志的修道院图书馆和仓库中复兴罗马世界的知识时，其他人则在君士坦丁堡搜寻希腊手稿，这些手稿的收藏成了文学风尚的重要潮流之一。
从这些地方出发，手稿成百上千地涌入西欧，在那里被誊写、编辑和印刷。通过他们的书信可以知道，商业巨头们对这些东西的渴求不亚于对一般商品的渴求。于是欧洲出现了一种收集、买卖和复制这些经典作品的新职业。古代的文化瑰宝就是通过这些人代代相传的。
学者奥里斯帕把索福克勒斯和埃斯库罗斯的劳伦提亚努斯手抄本带给尼科利。在费勒弗的文集中，收录了大多数希腊诗人、从希罗多德到波利比乌斯的历史学家以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还有德摩斯梯尼、埃斯基涅斯和吕西亚斯的演说辞。
毫无疑问，随着这些知识进入欧洲，智力发展进程出现了新的活力。因为这些手稿所带来的灵感并不局限于它们的直接拥有者，抄写者们也会通过他人之手传播这些作品的复制品；最重要的是，意大利各地都建立了图书馆。科西莫·德·美第奇先在威尼斯，然后在佛罗伦萨建立了规模宏大的收藏馆；梵蒂冈开始对扩大手稿库感兴趣；而像博学的乌尔比诺的费德里戈公爵和红衣主教贝萨里翁这样的个人，为汇集和保存古典世界的知识财富贡献了他们的时间和钱财。
这使欧洲人看到了过去的远景和新的探索途径。对于那些厌倦了狭隘的神学争论、对神学的枯燥已经失去耐心并渴望得到新信息和新思想的人们来说，每年都有新的宝藏被挖掘出来。
结果，欧洲不仅出现了一个新的学者群体和新的职业，随着希腊人的哲学、学术和文学再次成为欧洲人的主要知识武器，教育也发生了缓慢的变革。
几乎同时，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和印刷术的发明改变了欧洲大陆的政治和思想状况，文艺复兴获得了新的动力。在土耳其人到来之前，希腊学者带着手稿以及比西欧更优秀的学术来到意大利，乃至北欧。
印刷术很早就由德意志人传入意大利。这项技术在意大利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并发现自己在古典学术领域拥有足够的活动空间。1462年，拿骚的阿道夫攻占并洗劫了美因茨。这一事件堪比君士坦丁堡陷落，使印刷术和印刷工人散布到整个欧洲，从而给印刷业和学术都带来了新的刺激。
对于任何地方来说，印刷术都提供了一种文化的传播媒介，这种媒介对于新知识和一般意义上的人文主义传播是至关重要的。新建立的出版机构源源不断地出版书籍，由欧洲大陆正在崛起的学术力量编辑，这些书籍将古代世界的成果交到欧洲人手中，为它提供了永久性的存在形式和在手稿誊写时代不可能拥有的大量读者。
这就是人文主义，或者说是新知识，在15世纪通过学者们的活动在欧洲大陆找到了传播渠道的过程。事实上，它并没有长期局限于意大利。在阿尔卑斯山另一边，法兰西和德意志、英格兰和荷兰的学者们正热烈地投身于同样的事业；与此同时，一些贵族也效仿意大利贵族，就像用自己首屈一指的图书馆充实了牛津大学的格洛斯特公爵汉弗莱那样，至少都拿出了一部分才华和财富来从事文明的事业。
与此同时，这一事业在一种新的组织形式中得到了表达和支持，这种组织形式对文化的作用就像长期以来大学对教育的作用一样。这就是学会，由那些志愿把自己的时间、精力和财富奉献给学术、文学以及科学成果的探求和出版的人们组成的协会组织。
这一运动建立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古代模式的基础上，在此前两个世纪就以各种形式开始了，现在在意大利北部取得了成果。从此，学会慢慢地传遍了整个欧洲，直到每一个重要的国家或城市都建立了这种制度。学会的存在和赞助鼓励了各种形式的智力活动的发展及保存，并因此成为欧洲各民族生活和进步中的一个强有力因素。
在这一重要的发展过程中，正如在艺术领域那样，佛罗伦萨从一开始就扮演了重要角色，并且随着美第奇这样的金融家族成为国家的领导者，尤其在被称为“伟大的洛伦佐”的统治时期，这座城市变成了欧洲的知识之都。那些社团中最早也最强大的就是所谓“柏拉图学园”，由科西莫·德·美第奇创立，在洛伦佐统治时期得以发展壮大。学者费奇诺被请来担任柏拉图主义团体的会长、大祭司或教主。柏拉图主义现在开始挑战亚里士多德学说长期以来至高无上的地位。
柏拉图著作的翻译开启了欧洲智力发展的新纪元，使这位伟大哲学家的理想主义、想象力、美学、哲学思想与他对手（亚里士多德）的物质、逻辑体系傲然并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随着柏拉图主义被引入欧洲思想界，一场革命就开始了，其影响不亚于发现大西洋彼岸及更远的世界。
其他元素也从这个学园找到了进入欧洲人思想领域的途径和主题。波利提安努力复兴古典文学的黄金时代，在他手中，新拉丁运动获得了新的美感和力量。在新知识和旧正统之间，皮科·德拉·米兰多拉在希伯来神秘哲学中寻求基督教奥义的来源和证据，他对学术和神学的结合推动了一种研究方法的兴起，即使用历史学的批判方法来分析信仰的基础。来自百名学者之手的各种版本的古典文本、注释、批评、模仿、评论，彻底改变了欧洲思想的发展进程和特质。
在这样的影响下，文艺复兴呈现出新的生命力。主导中世纪教育体系的三科——语法、逻辑、修辞，四学——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连同法学、医学和神学，构成了中世纪心智训练的课程，现在都得到了发扬光大和解放。
文学也受到了类似的冲击，沿着上个世纪散文和诗歌先驱们已经指出的道路走得更远。这种新知识在许多领域都产生了实际影响。在那不勒斯的阿方索二世的庇护下——当时他正与教皇发生冲突，瓦拉应用历史批判方法考察了教会的俗世统治权赖以存在的基础文件，证明了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教会世俗统治权权威文件的《君士坦丁的赠礼》是伪造的。
与此同时，随着古典范本再次出现在欧洲人的面前，人们的品位也发生了变化，这深刻影响了欧洲人生活和思想的每一个方面，其结果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人的具体特征以及进入天才领地之外更高层次思想的变化。
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五年后，埃涅阿斯·西尔维乌斯·皮科洛米尼登上了教皇（庇护二世）的宝座。他的名字与现在居于统治地位的古典潮流相对应。他在教皇领地里发现了明矾矿，从而发家致富；他试图阻止进攻土耳其人的十字军东征；他凭借《波西米亚史》《腓特烈三世传》、地理学专著、恋爱诗和神学小册子等多种作品而在文坛声名鹊起。第一位“自觉地把科学的历史观运用到对历史事件的解释和安排中”的作家登上教皇宝座，标志着思想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样一个人物被提升为教会领袖的位置，比任何情况都更能说明欧洲人价值观的变化。
但是，在文艺复兴萌芽时期，意大利并未独享辉煌，它对文学艺术的钟情也非独一无二。在阿尔卑斯山的另一边，“诗盗”维庸把那些比较注重形式的诗歌类型，如十九行韵体诗、宫廷颂歌、三节联韵诗和十三行回旋诗，做得更加完美，这些诗歌与意大利十四行诗一起变成了诗歌的范本。
当歌曲获得新生，脱去了旧世界的装束，感觉它的旋律在她变了色的嘴唇上消失了。
通过同样的媒介——新法语，历史学家康明承担起了傅华萨和蒙斯特勒莱的责任，记载了没落骑士们的最后功绩。在德意志，最后一批游吟诗人，也是第一批现代诗人，举办了他们别具一格的竞赛。在英格兰，马洛礼复活了亚瑟王和他的圆桌骑士的传说。作为拉丁基督教最高尚一面的表达，《效法基督》出自一位谦卑的莱茵修士托马斯·肯培之手；作为一本关于基督教生活的劝诫手册，它开启了安慰人类疲惫心灵的漫长历程。没有什么能比这些作品更能体现从旧到新的转变了。它是一个回顾骑士冒险故事和修士自我牺牲精神的时代的产物，即使这个时代正在酝酿着巨大的文学、艺术和科学成就，而这些成就将会主动地（可能无意识地）摧毁统治已久的精神王国的基础。
在这些力量中还加入了另一个因素，即教会内部改革精神的发展。正是在这个时代的意大利北部地区，教会的统治者们竭力复兴他们在现世的统治权，从教会和道德束缚之下解脱出来的思想领袖们亦然。人们听到了吉洛拉谟·萨伏那洛拉的声音，他是一位佛罗伦萨修士，以雷霆之势抨击教会和俗世的邪恶愚蠢，并预言了即将到来的巨变。
这一警告没有得到多少重视，在此后1/4个世纪里，对教会的反抗活动没有成为推动欧洲大陆复兴之伟大运动的一部分。当时，欧洲似乎满足于政治运动和艺术、学术和文学之复兴所带来的美好享受。
在15世纪后半叶，虽然欧洲人忙于各种各样的事务，但文艺复兴的精神却在悄无声息地向前发展，准备在欧洲新一幕的戏剧中扮演自己的角色。
在一个方向上，文艺复兴没有发展出一种反对教会教条主义的哲学。这一间接影响确实是巨大的，但如果文艺复兴运动更认真地对待古典思想，很可能会发展出一些更切实可行的打击教会权威的方法，就像几个世纪后的理性主义一样，理性主义使自己的追随者超越教条和启示，以一种更合理甚至更合乎逻辑的态度对待生命的意义及问题。文艺复兴运动错过了这一机会，与此同时，更紧迫、更实际的问题似乎需要立即加以关注。
如果文艺复兴仅限于艺术和文学或者古典学术领域，它可能会被证明与产生它的力量一样没有长久的优越性。如果没有一些更实质性的因素，没有某种力量把这种能量的爆发与日常事务联系起来，它可能就会把自己消磨在一知半解、无聊乏味的赞助者的贫乏智力之中，消磨在伴随着单纯欣赏而来的各种陈腐和无力的琐碎之中。
如果文艺复兴没有受到两种力量的影响而得以保存下来，它很可能会退化成那种曾把人引入经院哲学荒漠中的类似学科。这两种力量，一种是新文学倾向于脱离教会的权威，并将自己与相关联的世界联系起来，而不是与纯智力或神学的抽象概念联系起来；另一种是科学知识的进步，它同样把人们的注意力从无法解决的无限和绝对的问题转移到了更具体的世俗问题上。
如果说中世纪的欧洲遭受了社会既定体系的破坏，以及智力过程的中断或转向古典科学那样毫无成果的方式，那么它遭受的损失几乎不亚于古代世界物质结构赖以存在的实用知识的损失。然而，随着古典学术的复兴，欧洲不仅恢复了古老文明的思想，还恢复了对古老文明的运用。
在考古学复兴所发现的文献中，有关于战争和航海、建筑和园艺、天文学、数学和数十种同样重要之事务的论文，这些论文即使没有对思想做出贡献，也至少对未来数代人的习惯产生了影响。这些信息被添加到来之不易的经验知识里，从而有助于欧洲踏上新的前进道路；与此同时，欧洲的学者们提出了新的生命哲学，文人和艺术家们提供了新的成就和理想，冒险者们开创了通往新世界的航路。
在实践和科学方面，这种进步最早和最大的表现之一是数学革命。非常典型的是，中世纪早期保留并传授了欧几里得的定理，但没有保留他的证明过程。数学的算数运算在算盘上得到了最高表现。数学的几何学初级知识被限制在，也保留在为测量员和建筑师所用，或为占星家所用的不太有用的服务上。但是，随着新航海的持续需要和古典手稿不断被发现，情况发生了变化。渐渐地，古希腊罗马的知识从经验和阿拉伯书籍中得到了补充。更重要的是，数学被学者们所掌握，并被注入了一种研究精神，而这种研究精神确保了数学的发展。
数学发展的范例出现在德意志。维也纳的波伊巴赫的杰出作品引起了欧洲科学家的注意，因为这些人逐渐了解到托勒密的贡献，而后者是古代天文和地理知识的集大成者。在波伊巴赫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数学和天文学的复兴就已经开始了。所谓《天文学大成》，是阿拉伯人从亚历山大城地理学家的著作中翻译过来的，早在12世纪就被纳入到欧洲的知识范围之内；对地理学和航海有着不可估量价值的三角学，在长期受冷落之后，得到了抢救和复兴。波伊巴赫总结了前辈们的工作。
在继承了波伊巴赫事业的学生中，除了那些不太有名的，还有一位名叫约翰·缪勒的，他有一个更为著名的名字“雷格奥蒙塔努斯”。他曾求学于意大利，后来成为纽伦堡公民。在那里，他和他的伙伴富商瓦尔特，一起出版书籍并建造天文仪器，使修正阿拉伯算法也就是所谓阿方索星表有了可能。公元13世纪以来，阿方索星表成为欧洲人研究天空的基础。
在这些学者的手中，地图绘制作为有学问之人的追求又复活了，地理学和天文学一起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新的时间测量方法、赤纬表、星表，在欧洲迅速发展的智力资源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无论是古典学术、艺术和文学，还是世俗知识，尤其是科学知识，都同样受惠于印刷术。它使得人们不仅可以记录学者们的研究成果，而且书籍的数量之大确保了这些研究成果可以永久留存下去，还使同一领域互相隔绝的劳动者们可以获得这些论著。这让学者的成果可以迅速在欧洲大陆传播开来，而社会的进步也愈发的迅速和稳定。
很快，人们就能看出印刷术提供的服务有多么重要。《圣经》是第一本从印刷厂印出来的书籍。印刷术为经典的传播和神学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帮助。由考古学家收集并由学者编辑的古典杰作源源不断地从意大利的那些出版机构印了出来，这些学者和印刷商人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得感谢学园的支持。
没过多久，人们对地理的兴趣就在地理学领域产生了数量惊人的文献作品。从出版机构获得的最早的书籍是庞波尼乌斯·梅拉的宇宙学著作《世界概述》、托勒密的巨著《地理学》，在十多年的时间里，这两部著作至少出现了三个版本。同年，马可·波罗的游记让欧洲读者欢欣鼓舞；此后不久，编造旅行者故事的滥觞——约翰·曼德维尔爵士的书——开始印刷。最后，皮埃尔·戴利的作品是老派学者为了使中世纪的学说与新天文学协调而做的最后一次绝望的尝试，这标志着教条的理论与新发现的事实之间长期争论的结束，欧洲决绝地转向了现代宇宙论。
可能会有人质疑，在欧洲大陆的每一位读者都能接触到《圣经》和古代思想流派的种种刺激下，这些科学著作对知识进步的影响是否有《圣经》和古典学术作品那么大？在印刷这一领域，所有的新知识运动都找到了共同的基础，印刷成为西欧诸民族之间的共同纽带；与此同时，教会开始失去它曾经作为欧洲诸民族集会场所的独特地位。
本文经出版社授权摘自《欧洲的扩张1415—1789》作者：［美］威尔伯·科尔特斯·阿博特 著；王志超、黄晓博 译；出版社：重庆出版社；出版时间：2024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