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農業問題是中國古代史的重要議題，學界關于蒙元時期土地問題、賦稅問題、農業發展措施研究成果已有不少。
盡管已有豐碩的成果，但在讨論蒙元時期的農業問題時依舊會出現一個重要的問題：
蒙古人民都是以遊牧為主要生活方式的，土地給了他們之後，他們應該怎樣管理呢？
難道蒙元時期的土地沒人種了嗎？
大蒙古國時期的農業區域及農業相關制度
從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國到1260年忽必烈繼位，大蒙古國統治區域及政治重心在漠北高原。由于戰争頻仍，統治者對于和平環境、氣候條件要求比較高的農業關注度不夠，農業制度不明顯。但不能說明這時期沒有農業存在，沒出台農業相關制度。
農耕區域的分布
漠北高原，氣候寒冷，雖然農業生産不發達，但從土拉河流域、蘇赫巴托、庫蘇古爾、南戈壁等地發現的糧食加工工具、石闆等農具，以及采集到的裝糧食用的陶器來看，表明從青銅時代蒙古北部到南部(由庫蘇古爾到南戈壁)，從東到西(蘇赫巴托到科布多)都留下了原始農業的遺迹。
太祖元年(1206)，成吉思汗統一漠北，建立了大蒙古國。太宗元年(1229)窩闊台汗即位，太宗六年，蒙宋聯合滅金。
金朝滅亡後，太宗七年初，窩闊台汗兵分三路分别向四川、江淮、漢水流域及長江中下遊大舉進攻南宋，戰争一直持續到太宗十三年，因窩闊台病逝而暫時休止。
十年後，憲宗元年(1251)，蒙哥汗又開始了與南宋的拉鋸戰，憲宗九年(1259)底，蒙哥汗重傷病逝。至此為止，大蒙古國疆域向南已經拓展到原來金朝所擁有的中原地區，長江流域成為宋蒙戰場。
這也意味着，蒙古國疆域中适宜農耕區域的範圍極大地向南擴充了。
大蒙古國時期的地制度和賦稅制度
大蒙古國時期的土地制度主要是屯田制大蒙古國時期，地處較為寒冷區域，适宜農業生長的土地較少。窩闊台汗也曾經賜田給漢人焦德裕“井經北障城田”。
但農業不是其主要生産方式。随着戰争推進，農業的主要呈現形式是屯田，這是蒙元時期發展農業經濟的一項重要制度。
《元史·兵三》記載:“國初，用兵征讨，遇堅城大敵，則必屯田以守之。四25%顯然蒙元時期屯田的作用就是軍事儲備和城守。
大蒙古國時期，各地的屯田地點目前學術界尚不能完全确定，初期多設定有交通要道的屯田;有軍事行動和農業生産相結合的屯田;還有安置流民和降民的屯田,最著名的是鎮海屯田。鎮海是成吉思汗深為倚重的将領，太祖七年(1212),奉命“屯田于阿魯歡，立鎮海城城守之”。
還有一處比較有名的就是霸州屯田。
無論是鎮海屯田，霸州屯田，鳳翔路，京兆路等屯田，不論是軍屯、民屯、俘房屯田，亦或是移民屯田，從分布區域看，都是配合當時的軍事進攻目标而設立:憲宗蒙哥汗時期已經有了相對大規模的屯田，甚至有了屯田管理機構。
當時的屯田因時因人因地而決定，農業制度依然屬于萌芽狀态，具有階段性和地域性。但大蒙古國時期的屯田制為以後大規模屯田提供了基礎。
大蒙古國時期的賦稅制度
吉思汗實行裂土分封，當時其所在區域是高塞區域，史料中尚未見到其推動農業發展的措施。《史集》記載:窩闊台汗曾經獎勵了種植蘿蔔和香樹成功的子民,t說明窩闊台汗對種植業的重視，也意味着遊牧生活對農業的需求。
但窩闊台對其占有的江淮以北的土地，依然實行分封制，這是漠北草原分封制度在漢地的延伸。
大蒙古國時期，不适宜農業的區域，農業基本不能發展。戰争取得的農業區域，如漢地，則開始恢複原有農業。
顯然，統治區域内農業發展極不平衡，具有地域性特征:蒙哥汗時期的屯田及管理措施，是大蒙古國時期屯田制度的延續和擴充:二者結合，展現了農業制度的繼承性。
元朝時期的農業區域及農業相關制度
農耕區域的分布
中統元年(1260年)，忽必烈登上汗位。這時期，忽必烈已經在漠南經略近十年。早在憲宗元年(1251)，忽必烈開府金蓮川，受命總領“漠南漢地軍國庶事”。
憲宗四年(1254)忽必烈攻陷大理城，雲南并入大蒙古國版圖。至元八年(1271)，忽必烈取《易經》“大截乾元”之意改國号為“大元”，次年遷都燕京，稱大都。
至元十六年(1279)，滅南宋，元朝完成統一。至此，元朝疆域已經“北逾陰山，西極流沙，東盡遼左，南越海表。”
元朝的建立，意味着大蒙古國的疆域由北向南推進，也說明蒙元主要統治區域由原來的漠北高原推進到适宜農業生長的中原地區以及長江以南。統治區域由北向南擴充，尤其是面對廣大的适宜農耕區域，統治政策必然會相應調整。
元朝時期的農業發展及相關制度
元朝時期的多元土地制度
随着蒙元戰争的進行，其土地配置設定方式不同。就所有制來說，分為官田、民田兩大系統。民田是私有土地，耕種者向國家繳納稅糧，并且上地可以買賣。
官田的使用方式比較多，有喝田、職分田、屯田等。同時，全國農業發展狀态是極其不平衡的。基本可以分為中原漢地、北方邊地、東南地區、西南地區等幾大區域。
即便是在同樣的區域内，例如北方邊地的甘肅、遼陽、嶺北行省農業發展情況也不一緻。僅舉國家掌控的最具有代表性的屯田來看，忽必烈時期，屯田極為廣泛。《元史·兵志三》記載“海内既一，于是内而各衛，外而行省，皆立屯田，以資軍饷。
或因古之制，或以地之宜，其為慮蓋甚詳密矣。大抵芍陵、洪澤、甘、肅、瓜、沙，因昔人之制，其地利蓋不減于舊:和林、陝西、四川等地，則因地之宜而肇為之，亦未嘗遺其利焉。
至于雲南八番、海南、海北，雖非屯田之所，而以為蠻夷腹心之地，則又因制兵屯族以控扼之。由是而天下無不可屯之兵，無不可耕之地矣。”
據《元史》卷一百《兵志·屯田》呈現的年代來看，忽必烈時期的屯田數量遠遠超過前代，甚至遠遠超過後代。為什麼這時期屯田達到頂峰呢?
首先，忽必烈的統一大業尚未完成，軍事用兵尚未停止，用于支撐軍饷和駐守的屯田必然輔之:
其次，元朝時期統治區域适宜農耕屯墾的土地遠遠大于之前任何時期武宗、英宗、文宗等時期都有屯田記載。
但屯田規模遠不如世祖忽必烈時期。在屯田基礎上忽必烈時期屯田的管理機構大約形成幾種方式以樞密院管轄的左、右、中、前、後五衛的侍衛親軍屯田;以大司農宣徽院管轄的軍民屯田;在各行中書省如遼陽、河南、甘肅、江西、江浙四川、雲南、湖廣等處的軍屯。240屯田種類分軍屯、民屯以及囚屯、降卒屯。
又以軍屯為最主要，軍屯逐漸分為兩種，一種是操守正軍屯田:另一種是屯田軍，專責屯種供給軍饷。民屯方面，除部分招募的民屯戶外，大量的民屯戶來自于外來人口的移徙。朝廷将内地無田而自願徒邊的群眾，連同他們的家屬徒居邊塞荒地，成為民屯的農業勞動力。
屯田活動伴随元朝始終，與元朝不斷征伐有直接關系。
但從設立區域和時間來看，可分為三個時間段:蒙古國時期、元代忽必烈時期，忽必烈以後時期:其管理機構的變遷也是從無到有，又逐漸弱化，忽必烈之後亦有調整。
勸農制度及實施憲宗元年(1251)，忽必烈開始經略中原地區。
曾經多次成為蒙金戰場的中原“土曠民貧。”四3關中地區八州十二縣，戶不滿萬。43四川、兩淮、襄樊地區，也因蒙宋戰争激烈，人口流失大半。
四川地區在兵賽中居民“十亡七八"。元朝初年，兩淮流域“在前南北邊檄，中間歇閑歲久，膏肥有餘，雖有居民，耕種甚是稀少。”
結語
通過梳理蒙元時期的土地制度，尤其是屯田制度，勸農制度，農業村社制度以及農業賦稅制度，可以看出，蒙元時期的農業發展及措施呈現出比較明顯的地域性、階段性、繼承性特點。
大蒙古國早期，實行草原本位政策，統治重心在蒙古高原，農業發展及制度規定幾乎無從談起。
随着疆域逐漸向南延伸到适宜農業發展地區，賦稅征收和農業發展相關制度也漸次建立起來。
同時，不同地域，農業重視程度不同，制度形成的推動力度也不同;如渤海地區，山西地區，海南等地區，制度的執行展現了地域性特點。
其次，在繼承性基礎上，蒙元時期的農業發展及農業制度呈現出階段性、地域性，恰恰說明蒙元時期農業發展及農業制度最大的特點是因俗而治、因地制宜。
随着戰争的拓展，疆域是從北向南延伸，面對逐漸适宜農業發展的地區，盡管也有過是否繼續發展畜牧業的讨論，最後還是接受耶律楚材發展農業、收取稅賦的建議。
忽必烈時期，面對滿目瘡痍的社會環境，采取了一系列勸農措施，開始全方位發展農業。無論是屯田制、勸農制、村社制以及農業稅制，都具有因俗而治，因地制宜的特點。
北方遊牧政權在征服南部地區時候，都會面臨這樣的選擇，契丹建立的遼朝、女真建立的金朝均如此從蒙元時期的典型農業發展及制度來看，也做出了相應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