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古代的占星術基本都和軍事有關系，特别是當權者往往會根據天象，而做出不一樣的決策。
在元朝時期，多少次的重要戰役之前，都會出現占星師夜觀天象，那麼，他們究竟在看什麼呢？
而古代的這些占星術到底準不準呢？
被管控的“觀星”
13一14世紀，西從黑海南北、第聶伯河流域，東至太平洋，北自北極圈附近.南至印度洋的廣袤地域被置于蒙元王朝控制之下。
蒙元時期的絲綢之路也變得比前代都漫長，此前各個曆史時期多國之間艱難的國際交通，一時變成了國内交通。這一局面促進了絲綢之路沿線地區諸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和民族交融。
随着蒙古的向外擴張，蒙古人大量融入歐亞各民族中;同時，還有大量外族人口遷入蒙古，成為正在形成中的蒙古民族共同體的成員。
早在1923年，陳垣先生著《元西域人華化考》，闡明在元朝大一統局面下，包括中西亞的外國人以及西北各族群的色目人，來到中國内地、接觸中原文化、融入中國的事實。此後，在近一個世紀的時間裡，學界在元代中西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研究方面取得豐碩成果。關于蒙元時期東進的西域占星家，前人有所涉及。
1981年，陸思賢、李迪結合文獻記載與相關考古資料，論述蒙哥汗和忽必烈時期中國與阿拉伯世界天文學的接觸，其中論及來到蒙元汗廷的阿拉伯天文學家。
1990年李迪又述及學者紮馬魯丁于1249一1254年來到蒙哥汗身邊，帶來13世紀阿拉伯著名天文學家納速刺丁·徒思翻譯的《幾何原理》，對元代中國天文學發展産生很大影響。
1992年陳靜對回回天算家的東來與元初回回天文機構的創設、元回回天算家的工作、元代中原與西域天算家的交流等問題進行了論述。
1993年，江曉原讨論了自成吉思汗到忽必烈時期東西方天文學交流及其對元代中國天文學的影響，其中涉及許多蒙元汗廷中占星者和天文學家的内容。
”最近又有周思成對蒙古大汗和元朝皇帝采用“生辰占星術”和相術的詳細論證。此外，葉新民《元代陰陽學初探》比較深人地闡述了元代陰陽學，陳高華等所著《元代文化史》也涉及相關内容。
以上研究蒙元時期占星術、相術和陰陽學的主要成果，幫助我們了解蒙古宮廷中來自阿拉伯、波斯和中亞的景教徒與信奉伊斯蘭教占星者和天文學家，以及元代宮廷與陰陽學關系等方面的情況，但他們都沒有涉及這些人在元朝的本土化問題。
蒙元時期宮廷中的占星家一星者
讨論先從1509年在蒙古合罕身邊發生的一件事情開始。1368年蒙古朝廷退回草原以後，經曆了一個多世紀的混亂，到15世紀末趨于統蒙古中興合罕答言汗(Dayunqayan)為重新統一蒙古高原中央的六大遊牧集團(“六萬戶”，分左右二翼)，把自己次子元魯思李羅派到右翼的鄂爾多斯萬戶做濟農(Jinong，相當于副合罕)，以統領右翼三萬戶。
右翼三萬戶以亦蔔責為首的首領們執殺元魯思學羅，進行叛亂。于是，答言汗率領左翼三萬戶軍隊，在達蘭特哩衮地方與右冀叛軍決一雌雄。
根據無名氏《黃金史》(一般認為成書于17世紀上半葉)記載在交戰前，阿刺楚惕之察罕劄阿鄰與烏珠穆沁之阿勒統阿把失二人占蔔，奏曰:“亦蔔責屬火命，火上澆水，則可滅之。”
于是點燃火，注水于銀碗中，将其傾入火中。《黃金史》作者把這件事情作為本次戰争中答言汗取勝的一個重要原因來記載。這裡提到的阿刺楚惕是左翼察哈爾萬戶下一鄂托克名，但察罕劄阿鄰恐非人名。
蒙古語“察罕”(Caqan)，意為“白色”，延伸義為“善”、“正”，而“劄阿鄰”(jaharin)則是蒙古原始信仰中的巫師,《元朝秘史》譯為“神告”。
1219年成吉思汗遠征花拉子模，原仕于金朝的契丹人耶律楚材應诏從征，負責為合罕占星和行醫。他兩次和西域“曆人”争論天文學問題，都曾占了上風。
耶律楚材精于西域穆斯林天文曆法。這可能是成吉思汗大蒙古國天文學家和中亞天文學家的初步接觸，但尚無确切記載證明成吉思汗身邊曾經有過大批的西域占星者。
據《元史》，大蒙古國第三任合罕貴由時，在他身邊就有聶思脫裡派(景教)的智者。“愛薛，西域弗林人。通西域諸部語，工星曆、醫藥。初事定宗，直言敢谏。”·國際學術界早有定論，愛薛是叙利亞聶思脫裡派人士。
關于蒙古合罕身邊占星者的較多記載，始于蒙哥汗。蒙哥汗身邊既有西城天文學家和占星家，又有蒙古傳統的占蔔者，後者往往用羊肩脾骨蔔算。
關于蒙哥汗身邊的占星者記載中，首推志費尼的波斯文史書《世界征服者史》阿老丁·阿塔蔑力克·志費尼，波斯人，1226年出生，在20歲前就已開始為蒙古朝廷服務，後成為蒙古派駐烏浒水以西諸省長官阿兒渾的秘書。
阿兒渾入朝大蒙古國首府哈拉和林時，曾多次帶他前往。志費尼第三次赴哈拉和林是為了朝賀蒙哥汗即位他們在哈拉和林滞留了一年半，對蒙哥即位時期的蒙古朝廷了解頗多，他的《世界征服者史》就是在這次行程中開始撰寫的。”
是以，他對蒙哥登基大典的記載非常詳細而且真實。該書記載，為蒙哥汗的登基擇吉辰，“參加該大會的一群智士和占星家標明649年刺必阿1月9日(1251年7月1日)因為據一張天宮圖稱，福星要拾它的福氣，木星企圖取得它的影響，金星用它的光來使自己發亮。”
據說那時連續幾天烏雲密布，大雨傾盆，但占星者們開始工作時，天空突然變睛，占星家開始登高。
光明修飾了人間，黑暗和陰霾從地面失蹤。
曆史中的“觀星”
《元史》記載，蒙哥汗“酷信巫現蔔途之術，凡行事必謹叩之，殆無虛日，終不自厭也”。《元史》的這段話未免有些誇大，蒙哥汗“酷信”的所謂“巫現蔔簸之術”，其實不隻是純粹的迷信，除了包括北方遊牧民族原始天文知識的蔔算術外，更重要的是還包括來自西方的天文學知識。
忽必烈早在即位之初就已經起用了貴由汗時期為宮廷服務的愛薛，這位叙利亞人精于星曆和醫藥，“時世祖在藩邸，器之。
中統四年，命掌西域星曆、醫藥二司事後改廣惠司，仍命領之。”·《元史》還記載，“世祖在潛邸時，有旨征回回為星學者劄馬刺丁等以其藝進，未有官署。”世祖于至元八年(1271)始置回回司天台，“掌觀象衍曆”，以劄馬刺丁為提點。
回回司天台行政機構，除提點外，還有大小官吏和技術人員36位，其中包括陰陽人18位。
可見，這是一座有相當規模的大天文台。據前人研究，回回司天台上所用的儀器(至少是其原理)主要來自阿拉伯，圖書也是阿拉伯的，從業人員也都是從波斯等地來元朝的阿拉伯系的天文學家。
在元代，天文學家東來的同時，西域天文書籍也陸續傳入中國，《元秘書監志》一書中錄有“回回書目”195部。
明代，西域天文知識和占星術繼續得到朝廷推崇。據載，明軍平大都，獲元朝書籍“若幹萬卷”，悉數搬至南京，其中有“西域書數百冊，言殊字異，無能知者”。
朱元境認為，“西域陰陽家，推測天象至為精密有驗，其緯度之法，又中國書之所未備”，是以命欽天監零太郎海達爾、阿達幾丁及回回大師麻沙亦黑、馬哈麻等出其所藏書，擇其天象、陰陽、曆書等翻譯，命漢人儒臣潤色其文字，洪武十六年(1383)最終輯成《天文書》。
結語
以上事實證明，在蒙元時期，随着東西交流的擴大，西域天文學知識在中國得以迅速傳播，傳播者則由兩部分人構成:一部分是信仰基督教聶思脫裡派的，另一部分則是信仰伊斯蘭教的。
他們當中的一部分是天文學家，還有相當一部分是掌握所謂“回回占星術”的星者，而“回回占星術”實際上就是深受希臘和阿拉伯、波斯天文學影響的方術。這些天文學家和占星者都來自阿拉伯、波斯和中亞地區。
據前人研究，在中亞以及其他穆斯林地區的占星術作為科學的一個分支與天文學并存。這裡的占星術有兩種傾向，一種是基于測量與數學理論，即數學天文學;另-種是神秘的與非理性的，未經任何方式的數學計算所證明的。
花拉子模天文學家比魯尼(Birini)将天文學描述為“星體的科學”(ilmal-nujum)，稱占星術為“計算星辰的藝術”(sinat'atal-nujam)或“諸星占蔔術”(sinat’atahkamal-nujum)，認為占星術是不同于天文學的一種術或實踐。”
事實證明，在蒙元汗廷中的“星者”其實也由兩種人構成，一部分是天文學家，另一部分則是占星家。
但是，随着蒙元朝廷的遊牧化，昔日在大都和上都(今内蒙古錫林郭勒盟正藍旗境内)服務的星者大部分都離開了城市，離開了天文台。
他們雖然仍跟随在皇帝身邊蔔算吉兇，但随着條件的改變，在他們那裡“星體的科學”已蕩然無存。到了答言汗時代，星者們可能純粹變成掌握“諸星占蔔術”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