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蒙古人是馬背上的民族，騎馬作戰、露宿荒野、飲酒吃肉、逐水草而居。然而一旦掌握了政權，就不得不定下心來，安居一處，統治一片廣大的國土。
元世祖忽必烈統一中國後，不但不再過遊牧民的生活，還決意發展起航海事業來，他大力推行"通都互市"政策,鼓勵民間貿易,支援航海事業發展。
來自各地的商船滿載着異國貴重貨物,穿梭于茫茫大海,一條嶄新的海上絲綢之路就此形成。
這條貫穿東西方的商路,帶來了豐厚的财富。
然而,在這場前所未有的"全球大采購"背後,又隐藏着怎樣的故事?元朝的航海事業到底達到了怎樣的高度?
元代藝術市場生成的背景
十二世紀初，正當中國境内宋、遼、金、西夏、西遼、大理幾個主要割據政權争雄對峙的時候，北方地區又崛起了一個新的民族一蒙古族。
蒙古族是在中國北方不斷融合、逐漸發展起來的強大民族。根據舊唐等資料記載，唐代居民在額爾古納河一帶，以漁獵生活為主的蒙幾室韋族應與後來的蒙古族有着直接的淵源關系。
1206年，經過長期戰亂的蒙古各部在斡難河眸召開“忽裡勒台”。從此，在廣袤的塞北草原上，一個統一、完整而又朝氣蓬勃的軍事封建國家一蒙古汗國正式形成。
蒙古汗國建立後，積極實施擴張政策，1227年滅西夏，1234年又與南宋聯合滅金，接着背盟進攻南宋，至1279年滅掉南宋。
在破金、滅夏、背盟、攻宋的同時，蒙古族鐵騎曾連續三次長驅直入西進，縱橫中亞、西亞，兵臨歐洲大陸，飲馬伏爾加河，揚威南海，建立起版圖廣闊、繁榮富底的大元王朝，成為繼漢唐以來中國曆史上最強盛的一個封建王朝。
雖然元王朝的命運是短命的，但是不可否認它的國力疆域卻是空前強盛的。元朝建立後，為了鞏固對全國的統治，從政治方面、軍事方面、交通方面、農業手工業、國内貿易和海外貿易方面，都做出了非常大的調整和貢獻為元朝的藝術市場增添了活力。
元代工藝品貿易的概況
中國疆域發展到元朝的時候得到了空前的統一，商品經濟的迅速發展、社會文化的空前繁榮，對于元朝的藝術市場，尤其是工藝品貿易的産生，藝術市場的持續、規範以及進一步的深入發展的直接影響也是多方面的。
國内貿易
元朝統一全國後，随着農業、手工業的恢複與發展，商品生産也逐漸蓬勃興盛。由于政令統一、交通發達，驿站郵傳遍布各地，社會治安相對安定，使得北至益蘭州、南至南海諸島、西至西藏、東達海濱，均能使用統一貨币尊奉一緻的政令。
期間商隊往來通暢，商品銷售範圍加大，銷售速度加快，進而促使藝術市場流通加快。市場範圍與市場規模也随之增大。
随着部分都市都市化程序加快，城市結構構向合理，市場經濟相對活躍，進而帶動藝術市場走向持續、規範的發展勢态，手工藝品貿易也得到了蓬勃發展。
據龍登高的《中國傳統市場發展》一書研究考證及相關曆史文獻資料，元代大中城市數量已明顯超越宋代城市規模與城市機能也明顯優于宋代。
如馬可波羅行紀記元大都:“此汗八裡大城之周圍，約有城市二畝，位置遠近不等，每城皆有商人來此買貨物，蓋此城為商業繁盛之城也。”
元朝統治者積極采取種種措施發展手工業，規定嚴格的管理制度，除了有效控制束縛力極強的官府手工業及“匠戶”之外，尚允許多種形式的民營手工業的存在和發展。促使手工業場所分布廣泛，從業人員迅速增加，工藝水準普遍提高，工藝産品品類日益增多，工藝産品産量也出現了一個新的增長點。
不僅如此，元朝的工藝品分類也日趨細化集中。
據馬可波羅記載，元大都單項商品集中經營的市場達數十種之多，各類市場分布位置也日趨合理。
僅僅就藝術市場而言，涉及藝術品類的計有珠子市、沙刺珊珊市等八種之多不僅工藝品類繁多，元大都也成為了各地工藝品聚集之地，各國商人紛紛到此經營貿易，充分豐富了元代國内的工藝品貿易。
由此可見，元大都在商品經濟中的重要位置，更是國内工藝品貿易的繁盛之地。
相對于珠子市和其他手工藝品貿易，元代的絲織貿易和瓷器貿易在上流社會以及宮廷貿易往來中更受關注。
首先，在絲織業方面，蘇州、杭州、成都三處曾設立“織錦院”，創造出許多新的絲織品類。在弘州河北原陽、尊麻林河北萬兩地3300多戶西域回回工匠集中的官營手工業納失失局中，尚專門生産一種用金線混織，上貼大小明珠的金绮，稱為“納失失錦”。
這種織錦生産難度極大，精美華麗，具有極高的藝術感染力，深受上流社會以及國内外市場的歡迎。《馬可波羅行紀》中記載:“僅絲一項，每日入城者計有千車。用此絲制作不少金錦綢絹，及其他數種物品。”
其次，在瓷器生産方面，由于“匠戶”(官匠與軍匠制度的推行，強大統一國家各階層需瓷量的不斷增加，“大都四窯場”的設立、景德鎮“浮梁瓷局”的創辦，外銷瓷的迅速增加等種種因素的原因的影響，促使窯場林立，工匠需求量增大，大型新型器物數量不斷增加，生産規模普遍擴大，燒制技術日趨成熟。
這一切，使得元代瓷器在前代芬芳流韻的雄厚基礎上異軍突起，産生了新的起躍。而其中最有影響力的當屬青花瓷。
1278年，南宋都城淪陷的前一年，新皇帝設立浮梁瓷局監管景德鎮禦瓷生産這是中國君主首次指派專員負責此類事物。瓷局隸屬專為宮中采辦奢侈品的将作院，及至1295年人員已增四倍。外國人，尤其是波斯人主導将作院業務。
他們将各式挂毯繡帷、軍旗和皇袍的母題紋飾送到景德鎮，供陶匠裝飾瓷器。他們也提供氧化鑽給官窯使用。
由此可見，元代青花瓷初期得到發展，朝廷的贊助的确功不可沒。元代青花瓷的出現和發展，更是宋瓷對西南亞造成沖擊的結果。
元末明初，中國與西南亞的紋飾傳統開始發生前所未有的接觸，中式的流動空間與西南亞的幾何式布局相遇，彼此學習。
海外貿易
蒙元時期，中西文化交流空前活躍，成吉思汗及其子孫的騎兵沿着草原絲路橫掃歐亞大陸，建立起窩闊台、察合台、欽察、伊兒四大汗國和元朝，把歐亞大陸連成一體。
元朝著名的大都和上都兩京，成為各國商隊彙聚之地。《馬可波羅行紀》中記載:“上都城:煌千舍區，奇貨日出。方言互斯诋，粉質變初質。開張益茗酷，談笑合膠漆。
就海外貿易城市而言，廣州、福州、泉州、慶元(甯波、上海等中等城市都是設有市舶司、提舉司的對外開放的重要貿易港口，顯示出獨有的魅力。
其中号稱對外貿易第一港的泉州，出口商品主要有瓷器、絲綢，進口商品有丁香、豆惹、胡椒、鑽石、珠寶。
上述港口在元代海外貿易中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其所勾連的海外貿易地區東起北韓、日本，西達非洲海岸官府文書累累見有“回回田地裡”“析都田地裡”等用語。而元朝的海外貿易，最主要的是外銷瓷和絲綢。
而最主要的貿易流通手段就是通過絲綢之路來完成的。
絲綢之路是一條連接配接東西、通往世界各地的和平之路，促使沿途各國的經濟繁榮發展，增進了各國互相了解、親普往來的友誼。正是因為絲綢之路有着特殊的功能和巨大的作用，它肩負着發展各國經濟的重大曆史使命。
中國是絲綢之路的宗族國，因為大量的中國絲織品出口，多經長安西去，故後人稱之為“古代絲綢之路”。從陸路通往南亞、西亞以及歐洲的貿易通道，稱為“陸上絲綢之路”。
從海上交通連接配接美洲、非洲東西方的海上通道，被稱為“海上絲綢之路”。還有經過草原或沙漠的貿易通道，又稱為草原絲綢之路”。
在此期間，“成吉思汗又指令蒙古諸王、貴族、進階将領、後妃們各自挑選兩三名親信，組成龐大的蒙古商隊，前往花賴子模進行貿易。而這支蒙古商隊的規模很大，有四百多人和500多頭駱駝，攜帶有黃金、白銀、絲綢、駝毛制品、海狸毛皮和黑豹皮等貴重商品。”
由此，我們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元朝對海外貿易的重視，而交易的商品也大都是手工藝品，數量之大，物品之精美，令人歎為觀止。
元朝長春真人丘處機曾從中國前往中亞将途中所見記錄下來。撒馬爾罕“随處可見中國工匠，那裡的家用器皿多為黃銅、紅銅所制，亦有瓷器。”
而中西方的手工藝品經濟交流也遠不止于此，源自中國商周青銅紋飾的富麗雲朵，也在蒙元時期透過中亞和中國絹布圖案傳入西方，現身于波斯的陶器與石雕。
波斯工匠自中國繡品、蒙古雕鞍取材，抄來上面的龍鳳裝飾，搭配自家的獅鹭獅身人面獸，由此可見，東西方的工藝品互相借鑒，而更大的意義在于由工藝品貿易帶來的文化交流促進了精神的交流和文化的融合。另一個通過絲綢之路傳到西方的就是瓷器了。
外銷瓷在元代的工藝品貿易中也占了很大的比重，但通過絲綢之路運送的中國瓷器數量畢竟有限，除了少數例外。駱駝商隊載送西去的瓷器大多留在了伊斯蘭世界，而這裡也成了中國商品的主要出口市場。
大量瓷器往往有海船送至波斯灣和紅海。西南亞市場就近輕易全單吸收。而如果歐洲人想得到瓷器就得踐涉遠赴它的源頭一中國。
馬可波羅和但丁的時代，瓷器在西方可謂絕無僅有，這個現象進而證明了一件事，在當時由穆斯林商貿、蒙古強權和中國經濟力量三大勢力掌控運作的世界體系裡面，西方隻處于邊睡地域。
今日稱為“蓋涅雷斯一方特希爾瓶”的名瓶，也正是少數能夠在蒙古時期抵達西方的瓷器，在那裡取得何等尊貴的地位。
結語
元朝是一個統一大融合的朝代，疆域之遼闊，文化之燦爛、經濟之繁榮。以其博大的胸懷容納各方文化，以其靈活的變通能力滿足各國及本身的經濟需求。
積極吸取曆朝曆代的經濟發展體制，融合自身的經濟特點，積極制定正确的經濟發展路線，鼓勵手工業、農業的發展，以優渥的經濟政策吸引各國商人，希望可以吸引商人将自己需要的、渴望的商品帶到他們貧瘠的草原，為元代的經濟注入一絲新鮮的血液。
絲綢之路在元代繁榮的貿易交往中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最為活躍的當屬草原絲綢之路。
在瓷器方面，元代青花瓷的研制成功對中國瓷器乃至世界瓷器的發展來說都是最精彩的一筆，豐富了元代的工藝品貿易，也使它成為了元代工藝品貿易中絢爛的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