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總，我也想留，但桌子沒了啊”

如果把中國創投圈看成班級，吳同學可以被形容為“顯眼包”，成績不一定最好，但能出現在每次活動的正中央。沈同學和張同學就是學神，學神隻和學神較量，其他人和他們搭不上話，他們也不需要和其他人交流。學神旁邊，通常還會有學霸：

在外人看來，他們距離學神隻有一個身位，似乎隻要努努力就能追上去，但他們又顯得總是不那麼努力。

是以學神相比，學霸們通常更願意“睥睨人間”，願意把卷子稍微歪過來一點，讓你看着點答案——這裡多少有點同情分，具體卷子怎麼歪、歪多少、歪多久，主動權還是在人家。心情不好的時候，或者“不甘心”再次作祟，學霸們也沒有耐心等你顆粒度對齊：“這一題你都不會？”

在我看來，朱同學是典型的學霸。他願意在不同的場合反複給同學講中國創投這道題，語言通俗、情緒飽滿，聽的時候，很容易被代入節奏。但每當聊到關鍵，總有種“你先這樣這樣這樣，再那樣那樣那樣，你懂了吧”的感覺。

結果是啥，一學就會，一寫就廢。

學霸和普通人的差别，就在這俗氣的“八個字”裡。學霸的這種氣質，太容易成為主角了，而我們恰好處在對世界的參差極其鈍感的時代裡。随之而來的現實是，一群體會不到大部分人悲歡的小部分人，成為了群體的代言，而大部分人的悲歡成為“墳頭許願”，說出來有沒有回應，全看算法、玄學。

“我有機會不下桌嗎？”

之是以糾結起這事兒，主要是因為朱同學上了一期投中網的《超級投資家》。

朱同學具體說了什麼，我就不重複了。總之您需要知道的是，這篇文章非常火——按照投中網編輯給我的說法，創造了2024年的閱讀量最快增長記錄——朱總聊得是大家最關心的事兒，并且，取得了相當的認同，或不認同。

最被人們認可的，可能是他對提出刁難問題的編輯重複了幾遍的口頭禅：先留在牌桌上，stay relevant。

我朋友圈裡很多人引用這句當轉發文案，贊揚這是值得欽佩、時下最被需要的投資人精神，适合自勉。

投中那位姓董的編輯老師我認識。此人生性狡猾，他把這句話放進标題，還重複三次，形成的視覺誤差是：朱同學在直呼，不下牌桌，不下牌桌，不下牌桌。

這句話越強調，我越犯嘀咕：這句話說給誰聽的呢？

如果把“不下牌桌”簡單粗暴地了解成“别被出清”，這句話顯然包含着一個隐性的前提是：我們有選擇權——可對于我們大多數的小蝦米們，這是奢侈品啊。

日本金融作家Kuwabara Minoru在其專欄《平成藍調：日本金融業在後泡沫時期中掙紮》，記錄過這樣一段曆史：

如今人們所熟悉的日本經濟泡沫時期，最标志性的事件發生在1989年12月29日，當時日經指數達到38915點的曆史新高，人們的信心是以高度膨脹，以至于在當時日本的創投市場裡甚至不存在“企業信用風險”一說，因為每個人都相信風險被日本當時的“三段式系統”（銀行緻力于為大公司提供與保護性支援、政府確定金融機構不會陷入系統性危機）所兜底。

然而僅僅9個月後，也就是1990年10月1日，日經就直接跌破了20000點，指數回歸到了泡沫巅峰時期的一半左右。到1992年，日本金融機構手中所持有的不良資産達到8萬億日元、1993年膨脹到13萬億日元，1995年膨脹到40億美元。這種指數級的增長讓金融行業的主要工作都集中在了“處置不良資産”上，但“處置不良資産”在當時的周期裡終究是沒有回報的業務，大量消耗銀行現有資産。

最終以1997年11月北海道拓殖銀行、三洋證券公司、山一證券的連續破産為标志，金融行業開始崩潰，逼迫日本政府頂着巨大的輿論壓力在1998年決定動用公共資金來扶持銀行業。

說白了，1990年之後，日本金融業不是“好牌桌”。但微妙的是，此時出現了這樣一組資料：

1990年到1995年，日本金融行業的就業人數持續攀升至曆史新高，達到了約為263萬人。真正發生“集體下牌桌”，則一直要等到1997年，金融行業的就業人數經曆了“斷崖式下降”。

更微妙的在于，正如上文所提，1990年後日本啟動了一系列措施試圖振興金融産業，政策包括且不限于财政刺激、貨币寬松放松管制舉，并且某種程度上饒有成效：

1996年和1999年日本經濟都曾經出現過短暫複蘇，其中1996年的GDP增長達到了5%，成為了G7中增長最快的經濟體。但日本金融業就業人數卻呈現出的是“頭也不回”的下滑，截至到了2023年，日本的金融行業就業人數減少至大約155萬人。

我一直在想，為什麼金融就業人數曲線，會和經濟泡沫的發展曲線有如此明顯的錯位？1990年的日本金融小職員們難道真的洞察不到“事情似乎出現了變化”嗎？為什麼他們在1997年才忽然集體失去了信心？金融人比普通人更會預判，難道不是應有之義嗎？

想來想去，“不下牌桌”最靠譜的答案，是朱同學說給自己聽，說給團隊聽的。就像王建國說“一句話很押韻，就會變得很有道理”，這幾個字看起來，就是這樣的口号，有入腦作用，要的就是瞬間認同感，要的就是樸素的感情認同。

至于普通人，能全力以赴找到一張桌子就不錯了。如果不是桌子被撤席了，誰想下來呢？

值得琢磨的還有這樣一段對話。

投中網：當時我們做了個總結，說你的大概邏輯是：

問：投得出去嗎？答：我挺舒服。

問：募到錢了嗎？答：我還有錢。

問：募得到人民币嗎？答：我不想募大錢。

問：退得出去嗎？答：我有利潤分紅。

問：什麼時候能退？答：降息再說。

作為旁觀者，我不想談這倆人是否“真誠”。但字裡行間的“閑庭信步”是可貴的，因為這是多基金管理人無法擁有的狀态。

我做過LP，也幹過IR，協助很多引導基金做過GP訪談，接觸了大量水下資訊。最直覺的感受是，很多IR跟我抱怨，三年都沒有開張一隻新的基金，一直困在募了又黃，黃了又開始募的循環裡。

募資規模商量着來，最開始的30個億，通常在一頓溝通後會變成10個億，這10個億，也有50%的市場化資金搞不定，四舍五入，也是黃了。

我之前看到一組資料，登出的私募股權管理人的數量，光2024年2月就有327家，出清比想得激烈。即使市場上還有2萬多家的存量，仍然有平均2次的出手，但投資範圍都在投中排名前30的區間内，連創造一個對話的場域都不可能。

留在牌桌上，何等奢侈？

我也想過另一種可能，朱總語焉不詳的問答能被熱捧，包括喊話對象模糊的那句“不下牌桌”能被熱捧，是否是一種“投資哲學”的興起：

是一種對“笃定”的警惕，是一種對“可能性”的敬畏，以至于開始追求對“節奏感”的感覺，最終不求甚解成為了需要恪守的新要求。

你看，他多次提到，消費不能放棄，寵物經濟和銀發經濟仍然有可能性——這幾個詞兒在這幾年，新鮮嗎？顯然不，甚至有點說爛了。那為什麼大家念叨過很多遍的東西，在朱同學蓋章之後，又能成為值得被劃線的重點呢？

或許隻能說，我們對所謂常識太警惕了——這是一個僞常識遍地的時代。或者說明，這是一個人們普遍低估自己的時代。

對了，昨天那篇爆火之後，經緯的張同學就從“術”的角度連續反駁了三條長朋友圈。如果您沒看着，我給您摘抄點内容：

1)除非你的基金的規模非常非常的小，又能投到比較中後期的，有收入有利潤能力的優質公司，且能在人家很優秀的基礎上還能逼着他們簽這種分紅條款，然後通過分紅，通過成長，利潤越來越多，5年後也許你我難過把一個很小基金的規模分回來……是如果這樣子的話，那還有什麼意義去做機構化的這種投資呢?

2)如果是一個基金還是正常的規模，哪怕隻是3億-4億美金的規模去投消費或者利潤率很高的某個行業，且投中後期有收入有不錯的利潤，那如果人家是高速良性發展的公司，還是要把錢投入到發展裡面，他為什麼要分紅呢?就算他同意這種分紅的條款那他分紅也不是100%的利潤，其實很小一部分的利潤能分出來，分給很多的投資人在這個相對健康牛逼的牛逼的公司裡面，他一定會有很多投資人，那分到你的是杯水車薪，你把這些公司全部加起來，假設你的成功率是100%，這些錢5年也回不了你的本金啊。那怎麼能算過來呢?

張同學可是凡事較真的人，是會去按照經驗假設可能的人，他本能地希望結論可控。

能這樣具體看到兩種投資哲學交鋒是一種幸運，但我記得，小時候每次考完試，老師都不讓對答案，哪怕是和學霸也不行啊。

學霸，你坐下

我小時候問學霸，你怎麼學習的？

學霸說，我每天就是玩兒啊！

我等學渣，信了，就壞了。

朱同學，别說了，你坐下！

每一個人在宏觀變化面前，要看看自己手裡有什麼牌，可以打什麼牌，該改行就改行，覺得還能苟着就苟着。要承認自己是普通人，時代的大潮打來的時候，不一定你就能承接得住。

學霸的作業不是想抄就能抄的。他寫是一百分，你抄，說不定就是0分處理。

裡予：投中網特約作者，投資人兼暢銷書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