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歸玩，鬧歸鬧，别拿遷都開玩笑。都城對于一個國家來說至關重要，是其政治、經濟、文化的核心。
統治者在配置設定國家資源時，不可避免地都會朝都城多傾斜一些。在商周時期，更是将都城被攻破，宗廟被毀壞當成國家滅亡的标志。
一旦都城被攻破，宗廟被毀壞，即便是國君活着也都被定義為“國滅”。是以，都城對于一個國家來說，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在封建社會，遷都一兩次的就屬于多數的了，絕大多數朝代其祖祖輩輩都沒有動都城的念頭。
話說到這就想不明白了，為何當年的商朝卻将遷都視為兒戲，在統治時期曾多次遷都，他們為何能夠如此地“肆意妄為”？
按照記載來說，商朝遷都的次數，着實是有些多了。按照《竹書紀年》的記載，商朝都城有着“前八而後五”的說法。
這又該如何了解呢？所謂的前八指的是商湯滅夏之前，就已經遷徙過8次了，而後五次則是商湯滅夏之後幹的。
這個問題便又擺在了這裡，如果說商湯滅夏之前，是因為軍事等各方面原因遷徙的話，那麼商湯滅夏之後又在遷徙什麼？
畢竟，夏朝都已經覆滅了，商朝不可能為了躲避夏朝再頻繁遷徙了。難道，當年被大禹治好的洪水，又出現了，逼迫商朝不得不再多次遷都？
是以，商朝遷都這件事，就得一分為二地來看，作為東北起源的一支，商部落也是骁勇善戰之人。
按照通常的邏輯，部落都會追求更加适宜居住以及部落發展的地區，商從東北地區多次遷徙，其根本目的就在于要向中原地區戰略轉移。
因為黃河流域的中原地帶，才是更适宜部落發展的黃金地帶。按照商都城遷徙的記錄來看，他們一路上從東北到河北再到河南地區，一路遷徙一路壯大，最終在河南地區生根發芽。
既然商滅夏之前，一路遷徙的原因是為了發展求存，并不是為了躲避什麼，那當商朝滅了夏之後，他們為何又遷徙了5次之多？
商朝到了第十任君主仲丁之後，又開始“折騰”了，他們又開啟了遷徙之路。按照《史記》的說法，商朝的都城從亳遷到了器、從器又到相，從庇又遷徙到奄，又又到了殷。
這幾次遷徙範圍都不大，整體呈現從南向北的方向，沒有擺脫河北山東兩省。這個路線有一個特點，他們是從土地肥沃的地區，向着土地不肥沃的地方遷徙。
當人們無法解釋這種現象的時候，又開始将大洪水之說拿出來充數了。可細細一分析便可以推翻這個說法，洪水總不能追着商的都城跑吧。
檢視史書記載可以看出，商朝曾在武丁和祖乙時期遭遇過水患，但即便如此，他們也并未遷都，由以上兩點可以得出結論，商朝頻繁遷都的背後，并非是躲避洪水這麼簡單。
這件事并不是現在才被搬出來讨論的，早在幾千年前，古人便讨論過此事。按照太史公司馬遷的說法，自從仲丁以來，商朝統治者實施廢嫡而立諸弟的做法，使得時局出現動蕩，進而引發王位争奪，國内出現動蕩。
司馬遷在《史記》中也給出了線索，商朝的興衰并不和封建王朝一樣，遵循一個“抛物線”的規律。
商朝則呈現出反複興衰的曲線特性，商朝存在期間，多次出現興衰。而動亂的背後，很可能便是都城頻繁遷徙的主要原因。
要知道，不管是誰當首領，都會選擇呆在自己的大學營，進而出現頻繁遷都的現象。
動亂導緻遷都有一定的道理，但考古學家們也又給出了不一樣的看法。河南商城、偃師中出土的青銅兵器占比數量僅為15%，而禮樂器的占比為85%。
而殷墟中出土的青銅器的占比則相反，而且更為驚人的是，殷墟出土青銅兵器的數量竟然是偃城的數倍。
當然，僅僅根據兵器的數量并不能說明什麼，随着出土的還有其他物品，其中一項便是人殉規模。在人殉規模上面，殷墟出土的規模要遠超其他時期。
有句話說得好，進攻就是最好的防守。當他們擴充到了殷之後，反過頭來發現，東夷問題又成為了問題。
之是以都城伴随着擴張一起推進，在我看來，當時的資訊傳遞較為緩慢，雖說是一個國家，但究其規模來看，無法和封建王朝時期相比。
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國家往往有幾個大城，而對于國君能力的考核中，軍事上司能力占據更大的比重。
是以，國君既要統治百姓，又要指揮打仗，打仗除了比拼人數，還要拼後勤補給。是以，将都城建立在“前線”之上，不論是對于軍隊的排程還是對于後勤的補充方面，都更加便捷。
這或許才是商都城頻繁遷徙的真實原因，他們雖然已經建立了政權，但還是保持着當年的傳統，頻繁遷都也是商部落作戰生存的一大特點。
遷都雖然為進攻擴張和後勤補給提供了便捷，但由于頻繁遷都，都城的防禦以及軍事措施相對就要弱一些。
有句話說得好，進攻就是最好的防守。當他們擴充到了殷之後，反過頭來發現，東夷問題又成為了問題。
當商纣王将矛頭對準東夷時，卻被周武王“偷了家”，僅僅一場大戰便輸了個精光。這就是他們頻繁遷都帶來的隐患，根基不穩，防禦不足，使得幾百年基業毀于一旦，實在是令人惋惜。
僅僅一場大戰便輸了個精光。這就是他們頻繁遷都帶來的隐患，根基不穩，防禦不足，使得幾百年基業毀于一旦，實在是令人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