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归玩，闹归闹，别拿迁都开玩笑。都城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至关重要，是其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
统治者在分配国家资源时，不可避免地都会朝都城多倾斜一些。在商周时期，更是将都城被攻破，宗庙被毁坏当成国家灭亡的标志。
一旦都城被攻破，宗庙被毁坏，即便是国君活着也都被定义为“国灭”。因此，都城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封建社会，迁都一两次的就属于多数的了，绝大多数朝代其祖祖辈辈都没有动都城的念头。
话说到这就想不明白了，为何当年的商朝却将迁都视为儿戏，在统治时期曾多次迁都，他们为何能够如此地“肆意妄为”？
按照记载来说，商朝迁都的次数，着实是有些多了。按照《竹书纪年》的记载，商朝都城有着“前八而后五”的说法。
这又该如何理解呢？所谓的前八指的是商汤灭夏之前，就已经迁徙过8次了，而后五次则是商汤灭夏之后干的。
这个问题便又摆在了这里，如果说商汤灭夏之前，是因为军事等各方面原因迁徙的话，那么商汤灭夏之后又在迁徙什么？
毕竟，夏朝都已经覆灭了，商朝不可能为了躲避夏朝再频繁迁徙了。难道，当年被大禹治好的洪水，又出现了，逼迫商朝不得不再多次迁都？
因此，商朝迁都这件事，就得一分为二地来看，作为东北起源的一支，商部落也是骁勇善战之人。
按照通常的逻辑，部落都会追求更加适宜居住以及部落发展的地区，商从东北地区多次迁徙，其根本目的就在于要向中原地区战略转移。
因为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带，才是更适宜部落发展的黄金地带。按照商都城迁徙的记录来看，他们一路上从东北到河北再到河南地区，一路迁徙一路壮大，最终在河南地区生根发芽。
既然商灭夏之前，一路迁徙的原因是为了发展求存，并不是为了躲避什么，那当商朝灭了夏之后，他们为何又迁徙了5次之多？
商朝到了第十任君主仲丁之后，又开始“折腾”了，他们又开启了迁徙之路。按照《史记》的说法，商朝的都城从亳迁到了器、从器又到相，从庇又迁徙到奄，又又到了殷。
这几次迁徙范围都不大，整体呈现从南向北的方向，没有摆脱河北山东两省。这个路线有一个特点，他们是从土地肥沃的地区，向着土地不肥沃的地方迁徙。
当人们无法解释这种现象的时候，又开始将大洪水之说拿出来充数了。可细细一分析便可以推翻这个说法，洪水总不能追着商的都城跑吧。
查看史书记载可以看出，商朝曾在武丁和祖乙时期遭遇过水患，但即便如此，他们也并未迁都，由以上两点可以得出结论，商朝频繁迁都的背后，并非是躲避洪水这么简单。
这件事并不是现在才被搬出来讨论的，早在几千年前，古人便讨论过此事。按照太史公司马迁的说法，自从仲丁以来，商朝统治者实施废嫡而立诸弟的做法，使得时局出现动荡，进而引发王位争夺，国内出现动荡。
司马迁在《史记》中也给出了线索，商朝的兴衰并不和封建王朝一样，遵循一个“抛物线”的规律。
商朝则呈现出反复兴衰的曲线特性，商朝存在期间，多次出现兴衰。而动乱的背后，很可能便是都城频繁迁徙的主要原因。
要知道，不管是谁当首领，都会选择呆在自己的大本营，进而出现频繁迁都的现象。
动乱导致迁都有一定的道理，但考古学家们也又给出了不一样的看法。河南商城、偃师中出土的青铜兵器占比数量仅为15%，而礼乐器的占比为85%。
而殷墟中出土的青铜器的占比则相反，而且更为惊人的是，殷墟出土青铜兵器的数量竟然是偃城的数倍。
当然，仅仅根据兵器的数量并不能说明什么，随着出土的还有其他物品，其中一项便是人殉规模。在人殉规模上面，殷墟出土的规模要远超其他时期。
有句话说得好，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当他们扩展到了殷之后，反过头来发现，东夷问题又成为了问题。
之所以都城伴随着扩张一起推进，在我看来，当时的信息传递较为缓慢，虽说是一个国家，但究其规模来看，无法和封建王朝时期相比。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国家往往有几个大城，而对于国君能力的考核中，军事领导能力占据更大的比重。
因此，国君既要统治百姓，又要指挥打仗，打仗除了比拼人数，还要拼后勤补给。因此，将都城建立在“前线”之上，不论是对于军队的调度还是对于后勤的补充方面，都更加便捷。
这或许才是商都城频繁迁徙的真实原因，他们虽然已经建立了政权，但还是保持着当年的传统，频繁迁都也是商部落作战生存的一大特点。
迁都虽然为进攻扩张和后勤补给提供了便捷，但由于频繁迁都，都城的防御以及军事措施相对就要弱一些。
有句话说得好，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当他们扩展到了殷之后，反过头来发现，东夷问题又成为了问题。
当商纣王将矛头对准东夷时，却被周武王“偷了家”，仅仅一场大战便输了个精光。这就是他们频繁迁都带来的隐患，根基不稳，防御不足，使得几百年基业毁于一旦，实在是令人惋惜。
仅仅一场大战便输了个精光。这就是他们频繁迁都带来的隐患，根基不稳，防御不足，使得几百年基业毁于一旦，实在是令人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