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7日，鄭州市公布了鞏義“雙槐樹遺址”最新階段性考古成果。該遺址發現于上世紀90年代，在鞏義河洛鎮［1］200-204，距今5300年左右，面積約117萬M2，現被定名為“河洛古國”。新發現包括，其中出土了用9個陶罐模拟的“北鬥九星”圖案（以下簡稱“河洛九星”），以及家蠶牙雕等［2］。“河洛九星”是“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結束後，黃帝文化考古中的嶄新進展。
此前，筆者借鑒學界關于黃帝時期對應作為仰韶文化中期之廟底溝文化的思路，在石興邦先生支援下，根據對西安楊官寨遺址（以下簡稱“楊址”）的研究，提出楊址即黃帝都邑，首位黃帝逝世于距今5728年，楊址作為都邑至少達753年；而五帝時期（含黃帝、颛顼等）至少長達1654年，結束于距今4073年，即夏朝開國的公元前2054年①。“河洛九星”說明，700多年的黃帝時代的曆史還應分為前後期，後期約300年的曆史重心不在關中，而在河洛。
一、張忠培先生論廟底溝文化後期“群雄逐鹿河洛”
（一）“群雄逐鹿河洛”命題
張忠培先生曾提出“群雄逐鹿河洛”命題，形成了對廟底溝文化研究的細化。該命題論證主要展現在《中國古代文明形成的考古學研究》一文中［3］568-602（以下簡稱“張文”）。文中，張忠培先生有一些觀點值得注意：中華史前考古學應研究中華史前曆史。中華文明誕生史研究應以陶器為首要抓手。其前提是，中華文明誕生時的主體文化，是陶器為主的仰韶文化。此判定迄今無錯，堪供研究“河洛九星”借鑒。深化廟底溝文化彩陶花紋最早“統一”中華基本版圖的研究，這已是目前中華史前考古學界的“共識”［4］79-106，實際揭示了以廟底溝文化彩陶花紋為圖騰的黃帝族首先統一了中華版圖核心。
他還強調廟底溝文化核心區在關中，并揭示了考古學“文化區”裡存在着曆史學“親族文化區”，指出廟底溝時期後段即距今5300年後，在一個曆史—文化區裡，會産生許多“親族文化區”，而河南的大河村文化區，就是從此前統一的廟底溝文化區分化出的一類“親族文化區”，其中“河洛—鄭州地區”的“親族文化區”，又“居于排頭位置”［5］229。這就為深解“河洛古國”預制了理論架構。文章還在說明中華史前考古學在确立渭河流域考古學文化序列與譜系的同時，也基本确立了“伊洛—鄭州地區考古學文化的序列與編年”［5］84-88，為今天在研究楊址黃帝紀年的基礎上，認識“河洛古國”等豫地各古國紀年提供了時間參照。這次“河洛九星”研究，将參考張先生論斷，并沿着石興邦先生早就指出的“考古學+神話學”模式［6］21展開。張文深入研究“群雄逐鹿河洛”，應聚焦大河村文化區，提出在廟底溝文化前期，渭河流域是中國的先進地區而處于文化中心地位，至廟底溝文化後期，河洛—鄭州地區的大河村文化，“已在老官台—半坡文化系統中居于排頭位置”［3］516。這意味着在黃帝古國，當時最厲害的地方割據勢力集中在豫中大河村文化區，首要代表即“河洛古國”。
但張文未能明确區分“中華文明（整體）誕生”與“中華文明要素誕生”這兩個概念，易緻誤解。現已知，以天文曆法為首要标志，“中華文明要素”誕生在距今約六七千年前［7］13-45。随着中華文明探源研究深化，“文明要素誕生”與“文明（整體）誕生”，現在已被認為是兩個性質不同且須清晰分開的概念［8］323-324。對黃帝曆史研究而言，首先應注意中華文明要素誕生時段；故采用張文結論，應以承認它關于廟底溝文化前期關中處于文化中心地位之結論為前提。
（二）“河洛古國”與鑄鼎原遺址及楊址關系
關于“河洛古國”與鑄鼎原關系。鑄鼎原出土晚，張文未論。不過，蘇秉琦先生在論述廟底溝文化核心區即關中“中支”時，曾說“中支”裡“介于陝縣—洛陽”的部分（鑄鼎原在其中），其性質也介于“中支”和“東支”之間，且又與晉南文化形成了一個“亞區系”［9］23-24。據此可認為，鑄鼎原遺址與大河村文化區屬不同親族區。該遺址也始建于距今5300年左右，鑒于它擁有楊址才有的黃帝都邑标志構築物祈雨池，應是黃帝族為迎對東部出現的割據，以及北方蚩尤南侵，而向東推進建立的“副都邑”［10］。
關于“河洛古國”與楊址關系。“河洛古國”初建時，黃帝在楊址尚未完成“黃曆”校準；此校準完成于距今5214年②，此時“河洛古國”建成已近百年，“河洛九星”辨別已立（見後述），故雙方雖對峙，但楊址仍為黃帝都邑。
二、“河洛九星”解讀
早在25年前，許順湛先生就基于“考古學+神話學”模式預言，對應“河圖”的史前遺址，作出“當在鞏義市的洛汭”的判斷［11］152。他的預言精準。
（一）河洛神話與黃帝神話簡說
河洛神話最早都出自緯書，與最初源自儒家的鄒衍學派關系密切，含有曆史“素地”③。其主角是黃帝，主要情節是在河洛一帶岸邊，有大魚（或大龜）從河水裡馱出“河圖”之類展現“天命”的寶物，黃帝則接受此“天命”；或者是在河洛一帶宮室，有鳳凰雲集銜圖鳴叫，甚至降至庭階，黃帝則“再拜稽首”而接受“天命”。其主旨均在展示黃帝執政合法性源自“天命”，此即“君權神授”［12］275-276。
梳理黃帝神話，約可分三類：其一由《史記》的《孝武本紀》或《封禅書》轉述，是由儒家傳承下來的一組神話，以“黃帝荊山鑄鼎成功乘龍升天”神話，以及“黃帝迎日推策”神話為骨架，對應黃帝們在楊址一帶建功立業的史績④；其二即河洛神話，不僅其“河圖”看來對應着“河洛九星”（詳見下述），而且整體上也對應着“群雄逐鹿河洛”史迹。其本質就是群雄尋找“君權神授”證據的神話表達；其三則是“涿鹿大戰”神話，對應着關中黃帝仍為該戰主力的史實［13］。
（二）在河洛神話和河洛考古成果結合中解讀“河洛九星”
緯書中的“河圖洛書”類神話，占全部書目的22.8%［12］252，可知河洛神話主意象是“河圖洛書”。“河洛九星”即“河圖”實物。緯書說“河圖洛書”包含着“天文位度之差”［14］499。《後漢書·天文志》更說：“軒轅始受河圖鬥苞授，規日月星辰之象。”［15］377認定“河圖”即模拟北鬥七星（“鬥苞”）之象⑤。“河洛九星”是帝王都邑和帝王身份象征。緯書曰：“聖人受命必順鬥。”即帝王接受“天命”，必然會用北鬥七星測定時間，以順應“天時”［14］688-689。這說明，它一方面與大陸文明要素誕生首現于天文曆法的史情相關，另一方面以北鬥星象對應帝王都邑及帝王身份，在以黃土高坡為基本地盤的史前中國定居農業中，具有某種必然性。因為該地史前古國首領的主責即“授民以時”。久而久之，“河洛九星”就積澱成帝王執政合法性的标志。由此，地上的中心即帝王都邑，就隻能對應着作為天上中心的北鬥星。也是以，人間的帝王必須用北鬥星象征自己的身份。《論語·為政》所謂“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表述的正是這種中華文化特色。于是，“河洛九星”一方面佐證着“河洛古國”即“群雄逐鹿河洛”期間某位割據者的都邑，另一方面也表明“群雄逐鹿河洛”期間的割據者都邑，都會以“河洛九星”圖案作為其象征。
“河洛九星”何以比北鬥七星多出兩星？緯書謂：“軒轅，主雷雨之神。旁有一星玄戈，名曰貴人；旁側郎位，主宿衛、尚書。”［14］543意指黃帝本來就是職掌雷雨的神祇，故象征黃帝的北鬥七星之旁，應有兩個星象，一個是武将，另一個則是尚書⑥。這種解釋，一方面照應着楊址祈雨池證明黃帝的主責之一即祈雨，故稱之為“雷雨之神”，表明“河洛古國”中以北鬥星象征的首領，仍承襲着黃帝“雷雨之神”神職；另一方面說明，北鬥七星之外的那兩個星象，一文一武，代表着帝王的臣工或武備，合理可信。緯書還說五帝都遵循“九星之法”［14］486，顯示“九星之法”是作為五帝時期最早“君臣制度”的象征而存在的，可信。
“河洛九星”是帝王被授“天命”之證。顧颉剛先生說，“河圖洛書”是帝王接受“天命”的“必要條件”［12］275，了解甚精。河洛神話對此表述頗繁。如謂：“黃帝曰：‘餘夢見兩龍挺白圖，即帝以授餘于河之都。’天老曰：‘天其授帝圖乎！’”［15］362在此，“河圖”被解釋成上天授予黃帝的指令。又如說“聖人受命”必須“張握命圖”［14］260，即拿到“河圖”并加張揚，就是帝王擁有執政權的最有力證據。再如“黃龍負圖，麟甲成字，從河中出，付黃帝，令侍臣寫以示天下”［15］361，指帝王們在接受“河圖”後，還應把它展示出來昭告天下。“河洛九星”存世，正是照此辦理的結果。
“河洛九星”隻對應着“易代”帝王。顧颉剛先生曾說：“凡是一個新天子，或将做天子的，一定要‘臨觀河洛’。”［12］275故知“河圖”是易代帝王才會展示的“受命”證據，因“新天子”要先給自己“易代”執政的合法性尋找“天命”證據，而在當時曆史背景中，隻有“河圖”才堪當此任。“易代”是準确了解“河洛九星”曆史本質的關鍵。對此緯書記載頗繁，如說：“握命人起，河出圖。”［14］205所謂“握命人”，即指“新天子”或“将做天子的人”；“起”即起事“易代”。這充分證明，“河圖”隻對應易代帝王⑦。河洛“黃帝”們留下“河洛九星”，昭示着他們對黃帝古國而言，隻能是“易代”首領。宋衷就發現，他們“繼黃帝立者，而史不叙”，因為“非五運之次”［16］82，已觸及其“易代”不合儒禮。遵奉儒教的《隋書·經籍志》進而說，河洛神話“紀易代之微，其理幽昧”，“不類聖人之旨”，說得更直接。“河洛九星”的最大曆史奧秘，就在這裡。
“河洛古國”即黃帝曆史後期由河洛一支割據勢力所建古國。豫地專家把它命名為“河洛古國”，未純按河洛神話呼為“黃帝都邑”，展現着學術上的清醒。此定性的旁證，包括“河洛古國”旁還存荥陽青台遺址。它與“河洛古國”存世時間相同，也有“河洛九星”［2］。如果“河洛古國”被定性為黃帝都邑，那麼，青台遺址亦然。這樣，同一時期的河洛竟然有兩個黃帝都邑，不合情理。結合張忠培先生結論看，“河洛古國”和青台遺址，都隻能是“群雄逐鹿河洛”中的兩位所建古國的都邑。
三、“有熊國”和“軒轅”新探
《史記·五帝本紀》說：“黃帝為有熊。”參與探源工程考古學決策的學者，豫籍史前考古學家，都對“有熊國”一往情深。主持發掘的顧萬發先生深信河洛古國與河洛神話對應，其細心使“河洛九星”得以完整清晰現世，給解開此千古之謎，提供了主要依據［2］。
（一）原始巫教中的“熊”與“北鬥”
中華遠古先民信奉原始巫教（亦稱薩滿教［17］122）而與“熊”關聯。據說東亞史前巫教中心在今俄國西伯利亞［17］361-362，頗近北極，故熊作為東北亞史前巫教崇拜對象也在情理中。史前東北亞巫教徒均有“熊儀式”，它作為“狩獵的巫術和神話有關”。在熊儀式中，先民穿上熊皮，就會獲得“一種超人類的存在方式”，并“通過成為這樣的神話動物”，使自己“變得比自身更加偉大和強大”，甚至可升天。此遺俗在中國一直流傳［18］461-464。此外，古代離北極圈很近的愛斯基摩人，類似中國人，“熊是其薩滿教造型藝術中最重要的形象”，主要功能是展現人—熊轉換，甚至有“飛熊”［19］365。另一方面，在巫教裡，北鬥星又被等同于“天熊”形象，于是，從遠古就出現了全球性的關于北鬥星即“熊星座”的命名，包括在巴比倫和古希臘的神話中都如此［19］383。在中國信奉巫教的少數民族中，迄今仍稱北鬥為“熊星”［20］71-73。看來，把“北鬥”與“熊”對應，曾是基于遠古巫教悠久傳統的全球性文化現象。
在巫教傳承中，如前已述，遠古時代中國還産生了把天上“北鬥”即“熊星”與地上帝王或祖宗所在相對應的政治傳統。緯書就借黃帝之口，把人類所有祖先統稱為“有熊氏”［14］1。《左傳·昭公七年》和《國語·晉語》都說，禹的父親鲧死後化為“黃熊”。甚至到了春秋戰國，楚人還把自己的祖宗視作“大熊”［21］。日本人也把自己的先祖稱為“天熊大人”［19］365。從中可知，把天上“北鬥”即“熊星座”，與地上的帝王或祖宗所在相對應，是基于東北亞舊石器時代即誕生的巫教傳統［17］359-361。這樣，我們才可切入對“河洛古國”一帶“北鬥”與“有熊國”關系的思考。
（二）“河洛九星”“有熊國”“軒轅”
“河洛九星”即“有熊國”辨別。《史記·天官書》說：“鬥”即“天子之星也”，指古代北鬥星圖案設定處即帝都。由此，設定着北鬥星圖案的“河洛古國”，在其首領打着黃帝旗号的意義上，即黃帝都邑。但這存在着疑問，一是“河洛古國”展現着廟底溝文化後期群雄逐鹿河洛，而黃帝卻應是中華史前部落聯盟勢力強盛且形成中華大一統狀況的首領，彼此曆史面貌大異。二是如前所疑，“河洛古國”旁的青台遺址也具黃帝都邑資格，同時其不遠處的鄭州西山古城，始建于距今5300年左右，也“必然是一個政治、軍事或宗教中心”［11］150-151。這就意味着，僅在河洛，當時就至少同時存在三個都邑，反證着它們均非真正的黃帝都邑，其首領也非真正的黃帝，都隻能是逐鹿河洛的群雄之一。既然其中有兩處都設河洛九星，而河洛九星就對應着“熊”，那麼，根據文獻關于“自有熊啟祚，故又曰‘有熊氏’”［15］439的記載可以設想，由這兩個“有熊古國”代表的逐鹿河洛的群雄，即以地方親族為基，作為“豫中古國群”形态的“有熊國”；“河洛九星”即“有熊國”通用辨別。
從目前考古發現看，豫地的廟底溝文化後期大遺址，“尤其以三門峽、洛陽和鄭州一帶最為集中，其次是安陽、南陽等地”［22］390。據許順湛先生說，考古學上的大河村文化，“主要在鄭州市轄區市郊、新鄭、新密、荥陽、鞏義、登封等地區”［11］366，故河洛一帶應屬大河村文化區。許先生還據此認定，大河村文化區在河洛一帶者，即黃帝時期的“有熊國”［11］366，152，它“向南可至禹州市，向東不到開封，北不過黃河，西超不出洛陽”，“新鄭是有熊地域的代名稱。黃帝的傳說、遺迹在新鄭、新密最多，也最為集中”［11］368。這樣看來“有熊國”即對應張忠培先生所講逐鹿河洛之群雄的通稱，表征着當時在大河村文化區河洛一帶稱雄的一些“親族”即地域割據勢力的政權形态［11］366-368。
“軒轅”是對“河洛九星”對應着的河洛地域割據勢力首領的俗稱。《史記》首句說黃帝“名曰軒轅”。“軒轅兩字皆從‘車’，字形中透露出運載工具的含義”［19］359，有典籍由此謂“黃帝作車”［15］407，389，438，不合史實。《史記·天官書》說，北鬥七星具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的重大作用，故在緯書中，它又被稱為“帝車”［14］485或“帝軒”［15］375，并進而訛化為“黃帝名軒”［15］361。久而久之，設定着“河洛九星”圖徽的河洛割據者被一律俗稱“軒轅”⑧。緯書還記錄了軒轅的出生神話：
黃帝名軒，北鬥黃神之精。母地祇之女附寶，之郊野，大電繞鬥，樞星耀，感附寶，生軒，胸文曰：“黃帝子。”［15］361
在遠古神話裡，父子關系往往隐喻對同一文化的繼承關系⑨，是以，這一神話意味着，軒轅們并非黃帝，但他們繼承了黃帝文化⑩和名号，與他們作為“有熊國”裡群雄的真實身份符合。
作為區分黃帝與軒轅的旁證，張守節《<史記>正義》還提出，“軒轅十七星，在七星北。黃龍之體，主雷雨之神”［19］360，說明在古代天文學裡，“軒轅星座”并非北鬥七星，而是後者北邊的十七個星，它們是“雷雨之神”的象征。這種區分，也佐證着軒轅并非與北鬥七星對應的黃帝。另一方面，如前所述，黃帝即“雷雨之神”［10］；星象學認為軒轅也是“雷雨之神”，暗示着軒轅繼承了黃帝神職，也暗示“有熊國”諸軒轅仍打着黃帝旗号。由此可知，許順湛先生指認“軒轅之丘”就在“有熊國”境内［11］301，應可信。
（三）從嫘祖神話再識“河洛古國”
“河洛古國”出土家蠶牙雕，結合河洛—鄭州一帶其他同時期遺址也曾出土絲綢遺物及陶蠶看，說明群雄逐鹿河洛之時，河洛—鄭州一帶蠶業發達［11］145。這不能不讓人聯想起作為蠶神［11］145的黃帝元妃嫘祖神話。嫘祖神話記載，“帝娶西陵氏于大梁，曰嫘祖，為元妃”［15］419，445，顯示嫘祖活動于今開封一帶，與河洛出土蠶事遺存均在大河村文化區“有熊國”境，應可信。但“元妃”何意？“西陵氏”又何指？
從楊址［23］和“河洛古國”墓葬［2］情況看，當時并未形成後世的夫妻家庭制，故當時并不存在黃帝擁有“元妃”事，“元妃”應别有寓意。鑒于神話中的父子—兄弟關系隐喻文化上的繼承，故可引伸出，此神話中的帝妃關系，應寓示着廟底溝文化與大河村文化之間的一種文化上的并列—從屬關系。這符合廟底溝文化前期，大河村文化接受其強烈影響的史實。據丁山先生研究，稱嫘祖為“西陵氏”，應與古代把蠶神視作“西方神”相關［24］451。文獻載“西陵”即“黃帝元妃嫘祖國”，其内有“西陵氏”和“嫘氏”等親族［15］443也可證之。
關于嫘祖神話的初解。《山海經·海内經》說：“流沙之東，黑水之西，有朝雲之國，司彘之國。黃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處若水。”此“朝雲之國，司彘之國”，即統一的黃帝古國［25］。故嫘祖神話，應指最早發生在黃帝前期之事。在史前神話中，母子關系也應寓意文化上的繼承，故所謂“黃帝妻雷（嫘）祖”生子，應隐示在黃帝曆史前期，黃帝古國曾融合了大河村文化區，像對待“元妃”一樣呵護後者；黃帝曆史後期，“有熊國”雖崛起，但大河村文化區作為黃帝“元妃”的認知定勢驟然難改，于是，“有熊國”裡的主要軒轅，作為“元妃”的兒子即“有熊國”成員，仍然不能不極力論證自己以黃帝名義執政系“天命神授”。前述關于軒轅為“黃帝子”的神話，同蘊此義。此即嫘祖神話蘊含的曆史原貌。
關于嫘祖兩個兒子青陽和昌意的曆史真相。《史記·五帝本紀》說嫘祖生了老大青陽和老二昌意，“其後皆有天下”。許多文獻記載同此。在黃帝時期和颛顼時期之間，這兩個“皆有天下”者，應即“有熊國”中的兩位軒轅。鑒于現在發現僅“河洛古國”和青台遺址出土“河洛九星”，故這兩位“軒轅”，應即此兩個古國首領。這也因為，文獻記載他倆“并居帝位”［26］193-194，符合此兩遺址同時存世的史實。對其曆史真相，須從山東遠古文化說起。
首先是大汶口文化和少昊族。與廟底溝文化同時，今山東一帶還有大汶口文化。它與前者關系緊密，在涿鹿大戰中形成了以黃帝族為首的聯盟［13］。早期大汶口文化區内的親族，主要是“太昊”和“少昊”，後者以今曲阜為中心［26］193-194。但就河洛地域而言，在廟底溝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關系中，如果說早期前者對後者影響較大（即“西勝東”），那麼，在距今5300年後，後者對前者的影響則較大（即“東勝西”）［26］194-195。本文的分析恰值“西勝東”向“東勝西”轉型之際。
其次是“河洛古國”即源自少昊族的青陽所建“金天氏”易代古國都邑。《國語·晉語》記載青陽說：“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惟青陽與夷鼓皆為己姓。青陽，方雷氏之甥也……惟青陽與蒼林氏同于黃帝，故皆為姬姓。”［15］333由于這段記載中還有“黃帝以泾（姬）水成”，已被楊址在泾水邊出土證明可信［27］［28］，故對其青陽記載，也應重視。從中至少可知，作為嫘祖長子即大河村文化區最強的親族勢力，青陽雖遠離少昊故地而西處河洛，卻繼承着黃帝文化，即在政治上已“歸化”于黃帝。《〈春秋〉緯》還說，青陽“代黃帝而有天下，号曰‘金天氏’”［14］649；蔡邕也謂：《易》曰“土生金，故黃帝沒，少昊氏以金德繼之”，此即“少昊為‘金天氏’”［14］373。這些記載均顯示，青陽是在距今5300年左右，當群雄逐鹿河洛時，黃帝族影響在河洛一帶下降；作為大河村文化區最強地方割據力量，源自山東少昊族的青陽，便對标舉“土德”的黃帝古國進行“易代”，以五行之“土生金”為據，以“金天氏”為國号，建立起了代替黃帝一統天下的“金天氏”古國，青陽應即“河洛古國”主人。“河洛古國”即青陽所建“金天氏”易代古國都邑。
最後是“金天氏”古國紀年的問題。《五帝德》記孔子說軒轅黃帝300年［15］337，較可信。因為“金天氏”在距今5300年左右建立，在距今5000年左右衰亡，其時恰逢涿鹿大戰爆發［13］，它代表的“有熊國”諸軒轅在戰亂中衰亡，合乎情理。目前已知，涿鹿大戰後颛顼在豫中立國于距今4975年①，如以孔子所說300年為據，可推知“金天氏”立國于距今5275年，亡于距今4975年。如果再以河洛神話所載“黃帝五十年七月庚申，天下大霧，三日三夜。霧除，帝遊洛水之上，大魚負圖而出”［15］376為據，可推知“金天氏”首領接受“河圖”（應即青陽設立北鬥九星圖案）的具體時間，是距今5225年的“七月庚申”。
餘論
以河洛九星出土和被解讀為拐點，黃帝曆史研究躍上了新層階。其學術特征之一，是把黃帝時期分為陝（前）豫（後）兩段；黃帝曆史研究的“關中說”，和許順湛先生代表的“河南說”，趨向互補融合。它與探源工程結論兼融。由于“河洛九星”已出土，又鑒于青陽宣布對黃帝“易代”，還曾被視為獨立于黃帝的獨立朝代［12］3，4，7，故建議河南省考慮，今後在黃帝曆史宣傳中，實事求是地聚焦“軒轅”和“有熊國”等内容，适時把鄭州“黃帝故裡拜祖大典”改名為“軒轅拜祖大典”，時間可選在每年“七月庚申”。
注釋
①胡義成《李伯謙先生中華文明“‘探源’學術”簡單追蹤》，《西安财經學院學報》2019年第3期；胡義成《西安楊官寨遺址中心廣場蓄水池解讀——兼議河南靈寶西坡遺址為黃帝族“副都邑”》，《浙江樹人大學學報》2019年第5期；胡義成《初拟“五帝年表”》，待刊。②胡義成《李伯謙先生中華文明“‘探源’學術”簡單追蹤》，《西安财經學院學報》2019年第3期（其中關于黃曆校準完成于“‘甲子朔旦冬至’之日”的文字，系電腦操作失誤，該八個字應删去）。③胡義成《廟底溝文化早期關洛三圖騰和三神話初探——試論黃帝初期“古國治理”觀念的“原型”》，四川師範大學《國學》集刊第七集（巴蜀書社2019年版）。參見饒宗頤《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中華書局2015年版，第12-15頁。④胡義成《黃帝鑄鼎之“荊山”考——關于“黃帝都邑”西安楊官寨遺址的神話研究之一》，《地方文化研究》2018年第5期；胡義成《“黃帝都邑”西安楊官寨遺址“少玉”對應的黃帝宗教改革——論史前廟底溝文化發展擴張的主要秘密》，《浙江樹人大學學報》2018年第3期；胡義成《華毓對決——史前涿鹿大戰新解兼論中華文明的奠基》，西北師範大學《先秦文學與文化》第八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⑤從《尚書》開始，“河圖”與“洛書”均被分開叙述。“洛書”原指“北洛河”河谷今陝西白水縣一帶蒼颉氏整理之刻劃符号（即最初漢字）；在鞏義彙入黃河的“洛河”原名“雒河”，其“雒”與“洛”異字（劉宏濤：《中華原》，陝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31-332頁）。在這個意義上，“河洛九星”不是“洛書”實物。此事可再究。⑥後人解釋緯書對北鬥七星之記時也謂，其旁“加二以佐其用”（趙在翰輯《七緯》，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304頁）。《史記·天官書》則謂北鬥七星旁“有兩星，一内為矛，招搖；一外為盾，天鋒”，意指這兩個星，在鬥之内者名叫“招搖”，在鬥之外者名叫“天鋒”；它們象征一矛一盾，皆為黃帝武備。這些說明，與緯書極近。⑦《<春秋>元命苞》對此還說，“黃帝受圖有五始”，按孔穎達等人解釋，此“五始”包括“王者受命之始”（趙在翰輯《七緯》，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389頁）。⑧在楊址中，未見辨別“軒轅”之迹。在《莊子》裡，“軒轅氏”與黃帝也尚未混同（顧颉剛《中國上古史研究講義》，中華書局2003版，第93頁）。現在看，把軒轅與黃帝混而為一者，首先是孔子（同上第89頁，第94頁）。⑨如《國語·晉語》說少典生下了炎黃兄弟，實際表達着炎黃二帝均系信奉拜日者，見丁山《中國古代宗教與神話考》，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11年版，第408頁。⑩如大河村文化區也出土了内壁繪有類似楊址“十二支陶盤”的陶器（胡義成《“‘十二支’陶盤”：“黃帝考定‘星曆’”的物證——“黃帝都邑”西安楊官寨遺址出土器物構築試解》，《武陵學刊》2018年第6期），應是其繼承廟底溝文化幹支紀日方式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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