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我們不得不撤離慘淡經營數年的雲嶺，向北方開拔，當地群衆均依依惜别，不忍我們離開，場面非常動人。我也是暗含着眼淚離開的。行動前，我與國民黨内我黨人員保持情報聯絡，戰争将起，我們即獲得國民黨軍的全部部署計劃，但因項英、袁國平的錯誤還是沒有能避免落入敵人的陷阱。
本來，十二月中旬可以行動，但葉軍長等都主張最後派袁國平再去三戰區交涉補充彈藥給養等事後再走，此時，中共重慶辦事處也打來電報，說重慶和桂林有一批幹部要趕來随軍行動，要求在他們到達後軍部才出發。這批幹部共二十八人，從桂林辦事處坐了一輛卡車，在十二月二十七日才到達，是以，出發時間推遲到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關于行軍路線，袁國平也向國民黨說明，走銅繁渡江已為敵僞發覺，而改走蘇南一線。三戰區也表示同意，并說可在經過甯國時，由上官雲相司令部補發彈藥給養。袁國平回來便在軍分會上提出走"之"形路線的主張，他說："不要直截了當地走這條路，幹脆，學毛主席長征的辦法，走'之'字路，先往南進，調動敵人向南，我們一轉，轉到北邊去。"結果說服了項英，葉挺也同意了，并報告了中央。于是在一月四日，軍部率頒老一團、新一團、老三團、新三團、五團、特務團和教導隊等共九千二百餘人出發了。
我軍分成三個縱隊行進，軍直屬隊随中路的二縱隊行動，采取先向南到茂林、三溪再經旌德、甯國到郎溪去蘇南的路線，後來證明這一路也正是落入國民黨布置的口袋陣中，誘我在甯國補充給養是預設的陷阱。我們事先也得到了情報，國民黨軍的四十師已從浙西向皖南方向移動，就是為了向我包圍進攻。由于天公不作美，下起大雨，清弋江水猛漲，架起的浮橋幾次被水流所沖。為防敵機騷擾，冒雨夜間行軍，我們走了一夜，才渡過青弋江上的章家渡，于五日晨才到茂林。
由于道路泥濘難行，隊伍非常疲勞，又在茂林休息一天，這樣遲緩拖延也影響了突圍的時機，當天即在高嶺附近受到國民黨軍的襲擊，在還擊中俘虜四名，經審問都是國民軍特工化裝的。他們供出這次包圍襲擊行動是上級統一布置的，我們也知道這個包圍圈國民黨共有七個師共約七萬餘人，比我軍多七倍以上兵力。
七日，我軍繼續向丕嶺前進，是選擇走包圍圈的間隙通過，但進到星潭又被阻擊。
軍首長決定退回原路，拟另辟路徑打出去，八日向高嶺進發時又遭敵猛烈阻擊，在高坦附近經我反擊，把敵軍一直追到茂林附近。在反擊中，頑一四四師一個排長攜帶二十餘人持槍起義向我投誠，說明國民黨發動内戰，在他内部也是不得人心的。八日，軍部機要通訊員來找我，說項副軍長叫我去，我随通訊員去項英臨時辦公的房子，見李一氓也在，李對我說：中央來電報了，必要時分散突圍，儲存幹部，要我準備和他一起行動，但何時行動要看戰争形勢發展來定，我會派人通知你的。第二天（九日）仍下着大雨，我們在茂林隘口休息的時候，忽然機要通訊員又來找我，說秘書長要你馬上跟我走。走到山後頭，見李一氓已離開了部隊，在那裡，李對我說，時候到了，我們這支小遊擊隊分散活動，說項英、袁國平、周子昆也一路走，但當時我并沒有看到他們，隻見到還有胡立教、羅湘濤、李步新（中共皖南特委書記）、張元培（軍需處副處長）等，加上帶的武裝共有二十餘人，在那裡一個老百姓家做了飯吃了。
這時遇到我五團的徐金樹團長和林開風政委，他們是奉命去石井坑軍部集結的，于是我們也跟着到了石井坑，才知項英、袁國平、周子昆已經在那裡了。看到項英很沮喪的樣子，聽說他們開了會，宣布中央電令撤了項英的職，但怎麼回事不清楚。後來聽說是饒漱石（中共中央東南局副書記）發電給中央說，項、袁、周私自離隊跑掉了，是以，中央立即複電撤項英的職，指定由葉挺和饒漱石負責。但怎麼項英很快自己又回來了，當時我也感到是個謎。當然，如果中央有"分散突圍，儲存幹部"的電報訓示，項英決定分散突圍不和葉挺商量而單獨行動，也是不對的，是要引起混亂、動搖軍心的。有人說項英曾派葉超找過葉挺，但為什麼未能一起研究，其原因也說不清楚，成為曆史疑問了。這樣，我在石井坑就歸隊與軍部在一起了，葉挺軍長訓示周子昆副參謀長召開會議，為了加強司令部的作戰體制，整頓和健全當時零亂的建制，任命了新的幹部，我被調任參謀處偵察科（二科）副科長。主要管帶路的向導，準備突圍。
石井坑四周被一片大山包圍着，東西四五裡，南北七八裡，有幾個零星的村子，近百戶人家。葉軍長指揮我軍占領四周的山頭，決心暫時固守，希望争取時間待變。但守了四天，到一月十三日，戰鬥完全失利，我軍傷亡慘重，我們已無突擊力量可以突出重圍，也到了彈盡糧絕的境地。
天還在下着雨，衣服全濕透了。這時軍部首長決定分散突圍，以盡可能多地儲存革命骨幹和有生力量。我被發給一百銀元和一些法币，作為突圍費，要個人設法沖出去，到蘇北或延安歸隊。我把随身攜帶的檔案和我自己寫的五六萬字的自傳式小說的劄記文稿以及照片等，都忍痛在山上燒毀了。但我們一批人沒有能突出去，又退了回來。這時項英同志發現葉挺軍長和饒漱石（黨派他到海外辦報紙，剛從美國回來不久即派到東南局任副書記）失散了，就叫我們去尋找。當找到他們時，葉軍長在山頭休息，饒漱石遂跟我們聚在一起。由李志高和我開路突圍，穿過一條水溝，抵一山道，敵三十餘機槍封鎖。我勸項英、周子昆登山，他們不答應，後來敵人向我們喊話，要葉軍長、項副軍長下山去談判。這時饒漱石找葉軍長緊急磋商，提出要葉軍長下山找顧祝同談判，讓我軍人員下山去蘇北新四軍。葉軍長不願去，認為在現在的形勢下，根本沒有談判的條件。饒漱石說，這不是你個人的行動，是黨組織派你去的，将來我們在場的人均可向中央作證明。這樣，這位北伐名将才勉強帶着他的侄子葉欽和、葉天流、葉福如和秘書、副官、警衛員，還有軍政治部組織部長李子芳、秘書長黃誠等十幾個人下山去了。我們站在山頭觀察，等候軍長的消息，但軍長去後就被扣留再沒回來，我們隻好怏怏地離開了。我們走着走着，饒漱石不見了，後來遇到袁國平同志，他已疲勞不堪，說要休息一下，搞點吃的。這時我們還未發現，敵人已經上來了，還喊話要我們投降，接着機槍嘩嘩地掃射過來。我以緩兵之計對敵人說："機槍這樣不停地打，怎麼投降呢？"敵人一度停止射擊，我乘機轉身就跑，子彈又射過來，但未打中我。胡立教拉我上山，我即與胡立教同行。
我當時反正豁出去了，隻有一個執着的信念，突出去，死也别落在反動派手裡。我終于翻過一個山頭，又遇到胡立教等三個同志，于是我們四人走在一起。有了親人在一起我們更不怕了，大家換上便裝上路。考慮到四個人在一起目标大，于是分成兩批，我和胡立教殿後。沒走多遠，那兩位同志由于連續幾天風餐露宿，肚子不适，到山下友善去了。我們徑直向泾縣東北鄉方向走，因為我們知道這一帶黨的群衆基礎比較好。一路上雖疲憊不堪，腳上撞破劃開的傷口隐隐作痛，但我們還是說說笑笑，并不把随時可能來臨的危險當一回事。
遠處槍聲還是那麼緊。忽然，前方路口有人提了根竹竿，竹竿上挑了件衣服，在那裡鬼祟張望。我們立刻意識到那是密探，但還是鎮定地迎上前去，并故意用咄咄逼人的眼光審視着他，他反倒沒敢惹我們。可我們在前面進了茶館等那兩個同志時，卻久等不見，也許，他們就是被剛才遇見的那個密探抓走了。
敵人搜捕突圍部隊的罪惡行徑仍在殘酷地持續着。白天，我倆不得不隐藏在人迹罕至的深山中，晚上，摸下山來弄點吃的，向老百姓打聽路線。一次，我們的藏身之地被一個壯漢發現了，問我們身上可有"家夥"，我們裝糊塗，不知道"家夥"是什麼，說自己是跑買賣的。這自然瞞不過他，"哪有到深山老林來開'碼頭'的？"這壯漢冷冷地說。從這句"開碼頭"中，我馬上推斷出這個人是皖南青幫弟子。在皖南當情報科長時我學過青幫的暗語，對江湖上的"切口"滿能對付。我立刻和這條壯漢用這些"黑話"交談起來，還一本正經地裝出遇到自家人的喜悅。後來，他找來了一個七十多歲的幹癟老頭，這老頭顯然是他的頭，這老頭又一絲不苟地考了我一番，我總算都可以應付。老頭這才喝退左右，單獨和我說話。原來這老頭十分精明，他已看出我們是新四軍，但他相當"仗義"，爽快地說："我不會把你們交給中央軍的！這樣吧，你們跟我走。"他帶我們走的這段路山道彎彎，崎岖坎坷，在一片茂密的樹林後頭，他把我們安頓在一間小屋裡，那裡住着兩個燒炭的人。老人介紹說，他們也是共産黨員，是湖北人。到這時他才歎息道："打了新四軍，中國沒救了！"後來他又承認，原來自己也是共産黨員，當過區委書記，隻是受不了紀律的限制，吃不起苦，才退出來的。那兩人把自己的床讓給我們睡，自己睡在地上，又把身上的衣褲賣給我們。
這以後，那老頭每隔兩三天，總是按時派孫女給我們送吃的，有時還有魚有肉，我們就在深山中過了春節。雖然有吃有喝，這種地方鳥獸都難得到來，周圍山色旖旎，風景實在不賴，但我們這樣的年輕革命者，卻不得不藏在這裡做隐士，怎麼受得了？是以，也還是日坐愁城。開了春，老頭見外頭風聲松動了些，派一個可靠角色，把我們帶出山區。
出了山區，我興奮地發現眼前的路我認識。原來在"皖南事變"前，新四軍軍部曾組織過參謀旅行團，專事考察北撤路線，我當過旅行團政委，在考察中草拟了一份詳盡的計劃，并繪制了地圖。不到這個經曆在此時派上用場。
誰知其時國民黨部隊捕殺新四軍散兵的勾當仍未終止，密探比比皆是，一路上仍然彌漫着白色恐怖。我們走到泾縣紫坑，正在農民家吃飯，遇到了敵軍搜尋，幸有一個小孩報告，才得以及時離開。因為掌握了敵人隻是白天出來、晚上不敢行動的特點，我們晝伏夜行，不走大路，爬山越嶺穿小道。有好多次我和胡立教都險些落入魔爪，幸而兩個人身上都帶了一百元現洋，有時掏出幾元來買通那些鷹犬才脫險。記得胡立教曾經不無感慨地說："多虧了這筆突圍費！"
這樣，經過宣城、郎溪縣境，到了江蘇的溧陽縣梅渚，這時才算最後跳出了國民黨所布下的搜尋圈。但是，在溧陽西鄉并沒有找到新四軍部隊。有一位打更的農民是我們的軍屬，他告訴我們，新四軍已開往武進縣方向去了。我們費了很大的周折，在長蕩湖邊找到了我們的一個兵站（交通站）派出所，找到當地的區委書記老龔同志。我驚喜地發現，他原來是我在上海認識的一個書店的職員，這樣，事情就好辦了。通過他的安排，最後才找到新四軍江南指揮部的廖海濤政委，我們喜出望外。廖海濤同志是我黨的優秀指揮員，在此後的一次戰鬥中被敵人包圍了，因子彈打光而英勇犧牲，他是我永遠懷念的一位英雄。
經過廖政委的安排，我們又過公路、運河、鐵路、長江的封鎖線，在二月十五日到達蘇北東台。先找到老戰友周林同志，這時是真正回到家了。他把我們安置住了旅館，洗了個澡。那天晚上弄到些土燒酒，在一起喝了個痛快，我乘興寫了詩〔抵蘇北〕:
怕提戰績縱橫淚，醉撿征衫日月塵。
春色洶洶花似怒，安排血債且當伸。
當時，陳毅、粟裕同志正好也在東台城開會，部署打泰州，他們抽時間見了我們，我們内心也非常高興。和前些日子相比，真是天上人間。陳毅同志說："你們（還有葉超同志）是'皖南事變'中突圍到達蘇北的第一批幹部。"我們受到陳毅、粟裕同志的親切慰問，也受到同志們把我們當成英雄似的歡迎。陳毅同志聽了我們報告有關"皖南事變"中的情況後，感歎地說："項英同志對國民黨（的鬥争）太軟弱了，是以吃了大虧。"又說："哪能把兵力分散成三路突圍？該集中兵力，選擇敵人薄弱的一個方向突圍嘛！這樣分散兵力非打敗仗不可了。"陳毅同志在三年遊擊戰争中一直和項英同志在一起，對項英同志是很了解的。他簡單扼要地從政治上和軍事上指出了"皖南事變"的教訓，當時給我的印象是很深的。
陳毅同志要我們在東台稍事休整，就很快去鹽城軍部向劉少奇同志彙報。我們坐了小輪船到了鹽城，當晚就見了劉少奇同志。少奇同志表彰了我們，接着聽我們詳盡地彙報，從晚八時直到第二天早四時，共聽了八個小時，并根據我們彙報的"皖南事變"的具體材料，立即草拟了向中央的報告。我還将熟記在心的我黨在國統區、敵占區搞秘密工作同志的名單、聯絡方法等整理成文，面交少奇同志，他很高興。少奇同志立即交待任務，還要我和胡立教同志擔任"皖南突圍幹部審查委員會"的委員。不久分散突圍後到蘇北的有三百多人，饒漱石也突圍到了，他畢恭畢敬地站在我們面前說："請審查"。饒漱石突圍時曾遇國民黨盤查，他自稱是到山上來收購藥材的中醫，沒有被看出破綻，就給放走了。
【揚帆（1912年-1999年2月20日），原名石蘊華，曾名殷揚。江蘇常熟沙家浜鎮橫泾集鎮人。1924年到上海讀書。1932年9月，考入北京大學中國文學系。1937年，加入中國共産黨，并于是年參加“一二·九”運動。翌年，任《譯報》編輯和特派記者。1939年年初，率領文化界救國協會組織的“慰勞三戰區将士演出團”到皖南新四軍軍部慰問第三戰區将士，後參加新四軍，任新四軍教導總隊文化隊政治指導員、副軍長項英秘書、軍法處調查科科長。1941年，揚帆任新四軍軍法處副處長、處長，兼任鹽阜區黨委社會部部長、區保安處處長及新四軍第三師政治部保衛部部長兼調查研究室主任。1944年10月，任中共中央華中局敵區工作部部長。解放戰争時期，任中共中央華中分局聯絡部部長、華東局社會部副部長。1949年6月，揚帆任上海市警察局副局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揚帆任上海市警察局副局長、局長。後上海市警察局改組，揚帆被解職。1955年4月，因“潘（漢年）揚（帆）案件”被逮捕并被關押11年。1965年8月，揚帆被判處有期徒刑16年，剝奪政治權利終身。1975年，揚帆被送到湖北沙洋勞改農場安置勞動。1980年4月，公安部為揚帆平反。1983年8月，對揚帆所有不實之詞全部推翻，獲得徹底平反，恢複名譽和黨籍，任上海市政協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