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聞天夫人張英回憶：我沒有被敵人屠刀吓倒，更堅定了要革命到底

1926年夏天，北伐戰争節節勝利。為了迎接北伐軍，擾亂敵人後方，動員群衆，宣傳群衆，我每天帶着一支十多人的流動宣傳隊上街，演講，發傳單，宣傳北伐軍的勝利，号召大家支援北伐軍，直到天黑才回到學校。雖然人很累，功課也有些落下來，但心裡是舒暢、充實的。這時，對個人的升學啊，前途啊，都置之腦後了。

為了培養幹部以适應大革命迅猛發展的需要，黨中央于1926年冬在武昌建立了中央兩湖黨校，彭述之任校長，講課的有蘇俄顧問鮑羅廷和恽代英、項英等中央上司同志，要湖南、湖北各送四十人去學習，我被選中。我們湖南去的人當中隻有兩名女同志，我是其中之一。我愉快地接受了黨組織的安排，悄悄地從學校走出。我的職業革命工作者的生涯也由此開始。

兩個月以後，1927年1月，我從武昌回到長沙。長沙已經從軍閥政權下解放出來。工運和農運搞得熱火朝天，勞工和農民自己的組織省工會和省農會也都成立了。我被配置設定在省工會職工運動委員會當幹事。負責管理各基層工會的黨團組織，還以共産黨代表的身份參加市民會議，又抓了幾個學校和工廠的黨支部工作，參加他們的支部會議，聽取彙報……我當時21歲，由于個子小，又梳着兩根小辮子，一副中學生模樣，人們就親切地叫我"省工會的小辮子姑娘"。

我不熟悉勞工，沒有做過工會工作，缺乏經驗，心裡有些膽怯。省總工會委員長、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是郭亮，他看出我的心理狀态，就對我說："鄭傑，莫怕，大膽些。幹革命工作嘛，就要膽大，否則反動派怎麼會被我們的小鄭傑吓跑呢？"郭亮風趣幽默的話，使我又感動，又受鼓舞。

對于郭亮，我早就聽說過他的許多故事，什麼郭亮智鬥趙恒惕的兵啦，"郭亮帶兵捉郭亮"啦，……在鐵路勞工"二七"大罷工時，他帶頭卧軌擋車，阻止敵人破壞罷工的事迹，更被人們廣為傳頌。1927年他也才27歲，已經是著名的勞工運動領袖了。我心裡本來就欽佩他，聽了他的話，膽子壯了許多。

郭亮還非常實在地教我怎樣工作。那時職工運動的主要任務是組織和發動各行業工會的勞工開展對資本家和把頭的經濟鬥争。我去哪個行業工會聯系，他總是把這個行業的特點跟我講一講，把找誰聯絡、任務是什麼以至怎樣談話都向我交代。晚上到各個行業工會開會，郭亮總是同我一起去。一方面親自組織，一方面也是有意識地帶我，教我。凡要研究舉行較大規模的鬥争事宜，他都要和大家仔細研究鬥争政策、注意事項、可能發生的問題等等。我很受啟發。可以說郭亮言傳身教給我上了怎樣做群衆工作的第一課。

在郭亮上司下，省總工會是一個團結和諧的戰鬥集體。我的任務很多。每天清早就出門東奔西忙。中午一般不回來，街上買塊燒餅充饑。晚上是一天中最熱鬧的時候。那時工會幹部大多住在省總機關，晚上回來，大家圍着桌子一起吃晚飯，邊吃邊談，交流情況，講講笑話，就像一個大家庭裡的兄弟姐妹。我年紀輕，又是女同志，同志們對我就像對小妹妹那樣關懷備至。有時候，我實在太累，晚上還有任務，是以晚飯桌上不大說話，他們便要關切地詢問我，是不是身體不舒服？遇到什麼麻煩事嗎？在這裡，生活是緊張的，工作也有困難，但我感到溫暖、充實。

1927年，正當大革命轟轟烈烈發展時，蔣介石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全國各地軍閥和國民黨右派頓時氣焰嚣張，争相仿效，瘋狂鎮壓共産黨人和革命群衆。一時間，湖南長沙也是黑雲壓城。反革命勢力已在調兵遣将，準備圍剿長沙的革命勢力了。

住在湖北漢口的軍閥何鍵，為加強湖南的反動勢力，把反動軍官許克祥的一個團調進長沙，同時又指使他在湖南的代表餘湘三，秘密串聯反動武裝勢力，組織了政變指揮部，制造反革命輿論。四五月間，長沙城内流言四起，一會兒說，勞工運動、農民運動搞錯了，勞工農民打倒土豪劣紳是"痞子運動"；一會兒又說，北伐軍節節敗退，被軍閥打得落花流水了，國民革命戰争已經徹底失敗了。這些謠言，搞得人心慌亂，無所适從。

我們省工會的幹部們一個個又氣又急，想方設法向勞工解釋，向市民辟謠，但謠言仍在擴散。聽工友們反映，軍隊也在不斷找岔子，和勞工糾察隊發生摩擦。郭亮認為這很可能是反動派的陰謀，想找借口，制造導火線，達到公開打擊勞工糾察隊和革命力量的目的。

到5月中旬，情況越來越緊急了。省委已作出部署，作好應變準備，并通告各縣工農武裝，要準備就地自衛。5月20日晚，省委開會作出決定：省委幾個公開活動的主要負責人李維漢、郭亮等分路轉移，就地指揮工作，并成立秘密臨時省委。第二天，郭亮回到總工會召集我們開了會，布置應變工作。每人發了一個月工資，并叫原來住在省總工會機關裡的幹部們分散到别處去住，當晚隻留少數人留守。我和另一位女同志、互濟會主任黃厚純住到東茅街7号省工會的職工宿舍裡。臨走前，我将各工會黨團員的名單燒了，以免出事時落到敵人手中。

5月21日（即"馬日"，那時發電報用韻目代日期，這天是"馬"字）那天夜裡，天很黑，下着毛毛細雨。我怎麼也睡不着，擔心着郭亮及留守在總工會的同志們的安全。我覺那晚的氣氛不對頭，預感會出什麼事。

大約在夜裡10點左右，忽然，城裡槍聲大作，我驚呼一聲：許克祥果然動手。我們從視窗往外看，隻見長沙上空一片火光。從火光中我們推測省總工會、省農協、省黨校等處被襲擊了。機關槍聲響了大半夜，外面情況不明，不能貿然出去。心裡非常不安，擔心敵人會來襲擊。這時，我思想上做了最壞的打算。我對黃厚純說："敵人隻要一進大門，我們就摸電門。甯可觸電死，也不能被他們逮住！"我這時已抱定了以死相拼的決心。

這一夜就是中國曆史上有名的長沙"馬日事變"。許克祥部襲擊了省黨校、省工會、省農協等近十處公開的革命機關。雖然我們事先有所準備，但在這次反革命政變中，還是有百餘名共産黨員、國民黨的左派和革命群衆遭到槍殺。

5月22日清晨，槍聲停了，周圍靜得出奇。我們猜不透外面形勢惡化到什麼程度，但同時又覺得宿舍不是久留之地。我們便想到了學校。湖南很多革命同志的革命活動是從學校開始的，學校成為我們心目中的革命營壘。到學校去，能得到保護和幫助，說不定還可以同組織接上頭。

街上已貼出了"鏟共委員會"的告示，通緝"共産黨首要"李維漢、郭亮、夏明翰等人。我們不敢多看多問，急急忙忙，避開人多的地方，穿過小街小巷，來到省立第一女子師範學校。後來曹子俊（總工會庶務）、李思安（總工會婦女部長）等也來了。我們在這裡住了一夜。學校要清校，再待下去我們就會暴露。曹子俊忽然想到了一個去處，他曾經在瓷器店做過學徒，有個師弟叫羅漢卿，人很厚道，又不大過問政治。曹子俊建議到他家躲幾天。于是，我們便去了他師弟家，我和黃厚純住在他家小閣樓上。

這時，懸賞捕捉共産黨的布告已經貼滿長沙城内的大街小巷。城關以及重要的通道也都布置了哨兵。敵人天天在搜捕，天天在殺人。省委李維漢、夏曦等被迫轉移，離開了湖南，其他同志也都隐蔽起來。我想想自己既不能回父母家，也無法躲進親戚家。因為國共合作時期，我的身份是公開的。1927年3月以十名共産黨代表中唯一的一名女代表參加過市民會議。代表們的名單都登載在報紙上，他們不敢接納我。但我相信黨組織一定還在，我要千方百計地找到她。

大革命失敗後，黨轉入地下。在失去聯系以後，找黨的辦法之一就是"碰"。在大街小巷轉，遇到了同志，也許就接上了頭；碰上敵人，就要被抓、被殺。而女同志找黨，又多了一重困難。大革命時，開明女性大多剪去了長辮子，改梳短發或短辮。反革命政變後，敵人惡毒地傳出"巴巴頭，萬萬歲！瓢巴雞婆遭槍斃"這樣的話。巴巴頭，指的是舊時婦女腦後的發髻；瓢巴雞婆，就是秃尾巴雞，以此侮辱剪了短發的女性。我的頭發，先梳成短辮子，後來又把它剪成男孩似的短發。是以，曹子俊、黃厚純認為我出去"碰"黨太危險了，不同意我出去。我堅持說："我是分管各工會黨團組織的，認識的人多，碰上的機會也多。"

我戴了一頂學生帽，蓋住短發，壯着膽子在街上轉。一次，我坐着黃包車經過教育會坪，這是個敏感的地區，以前曾經是革命群衆集會的地方，現在成了敵人的殺人場。過關卡時，哨兵盤問得特别嚴。他問我："做麼子去？"我說："去舅舅家。母親病了，讓我去找舅舅。""為什麼不走别的路，偏要從這兒過？"哨兵懷疑地追問。我故作着急地說："繞遠路會耽誤時間啊，要是母親病不重，我還去找舅舅做麼嘛！"哨兵将信将疑，仔細地打量着我，忽然，手一擡，把我頭上的帽子摘下來了。我有些緊張，橫下一條心，準備被逮捕。沒想到，哨兵隻是嘲弄地說了句："噢，又是一個飄巴雞婆嘛！"就揮揮手放行了。大概因為我個子小，看去還是個學生娃子，哨兵就相信我真是去找舅舅了。

我就這樣東碰西碰，已經好幾天了。心裡焦急，表面還裝得悠閑。我專揀人多熱鬧的地方去。這天，我在長沙南門口佯裝逛街，東張張西望望，一會看看布料，一會看看百貨，打問打問價錢。忽聽有人喊我的名字，定睛一看，是省委幹部曹典琦的夫妻張業萊。張業萊示意我跟她走，走到僻靜處，她輕輕對我說："大家在營盤街7号等你呢，快去吧。"原來，黨也在尋找我們，張業萊就是派出來找我們的。我心頭一熱，眼淚湧了上來。可是現在不是流淚說話的時候，我立即離開張業萊，向接頭地點跑去。

在營盤街7号，我見到了自己的老上級，在省委工作的夏明翰、林蔚、何資深、滕代遠、翦去病等，還見到接替李維漢擔任省委書記的彭公達。他們對我說："郭亮同志已經離開湖南，隻有你最熟悉工會的黨團組織情況。我們現在最緊要的任務是馬上恢複各級黨團組織，在敵人的心髒重新組織鬥争。"他們問我："黨團組織的名單還記得嗎？"我立即回答："全記在我心裡呐。"有人問我："敵人天天在殺人，怕麼？"我說："不怕，怕就不來尋黨了。"

他們不是随便問我的，是要我思想上做好充分準備。當時，長沙城内白色恐怖很嚴重，已經有一大批同志被殺害了。單是我讀過書的長沙女師，就經有十幾名學生共産黨員犧牲。我認識的一名女學生才十六七歲，因"馬日事變"後上街貼智語，被敵人抓去。敵人要她交代指使者和同夥，她拒不回答。敵人就把她拉出去槍斃。槍斃她的時候，一槍沒有打中要害，她疼得直喊"媽媽"。她還是個孩子啊，敵人連這樣的孩子都要殺害，可見喪心病狂到什麼程度。在這白色恐怖中，也有的人害怕了，消沉和退卻了。目睹同志們的犧牲，我心中隻有仇恨，我決心繼續戰鬥。

我投入了新的戰鬥。立即着手恢複工會中的黨組織，以便更有力地與敵人鬥争。

1927年10月，長江局（代行中央職權）派羅亦農、王一飛同志來改組湖南省委。改組後，由王一飛同志任省委書記。中央決定我為省委候補委員兼婦女部長。省委工作全部轉入地下，秘密開展。

環境越來越惡劣，生活越來越艱苦。由于黨的活動經費太少，我們幾乎領不到生活費，飽一頓、餓一頓成了常事，可是大家都毫無怨言。當時，我和王一飛、林蔚等同志都住在省委秘書處，那是租用的老百姓的幾間木闆房。為了不引起外人的注意和懷疑，林蔚改姓熊。這房子是用他的名義租的，是以戶主就成了"熊少爺"。王一飛算是他的表哥。我年紀小，他們都親切地叫我"毛妹"。

每天我們都在緊張的工作，随時都有被捕的危險。記得有一天晚上，王一飛帶着一身寒氣從門外進來，見我們在等他吃晚飯，他随口問了句："今天有什麼好吃的？"我們告訴他，今天要打牙祭，改善夥食了。可他并沒有高興起來，忽然對我說："毛妹，這幾天你不要出門了。"我忙問"出了什麼事"。他告訴我："富雅裡的那個工會機關被敵人破壞了，陳努力同志也被抓走。他夫妻報告說，敵人追問什麼人到過他們那裡，還特别問到你的名字。"我說："明天一早我還有重要的會，怎麼能不出去呢。"他說："太危險了，明天的會派别人去吧，你先避避。"我聽了心裡又熱又酸，要說危險，一飛同志的處境比誰都危險。我是土生土長的湖南人，長沙的大街小巷，我跑得熟透了。有了情況，混到人群中也好，躲進老百姓家也好，總是容易脫身一些。而一飛呢，說一口道地的浙江方言，對長沙人生地不熟，隻要被敵人盯上，真就難得脫身了。可是，一飛卻又總是不聽勸告，每天不顧安危地冒着寒風，有時還餓着肚子，在外面奔波。

在這期間，我曾和滕代遠同志一起在長沙近郊組織農民與農婦參加暴動。原計劃1927年12月10日，配合城裡勞工發起"灰日暴動"，不料計劃失密，暴動沒有成功，黨組織再次受到嚴重破壞。

1927年12月，王一飛被特務盯梢而被捕，同時被捕的還有其他幾位省委上司同志，黨的機關也先後被國民黨特務破壞了十多處。一下子有六位省、市委上司和十幾位同志被捕，大家心情很沉重，也很焦急。省委為了設法營救這些同志，便派了一名平時不大出頭露面的女同志去探監。探監的同志見一飛穿得實在太單薄，對他說："下次我們給你送棉被棉衣來。"一飛卻态度堅決地說："不必了，我什麼也不需要。你們再也不要來看我了。"當我知道一飛拒絕讓人探監時，難過地流下了淚。一飛已經準備犧牲，在生命的最後時刻，還想着保護同志，儲存革命力量。1928年初農曆大除夕這一天，王一飛同志，另外五位省、市委上司同志，還有十四位同志，一起在長沙教育會坪被國民黨反動派槍殺了。臨刑時，他們大義凜然，高呼革命口号。

王一飛等六名省市委上司被害，接着原宣傳部長任卓宣叛變，省委機關很難活動。湖南面臨的困境，急需讓黨中央全面了解。當時省委隻有何資深（組織部長）、林蔚（秘書長）和我三人。林蔚即将去醴陵，何資深留守長沙，便決定讓我扮成學生，去上海向黨中央彙報，要頭（派新的省委書記）、要錢。送我出發的是剛剛與我結為伴侶的省委秘書長林蔚。臨行前，他一再叮咛我："毛妹，你此行身負重任。一路上要經過湖北、江西、安徽、江蘇數省，路程長，兇險多，要盡量少說話，遇到可疑的人，更要謹慎。"

1928年春節剛過不久，我肩負重任，離開長沙赴上海。這是我第一次獨自一人乘火車出遠門。坐的是敞篷火車，北風呼呼地叫，車廂裡冷極了，凍得直發抖。我心裡隻有一個念頭：一定要找到黨中央，向黨中央彙報！

說來也真巧，元宵節這天我途經漢口轉坐輪船，還有些時間，便在江漢關碼頭附近随便走走。忽然聽到身後有人輕聲地、急促地喊着："小傑！"我回頭看，隻見眼前站着一位婦女，身穿花緞子旗袍，發辮高高地盤在頭上。我隻覺得面熟，卻一時想不出是誰了。她一把把我拉過去："我是李燦英哪！你怎麼到武漢來了？家裡出了什麼事嗎？"李燦英是郭亮的妻子，我真是驚喜萬分。她叫我跟她到家裡去。一路上李燦英告訴我．郭亮現在是湖北省委書記，公開的身份是經理。作為他的太太，是以要打扮得像樣些。當我見到郭亮時，悲喜交集，忍不住眼淚奪眶而出。我盡情地傾訴我對犧牲同志的悼念，對湖南革命局勢的擔憂。他們兩人聽了也很悲憤。

郭亮告訴我，黨中央派李維漢同志到湖南巡視工作，途經漢口，現在住在長江飯店。他一定很想了解湖南的情況。

當天晚上，郭亮帶我到長江飯店，找到了李維漢同志，向他彙報了湖南的情況。并告訴他，像他這樣在長沙公開活動過的人，目前無論如何不能去，那裡局勢太險惡了。李維漢當場給中央組織部長周恩來寫了一封信，說"鄭傑從湖南來，請加以照顧。"他還決定讓與他一起來漢口的團中央宣傳部長劉昌群同我一起去上海。劉熟悉情況，又是男同志，路上有個照應，也要安全些。李維漢交代我，到上海後，就住他家。

第二天，我便和劉昌群一起坐船去上海。臨行前，郭亮塞給我幾個黃岩蜜橘，叫我留着路上吃。

到了上海，我先住在一家小旅館。劉昌群去向中央報告。很快就有人來接頭。來人原來是老熟人龔飲冰。見面後特别親熱，特别高興。我拆開棉褲的褲縫，從裡面掏出用米湯密寫的湖南省委給中央的介紹信。龔飲冰對我這次順利到達上海，驚歎不已，不斷說，不簡單，真不簡單！他把我安頓在李維漢家，又去向黨中央彙報情況。我到了黨中央，就像回到了娘家。我心裡的一塊石頭落了地。

大約兩天以後，我被帶到法租界内的一幢房子裡，中央正在開會。不一會兒，瞿秋白、向忠發、周恩來、恽代英、李立三等中央上司同志接見了我。我向中央彙報了王一飛等同志英勇犧牲的經過，并代表湖南省委請求中央給湖南派去新的省委書記，并撥發活動經費。

我彙報工作以後，黨中央考慮到湖南的形勢太險惡，要我留在中央機關工作。我不适應上海的生活。一是不會講上海話，語言不通帶來許多不便；二是水土不服。不久又發現自己懷孕了，身體很不舒服，是以仍想回湖南工作。這時林蔚已去醴陵任縣委書記，組織了蘇維埃政權。他來了兩封信，也希望我回去。我向中央提出請求，李維漢對我說："你打了鐵頸根，不怕殺頭！"周恩來同志了解我的心情，同意我回湖南。

我從上海回到長沙，沒有找到接頭機關。住旅館三天以上就要有鋪保，這擔保的店鋪也不好找。我在平民習藝所找到我的大嫂，知道父母仍住在長沙城裡，我便想回家住幾天再說。但一到家，父親便闆着臉問我："你還回來做麼子？"母親連忙把我拉到一邊，說："家裡不能呆啊，有人常在查訪你。我對他們說，你死在外面了。"母親對我說："現在隻有兩條路，一條是去自首，放棄你那工作。我知道你的脾氣，你決不會走這條路。另一條就是被抓、被殺。你是鐵了心的。你走吧，走得遠遠的，媽不忍心看你死在我身邊，媽受不了……"母親淚流滿面，說不下去了。我知道環境兇險，了解母親的心。在家裡匆匆吃了一頓午飯，同弟妹們打了個照面，就走了。

那天下着檬檬細雨，母親塞給我二十元錢，又叫來一輛黃包車。我坐進去，蓋上車篷，前面遮上油布，誰都不知道裡面坐的是什麼人。車子慢慢拉着，我從縫隙中朝後看，隻見母親在雨霧中跟車走着，直到姨母家門口，才彎了進去。

我走的當天晚上，警察就來了。先把我家圍起，然後進門到處搜查。在我家搜不到，又把周圍幾個小名也叫"毛妹"的堂妹子叫來，拿着我的照片一個一個查對、盤問。最後把我母親帶到警察局，審問了十幾個鐘頭。我母親很有膽識，一口咬定我沒有回家，連一封信都沒有。下午出門是到自己姐姐家去的。他們一無所獲。我們家又請姓鄭的一位商會會長出面擔保，才把母親放了出來。這些情況我當時一無所知，是十年後我弟弟劉彬到延安參加革命時告訴我的。

當天下午我從家裡出來以後，隻能去找林蔚的一個老鄉，開煤鋪的周老闆。他同情革命，同林蔚也有交情。我赴上海，林蔚去醴陵，兩人來往信件就是通過他轉寄的。我到他那裡後，他從裡屋一個隐蔽處取出兩封信來給我。我一看，心便沉了下去：這不是我寄給林蔚的信嗎！他說："兩封信放在這裡不短時間了，沒有人來取。醴陵方面可能出事了。你現在萬萬不能去，不能去虎口白白送死！"他叫我馬上回上海，立即替我去買到漢口的火車票。沒有買上，就送我上了帆船。船上髒亂不堪，航行三天三夜才到漢口。

萬萬沒有想到，一回上海便得到林蔚在醴陵犧牲的噩耗。組織上本想暫時瞞着，怕我承受不了這個打擊。曹子俊了解我，他認為必須馬上告訴我，長痛不如短痛，他相信我會挺住的。

1928年九十月間，易足三來上海向湖南省委（時設在上海）彙報，我才知道林蔚犧牲的詳情。1928年3月的一天晚上，林蔚、易足三、陳恭幾個人正在城外開會，被敵人發現。他幾個人突了出來，在田埂上跑。林蔚高度近視，落在後面，被敵人一槍打中了腿，跌倒在水田裡。他為了掩護同志，對沖上來的敵人說："你們不必追了，我就是負責的。"林蔚被捕後堅貞不屈。敵人怕劫獄，很快就将林蔚在醴陵狀元洲殺害了。

林蔚是留法勤工儉學生，後又去蘇聯，大約在1926年冬回國。我同他一起工作，朝夕相處兩年，結為夫妻。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我們婚後一個星期便分開了。臨走時我們以不久重逢為期，沒想到那次分别成永訣。

緊接着，郭亮也在1928年3月29日被殺害。他在嶽陽任特委書記，因叛徒告密被捕。敵人逼他供出同志，他從容答道："睜開眼睛沒有一個共産黨，閉起眼睛滿眼都是共産黨。"敵人知道從他那裡得不到口供，急忙用專車把他押解到長沙。殺害後還把他的頭顱挂在獅門口城頭上示衆。

我真有點承受不了這接二連三的沉重打擊，僅僅兩三個月，王一飛犧牲了，林蔚犧牲了，郭亮犧牲了……我悲痛欲絕，然而我沒有被敵人的屠刀吓倒，這血海深仇，更堅定了我革命到底的決心。

【劉英，1905年10月出生于湖南長沙，原名鄭傑，無産階級革命家張聞天的夫人。1925年加入中國共産黨，曾任中共湖南省委婦女部部長，少共福建省委書記，少共中央局宣傳部、組織部部長。1934年參加紅軍長征，曾任第三梯隊政治部主任、中央隊秘書長。1935年後，曾任少共中央局宣傳部部長、組織部部長，中央書記處辦公廳秘書處處長，中共合江省委、遼東省委常委兼組織部部長。新中國成立後，曾任中國駐蘇聯大使館參贊，外交部部長助理、部黨組成員。1978年後，先後當選全國政協委員、常委，中央紀委委員。中國共産黨第七、八、十四、十五屆全國代表大會代表、特邀代表。1991年離休。2002年8月26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7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