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夫人张英回忆：我没有被敌人屠刀吓倒，更坚定了要革命到底

1926年夏天，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为了迎接北伐军，扰乱敌人后方，动员群众，宣传群众，我每天带着一支十多人的流动宣传队上街，演讲，发传单，宣传北伐军的胜利，号召大家支援北伐军，直到天黑才回到学校。虽然人很累，功课也有些落下来，但心里是舒畅、充实的。这时，对个人的升学啊，前途啊，都置之脑后了。

为了培养干部以适应大革命迅猛发展的需要，党中央于1926年冬在武昌建立了中央两湖党校，彭述之任校长，讲课的有苏俄顾问鲍罗廷和恽代英、项英等中央领导同志，要湖南、湖北各送四十人去学习，我被选中。我们湖南去的人当中只有两名女同志，我是其中之一。我愉快地接受了党组织的安排，悄悄地从学校走出。我的职业革命工作者的生涯也由此开始。

两个月以后，1927年1月，我从武昌回到长沙。长沙已经从军阀政权下解放出来。工运和农运搞得热火朝天，工人和农民自己的组织省工会和省农会也都成立了。我被分配在省工会职工运动委员会当干事。负责管理各基层工会的党团组织，还以共产党代表的身份参加市民会议，又抓了几个学校和工厂的党支部工作，参加他们的支部会议，听取汇报……我当时21岁，由于个子小，又梳着两根小辫子，一副中学生模样，人们就亲切地叫我"省工会的小辫子姑娘"。

我不熟悉工人，没有做过工会工作，缺乏经验，心里有些胆怯。省总工会委员长、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是郭亮，他看出我的心理状态，就对我说："郑杰，莫怕，大胆些。干革命工作嘛，就要胆大，否则反动派怎么会被我们的小郑杰吓跑呢？"郭亮风趣幽默的话，使我又感动，又受鼓舞。

对于郭亮，我早就听说过他的许多故事，什么郭亮智斗赵恒惕的兵啦，"郭亮带兵捉郭亮"啦，……在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时，他带头卧轨挡车，阻止敌人破坏罢工的事迹，更被人们广为传颂。1927年他也才27岁，已经是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了。我心里本来就钦佩他，听了他的话，胆子壮了许多。

郭亮还非常实在地教我怎样工作。那时职工运动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和发动各行业工会的工人开展对资本家和把头的经济斗争。我去哪个行业工会联系，他总是把这个行业的特点跟我讲一讲，把找谁联络、任务是什么以至怎样谈话都向我交代。晚上到各个行业工会开会，郭亮总是同我一起去。一方面亲自组织，一方面也是有意识地带我，教我。凡要研究举行较大规模的斗争事宜，他都要和大家仔细研究斗争策略、注意事项、可能发生的问题等等。我很受启发。可以说郭亮言传身教给我上了怎样做群众工作的第一课。

在郭亮领导下，省总工会是一个团结和谐的战斗集体。我的任务很多。每天清早就出门东奔西忙。中午一般不回来，街上买块烧饼充饥。晚上是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候。那时工会干部大多住在省总机关，晚上回来，大家围着桌子一起吃晚饭，边吃边谈，交流情况，讲讲笑话，就像一个大家庭里的兄弟姐妹。我年纪轻，又是女同志，同志们对我就像对小妹妹那样关怀备至。有时候，我实在太累，晚上还有任务，所以晚饭桌上不大说话，他们便要关切地询问我，是不是身体不舒服？遇到什么麻烦事吗？在这里，生活是紧张的，工作也有困难，但我感到温暖、充实。

1927年，正当大革命轰轰烈烈发展时，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全国各地军阀和国民党右派顿时气焰嚣张，争相仿效，疯狂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一时间，湖南长沙也是黑云压城。反革命势力已在调兵遣将，准备围剿长沙的革命势力了。

住在湖北汉口的军阀何键，为加强湖南的反动势力，把反动军官许克祥的一个团调进长沙，同时又指使他在湖南的代表余湘三，秘密串联反动武装势力，组织了政变指挥部，制造反革命舆论。四五月间，长沙城内流言四起，一会儿说，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搞错了，工人农民打倒土豪劣绅是"痞子运动"；一会儿又说，北伐军节节败退，被军阀打得落花流水了，国民革命战争已经彻底失败了。这些谣言，搞得人心慌乱，无所适从。

我们省工会的干部们一个个又气又急，想方设法向工人解释，向市民辟谣，但谣言仍在扩散。听工友们反映，军队也在不断找岔子，和工人纠察队发生摩擦。郭亮认为这很可能是反动派的阴谋，想找借口，制造导火线，达到公开打击工人纠察队和革命力量的目的。

到5月中旬，情况越来越紧急了。省委已作出部署，作好应变准备，并通告各县工农武装，要准备就地自卫。5月20日晚，省委开会作出决定：省委几个公开活动的主要负责人李维汉、郭亮等分路转移，就地指挥工作，并成立秘密临时省委。第二天，郭亮回到总工会召集我们开了会，布置应变工作。每人发了一个月工资，并叫原来住在省总工会机关里的干部们分散到别处去住，当晚只留少数人留守。我和另一位女同志、互济会主任黄厚纯住到东茅街7号省工会的职工宿舍里。临走前，我将各工会党团员的名单烧了，以免出事时落到敌人手中。

5月21日（即"马日"，那时发电报用韵目代日期，这天是"马"字）那天夜里，天很黑，下着毛毛细雨。我怎么也睡不着，担心着郭亮及留守在总工会的同志们的安全。我觉那晚的气氛不对头，预感会出什么事。

大约在夜里10点左右，忽然，城里枪声大作，我惊呼一声：许克祥果然动手。我们从窗口往外看，只见长沙上空一片火光。从火光中我们推测省总工会、省农协、省党校等处被袭击了。机关枪声响了大半夜，外面情况不明，不能贸然出去。心里非常不安，担心敌人会来袭击。这时，我思想上做了最坏的打算。我对黄厚纯说："敌人只要一进大门，我们就摸电门。宁可触电死，也不能被他们逮住！"我这时已抱定了以死相拼的决心。

这一夜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长沙"马日事变"。许克祥部袭击了省党校、省工会、省农协等近十处公开的革命机关。虽然我们事先有所准备，但在这次反革命政变中，还是有百余名共产党员、国民党的左派和革命群众遭到枪杀。

5月22日清晨，枪声停了，周围静得出奇。我们猜不透外面形势恶化到什么程度，但同时又觉得宿舍不是久留之地。我们便想到了学校。湖南很多革命同志的革命活动是从学校开始的，学校成为我们心目中的革命营垒。到学校去，能得到保护和帮助，说不定还可以同组织接上头。

街上已贴出了"铲共委员会"的告示，通缉"共产党首要"李维汉、郭亮、夏明翰等人。我们不敢多看多问，急急忙忙，避开人多的地方，穿过小街小巷，来到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后来曹子俊（总工会庶务）、李思安（总工会妇女部长）等也来了。我们在这里住了一夜。学校要清校，再待下去我们就会暴露。曹子俊忽然想到了一个去处，他曾经在瓷器店做过学徒，有个师弟叫罗汉卿，人很厚道，又不大过问政治。曹子俊建议到他家躲几天。于是，我们便去了他师弟家，我和黄厚纯住在他家小阁楼上。

这时，悬赏捕捉共产党的布告已经贴满长沙城内的大街小巷。城关以及重要的通道也都布置了哨兵。敌人天天在搜捕，天天在杀人。省委李维汉、夏曦等被迫转移，离开了湖南，其他同志也都隐蔽起来。我想想自己既不能回父母家，也无法躲进亲戚家。因为国共合作时期，我的身份是公开的。1927年3月以十名共产党代表中唯一的一名女代表参加过市民会议。代表们的名单都登载在报纸上，他们不敢接纳我。但我相信党组织一定还在，我要千方百计地找到她。

大革命失败后，党转入地下。在失去联系以后，找党的办法之一就是"碰"。在大街小巷转，遇到了同志，也许就接上了头；碰上敌人，就要被抓、被杀。而女同志找党，又多了一重困难。大革命时，开明女性大多剪去了长辫子，改梳短发或短辫。反革命政变后，敌人恶毒地传出"巴巴头，万万岁！瓢巴鸡婆遭枪毙"这样的话。巴巴头，指的是旧时妇女脑后的发髻；瓢巴鸡婆，就是秃尾巴鸡，以此侮辱剪了短发的女性。我的头发，先梳成短辫子，后来又把它剪成男孩似的短发。因此，曹子俊、黄厚纯认为我出去"碰"党太危险了，不同意我出去。我坚持说："我是分管各工会党团组织的，认识的人多，碰上的机会也多。"

我戴了一顶学生帽，盖住短发，壮着胆子在街上转。一次，我坐着黄包车经过教育会坪，这是个敏感的地区，以前曾经是革命群众集会的地方，现在成了敌人的杀人场。过关卡时，哨兵盘问得特别严。他问我："做么子去？"我说："去舅舅家。母亲病了，让我去找舅舅。""为什么不走别的路，偏要从这儿过？"哨兵怀疑地追问。我故作着急地说："绕远路会耽误时间啊，要是母亲病不重，我还去找舅舅做么嘛！"哨兵将信将疑，仔细地打量着我，忽然，手一抬，把我头上的帽子摘下来了。我有些紧张，横下一条心，准备被逮捕。没想到，哨兵只是嘲弄地说了句："噢，又是一个飘巴鸡婆嘛！"就挥挥手放行了。大概因为我个子小，看去还是个学生娃子，哨兵就相信我真是去找舅舅了。

我就这样东碰西碰，已经好几天了。心里焦急，表面还装得悠闲。我专拣人多热闹的地方去。这天，我在长沙南门口佯装逛街，东张张西望望，一会看看布料，一会看看百货，打问打问价钱。忽听有人喊我的名字，定睛一看，是省委干部曹典琦的爱人张业莱。张业莱示意我跟她走，走到僻静处，她轻轻对我说："大家在营盘街7号等你呢，快去吧。"原来，党也在寻找我们，张业莱就是派出来找我们的。我心头一热，眼泪涌了上来。可是现在不是流泪说话的时候，我立即离开张业莱，向接头地点跑去。

在营盘街7号，我见到了自己的老上级，在省委工作的夏明翰、林蔚、何资深、滕代远、翦去病等，还见到接替李维汉担任省委书记的彭公达。他们对我说："郭亮同志已经离开湖南，只有你最熟悉工会的党团组织情况。我们现在最紧要的任务是马上恢复各级党团组织，在敌人的心脏重新组织斗争。"他们问我："党团组织的名单还记得吗？"我立即回答："全记在我心里呐。"有人问我："敌人天天在杀人，怕么？"我说："不怕，怕就不来寻党了。"

他们不是随便问我的，是要我思想上做好充分准备。当时，长沙城内白色恐怖很严重，已经有一大批同志被杀害了。单是我读过书的长沙女师，就经有十几名学生共产党员牺牲。我认识的一名女学生才十六七岁，因"马日事变"后上街贴标语，被敌人抓去。敌人要她交代指使者和同伙，她拒不回答。敌人就把她拉出去枪毙。枪毙她的时候，一枪没有打中要害，她疼得直喊"妈妈"。她还是个孩子啊，敌人连这样的孩子都要杀害，可见丧心病狂到什么程度。在这白色恐怖中，也有的人害怕了，消沉和退却了。目睹同志们的牺牲，我心中只有仇恨，我决心继续战斗。

我投入了新的战斗。立即着手恢复工会中的党组织，以便更有力地与敌人斗争。

1927年10月，长江局（代行中央职权）派罗亦农、王一飞同志来改组湖南省委。改组后，由王一飞同志任省委书记。中央决定我为省委候补委员兼妇女部长。省委工作全部转入地下，秘密开展。

环境越来越恶劣，生活越来越艰苦。由于党的活动经费太少，我们几乎领不到生活费，饱一顿、饿一顿成了常事，可是大家都毫无怨言。当时，我和王一飞、林蔚等同志都住在省委秘书处，那是租用的老百姓的几间木板房。为了不引起外人的注意和怀疑，林蔚改姓熊。这房子是用他的名义租的，因此户主就成了"熊少爷"。王一飞算是他的表哥。我年纪小，他们都亲切地叫我"毛妹"。

每天我们都在紧张的工作，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记得有一天晚上，王一飞带着一身寒气从门外进来，见我们在等他吃晚饭，他随口问了句："今天有什么好吃的？"我们告诉他，今天要打牙祭，改善伙食了。可他并没有高兴起来，忽然对我说："毛妹，这几天你不要出门了。"我忙问"出了什么事"。他告诉我："富雅里的那个工会机关被敌人破坏了，陈努力同志也被抓走。他爱人报告说，敌人追问什么人到过他们那里，还特别问到你的名字。"我说："明天一早我还有重要的会，怎么能不出去呢。"他说："太危险了，明天的会派别人去吧，你先避避。"我听了心里又热又酸，要说危险，一飞同志的处境比谁都危险。我是土生土长的湖南人，长沙的大街小巷，我跑得熟透了。有了情况，混到人群中也好，躲进老百姓家也好，总是容易脱身一些。而一飞呢，说一口地道的浙江方言，对长沙人生地不熟，只要被敌人盯上，真就难得脱身了。可是，一飞却又总是不听劝告，每天不顾安危地冒着寒风，有时还饿着肚子，在外面奔波。

在这期间，我曾和滕代远同志一起在长沙近郊组织农民与农妇参加暴动。原计划1927年12月10日，配合城里工人发起"灰日暴动"，不料计划失密，暴动没有成功，党组织再次受到严重破坏。

1927年12月，王一飞被特务盯梢而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其他几位省委领导同志，党的机关也先后被国民党特务破坏了十多处。一下子有六位省、市委领导和十几位同志被捕，大家心情很沉重，也很焦急。省委为了设法营救这些同志，便派了一名平时不大出头露面的女同志去探监。探监的同志见一飞穿得实在太单薄，对他说："下次我们给你送棉被棉衣来。"一飞却态度坚决地说："不必了，我什么也不需要。你们再也不要来看我了。"当我知道一飞拒绝让人探监时，难过地流下了泪。一飞已经准备牺牲，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想着保护同志，保存革命力量。1928年初农历大除夕这一天，王一飞同志，另外五位省、市委领导同志，还有十四位同志，一起在长沙教育会坪被国民党反动派枪杀了。临刑时，他们大义凛然，高呼革命口号。

王一飞等六名省市委领导被害，接着原宣传部长任卓宣叛变，省委机关很难活动。湖南面临的困境，急需让党中央全面了解。当时省委只有何资深（组织部长）、林蔚（秘书长）和我三人。林蔚即将去醴陵，何资深留守长沙，便决定让我扮成学生，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要头（派新的省委书记）、要钱。送我出发的是刚刚与我结为伴侣的省委秘书长林蔚。临行前，他一再叮咛我："毛妹，你此行身负重任。一路上要经过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数省，路程长，凶险多，要尽量少说话，遇到可疑的人，更要谨慎。"

1928年春节刚过不久，我肩负重任，离开长沙赴上海。这是我第一次独自一人乘火车出远门。坐的是敞篷火车，北风呼呼地叫，车厢里冷极了，冻得直发抖。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找到党中央，向党中央汇报！

说来也真巧，元宵节这天我途经汉口转坐轮船，还有些时间，便在江汉关码头附近随便走走。忽然听到身后有人轻声地、急促地喊着："小杰！"我回头看，只见眼前站着一位妇女，身穿花缎子旗袍，发辫高高地盘在头上。我只觉得面熟，却一时想不出是谁了。她一把把我拉过去："我是李灿英哪！你怎么到武汉来了？家里出了什么事吗？"李灿英是郭亮的妻子，我真是惊喜万分。她叫我跟她到家里去。一路上李灿英告诉我．郭亮现在是湖北省委书记，公开的身份是经理。作为他的太太，所以要打扮得像样些。当我见到郭亮时，悲喜交集，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我尽情地倾诉我对牺牲同志的悼念，对湖南革命局势的担忧。他们两人听了也很悲愤。

郭亮告诉我，党中央派李维汉同志到湖南巡视工作，途经汉口，现在住在长江饭店。他一定很想了解湖南的情况。

当天晚上，郭亮带我到长江饭店，找到了李维汉同志，向他汇报了湖南的情况。并告诉他，像他这样在长沙公开活动过的人，目前无论如何不能去，那里局势太险恶了。李维汉当场给中央组织部长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说"郑杰从湖南来，请加以照顾。"他还决定让与他一起来汉口的团中央宣传部长刘昌群同我一起去上海。刘熟悉情况，又是男同志，路上有个照应，也要安全些。李维汉交代我，到上海后，就住他家。

第二天，我便和刘昌群一起坐船去上海。临行前，郭亮塞给我几个黄岩蜜橘，叫我留着路上吃。

到了上海，我先住在一家小旅馆。刘昌群去向中央报告。很快就有人来接头。来人原来是老熟人龚饮冰。见面后特别亲热，特别高兴。我拆开棉裤的裤缝，从里面掏出用米汤密写的湖南省委给中央的介绍信。龚饮冰对我这次顺利到达上海，惊叹不已，不断说，不简单，真不简单！他把我安顿在李维汉家，又去向党中央汇报情况。我到了党中央，就像回到了娘家。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大约两天以后，我被带到法租界内的一幢房子里，中央正在开会。不一会儿，瞿秋白、向忠发、周恩来、恽代英、李立三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了我。我向中央汇报了王一飞等同志英勇牺牲的经过，并代表湖南省委请求中央给湖南派去新的省委书记，并拨发活动经费。

我汇报工作以后，党中央考虑到湖南的形势太险恶，要我留在中央机关工作。我不适应上海的生活。一是不会讲上海话，语言不通带来许多不便；二是水土不服。不久又发现自己怀孕了，身体很不舒服，因此仍想回湖南工作。这时林蔚已去醴陵任县委书记，组织了苏维埃政权。他来了两封信，也希望我回去。我向中央提出请求，李维汉对我说："你打了铁颈根，不怕杀头！"周恩来同志理解我的心情，同意我回湖南。

我从上海回到长沙，没有找到接头机关。住旅馆三天以上就要有铺保，这担保的店铺也不好找。我在平民习艺所找到我的大嫂，知道父母仍住在长沙城里，我便想回家住几天再说。但一到家，父亲便板着脸问我："你还回来做么子？"母亲连忙把我拉到一边，说："家里不能呆啊，有人常在查访你。我对他们说，你死在外面了。"母亲对我说："现在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去自首，放弃你那工作。我知道你的脾气，你决不会走这条路。另一条就是被抓、被杀。你是铁了心的。你走吧，走得远远的，妈不忍心看你死在我身边，妈受不了……"母亲泪流满面，说不下去了。我知道环境凶险，理解母亲的心。在家里匆匆吃了一顿午饭，同弟妹们打了个照面，就走了。

那天下着檬檬细雨，母亲塞给我二十元钱，又叫来一辆黄包车。我坐进去，盖上车篷，前面遮上油布，谁都不知道里面坐的是什么人。车子慢慢拉着，我从缝隙中朝后看，只见母亲在雨雾中跟车走着，直到姨母家门口，才弯了进去。

我走的当天晚上，警察就来了。先把我家围起，然后进门到处搜查。在我家搜不到，又把周围几个小名也叫"毛妹"的堂妹子叫来，拿着我的照片一个一个查对、盘问。最后把我母亲带到警察局，审问了十几个钟头。我母亲很有胆识，一口咬定我没有回家，连一封信都没有。下午出门是到自己姐姐家去的。他们一无所获。我们家又请姓郑的一位商会会长出面担保，才把母亲放了出来。这些情况我当时一无所知，是十年后我弟弟刘彬到延安参加革命时告诉我的。

当天下午我从家里出来以后，只能去找林蔚的一个老乡，开煤铺的周老板。他同情革命，同林蔚也有交情。我赴上海，林蔚去醴陵，两人来往信件就是通过他转寄的。我到他那里后，他从里屋一个隐蔽处取出两封信来给我。我一看，心便沉了下去：这不是我寄给林蔚的信吗！他说："两封信放在这里不短时间了，没有人来取。醴陵方面可能出事了。你现在万万不能去，不能去虎口白白送死！"他叫我马上回上海，立即替我去买到汉口的火车票。没有买上，就送我上了帆船。船上脏乱不堪，航行三天三夜才到汉口。

万万没有想到，一回上海便得到林蔚在醴陵牺牲的噩耗。组织上本想暂时瞒着，怕我承受不了这个打击。曹子俊了解我，他认为必须马上告诉我，长痛不如短痛，他相信我会挺住的。

1928年九十月间，易足三来上海向湖南省委（时设在上海）汇报，我才知道林蔚牺牲的详情。1928年3月的一天晚上，林蔚、易足三、陈恭几个人正在城外开会，被敌人发现。他几个人突了出来，在田埂上跑。林蔚高度近视，落在后面，被敌人一枪打中了腿，跌倒在水田里。他为了掩护同志，对冲上来的敌人说："你们不必追了，我就是负责的。"林蔚被捕后坚贞不屈。敌人怕劫狱，很快就将林蔚在醴陵状元洲杀害了。

林蔚是留法勤工俭学生，后又去苏联，大约在1926年冬回国。我同他一起工作，朝夕相处两年，结为夫妻。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我们婚后一个星期便分开了。临走时我们以不久重逢为期，没想到那次分别成永诀。

紧接着，郭亮也在1928年3月29日被杀害。他在岳阳任特委书记，因叛徒告密被捕。敌人逼他供出同志，他从容答道："睁开眼睛没有一个共产党，闭起眼睛满眼都是共产党。"敌人知道从他那里得不到口供，急忙用专车把他押解到长沙。杀害后还把他的头颅挂在狮门口城头上示众。

我真有点承受不了这接二连三的沉重打击，仅仅两三个月，王一飞牺牲了，林蔚牺牲了，郭亮牺牲了……我悲痛欲绝，然而我没有被敌人的屠刀吓倒，这血海深仇，更坚定了我革命到底的决心。

【刘英，1905年10月出生于湖南长沙，原名郑杰，无产阶级革命家张闻天的夫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湖南省委妇女部部长，少共福建省委书记，少共中央局宣传部、组织部部长。1934年参加红军长征，曾任第三梯队政治部主任、中央队秘书长。1935年后，曾任少共中央局宣传部部长、组织部部长，中央书记处办公厅秘书处处长，中共合江省委、辽东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参赞，外交部部长助理、部党组成员。1978年后，先后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常委，中央纪委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八、十四、十五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特邀代表。1991年离休。2002年8月26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