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上将王平回忆长征路上翻雪山、过草地的艰难历程和所见所闻

六月初，中共中央为达到红一、四方面军会合的目的，决定继续北进。天全、紫石关由杨森部夏炯旅防守，红三军团在红九军团策应下，渡过天全河，攻占天全城。红一军团攻占芦山。川敌杨森、刘文辉部约三个旅向芦山、双河场进攻，彭德怀、杨尚昆指挥红十一团和十二团将敌击退。中革军委动员全军备足七天干粮，准备和红四方面军会合。

总政治部发出《关于一、四方面军汇合后加强政治工作的指令》，指出两军会合是历史上伟大的事件，要提高全体指战员的战斗情绪，汇合后要促进两军的团结，互相学习，交流战斗经验，并准备盛大的联欢和慰问活动。军委的动员和总政的指令我们及时向部队作了传达，指战员们非常振奋。红十一团和红十二团继续阻击敌人掩护主力北进。

六月十一日，杨森、刘文辉部三个旅在邓锡侯两个旅的协助下，攻占芦山。红十一团和红十二团撤出战斗，经泡桐岗向夹金山前进。泡桐岗是原始森林区，树高林密，需要砍树开路前进，骡马很难过去。红三军团的骡马在此地基本上都丢掉了，军团首长只有彭德怀、袁国平和刘志坚的马带过来了，红十二团的骡马全部丢光；红十一团除了我和邓团长的，还有一匹驮机关枪的马随我们过来了。

再向前就是夹金山。夹金山位于宝兴县西北，海拔虽然有四千多米，但从下仰望高耸入云，正象有的同志形容的，它象一把锐利的长剑，直插万里高空。整个大山被冰雪覆盖，在阳光照耀下，光芒四射，使人眼花缭乱。这是红军要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

从云南转入川西南已是夏季，红军都只穿着单衣，原先没估计到要过雪山，仓促补充棉衣已来不及，只得多带点酒和辣椒御寒。夹金山山脚和山顶气候差异很大，山顶每天下午就暴风骤起，大雪纷飞，积雪常年不化，天气异常寒冷，加上空气稀薄，呼吸困难，爬起来感到非常吃力。在翻越雪山之前，我们向部队作了动员，要求指战员发扬阶级友爱精神，使每一个战友都能安全越过雪山。翻越雪山时，同志们互相帮助，你拉我，我拉他，一步一步终于胜利翻过大雪山，下到懋功的达维镇。

进入达维以后，就是藏族居住区。这里和汉族地区完全不同，有高大的喇嘛庙，两层平顶石板建筑的藏民楼，衣著服饰起居生活都与汉族迥异。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在这里会合后，只休息了一天就开往懋功。

懋功有三四百户人家，几十个大小商店，是这一带比较热闹的小镇。镇上的喇嘛庙讲经堂很宽大，足可以住一个团。红三军团在此就住在几个大喇嘛庙里。军委刘伯承参谋长住在我团，晚上他躺在一扇门板上给我们讲笑话，大家听着笑得肚子痛，虽然很累却没有一点睡意。

红四方面军的第九军和第三十军住在懋功，一、四方面军的部队连日举行联欢会和篮球赛，并互相赠送慰问品。大家互相学习，互相鼓励，充分体现了团结友爱。九军军长何畏和三十军政委李先念一起请红三军团的团以上干部吃饭。他们打了几只牦牛，做了十几种牛肉菜招待我们。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李先念同志。红九军团政委何长工也到红三军团来看望，我们开会欢迎他，请他讲话。何长工过去是红三军团的老军长，是位宣传鼓动家，几年前在阳新我就听过他的演讲。他讲话很有艺术性和鼓动性，大家很爱听。

红军在藏族地区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饮食不习惯。

这一带主要农作物是青稞和玉米，饮的是雪山上流下来的雪水，许多人引起肠胃不适。其次，由于过去军阀官僚迫害少数民族，造成藏民仇视汉民的心理，加上语言隔阂，藏族群众不了解红军，在我们到来之前都逃跑了，我们有钱也买不到粮食。再是，地形险恶，山上常年积雪，山下是原始森林，河流交错纵横，没有道路。天气恶劣，变化无常，六月里一忽儿晴空朗朗，霎时间又乌云密布，雨、雪、冰雹铺天盖地而降。这给红军在这一带行动带来极大的困难。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和党中央在战略方针上存在严重分歧，党中央主张红军前进方向向北向东，张国焘却主张向南向西。在懋功休整期间，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张国焘也参加了。会议讨论决定，红军的战略方针是向北进攻，在运动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夺取甘肃南部，创造川陕甘根据地，进而争取在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当前首先集中红军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部队，夺取松潘以北地区，然后向甘南前进。

六月底，红三军团继续前进，翻越第二座大雪山﹣-梦笔山，这次过雪山有了经验，大家喝点辣椒水，用盖的毯子把身体上部包得严严的，很顺利地就过去了。

七月初，红三军团经卓克基、刷经寺，又翻越第三座大雪山马塘梁子，又称长板山，随即抵达黑水寺。这时，徐向前率部从理县地区沿黑水河北岸向毛儿盖进军。军委命令彭德怀、杨尚昆带三军团沿黑水河南岸到石碉楼，迎接徐向前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主力第四军和第三十一军过黑水河。彭德怀军团长率部前行，红十一团在后边担任警戒，维护芦花至石碉楼一线的交通，并进行筹粮。我团沿黑水河布防，以排为单位，差不多拉开有一百多里。黑水河河面宽仅三四十米，可以把石头打到对岸，但是波涛汹涌，水流很急，犹如千尺瀑布，声响如雷，不能徒涉。沿河两岸都是悬崖峭壁，山道崎岖狭窄，只容一个人通过。这里的藏民曾消灭过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团，所以有不少枪枝弹药。这些藏民枪法相当准，他们隐蔽在崖上打冷枪，加上水声响，听不到枪声，稍不注意就会吃亏。我们在这里警戒，每隔几里或十几里就用石头垒一些碉堡据点，以防御他们袭击。

到亦念，彭军团长率我十一团先后接引了红四军和红三十一军领导和徐向前总指挥。红三军团派管理科长唐延杰在亦念的石碉楼一带设兵站负责筹粮，红四方面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洪学智也在这一带搞粮食，从此我和洪学智才认识。这时红四方面军决定拨一个团给红三军团，派我去交涉接收。

红四军这个团不过五百多人，多半是四川籍新兵，不少人还染有抽鸦片烟的恶习。原来军团打算把他们编为一个直属团，我去之前又决定分编到各团去。我看了人员情况以后，觉得不好分，不如全编到红十一团，我向袁国平主任请示，他不敢决定。第二天，我又跑了几十里路向彭军团长汇报，他同意了我的上述想法。

红三军团在亦念一带停留了十多天，因为藏民都跑了，我们只得自己动手割青稞，抓紧准备干粮北上。当时部队没有吃的，不得宰杀藏民留下的猪狗牛羊。彭军团长说："一听到这些牲畜的叫声，我的心就跳，不宰吧，部队又没有吃的，实在是叫人为难。"藏民有时晚上跑下山来，在驻地外边喊："红军，你们什么时候走啊？你们再不走，把粮食吃光了，我们就得饿死。"听到这些喊叫声，更是叫人揪心。但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也不得不违心地这样做。彭军团长对我说过，毛泽东讲：为了多数人的利益，就要牺牲少数人的利益，不这样，红军就要饿死，只有等到我们胜利，再对少数民族给予加倍的补偿。

这期间，我的痔疮又开了一次刀，就要准备拆线的时候，山上跑下来两个战士，报告一个排在山上被藏民包围了。我连忙带上身边仅有的警卫排和侦察排上山解围。这个山很高很陡，一爬山手术缝线又迸开了。我们冲上山后，藏民就跑散了。战斗中藏民的子弹打中我旁边的山岩，一块石片蹦到我头上，打进去一厘米深，我当时就昏倒了，至今还留下一个伤疤。

一天晚上，彭军团长来到我的住处，他说："你睡你的，我要在这里写写文章。"他写什么呢，主要是写少数民族的特性，写藏族群众的强悍。为什么要写这些呢？原因是头两天发生了这么一件事，部队要进驻一处有三栋房子的藏民院子，房子里的年轻人全跑了，只剩下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看院子，围墙和门都很厚实，谁靠近院子，他就在围墙上打石头，他不懂汉语，我们喊话也没有用。部队再也找不到别的房子，都很着急，我说："给他一枪算了。"彭军团长不让打，我说："部队没有房住怎么办？"我用手枪打了一枪，想吓唬一下，他仍然不动，邓团长用步枪把他打倒。结果，这位老人从墙上爬下来把门打开了，还竖着大姆指，意思是称赞团长枪打得准，他佩服。少数民族喜欢强悍，卑视懦弱，只有你的武艺比他高，本领比他强，他才服你，听你的。

那天晚上，彭军团长写到凌晨两点才结束，他叫醒我给他弄点吃的。我起床给他搞了点面糊糊、牛肉和酒。他就边吃边和我谈起来。他知道我是阳新人，称赞阳新的群众斗争精神强，对红军感情深，打仗、抬担架、养伤兵、慰劳红军，热情都很高，为革命做出了很大贡献。他提起红五军打阳新的经验教训时说，老百姓的话不能不听也不能全听，他们鼓动红军打阳新，有意把敌情缩小，把敌人守城的兵力两个团说成一个团，结果红军攻城时遭到不应有的伤亡。他还对我讲了红三军团的历史和当前的形势，对革命胜利充满信心。他打趣地说，革命胜利了，形势稳定了，你们都可以娶老婆咯。他一直谈到天明，兴致还未减。由于张国焘要官要权，拖延红四方面军执行中央的松潘战役计划。中央在黑水芦花连续召开了两次会议，着重解决红军组织问题。会议决定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仍兼红军总司令，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部队进行了整编，红一方面军的第一、三、五、九军团依次改为第一、三、五、三十二军，并从红一方面军调一些干部到红四方面军工作，红四方面军则拨给红一方面军一些部队。会议要求张国焘指挥红四方面军迅速到毛儿盖集中。

七月下旬，红军继续北进，红三军（即红三军团）又翻越了仓德、打鼓两座雪山，进入松潘县的毛儿盖。从芦花北上以后，由于藏民都跑光了，部队得不到群众支持只能吃炒青稞，青稞粒到肚里难消化，基本上吃下去是啥样拉出来还是啥样，弄得体力极其衰弱，许多同志过雪山倒下去就再也没有起来。为了恢复体力，部队在毛儿盖休息的时间比较长。

由于在黑水芦花拖延了时间，红军已失去松潘战役的有利时机。敌胡宗南部已集结到松潘地区，薛岳部已进抵文县、平武一线，川军先后进占懋功、茂县等地。中革军委根据敌情的变化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决定红军主力出阿坝，北进夏河流域，突击敌主力的包围线右侧，争取在洮河流域消灭遭遇的敌主力，创造甘南根据地。

八月初，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讨论了当前的政治形势和任务，重申了两河口会议的决定是正确的，并对张国焘进行了耐心的争取教育工作。

中革军委为贯彻《夏洮战役计划》，决定将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组成左右路军。右路军由毛泽东、周恩来率领，徐向前为总指挥，陈昌浩为政委，叶剑英为参谋长，杨尚昆为政治部主任，率红一方面军的一军、三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右路军由朱德总司令、张国焘总政委率领，刘伯承为总参谋长，傅钟为总政治部主任，率总司令部，红一方面军的五军、三十二军和红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以马塘、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向阿坝地区开进，到阿坝后东进，在班佑地区向右路军靠拢，共同向甘肃南部进军。

毛儿盖会议之后，中央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才得以付诸行动。八月中旬，右路军以红一军为前卫，以中央领导机关，军委纵队一部，红军大学，前敌总指挥部，红四军，红三十军的序列向茫茫的大草地行进。红三军担任后卫，周恩来、王稼祥因病随红三军行动。从此，右路军踏上艰难的征途。

红三军以十三团、十二团、十一团、十团的梯次行动，口号是"团结一致，战胜困难，渡过草地，北上抗日"。刚走出毛儿盖，原野上还稀稀落落有点灌木林，再往前走便是茫茫无际的泽国。从毛儿盖向东北走出草地约需六七天时间，绵延约五百余里。我们十一团直属队走到一处林子发现一匹死马，他们也不知道马是怎么死的，有没有传染病，弄来就吃。军教育科长孙毅掉了队，他拄根棍子，跟我们走在一起，他本来不吃羊肉，更不用说马肉了，这时闻到马肉他也觉得格外的香，还吃得津津有味。

部队进入草地，但见无边无际的遍地是茂密的杂草甸子，上面是一丛丛野草，下面是一个个泥潭，到处是散发着腐臭气味的黑色污水。人踩在草甸上就象荡秋千一样，晃来晃去，稍不注意或一脚一踩空，就陷进泥潭，人和牲口便不能自拔，越是挣扎陷得越深，以至没顶。

草地大部分地区的水含有毒素，不但不能饮用，走路时刺破了脚，伤口被水一泡，就红肿溃烂，难于医治，有些同志因此成了残废。还有的同志干渴难忍，喝了两口污水，肚子立刻发胀，因此发病死亡。草地的气候恶劣，天气一日多变，中午还是烈日曝晒，汗流浃背，午后便乌云遮日，狂风骤起，一忽儿大雨滂沱，一忽儿雪花飞扬，气温急剧下降，冷得发抖。在漫漫草地里，晴天无法遮日，阴雨没地方躲避，身上老是汗渍渍、湿淋淋的，衣服发出一种霉味。部队无法宿营睡觉，大家困了就背靠背地坐在草甸上打盹，互相依偎取暖，下雨时撑起床单，坐在下面过夜。

战士们在这象弹簧似的草甸上小心翼翼地一步一跋涉，一天走下来真是疲劳极了。没有柴火做不了热饭，青稞炒面被雨淋成一个个硬疙瘩，缺少油盐，很难下咽，然而，为了第二天不掉队，大家象完成一项艰巨的任务一样，坚持硬往肚里咽，有时把眼泪都憋出来了。

越往草地深处走，行军速度越慢，饥饿、疲劳时刻袭击着人们，许多同志走着走着就倒下，再也起不来了。我们团部的一位小通讯员，饥饿折磨得他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开始同志们扶着他走，他不忍心拖累大家，坚持自己走，实在走不了，他就在地上爬。他说，我多爬一步，就离走的目标近一步，离中国革命胜利近一步。我真想把他带出草地，眼看他走不动了，我赶紧把他往马上扶，结果一扶他就倒在我怀里咽了气，我心里难过极了。红十一团过草地时，因为疲劳、冻饿而掉队、死亡的有将近两百人。

红三军在草地里走了整整七天，终于进到班佑。走出草地这一天，天气不但没有下雨，还露出一线阳光，好象专门欢迎我们这些冲出死亡线的幸运儿似的。红军指战员们踏到坚实的草原上，个个欢欣雀跃，喜笑颜开。

红十一团过班佑河的时候，抬着周恩来副主席的担架，也赶上来了。他患着伤寒病，发高烧昏迷不醒。班佑河河面虽然不宽，但水流很急，怎样才能保证周恩来安全渡河呢？大家一商量，决定把我和邓团长的骡马联起来，把担架放在两匹马背上，用牲口来抬，战士们互相用绑腿带联结着，在马的两边组成人墙，保护着担架，就这样把周副主席安全地护送过河。

红十一团过了河，已经走出七十多里，彭德怀军长对我说，班佑河那边还有几百人没有过来，命令我带一个营返回去接他们过河。刚过草地再返回几十里，接应那么多掉队的人，谈何容易。我带着一个营往回走，大家疲惫得抬不动腿。走到河滩上，我用望远镜向河对岸观察，那边河滩上坐着至少有七八百人。我先带通讯员和侦察员涉水过去看看情况。一看，唉呀！他们都静静地背靠背坐着，一动不动，我逐个察看，全都没气了。我默默地看着这悲壮的场面，泪水夺眶而出。多好的同志啊，他们一步一摇地爬出了草地，却没能坚持走到班佑，他们带走的是伤病和饥饿，留下的却是曙光和胜利。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一个一个把他们放倒，一方面是想让他们走得舒服些，一方面再仔细地检查一遍，不能把一个还没有咽气的同志拉下。最后发现有一个小战士还有点气，我让侦察员把他背上，但过了河他也断气了。由于时间紧迫，我来不及掩埋这许多烈士的遗体。

我们满含泪水，脱下军帽，向烈士们默哀、鞠躬告别，然后急忙返回追赶大部队。

彭军长老远就看见了我们，焦急地迎上来抢先问，带回来多少人？我沉痛地说，一个人也没带回来。他听完详细汇报，脸色低沉下来，愤愤地说：这都是张国焘的罪过，他耽误了战机，没能打开松潘，逼得我们走这条路，如果不走这条路，哪会牺牲这么多人。

八月底，右路军到达巴西、包座一带，红一军和红三军的十二团和十三团已经走到前边，红十一团和红三军其余部队以及中央直属队一起住在牙弄，这时谭甫仁调到我团当总支书记，余非当俱乐部主任。右路军以三十军和四军一部在徐向前指挥下，全歼企图堵截红军的胡宗南部第四十九师，攻占了包座，为实现中共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创造了有利条件，打开了向甘南进军的大门。

右路军部队在上下包座一带休息，红三军派刘志坚带火线剧社和各团宣传员一起去红三十军慰问，李伯钊也应邀去红四方面军的部队教唱歌，组织文化娱乐活动。

就在慰问团走的当晚一点钟，彭德怀、王稼祥、李富春找邓团长和我去军部，彭德怀带着沉重的心情告诉我们：张国焘给右路军总指挥部来电，要红四方面军的部队不要跟中央北上，还要说服红一、三军一起南下，右路军返回阿坝与左路军会合，如果不听就缴他们的枪，用武力解决，把毛、周、张、博抓起来。叶剑英参谋长连警卫员都没带，连夜从包座赶到牙弄，向党中央报告。党中央接到叶剑英的报告以后，为了免出意外，决定率红一、三军先行北上。彭军长命令我们红十一团马上出发开到中央机关驻地附近二十里一线警戒，掩护中央和军委机关及红三军直属队通过，等红十团也过完以后，再尾随红十团前进。

我们立即通知部队紧急集合，急行军进入指定地域警戒。当时气氛很紧张，也很秘密。军首长要求，不作动员，三天以后再向部队传达。所以，上级的意图连参谋长和政治处主任也不知道。

中央机关直属队天不亮就出发了。太阳出来时，毛泽东经过我们设在小山上的警戒阵地，把我和团长叫过去，问前面有没有动静，我回答说没有什么情况，只是警戒部队曾经听见一个人喊："红一方面军的同志，你们不要走啊！"说明有人已经知道红一方面军出发了。

我们问："要是有人拦阻怎么办？"毛泽东说："要做好宣传工作，告诉他们，我们先走，你们随后来。"

"万一他们开枪怎么办？"因为怕红军内部冲突起来不好办，我钉问了好几次。

毛泽东反复地说："要做宣传教育工作。"

部队向北走了三天，抵达俄界宿营时，才向部队宣布，张国焘在阿坝按兵不动，并再次提出南下的方针，拒绝中央命令其北上的电令。左路军进到嘎曲河（白河），张国焘排斥朱德、刘伯承对左路军的领导，借口嘎曲河水涨，不能徒涉，率部西返，并电令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部队挟持中央南下阿坝地区。右路军在对部队进行宣传教育时，强调指出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是正确的；张国焘要搞分裂、坚持南下是没有前途的，红四方面军和左路军终将要返回来的。要求各级领导稳定部队情绪，对四方面军的同志多做团结工作。

红四方面军派到军委总部的一个工作队，共有几十个人，队长是个瘸子。他们不愿北上，也要南下，毛泽东亲自写了封信给他们作路条，让我们后续部队放他们过去。他们路过红十一团时，天正下着小雨，他们一边走，一边宣传红一方面军的同志不要走……我当时很生气，叫他们集合起来蹲到路边去，等我们全团过完以后再请他们走。我对他们讲，党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北上抗日是全国人民的愿望，你们将来也会返回来的。

刘志坚、李伯钊和剧社一部分队员被留在了红四方面军。还有其他分配到左路军工作的红一方面军的干部和部队都没能和我们一道北上，有的在南下作战和到西路军作战中牺牲了，余下的随朱总司令返回陕北。

到达俄界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紧急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指出：张国焘背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作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和红军。

红一、三军在俄界集结休息了四天，即沿着白龙河往俄碛寺、旺藏寺前进，到达黑拉地区。红一军攻占天险腊子口，击溃甘肃军阀鲁大昌一个旅。接着中央红军越过岷山。岷山是青海、甘肃、陕西和四川分界的名山，上山下山五十余里，前卫部队在山腰上遭到敌机的袭击，幸而没有什么损失，下了岷山进入大草滩，红军脱离了藏族聚居地区。

九月二十日，先头部队攻占哈达铺，进入甘南。红一、三军在哈达铺休息了几天，红十一团在距离哈达铺三十里处向兰州方向警戒。这时红军按中央政治局俄界会议决定，把军委直属队和红一方面军主力整编为抗日先遣支队，对外称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林彪为副司令员，王稼祥为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为政治部副主任。下辖三个纵队：第一纵队以红一军为基础共编五个大队，把红三军十三团编入第一纵队；一纵队司令员林彪，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朱瑞。第二纵队编三个大队，纵队司令员彭雪枫，政治委员李富春，副司令员刘亚楼，参谋长肖劲光，政治部主任罗瑞卿，保卫分局长张纯清，作战科长姚喆，侦察科长李天佑，通讯科长谢嵩，训练科长孙毅，管理科长唐延杰、副科长周文龙。第十大队（原红十团）大队长黄珍，政委杨勇；第十一大队（原红十一团）大队长和政委仍是邓国清和我，第十二大队（原红十二团）大队长文年生，政委苏振华。军委直属队编为第三纵队，司令员叶剑英、政委邓发。红三军教导营编入第三纵队。每个大队基本上是原来团的建制，取消了营级建制，每个大队五个步兵连，一个机关枪连，团的侦察排、工兵队和卫生队全部集中到纵队。当时十一大队有一千一百人，十大队、十二大队各有六百多人。

【王平（1907年10月12日-1998年2月8日），1907年10月12日生于湖北省阳新县三溪口镇大湖地村，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原名王惟允，曾用名王明，后改名王平。1930年5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九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