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六年十月，三大主力红军终于在会宁地区胜利会师了。我从离开一方面军后，经常想念首长和战友们，长时间眼巴巴地盼望着会师。可是，我却没有看到会师的热烈场面。
我在第二次到通渭后，由于连续冒雨行军，过度疲劳，一下子病倒了。一连几天高烧，昏迷不醒。医生看后说病得厉害，不迅速诊治会有危险。可是军卫生部药品奇缺，部队还要执行任务，无法保证治疗。肖克军长立即派司令部管理科长陈增连同志，带一个排连夜用担架抬我去四方面军卫生部找苏井观部长治病。我躺在担架上昏昏沉沉，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有一天我醒过来问身边的同志："我们现在到什么地方了？"他们告诉我说："我们已经过黄河两天了。"原来我们一行在黄河边上赶上了正在渡河的四方面军总直属队，就跟着过了黄河。
当时相继西渡黄河的部队有四方面军总直属队及三十军、九军、五军（原一方面军五军团），共二万一千余人。这就是西路军。
三个军西渡黄河以后，同河东红军主力之间的联系很快被敌军隔断。十一月上旬，西路军开始向甘肃河西走廊前进，节节取得胜利。但因孤军深入，不久攻势渐钝。
我随四方面军总直属队渡河后，起初一直跟着四方面军卫生部一边行军，一边治病。到达永昌后，我的病已基本痊愈。但这时敌情越来越严重，马步芳、马步青等调集了七个骑兵旅和一个步兵旅包围我西路军。敌人强悍凶呗，行动迅速，擅长奔袭。红九军在古浪一仗损失过半，由六个团缩编为三个团。就在这时，陈昌浩同志（时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找我谈话，让我到九军任参谋长。
我到职不久，原军长孙玉清同志调走由王树声同志兼九军军长。随后整个西路军转战于永昌、山丹、高台等地，最后在倪家营子被敌包围，苦战四十天。我西路军全体指战员英勇无畏，浴血奋战，但由于敌众我寡，我军弹尽粮绝，到一九三七年三月全军悲壮失败，余下的二千多人分东西两路在祁连山区艰苦转战。其中一路由李先念同志率领，西出星星峡，在党中央代表陈云和滕代远同志的接应下进入新疆。我们向东走的一路约三、四百人被敌打散，部分同志化装潜行，从此我开始了一段艰苦跋涉的历程。
初春，江南正是草长莺飞时节，而地处西北高原的祁连山却冰冻雪封，人迹罕至，飞鸟无踪。我们这支几百人的队伍艰难地向东行进。我和徐太先同志走在队尾，负责收容掉队人员。天黑、路险、风寒、人疲，走着走着，前面停了下来，我上去询问，原来是和主队失掉联系，一些同志发起牢骚，引得大家情绪低落。我耐心地向大家解释，赶快走吧，到前面就会赶上的。队伍又继续前进，但掉队的越来越多。
走到天亮时，我们还没有追上主队，敌人开始搜山了，我们只好疏散到树林里隐蔽。极度的饥渴、疲劳，使人象散了架子一样，倒在地上就一头睡着了。醒来时已是下午，我查看了一下，周围只有我和朱良才、方强、徐太先及十几个战士。
我们十几个人在这巍巍的祁连山里转来转去，与敌人周旋了四天。没有饭吃，只好把战马杀了，连骨带肉架在火上烤一下带着血吃；没有水喝，就抓一把积雪，啃一口冰凌…但是这样下去总不是个办法，即使不被敌人抓去，也会饿死、冻死，因此，我们决定下山，到平坝子里去探探。
拂晓，我们摸到山脚下一个叫水源的村子附近，发现村子里驻有敌人。我们看到天色渐明，没有地方隐蔽，只得又回到山上，爬到半山坡，在一块枯草坪上喘息了一下。我向大家提议：山下的敌人白天可能搜山，大家还得往高处爬，疏散隐蔽在石缝草丛间，不能让敌人都捉去，天黑后再到这里集合。
同志们三三两两地散去了，我带着警卫员一直爬到山尖尖，那里兀立着一块硕大的石岩，岩中凹部生出几株小树，我俩翻进凹部紧贴小树站着。
日头升高了，依稀可以听到下面敌人搜山的马嘶声、人吼声和零星的枪声，一直闹腾到日头偏西。挨到黄昏，我和警卫员下到半山坡的那块小草坪集合，却不见其他同志。我俩四处寻找，始终不见踪影，看来凶多吉少。（以后我听说朱良才、方强、徐太先等同志就在那天被敌人搜捕去了，受尽了折磨。抗战爆发后，经我党多方交涉，才由青海送回。)
这时，残阳夕照。我一面等待天黑，一面陷入沉思：我从投身红军之日起，经历过大大小小的战斗，既打过痛快淋漓的歼灭战，也打过仓促失措的遭遇战；打过胜仗，也打过不利的仗，但我军从来还没碰到过被敌人吃掉一个整连、一个整营的事情，如今我却亲眼目睹了西路军惨遭失败的全过程，九军兵殇古浪，损失过半；五军失守高台，壮烈殉难；倪家营子大血战，全军仅剩千把人；石窝分兵，部队失散……西路军全军覆灭的惨烈景象，象整座祁连山压在我的心头，沉重得使人透不过气来。
望着渐渐落入山后的残阳，我心中生出一个念头：太阳有落就有升！西路军是失败了，但革命没有完，党中央还在，河东红军还在，西路军的指战员也是不会被捕尽杀绝的。到河东去，找党中央去！找红军去！我站起身，带着警卫员向着东方，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走去。
我和警卫员从祁连山下来，沿着山边行走。在夜幕的掩护下，我们走进一个村子边，在一座独立小屋前停下。凭我的经验推断，那些孤零零被甩在村边的小屋一般都是穷苦人家。我们轻轻叩开门，一位身穿破羊皮筒的老乡把我们让进屋，给我们盛来两碗稀饭吃。老乡告诉我们："马家盘查得正紧，见到红军就抓。你们这样走可不行。"
我试探地同他商量："我们穿军装走路不方便，能不能换身衣服？"
老乡看看自己身上飞花绽絮的破羊皮，有些为难地说："我家穷，这衣服太脏了。"
我连忙解释说："没关系，越破越好。"
于是老乡给我拿出一身满是窟窿的皮筒子和一件光板山羊皮大衣，我把棉军装和一件羔皮大衣留给他。老乡又给了我一顶西北农民所特有的毡帽子。这一装扮，再拿上一根棍子，倒真有几分象个叫化子。
拂晓时，我们两个"叫化子"走到一座庙前，小庙残破不堪，看样子早已断了香火，我们准备白天隐蔽在这里。推开庙门，却见里面躺着两个形枯骨瘦的人在抽大烟，要退出去显然不可能了，我掏出旱烟斗凑上去借着他们的火抽起来。
这两人冲我们打量了一番，问道："二位是红军吧？"
我们承认是红军。他们抽罢大烟，非要拉我们到他们家里吃饭去。我们跟着其中一个进了家。
饭后，我们正要谢别主人，那人却一步拦在门前说："二位跟我走一趟吧。"
"到哪儿去？"我问道。
"上马家去"说着，他找出一张纸问我们："你们识字吗？"
我跟警卫员交换了一下眼色，异口同声地说："不识字。"
那人把纸递到我们眼前，提高了声调说："好好看看，我是马家的副官，请事假回来的，跟我走一趟吧！"
我向纸上扫了几眼，看出来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副官，那上面倒写着因违犯马家队伍的军纪被开除的。我看出这家伙是在敲竹杠，就对他说："这样吧，我身上只有两块钱，给你一块，你放我们走。"这钱是我参加红军后积存下来的伙食尾子。
那家伙思忖起来。我示意警卫员先走，因为他的脚被冻坏了，行走迟缓。我做好了同那个家伙拼的准备：一旦他再拦我，我就不客气地给他一棍子。这位马家"副官"大概看我们确实没有油水可榨，便将两块钱一把抓去，放我走了。
我们迅速脱离了这块地方。警卫员的脚烂得实在走不动了。晚上，我扶着他走进一户穷苦人家，这家老乡同情红军的遭遇，冒着风险收留了他。
我告别了警卫员，一个人继续逃荒要饭向东走。以后，我始终惦记着他，曾多方打听他的下落，却一直杳无音讯。
自从西路军惨遭失败后，一向骄横的马家军更加嚣张了。他们从酒泉到武威沿整个河西走廊，撒开了一张张密密实实的大网，派出许多支骑兵分队到处搜捕我军人员，不少同志被敌人捕去，惨遭杀害。
我清理了身上的东西，做好牺牲的准备。这时，我身上只剩下一支没有子弹的手枪、一枚二级红星奖章和一个指北针。枪，是从敌人手中夺来的，不能让它再落入敌手，我把空枪拆散，把零件一个个丢到山沟里，那枚红星奖章是红军光荣的象征，决不能让敌人沾污它，我把它藏在一树洞里；那个指北针是第四次反"围剿"时从敌师长李明手里缴获的，我要找红军、找党离不开它。我用指北针判明了方位，把它塞进皮袄的破洞里，开始上路了。
我沿着河西走廊北侧向东走，这里时而是岩石裸露的山地，时而是寸草不生的戈壁滩，卧龙般的古长城蜿蜒起伏向东伸延。我每夜凭借指北针摸黑走上二三十里路，白天找个地方隐蔽起来。
一天，我在永昌以西三十里的水磨沟附近隐蔽。黄昏即将到来，我估计搜索了一天的敌人该收兵回营了，为了早些赶路就从隐蔽地出来，贴近长城边走。古长城象一道屏障为我挡住了左侧，我一面警惕地观察，一面匆匆行走。前面要拐弯了，我想，如果有敌人拐过来当面撞上就来不及闪开，我立刻向路旁的沟里奔去。就在我刚刚下到沟底时，转弯处果真来了五个骑兵，我弯下腰装作在拔草，敌兵看了看，没有过来盘问就走了。
从此，我小心地避开大路，专拣小道走。在永昌至武威间的一个地方，我又一次险入虎口。那天，我路过一个村子，一条大路从村北擦过，我从村南的小道走。眼看要出村了，只剩下最后一座房子可以隐蔽，我谨慎地先探头张望，只见两个骑兵顺着大路跑过来。回去或躲闪，都可能引起敌人的怀疑。怎么办？恰好这时村南的地里有头毛驴，我急中生智，装作赶毛驴，一边吆喝一边跑开了。
武威以东，敌人的搜索不那么紧了，只要离开大路远一些，有时在白天也可以走。一天，我正走近一个羊群，偶然回头一望，西边尘烟滚滚，由远而近。我问牧羊人，"后面是不是来了骑兵？"
他看看西边，又看看我说："是马家队伍来了，你快走吧！"
我对他说："不要紧，请你把羊向南赶一下。"
我们一起赶着羊群走开了。等敌人马队来到我们刚才站立的地方时，我们已经走出二三百米远了。敌人二十多个骑兵停也没停疾驰而过。我第三次脱险了。
在河西走廊的一个多月里，我过着昼伏夜行、餐风露宿的野地生活。每天一早一晚，我乘着无人悄悄跑到村边，敲开一座小房讨些吃的。那些穷苦百姓实在好，他们正处在春荒时节，自己明明吃不饱，却总是给我一碗稀饭和炒面。靠着他们的接济，我才能够支撑下来。
终于有一天，我走到了黄河边。
那天晚上，我在路上意外地遇到红三十军的三个战士，我们结伴而行。天放亮时，我们来到黄河边的一个小村旁。
滚滚的黄河劈开峡谷，奔涌向前，没有渡船和熟练的船夫根本别想过河。正巧一位老乡扛着犁、牵着牛来到河边，解开一条小船，准备到河东耕地。我们上前请他把我们带过河。
老乡面露难色，说："我把你们带过去，马家知道了会把我全家老小杀光的。"
我们不好强求，可是眼望着近在咫尺的黄河却不得过，心里火烧火燎。
老乡又告诉我们："从这里下去五里路有条渡船，你们可以从那过，那里已经过去好多你们的人了。"
我们按照他的指点匆匆向下游走去，那里果真有条渡船在河对岸。船夫隔河向我们喊道："等一会儿，我就来。"
我们在山上隐蔽了一会儿，渡船划过来了，船夫向我们招手，"快来吧。"
我们上了船，他把仓盖打开，叫我们躺进去。他告诉我们，对岸就是兰州通往宁夏的大路，经常有马家队伍来往。我向他打听：去打拉池怎么走？他一再叮嘱说："你们上岸后不要走大路，一直上山，翻到山那边就是通往打拉池的路了。"
我们躺在狭小昏暗的船仓里，身子随着小船颠簸起伏，耳边是河水的呼啸，我仿佛看到了在高山峡谷间，勇敢的船夫驾着一叶小舟飞越激流的情景。我们平安地渡过了黄河。
下船时，同行的三个战士把背的盐巴送给了船夫一部分，船夫一再致谢。本来是他豁出身家性命帮助了我们，帮助了许许多多的红军战士，可他却向我们道谢﹣﹣这就是伟大而淳朴的黄河船夫，这就是伟大而淳朴的人民。
过了黄河，红三十军的三个战士匆匆走了，我因脚痛落在后头，只好一个人赶路。翻过山，天色将晚，我来到村子边，正走到一个院子前，从院门里出现一个人。此人约二十六七岁，留着平头，身穿半旧不新的蓝色中山装。看他这身装束不象个普通庄稼汉，倒象是在外做事的人。那青年汉子问我："你从哪里来的？"
我说："从靖远来。"
"听你的口音象江西人，怎么到靖远来的？"他继续
问道。
我虽不是江西人，但南方的口音毕竟无法掩饰，只好打个谎说："我是八师的，去年打红军路过靖远，因病掉了队，就在老乡家里干活挣口饭吃。"
他追问我："你们第八师师长叫什么名字？"
"八师师长叫毛炳文。"我不假思索地回答道。这样的问题难不倒我，作为交战的对手，敌军指挥官的情况是必须掌握的，更何况这个毛炳文早在江西时，就是我们手下的败将。
他听了我的回答，沉吟片刻，然后狡黠地说："不是的，你们师长叫毛泽东吧！"
我不由心里一惊：糟了！这个人八成是民团里的。在河西几次与敌人遭遇都脱险了，今天刚过黄河却偏偏给人家送上门来，这可真倒霉！
我正在思忖对策，那青年汉子却解释说："我原是二十六路军的，去过江西，同红军打过仗，现在销假回家奉养母亲。"
我听到"二十六路军"心里一动，我们的红五军团就是二十六路军在宁都暴动的部队，看来他对红军有所了解。
他接着告诉我："红军现在到了陕北，你们到河西的只是一部分。我知道你有难处，你准备到哪里去？"
我不便明说，便托辞道："回家去。"
没想到他却对我说："不要回家，当红军好。红军就在庆阳，你到了庆阳就找到了红军嘛。"他边说边拉着我进了院子，"今天就在我家住一宿，明天再走。"
他又问我："你在红军里做什么？"
我说是个伙夫。他打量着我，推断道："看样子是个当官的吧，可能官还不小呢，起码是个连长、营长的。"
我看他说话一会儿热热乎乎，一会儿又刨根问底，令人难以捉摸，不能不小心提防。我索性不再吭声了，他也没有继续问下去。他把我带进一间小客房，房里很干净，炕床上几条素花被褥叠得整整齐齐，看得出这是户小康人家。
那青年对屋中一位五十多岁的妇女说："娘，来了个客人，给他做些饭吃。"
老太太望着我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样子，叹道："你辛苦了，出门在外的人难哟！"她吩咐儿子给我打来热水洗浴，又亲手给我做了面条，还炒了菜。
从讨饭以来，我第一次用上热水洗了脸、烫了脚，第一次吃上热饭热菜。饭后，老太太一再催我睡觉："你劳累了，好好歇着吧。"
她母子二人出了屋。我坐在炕上仍不敢入睡，担心万一来了民团怎么办？我轻轻推开门向院中观察：这天晚上的月亮又大又圆，照得地上白光光的，院子四面都是一人多高的土围子，只有一个门可以出入，在一处墙根下靠着个大树墩子，我估计着只要登上树墩就可以翻过围墙，墙外就是大山。我略略踏实了，便和衣靠在炕上歇息，心里念叨着：不能睡，千万不能睡。谁知脑袋一挨炕头，就真的睡着了。
等我再睁开眼时，天已大亮，日头出来很高了。我不由一叫："哎呀，糟糕！"急忙跳下炕，一出门正撞上那青年。
他问："你干什么去！"
我说："打扰你们了，谢谢，我该走了。"
"不能走。"他着急地拦住我。
说话间，老太太也过来了，一再留我吃早饭。我想一夜平安无事，看来他们是好人，就留下吃了早饭。吃罢饭，我收拾起东西准备走。老太太按住干粮袋问我："这里面是什么！"她打开袋子，从里面倒出一小堆发了霉的食物：一个饭团，几块干馍，两捧豆子，一撮炒面，生的、熟的、软的、硬的……什么都有。老人叹了口气说："这是人吃的？不要了，都给我留下喂猪！"
她端来一簸箕白面馍馍，塞进干粮袋。母子俩把我送到院门口，老太太指着前方说："你从这儿向前走，过去五里路就是通往打拉池的大路了。"
我谢过他们正要上路，老太太又对儿子说："他记不住，你送一送他。"
那位青年人一直把我送到大路上。临别时，我握着他的手，泪花直在眼眶里转。他是好人，他们母子二人都是好人。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中，我遇到了这样的好人，怎能不使我感动呢？我走出一百多米远了，又忍不住回过头来，只见那青年仍伫立在路边目送着我。一个猜测顿时跃上我的心头：这个青年如果不是共产党员，起码也是个共产党的同情者。
分手时，我曾把他的名字和村名都记下了。几十年来，我一直想能再见见他们，遗憾的是，时间久了，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如今，那个老太太怕早已作古，那位青年如果还活着也是年逾古稀了，但他当时的模样仍然活脱脱地呈现在我眼前；二十六七岁，平头，一身蓝色中山装。
当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陕甘时，我听说党中央驻在庆阳，红军前敌总指挥部设在打拉池，如今已过去了一个秋冬，红军不知转移到了什么地方？我只好按照红军曾经活动过的地方走，追寻红军的足迹。我走进甘宁交界处的重镇打拉池，墙上残留的标语一下子跃入眼帘：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红军万岁！"
标语尽管已经是斑驳的陈迹了，但它仍象一团火烧得我心里热乎乎的，我仿佛又看到了红军，又看到了那红红火火的场面，顿时振奋起来。
我走过一家理发店，想把头发剪一剪，一来因为头发太长了，与当地人很不相称；二来就要找到红军了，总不能这副样子见战友。我走到店门口，与理发师傅搭讪起来。
他问我："你不是本地人吧？"
我告诉他："我是过路的，请问到庆阳怎么走？"
理发师傅摇摇头："我也没去过。听说很远，由这儿往东，要经过海原、固原。"
我看他厚道、热心，就请他帮我剪剪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他："我没有钱，可不可以帮个忙？"
理发师傅爽快地说："可以，不给钱也行。"但想了想又劝我，"你要去庆阳，路上要经过一些回民区，你不理发留着胡子倒象个回民，这样会方便些。"
很明显，他心里明白我是红军，尽管他没有点破。我们两个心照不宣。他又叮嘱我："如果有人问你是大教还是小教，你就说是小教，记住啊。"
我虽然没有理发，却对他由衷地感激。告别了理发师傅，我加快脚步继续追寻红军的踪迹。
我从打拉池向东，经六盘山以北的海原、固原地区横穿宁夏，到达陇东的镇原境内。
一天晚上，我借宿在一个骡马店里，同四个赶毛驴生意的人睡在一条炕上。临睡前四个生意人兴奋地议论不休："奇了！驻在王家洼子的军队真好，买卖公平，不扰商人。"
"从来没见过这样好的军队。"
我心头一亮，凑过去问他们那是支什么队伍。他们告诉我："是红军，是红军二十八军一团。"
我压住心头的狂喜，又有意问了一句："红军对过路的人不为难吧？"
"不为难，好得很呐，你放心吧。"
我向他们打听，"此地离王家洼子有多远？"
"整整一百里。我们昨天才从王家洼子动身来的。"
近两个月来，我终于第一次听到了红军的确切消息，真高兴啊！这一百里路，我恨不得一步跨过去。躺在炕上，我兴奋得一夜没合眼，身边的四个生意人早已鼾声大作。
鸡叫头遍了，天还黑洞洞的，我起身匆匆赶路，一气走到夜里，赶到王家洼子，找到了红军。
近两个月的日日夜夜，我露宿荒野，行乞千里，多少次险处逢生，多少个好心人真诚相助。我凭着一只干粮袋，一根讨饭棍，一个指北针，凭着对党对革命的忠诚，终于回到了红军的行列！
在镇原，我先后见到了许许多多的西路军指战员，大家虽然被敌人打散了，但都抱着同一个信念﹣﹣找党去，找红军去，化装潜行，吃尽千辛万苦，又重新聚集到革命的红旗下。
顺便交代一笔，那个陪伴我逃荒要饭的指北针，以后又一直跟随我进了北京城。全国解放后，军事博物馆的同志把它要去陈列出来，作为红军英勇斗争的见证。
我在王家洼子找到了红二十八军第一团，这个团的团长原是红一军团二师特务连连长，团政治委员原是二师政治部宣传队的宣传员，我在一师当师长时他们都认识我。们留我在团部住了两天，洗了澡，换了军衣，随后派人送我到二十八军军部。在军部我见到了已调任援西军政治部主任的宋任穷同志。午饭后，我就跟他前往设在镇原城内的援西军司令部。一路上我们畅谈不止，他感慨地对我说："你回来得很好，中央盼望着西路军的同志能够早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