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六年十月，三大主力紅軍終于在會甯地區勝利會師了。我從離開一方面軍後，經常想念首長和戰友們，長時間眼巴巴地盼望着會師。可是，我卻沒有看到會師的熱烈場面。
我在第二次到通渭後，由于連續冒雨行軍，過度疲勞，一下子病倒了。一連幾天高燒，昏迷不醒。醫生看後說病得厲害，不迅速診治會有危險。可是軍衛生部藥品奇缺，部隊還要執行任務，無法保證治療。肖克軍長立即派司令部管理科長陳增連同志，帶一個排連夜用擔架擡我去四方面軍衛生部找蘇井觀部長治病。我躺在擔架上昏昏沉沉，不知過了多長時間。有一天我醒過來問身邊的同志："我們現在到什麼地方了？"他們告訴我說："我們已經過黃河兩天了。"原來我們一行在黃河邊上趕上了正在渡河的四方面軍總直屬隊，就跟着過了黃河。
當時相繼西渡黃河的部隊有四方面軍總直屬隊及三十軍、九軍、五軍（原一方面軍五軍團），共二萬一千餘人。這就是西路軍。
三個軍西渡黃河以後，同河東紅軍主力之間的聯系很快被敵軍隔斷。十一月上旬，西路軍開始向甘肅河西走廊前進，節節取得勝利。但因孤軍深入，不久攻勢漸鈍。
我随四方面軍總直屬隊渡河後，起初一直跟着四方面軍衛生部一邊行軍，一邊治病。到達永昌後，我的病已基本痊愈。但這時敵情越來越嚴重，馬步芳、馬步青等調集了七個騎兵旅和一個步兵旅包圍我西路軍。敵人強悍兇呗，行動迅速，擅長奔襲。紅九軍在古浪一仗損失過半，由六個團縮編為三個團。就在這時，陳昌浩同志（時任西路軍軍政委員會主席）找我談話，讓我到九軍任參謀長。
我到職不久，原軍長孫玉清同志調走由王樹聲同志兼九軍軍長。随後整個西路軍轉戰于永昌、山丹、高台等地，最後在倪家營子被敵包圍，苦戰四十天。我西路軍全體指戰員英勇無畏，浴血奮戰，但由于敵衆我寡，我軍彈盡糧絕，到一九三七年三月全軍悲壯失敗，餘下的二千多人分東西兩路在祁連山區艱苦轉戰。其中一路由李先念同志率領，西出星星峽，在黨中央代表陳雲和滕代遠同志的接應下進入新疆。我們向東走的一路約三、四百人被敵打散，部分同志化裝潛行，從此我開始了一段艱苦跋涉的曆程。
初春，江南正是草長莺飛時節，而地處西北高原的祁連山卻冰凍雪封，人迹罕至，飛鳥無蹤。我們這支幾百人的隊伍艱難地向東行進。我和徐太先同志走在隊尾，負責收容掉隊人員。天黑、路險、風寒、人疲，走着走着，前面停了下來，我上去詢問，原來是和主隊失掉聯系，一些同志發起牢騷，引得大家情緒低落。我耐心地向大家解釋，趕快走吧，到前面就會趕上的。隊伍又繼續前進，但掉隊的越來越多。
走到天亮時，我們還沒有追上主隊，敵人開始搜山了，我們隻好疏散到樹林裡隐蔽。極度的饑渴、疲勞，使人象散了架子一樣，倒在地上就一頭睡着了。醒來時已是下午，我檢視了一下，周圍隻有我和朱良才、方強、徐太先及十幾個戰士。
我們十幾個人在這巍巍的祁連山裡轉來轉去，與敵人周旋了四天。沒有飯吃，隻好把戰馬殺了，連骨帶肉架在火上烤一下帶着血吃；沒有水喝，就抓一把積雪，啃一口冰淩…但是這樣下去總不是個辦法，即使不被敵人抓去，也會餓死、凍死，是以，我們決定下山，到平壩子裡去探探。
拂曉，我們摸到山腳下一個叫水源的村子附近，發現村子裡駐有敵人。我們看到天色漸明，沒有地方隐蔽，隻得又回到山上，爬到半山坡，在一塊枯草坪上喘息了一下。我向大家提議：山下的敵人白天可能搜山，大家還得往高處爬，疏散隐蔽在石縫草叢間，不能讓敵人都捉去，天黑後再到這裡集合。
同志們三三兩兩地散去了，我帶着警衛員一直爬到山尖尖，那裡兀立着一塊碩大的石岩，岩中凹部生出幾株小樹，我倆翻進凹部緊貼小樹站着。
日頭升高了，依稀可以聽到下面敵人搜山的馬嘶聲、人吼聲和零星的槍聲，一直鬧騰到日頭偏西。挨到黃昏，我和警衛員下到半山坡的那塊小草坪集合，卻不見其他同志。我倆四處尋找，始終不見蹤影，看來兇多吉少。（以後我聽說朱良才、方強、徐太先等同志就在那天被敵人搜捕去了，受盡了折磨。抗戰爆發後，經我黨多方交涉，才由青海送回。)
這時，殘陽夕照。我一面等待天黑，一面陷入沉思：我從投身紅軍之日起，經曆過大大小小的戰鬥，既打過痛快淋漓的殲滅戰，也打過倉促失措的遭遇戰；打過勝仗，也打過不利的仗，但我軍從來還沒碰到過被敵人吃掉一個整連、一個整營的事情，如今我卻親眼目睹了西路軍慘遭失敗的全過程，九軍兵殇古浪，損失過半；五軍失守高台，壯烈殉難；倪家營子大血戰，全軍僅剩千把人；石窩分兵，部隊失散……西路軍全軍覆滅的慘烈景象，象整座祁連山壓在我的心頭，沉重得使人透不過氣來。
望着漸漸落入山後的殘陽，我心中生出一個念頭：太陽有落就有升！西路軍是失敗了，但革命沒有完，黨中央還在，河東紅軍還在，西路軍的指戰員也是不會被捕盡殺絕的。到河東去，找黨中央去！找紅軍去！我站起身，帶着警衛員向着東方，向着太陽升起的地方走去。
我和警衛員從祁連山下來，沿着山邊行走。在夜幕的掩護下，我們走進一個村子邊，在一座獨立小屋前停下。憑我的經驗推斷，那些孤零零被甩在村邊的小屋一般都是窮苦人家。我們輕輕叩開門，一位身穿破羊皮筒的老鄉把我們讓進屋，給我們盛來兩碗稀飯吃。老鄉告訴我們："馬家盤查得正緊，見到紅軍就抓。你們這樣走可不行。"
我試探地同他商量："我們穿軍裝走路不友善，能不能換身衣服？"
老鄉看看自己身上飛花綻絮的破羊皮，有些為難地說："我家窮，這衣服太髒了。"
我連忙解釋說："沒關系，越破越好。"
于是老鄉給我拿出一身滿是窟窿的皮筒子和一件光闆山羊皮大衣，我把棉軍裝和一件羔皮大衣留給他。老鄉又給了我一頂西北農民所特有的氈帽子。這一裝扮，再拿上一根棍子，倒真有幾分象個叫化子。
拂曉時，我們兩個"叫化子"走到一座廟前，小廟殘破不堪，看樣子早已斷了香火，我們準備白天隐蔽在這裡。推開廟門，卻見裡面躺着兩個形枯骨瘦的人在抽大煙，要退出去顯然不可能了，我掏出旱煙鬥湊上去借着他們的火抽起來。
這兩人沖我們打量了一番，問道："二位是紅軍吧？"
我們承認是紅軍。他們抽罷大煙，非要拉我們到他們家裡吃飯去。我們跟着其中一個進了家。
飯後，我們正要謝别主人，那人卻一步攔在門前說："二位跟我走一趟吧。"
"到哪兒去？"我問道。
"上馬家去"說着，他找出一張紙問我們："你們識字嗎？"
我跟警衛員交換了一下眼色，異口同聲地說："不識字。"
那人把紙遞到我們眼前，提高了聲調說："好好看看，我是馬家的副官，請事假回來的，跟我走一趟吧！"
我向紙上掃了幾眼，看出來他根本就不是什麼副官，那上面倒寫着因違犯馬家隊伍的軍紀被開除的。我看出這家夥是在敲竹杠，就對他說："這樣吧，我身上隻有兩塊錢，給你一塊，你放我們走。"這錢是我參加紅軍後積存下來的夥食尾子。
那家夥思忖起來。我示意警衛員先走，因為他的腳被凍壞了，行走遲緩。我做好了同那個家夥拼的準備：一旦他再攔我，我就不客氣地給他一棍子。這位馬家"副官"大概看我們确實沒有油水可榨，便将兩塊錢一把抓去，放我走了。
我們迅速脫離了這塊地方。警衛員的腳爛得實在走不動了。晚上，我扶着他走進一戶窮苦人家，這家老鄉同情紅軍的遭遇，冒着風險收留了他。
我告别了警衛員，一個人繼續逃荒要飯向東走。以後，我始終惦記着他，曾多方打聽他的下落，卻一直杳無音訊。
自從西路軍慘遭失敗後，一向驕橫的馬家軍更加嚣張了。他們從酒泉到武威沿整個河西走廊，撒開了一張張密密實實的大網，派出許多支騎兵分隊到處搜捕我軍人員，不少同志被敵人捕去，慘遭殺害。
我清理了身上的東西，做好犧牲的準備。這時，我身上隻剩下一支沒有子彈的手槍、一枚二級紅星獎章和一個指北針。槍，是從敵人手中奪來的，不能讓它再落入敵手，我把空槍拆散，把零件一個個丢到山溝裡，那枚紅星獎章是紅軍光榮的象征，決不能讓敵人沾污它，我把它藏在一樹洞裡；那個指北針是第四次反"圍剿"時從敵師長李明手裡繳獲的，我要找紅軍、找黨離不開它。我用指北針判明了方位，把它塞進皮襖的破洞裡，開始上路了。
我沿着河西走廊北側向東走，這裡時而是岩石裸露的山地，時而是寸草不生的戈壁灘，卧龍般的古長城蜿蜒起伏向東伸延。我每夜憑借指北針摸黑走上二三十裡路，白天找個地方隐蔽起來。
一天，我在永昌以西三十裡的水磨溝附近隐蔽。黃昏即将到來，我估計搜尋了一天的敵人該收兵回營了，為了早些趕路就從隐蔽地出來，貼近長城邊走。古長城象一道屏障為我擋住了左側，我一面警惕地觀察，一面匆匆行走。前面要拐彎了，我想，如果有敵人拐過來當面撞上就來不及閃開，我立刻向路旁的溝裡奔去。就在我剛剛下到溝底時，轉彎處果真來了五個騎兵，我彎下腰裝作在拔草，敵兵看了看，沒有過來盤問就走了。
從此，我小心地避開大路，專揀小道走。在永昌至武威間的一個地方，我又一次險入虎口。那天，我路過一個村子，一條大路從村北擦過，我從村南的小道走。眼看要出村了，隻剩下最後一座房子可以隐蔽，我謹慎地先探頭張望，隻見兩個騎兵順着大路跑過來。回去或躲閃，都可能引起敵人的懷疑。怎麼辦？恰好這時村南的地裡有頭毛驢，我急中生智，裝作趕毛驢，一邊吆喝一邊跑開了。
武威以東，敵人的搜尋不那麼緊了，隻要離開大路遠一些，有時在白天也可以走。一天，我正走近一個羊群，偶然回頭一望，西邊塵煙滾滾，由遠而近。我問牧羊人，"後面是不是來了騎兵？"
他看看西邊，又看看我說："是馬家隊伍來了，你快走吧！"
我對他說："不要緊，請你把羊向南趕一下。"
我們一起趕着羊群走開了。等敵人馬隊來到我們剛才站立的地方時，我們已經走出二三百米遠了。敵人二十多個騎兵停也沒停疾馳而過。我第三次脫險了。
在河西走廊的一個多月裡，我過着晝伏夜行、餐風露宿的野地生活。每天一早一晚，我乘着無人悄悄跑到村邊，敲開一座小房讨些吃的。那些窮苦百姓實在好，他們正處在春荒時節，自己明明吃不飽，卻總是給我一碗稀飯和炒面。靠着他們的接濟，我才能夠支撐下來。
終于有一天，我走到了黃河邊。
那天晚上，我在路上意外地遇到紅三十軍的三個戰士，我們結伴而行。天放亮時，我們來到黃河邊的一個小村旁。
滾滾的黃河劈開峽谷，奔湧向前，沒有渡船和熟練的船夫根本别想過河。正巧一位老鄉扛着犁、牽着牛來到河邊，解開一條小船，準備到河東耕地。我們上前請他把我們帶過河。
老鄉面露難色，說："我把你們帶過去，馬家知道了會把我全家老小殺光的。"
我們不好強求，可是眼望着近在咫尺的黃河卻不得過，心裡火燒火燎。
老鄉又告訴我們："從這裡下去五裡路有條渡船，你們可以從那過，那裡已經過去好多你們的人了。"
我們按照他的指點匆匆向下遊走去，那裡果真有條渡船在河對岸。船夫隔河向我們喊道："等一會兒，我就來。"
我們在山上隐蔽了一會兒，渡船劃過來了，船夫向我們招手，"快來吧。"
我們上了船，他把倉蓋打開，叫我們躺進去。他告訴我們，對岸就是蘭州通往甯夏的大路，經常有馬家隊伍來往。我向他打聽：去打拉池怎麼走？他一再叮囑說："你們上岸後不要走大路，一直上山，翻到山那邊就是通往打拉池的路了。"
我們躺在狹小昏暗的船倉裡，身子随着小船颠簸起伏，耳邊是河水的呼嘯，我仿佛看到了在高山峽谷間，勇敢的船夫駕着一葉小舟飛越激流的情景。我們平安地渡過了黃河。
下船時，同行的三個戰士把背的鹽巴送給了船夫一部分，船夫一再緻謝。本來是他豁出身家性命幫助了我們，幫助了許許多多的紅軍戰士，可他卻向我們道謝﹣﹣這就是偉大而淳樸的黃河船夫，這就是偉大而淳樸的人民。
過了黃河，紅三十軍的三個戰士匆匆走了，我因腳痛落在後頭，隻好一個人趕路。翻過山，天色将晚，我來到村子邊，正走到一個院子前，從院門裡出現一個人。此人約二十六七歲，留着平頭，身穿半舊不新的藍色中山裝。看他這身裝束不象個普通莊稼漢，倒象是在外做事的人。那青年漢子問我："你從哪裡來的？"
我說："從靖遠來。"
"聽你的口音象江西人，怎麼到靖遠來的？"他繼續
問道。
我雖不是江西人，但南方的口音畢竟無法掩飾，隻好打個謊說："我是八師的，去年打紅軍路過靖遠，因病掉了隊，就在老鄉家裡幹活掙口飯吃。"
他追問我："你們第八師師長叫什麼名字？"
"八師師長叫毛炳文。"我不假思索地回答道。這樣的問題難不倒我，作為交戰的對手，敵軍指揮官的情況是必須掌握的，更何況這個毛炳文早在江西時，就是我們手下的敗将。
他聽了我的回答，沉吟片刻，然後狡黠地說："不是的，你們師長叫毛澤東吧！"
我不由心裡一驚：糟了！這個人八成是民團裡的。在河西幾次與敵人遭遇都脫險了，今天剛過黃河卻偏偏給人家送上門來，這可真倒黴！
我正在思忖對策，那青年漢子卻解釋說："我原是二十六路軍的，去過江西，同紅軍打過仗，現在銷假回家奉養母親。"
我聽到"二十六路軍"心裡一動，我們的紅五軍團就是二十六路軍在甯都暴動的部隊，看來他對紅軍有所了解。
他接着告訴我："紅軍現在到了陝北，你們到河西的隻是一部分。我知道你有難處，你準備到哪裡去？"
我不便明說，便托辭道："回家去。"
沒想到他卻對我說："不要回家，當紅軍好。紅軍就在慶陽，你到了慶陽就找到了紅軍嘛。"他邊說邊拉着我進了院子，"今天就在我家住一宿，明天再走。"
他又問我："你在紅軍裡做什麼？"
我說是個夥夫。他打量着我，推斷道："看樣子是個當官的吧，可能官還不小呢，起碼是個連長、營長的。"
我看他說話一會兒熱熱乎乎，一會兒又刨根問底，令人難以捉摸，不能不小心提防。我索性不再吭聲了，他也沒有繼續問下去。他把我帶進一間小客房，房裡很幹淨，炕床上幾條素花被褥疊得整整齊齊，看得出這是戶小康人家。
那青年對屋中一位五十多歲的婦女說："娘，來了個客人，給他做些飯吃。"
老太太望着我蓬頭垢面、衣衫褴褛的樣子，歎道："你辛苦了，出門在外的人難喲！"她吩咐兒子給我打來熱水洗浴，又親手給我做了面條，還炒了菜。
從讨飯以來，我第一次用上熱水洗了臉、燙了腳，第一次吃上熱飯熱菜。飯後，老太太一再催我睡覺："你勞累了，好好歇着吧。"
她母子二人出了屋。我坐在炕上仍不敢入睡，擔心萬一來了民團怎麼辦？我輕輕推開門向院中觀察：這天晚上的月亮又大又圓，照得地上白光光的，院子四面都是一人多高的土圍子，隻有一個門可以出入，在一處牆根下靠着個大樹墩子，我估計着隻要登上樹墩就可以翻過圍牆，牆外就是大山。我略略踏實了，便和衣靠在炕上歇息，心裡念叨着：不能睡，千萬不能睡。誰知腦袋一挨炕頭，就真的睡着了。
等我再睜開眼時，天已大亮，日頭出來很高了。我不由一叫："哎呀，糟糕！"急忙跳下炕，一出門正撞上那青年。
他問："你幹什麼去！"
我說："打擾你們了，謝謝，我該走了。"
"不能走。"他着急地攔住我。
說話間，老太太也過來了，一再留我吃早飯。我想一夜平安無事，看來他們是好人，就留下吃了早飯。吃罷飯，我收拾起東西準備走。老太太按住幹糧袋問我："這裡面是什麼！"她打開袋子，從裡面倒出一小堆發了黴的食物：一個飯團，幾塊幹馍，兩捧豆子，一撮炒面，生的、熟的、軟的、硬的……什麼都有。老人歎了口氣說："這是人吃的？不要了，都給我留下喂豬！"
她端來一簸箕白面馍馍，塞進幹糧袋。母子倆把我送到院門口，老太太指着前方說："你從這兒向前走，過去五裡路就是通往打拉池的大路了。"
我謝過他們正要上路，老太太又對兒子說："他記不住，你送一送他。"
那位青年人一直把我送到大路上。臨别時，我握着他的手，淚花直在眼眶裡轉。他是好人，他們母子二人都是好人。在如此險惡的環境中，我遇到了這樣的好人，怎能不使我感動呢？我走出一百多米遠了，又忍不住回過頭來，隻見那青年仍伫立在路邊目送着我。一個猜測頓時躍上我的心頭：這個青年如果不是共産黨員，起碼也是個共産黨的同情者。
分手時，我曾把他的名字和村名都記下了。幾十年來，我一直想能再見見他們，遺憾的是，時間久了，我怎麼也想不起來了。如今，那個老太太怕早已作古，那位青年如果還活着也是年逾古稀了，但他當時的模樣仍然活脫脫地呈現在我眼前；二十六七歲，平頭，一身藍色中山裝。
當紅軍三大主力會師陝甘時，我聽說黨中央駐在慶陽，紅軍前敵總指揮部設在打拉池，如今已過去了一個秋冬，紅軍不知轉移到了什麼地方？我隻好按照紅軍曾經活動過的地方走，追尋紅軍的足迹。我走進甘甯交界處的重鎮打拉池，牆上殘留的智語一下子躍入眼簾：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停止内戰，一緻對外！"
"紅軍萬歲！"
智語盡管已經是斑駁的陳迹了，但它仍象一團火燒得我心裡熱乎乎的，我仿佛又看到了紅軍，又看到了那紅紅火火的場面，頓時振奮起來。
我走過一家理發店，想把頭發剪一剪，一來因為頭發太長了，與當地人很不相稱；二來就要找到紅軍了，總不能這副樣子見戰友。我走到店門口，與理發師傅搭讪起來。
他問我："你不是本地人吧？"
我告訴他："我是過路的，請問到慶陽怎麼走？"
理發師傅搖搖頭："我也沒去過。聽說很遠，由這兒往東，要經過海原、固原。"
我看他厚道、熱心，就請他幫我剪剪頭，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他："我沒有錢，可不可以幫個忙？"
理發師傅爽快地說："可以，不給錢也行。"但想了想又勸我，"你要去慶陽，路上要經過一些回民區，你不理發留着胡子倒象個回民，這樣會友善些。"
很明顯，他心裡明白我是紅軍，盡管他沒有點破。我們兩個心照不宣。他又叮囑我："如果有人問你是大教還是小教，你就說是小教，記住啊。"
我雖然沒有理發，卻對他由衷地感激。告别了理發師傅，我加快腳步繼續追尋紅軍的蹤迹。
我從打拉池向東，經六盤山以北的海原、固原地區橫穿甯夏，到達隴東的鎮原境内。
一天晚上，我借宿在一個騾馬店裡，同四個趕毛驢生意的人睡在一條炕上。臨睡前四個生意人興奮地議論不休："奇了！駐在王家窪子的軍隊真好，買賣公平，不擾商人。"
"從來沒見過這樣好的軍隊。"
我心頭一亮，湊過去問他們那是支什麼隊伍。他們告訴我："是紅軍，是紅軍二十八軍一團。"
我壓住心頭的狂喜，又有意問了一句："紅軍對過路的人不為難吧？"
"不為難，好得很呐，你放心吧。"
我向他們打聽，"此地離王家窪子有多遠？"
"整整一百裡。我們昨天才從王家窪子動身來的。"
近兩個月來，我終于第一次聽到了紅軍的确切消息，真高興啊！這一百裡路，我恨不得一步跨過去。躺在炕上，我興奮得一夜沒合眼，身邊的四個生意人早已鼾聲大作。
雞叫頭遍了，天還黑洞洞的，我起身匆匆趕路，一氣走到夜裡，趕到王家窪子，找到了紅軍。
近兩個月的日日夜夜，我露宿荒野，行乞千裡，多少次險處逢生，多少個好心人真誠相助。我憑着一隻幹糧袋，一根讨飯棍，一個指北針，憑着對黨對革命的忠誠，終于回到了紅軍的行列！
在鎮原，我先後見到了許許多多的西路軍指戰員，大家雖然被敵人打散了，但都抱着同一個信念﹣﹣找黨去，找紅軍去，化裝潛行，吃盡千辛萬苦，又重新聚集到革命的紅旗下。
順便交代一筆，那個陪伴我逃荒要飯的指北針，以後又一直跟随我進了北京城。全國解放後，軍事博物館的同志把它要去陳列出來，作為紅軍英勇鬥争的見證。
我在王家窪子找到了紅二十八軍第一團，這個團的團長原是紅一軍團二師特務連連長，團政治委員原是二師政治部宣傳隊的宣傳員，我在一師當師長時他們都認識我。們留我在團部住了兩天，洗了澡，換了軍衣，随後派人送我到二十八軍軍部。在軍部我見到了已調任援西軍政治部主任的宋任窮同志。午飯後，我就跟他前往設在鎮原城内的援西軍司令部。一路上我們暢談不止，他感慨地對我說："你回來得很好，中央盼望着西路軍的同志能夠早回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