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将領對日本陸軍的評析

DOI:10.13740/j.cnki.jiiohr.2023.04.009

如何從純軍事學的角度來評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日本陸軍,這是一個饒有興味的問題。如果從中日戰争(1931—1945年)的戰況來看,它在針對中國國民黨軍隊的數十次戰役中少有敗績,并且侵占了中國的大片國土,似乎是一支在訓練水準、作戰思想和武器裝備方面均占據明顯優勢的“現代化強軍”。但若放眼世界,換之于更大的參照系,日本陸軍在軍事學術的諸多領域無疑已遠遠地落後于時代的潮流,否則便難于解釋它在太平洋戰場和中國東北戰場上面對美軍與蘇軍突擊時遭遇的大潰敗。揆諸曾親自指揮對日作戰,具體說是殲滅關東軍之戰的蘇聯進階将領的回憶錄,或許能從中窺見一斑。由于立足點和自身軍事水準的差異,他們的看法确與中國學界以往的戰史論著有相當大的不同。

一、朱可夫:“我們的部隊整個地說比日軍強得多”

蘇聯元帥、四次蘇聯英雄格·康·朱可夫(1896—1974年)是衛國戰争中地位僅次于斯大林的軍事統帥,他的名字幾乎和斯大林格勒戰役、庫爾斯克戰役、白俄羅斯戰役、柏林戰役等所有重大會戰相關聯。他擅長指揮大兵團作戰,尤其是坦克機動部隊和炮兵、航空兵的協同動作,并以兩翼突擊的形式圍殲敵重兵集團。(這與蘇聯元帥圖哈切夫斯基30年代創始的“大縱深”戰略是完全吻合的)事實上,他的第一次真正實踐,正是此前1939年5月至8月間蘇、日兩軍的哈勒欣河之戰(或稱哈勒哈河之戰,中、日方面則稱為諾門坎之戰或諾門罕之戰)。是役,朱可夫指揮的第57特别軍(後擴編為第1集團軍)合圍、分割并殲滅了日本關東軍第6軍(主力是第23師團),取得了重大的勝利。此戰因而也被日本軍事曆史學家視為“日本陸軍有史以來最大的敗仗”。遙想30多年前的日俄戰争,日本陸軍曾在奉天、遼陽、旅順戰役中多次大敗俄軍,這一次的勝負易手确實具有标志性的曆史意義,其症結何在?可供尋覓、反思之處顯然頗多。

朱可夫元帥在寫于20世紀60年代的《回憶與思考》一書中曾辟有專章讨論哈勒欣河之戰。他指出,整個戰役中蘇軍制勝所仰仗的王牌在于,“一支善于同空軍和機動炮兵協同作戰的坦克摩托機械化部隊是實施帶堅決目的的快速作戰行動的決定性武器”。而在面對蘇軍幾十輛、上百輛坦克的叢集突擊時,日軍防守乏術,表現得軟弱而驚慌失措。朱可夫援引了許多戰場繳獲的日軍官兵的日記,裡面充斥的是“可怕”“可悲”“心驚膽顫”“驚心動魄”“真可怕”“簡直象在地獄一般”之類的詞語。之是以如此,是因為“當時日軍大力在士兵中灌輸反對蘇聯紅軍的思想。我們的軍隊被說成是技術落後,在作戰方面相當于1904—1905年俄日戰争時的舊沙皇軍隊的水準。是以,日軍士兵看到在哈勒哈河戰鬥中,遭到我軍坦克、飛機、炮兵群組織良好的步兵部隊的突擊時,完全出乎他們意料之外。”

盡管關東軍此時也建立了坦克部隊并用于實戰,但朱可夫對其技術性能、協同動作、機動性和反突擊能力評價不高,他寫道:“當時我們特别注意到,日軍沒有良好的坦克兵團和摩托機械化部隊,無法迅速從次要地段和從縱深調來部隊抗擊我方的突擊叢集。”“我們認為,日軍部署最薄弱的地方是其防禦翼側,同時他們缺乏快速預備隊。”

事實上,在1939年7月4日,蘇、日兩軍間曾有一次坦克部隊的交戰,雙方都投入了100輛左右的坦克和裝甲車,但存在着顯著的“代差”。蘇軍的T28型和T130型坦克噸位大,裝甲厚,行動半徑大,火炮射程遠,射速快。而相比之下,日軍坦克噸位小,裝甲薄,行動半徑小,火炮也很落後。兩軍對陣,好似龐大的牛群和一群小羊對打,日軍完全不是對手,參戰的89式中戰車34輛、97式中戰車4輛、95式輕戰車35輛,分别被擊毀了17輛、1輛、11輛,以慘敗告終。

但與此同時,朱可夫也注意到,雖然對方技術兵器落後,但“日軍極為頑固,戰至最後一人”。這種頑強性與對長官的無條件服從是一脈相承的,他為此舉了一個例子:“我記得8月裡的一天,天剛亮,我在觀察所,帶來了一名已被蚊子咬得不象樣子的日本俘虜兵。”這個日本兵是被蘇軍偵察兵在蘆葦叢裡抓到的。“我問他,是誰在什麼地方把他搞成這個樣子的。他回答說,他和另一個士兵昨天黃昏受命躲藏在蘆葦裡,暗中監視俄軍的行動,但沒有給他們防蚊用具。連長指令他們在蘆葦中不許亂動,以免被發現。夜間蚊子襲來,他們咬緊牙關忍受着蚊子的叮咬,一動不動地直呆到第二天早晨,生怕被發現……”

1940年5月初,得勝而歸、新獲大将軍銜的朱可夫在莫斯科受到了斯大林的首次接見,後者詢問他:“你認為日軍怎麼樣?”朱可夫作了如下幾條答複:

與我們在哈勒哈河作戰的日軍士兵訓練不錯,特别是近戰。他們守紀律,執行指令堅決,作戰頑強,特别是防禦戰。下面指揮人員受過很好的訓練,作戰異常頑強。下級指揮人員一般不會投降,“剖腹”自殺時毫不遲疑。軍官,特别是中進階軍官,訓練差,主動性差,習慣于墨守成規。至于日軍的技術裝備,我認為是落後的。日軍的坦克相當于我們的MC-1式坦克,非常落後,武器很差,最大行程小。我們的炮兵在各個方面都比日軍的優越,特别是在射擊方面。

最後,朱可夫的結論是,“我們的部隊整個地說比日軍強得多”。而他所說的MC—1式坦克在蘇軍中服役的時間主要是在20年代末,換言之,蘇、日兩軍的坦克有10年的代差。

事實上,在哈勒欣河戰役之前的1938年7、8月間,蘇、日間在哈桑湖地區(中方稱張高峰地區)也曾有一次沖突,亦以日軍失敗告終。但遺憾的是,指揮此戰的蘇聯元帥布柳赫爾(中國稱加倫将軍,1889—1938年)因死于大清洗而未留下對日軍的評述。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争爆發後,日本的生死國運主要維系于太平洋戰場上與美軍的航母搏殺、海空大戰。日軍陸軍,無論那一個戰區,或關東軍,或中國派遣軍,或南方軍,其基本狀态到1945年8月戰敗前夕,實際上并未有多少實質性的改變。

二、别洛鮑羅多夫:“(日軍)落後于時代的要求”

1945年8月9日,蘇聯紅軍三個方面軍(後貝加爾方面軍、遠東第2方面軍、遠東第1方面軍)174萬人,從西、北、東三個方向同時向盤踞中國東北的日本關東軍發起了向心突擊,交戰僅10天左右後者即告全滅,8萬多人被擊斃,59.4萬餘人被俘。由别洛鮑羅多夫(1903—1990年)上将擔任司令員的紅旗第1集團軍在遠東第1方面軍編成内,從中蘇邊境的綏芬河方向一直打到了哈爾濱。《突向哈爾濱》便是他指揮此次戰事的回憶錄。

别洛鮑羅多夫雖然承認關東軍是“強大集團”,“絕不可稱為之弱敵”,“是日本武裝力量中編制最大、裝備最精良的軍團;此外,還有永久性防禦設施”,但是在更為強大的蘇軍面前,“所有這一切就像一座紙糊的房子,在進攻戰役的十天之内便土崩瓦解了”。他進而指出,關東軍事先在沿中蘇和中蒙整個邊界的關鍵地段構築了17個強固的築壘地域,長達800公裡,其間共有4500個永備火力點。他們預想蘇軍部隊在通過築壘地域和複雜地形時人員和技術兵器會遭受遲滞和重大損失,然後日軍就可以在有利的狀态實施有力的反突擊,并乘勝攻入蘇境。但是,“所有他們過去習以為常的作戰觀念以及日軍多年來在中國、緬甸、太平洋和其他地區獲得的實踐經驗,在與蘇軍的初戰中即告完全無效”。因為經過蘇德戰争高速度、大縱深戰役洗禮的“蘇聯軍隊在進攻戰役中積累的大量經驗”,而這種經驗正是日軍所缺乏的,具體來說,“指的是坦克軍和炮兵的大規模深遠機動、步兵的摩托化、炮兵的大量集中(突破炮兵軍)和炮兵的機動(反坦克炮兵旅)等。特别是,日軍并未碰到過真正的對手,以緻必須認真地重新考慮己軍的組織結構和指揮方法。其步兵師團直到一九四五年仍然龐大而不靈活,編制為二萬五千至三萬人(也就是說,大緻相當于我由三個師編成的軍)。炮兵不論在技術方面,還是在戰鬥訓練,包括反坦克訓練方面,都落後于時代的要求。坦克也是這樣。日本将軍們極力彌補這些缺陷,開始匆忙地采取各種組織措施,包括把師團一“劈”為二,希望它變得比較靈活和便于指揮。日軍傳統的對單兵訓練的倚重曾獲得實際的效果,但是,卻消磨了士兵的主動性。普通士兵習慣于尊崇所有職階高于自己的人,從天皇起直至軍曹。他們聽話,執行指令極為勤勉。但是在戰鬥中,他們卻不善于,也不想為大膽的決定承擔責任。初、中級指揮人員也有這種毛病”。

雖然日本陸軍在以往遇到低技術的對手時,憑借其士兵的勇敢精神和拼刺技術,常常表現得綽綽有餘,得心應手,但一旦面對高技術的蘇聯軍隊,尤其是每晝夜能夠快速推進80公裡、火力威猛的蘇軍坦克部隊時,卻難以适應,“就在蘇軍進攻的第二、三天,日軍方面軍和軍一級的司令部就失掉了對下屬部隊的控制,到戰役第一周結束時,災難和徹底覆滅已成定局,整個關東軍變成了被分割成一群群和散布在廣大地區内的烏合之衆”。關東軍第5軍司令官清水規矩中将在被俘後曾向别洛鮑羅多夫上将承認,“我們沒有料到俄國軍隊會穿越原始森林,也沒有料到這樣強大的兵力會在難以通行的地區出現。你們的推進迅雷不及掩耳,我們來不及好好組織防禦”。

有鑒于此,日軍不得不大規模地采用非正常的“神風”式的特攻戰術,“特攻隊員象毒蛇一樣從周圍爬向坦克”,試圖阻止蘇軍快速部隊突向己方腹地。别洛鮑羅多夫為此花費了不少筆墨描述這種拼命、蠻幹而又無奈、無用的戰法。

例如:師團、聯隊司令部都組建了神風隊,每個營和連中都有。我們的坦克成了他們的主要攻擊目标。特攻隊員通常成鍊鎖狀配置于山道上,沿道路部署,躲藏在良好僞裝的狹深散兵坑中。當坦克接近時,他們或是用繩子把裝有地雷的舊彈箱或其他什麼不起眼的東西從道路彼側拽到路上,或是用長杆子把地雷推到履帶下面,或是周身捆上炸藥,撲向車底……幸虧搭載兵十分警惕,消滅了日軍特攻隊員……然而,還是應當指出,在滿洲戰役中,我坦克遭受的最大損失,不是由于地雷場,也不是由于炮兵的射擊,而正是由于這些特攻隊的行動。又如:身穿黃綠色軍裝的日本兵從路溝中、從僞裝的“狸穴”中蜂擁而出。他們被脖子上吊挂的地雷和藥包壓得弓腰曲背,一溜歪斜地奔向坦克。坦克搭載兵用沖鋒槍抵近射擊,向敵軍投擲手榴彈。坦克機槍的掃射将日軍特攻隊員一排排撂倒,頃刻之間,河谷内就橫七豎八地躺下了數百具屍體。然而,一批又一批的特工隊員不斷從洞穴中、石縫中和土丘後冒出來,直撲坦克車底。日軍火炮和機槍發狂似的吼叫着,全然不顧子彈和彈片同時給雙方造成殺傷,坦克周圍已經展開了激烈的白刃戰。還有:敵軍特攻隊利用夜暗再次爬向戰車,企圖向車上投擲燃燒手榴彈(形狀象瓶子,内裝混合燃料,外殼是金屬的)。密集的機槍火力把日軍特攻隊員壓倒在地上,沖向坦克的特攻隊員,則被實施掩護的坦克兵們消滅。

這種賭博、僥幸式的“奇襲”,除了帶來己方人員的大量損失外,根本無法改變大局。為此,關東軍第5軍參謀長河越重貞少将在被俘向别洛鮑羅多夫上将坦白:“我們落後于時代的要求。這些您都看見了,也是了解的。可是有人仍然繼續大聲疾呼,強調說,日本的一個師團就其戰鬥素養而論,相當于三個德國步兵師和六個美國步兵師。我們的一個師團有二萬五千人,而其炮兵……還是三十年代的水準。”

三、弗諾特欽科:“日軍實際上沒有現代戰争的經驗”

指揮、參與過解放中國東北的蘇聯元帥華西列夫斯基(1895—1975年)、梅列茨科夫(1897—1968年),和蘇軍大将什捷緬科(1907—1976年)等在自己的回憶錄中也均開辟專章涉及1945年的“滿洲之役”,但相對而言,主要限于泛泛而論的戰略層面,缺少細緻、直覺、真切的戰役評述,故而在此就不一一枚舉了。相對而言,蘇聯軍事史學家弗諾特欽科在《遠東的勝利》一書中對日本關東軍的諸多特征倒是有比較精确的歸納:

在品質上,日軍遠遠弱于蘇聯武裝力量。日軍的技術兵器是不完備的。例如,沒有重型坦克,中型坦克則是老式車輛(裝甲厚度20毫米,一門57毫米火炮和兩挺機槍)。部隊中沒有自動槍和火箭炮,飛機也都是各種類型的舊式飛機。敵人企圖建立“固若金湯”的防禦地區,成立“特别攻擊隊”,以期彌補技術兵器的薄弱,但以後的戰鬥程序表明,這些并未收到預期的效果。日軍的組織編制也不完善。步兵師團顯得臃腫,難于指揮,沒有足夠的現代化技術兵器和運輸工具。日軍實際上沒有現代戰争的經驗。同國民黨軍隊的所謂“戰争”和太平洋上的戰鬥沖昏了日本鬼子的頭腦,他們自信已經掌握了現代化戰争的經驗。以後的戰鬥行動暴露了日軍其他一些弱點,如指揮不夠穩定,士兵缺乏主動性,害怕暴露翼側,畏懼我軍使用坦克、火箭炮、沖鋒槍等現代化戰鬥技術裝備。

為什麼日本在日俄戰争勝利之後僅僅30多年,其陸軍就和蘇聯紅軍存在着如此明顯的差距呢?直接來看,是因為蘇聯自完成兩個五年計劃(1928至1932年,1933至1937年)後,國力已雄居世界,且極為重視陸軍建設,每年軍費達幾十億甚至上百億盧布(1盧布約折合0.8日元)。一年之中,僅遠東紅軍經費就幾乎與日本全部軍費相等。

但從根本上說,則是由于日本陸軍的總體建設自日俄戰争以後出現了停滞的趨勢,到30年代已成落伍之狀。而其内在的動因可歸結為如下幾條:其一,受之于甲午、日俄戰争猛沖猛打的勝利經驗,日本陸軍出現了唯意志論的傾向,刻意擴大人的體力和精神力在戰鬥力中的比重,迷戀于白刃格鬥,相應地貶低武器、技術的作用和效能;其二,由于日軍缺乏第一次世界大戰歐洲戰場的實戰體驗,因而對坦克、飛機等先進兵器的出現導緻的戰争形态的變革認識不足,對進入總體戰時代後後勤占據的絕對地位亦頗為漠視;其三,在列強之中,日本國力偏弱,難以同時支援陸、海兩軍的現代化建設,而為了建立一支與美國相抗衡的海軍,不得不長年割舍陸軍軍費,尤其是為了要建造大量的海軍艦艇,總是被迫大幅度地擠占陸軍用鋼;其四,由于長期與弱敵交戰,并每次都能輕易地取得重大戰果,故而自以為已無敵天下,于是在心理上放松了實作陸軍現代化的緊迫感。具體就坦克兵種的建設而言,在硬體方面,主要是囿于本國汽車工業和鋼鐵工業的弱小,是以也絕難有強大的坦克工業;在軟體方面,則是對當時歐美強國興起的叢集使用坦克的新戰法反應冷淡。

世界軍事曆史已不止一次地證明了,勝利者和失敗者,領先者和落後者,常常是可以互相轉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