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日本外交官眼中的日美輿論戰

張修智/文 近藤誠一手握閃光的文憑，又有豐富的從政閱曆，在日本稱得上頂呱呱的精英。他畢業于東京大學，後留學牛津，在外務省等多個部門任要職，在1993—1996年間，擔任日本駐美國大使館公使，任期結束後，寫成《日美輿論戰》一書，以切近、敏銳的觀察，紮實、豐富的資料，剖析美國為了自己的經濟與政治利益，如何對日本進行輿論戰，并思考日本應對美國輿論戰之策。此書1996年在日本出版，八年後再版。2007年，中國引進此書，有了中文譯本。

時隔近20年後再看近藤誠一的這本書，仍不乏會心之處。

日本曾深為美國負面輿論所苦

自1980年代始，伴随日本經濟的崛起，日美之間的貿易出現了嚴重的不平衡，日本對美貿易大幅順差。如果不是日本方面顧慮到會引發美國的制裁，對一些産品的對美出口采取了克制的做法，這種不平衡會更加嚴重。但即便如此，美國社會對兩國間的貿易關系持激烈批評意見的聲浪仍然很大，美國政府不得不順應輿論，持續揮舞制裁大棒向日施壓，逼迫日本進一步開放國内市場，營造出貿易戰一觸即發的氛圍。這段過往，是在很長時間裡頗為吸引眼球的國際新聞。

不過，世人雖然了解日美兩國的經濟摩擦橋段，卻未必知道與經濟摩擦同步發生的輿論戰。近藤誠一在日美貿易摩擦最劇烈，也即克林頓主政時期，擔任駐美公使，負責宣傳工作，自然要投身到輿論戰中，為日本利益搖旗呐喊。他自承，在擔任公使的三年中，共參加了約60個電視節目、近30個廣播節目的錄制，其中包括三大網和CNN。他的原則是，對電視台的采訪請求來者不拒。不過，離任後，他多少有些沮喪地承認，自己的努力并沒有見到多大的效果，因為他無法改變美國人對日本的一些根深蒂固的看法。

在近藤誠一筆下，美國輿論場中的日本鏡像，呈現出一種沖突的現象，一方面是忽視日本的存在，另一方面卻是“日本威脅論”大行其道。在1994年2月《今日美國》進行的民意測驗中，有78%的人表示“不關心日本”，能夠正确回答出日本總理名字的人僅有1%。然而，同期在由美聯社所做的民調中，卻有55%的美國人認為，日本不斷上升的經濟實力對美國來說是一種威脅。在芝加哥外交評議會與《華爾街日報》等機構于同年所做的調查中，認為“日本所進行的是不公正的貿易”的美國人，在普通群眾中均超過了70%，而在精英人群中，更高達80%。

芝加哥外交評議會于1990年所做的一項調查，尤其讓日本人心有戚戚。該項調查，讓美國人從日本（經濟實力）、中國、前蘇聯（軍事實力）、歐洲（經濟競争）這4個選項中，選出（可選兩個以上）其認為在對于美國的重要利益問題上給美國帶來深刻威脅的國家。結果顯示，受訪的美國人，無論是普通群眾，還是精英人士，都将日本的經濟實力列為首位。

在盟友美國人的眼中，日本的經濟實力對美國的威脅，甚至高于前蘇聯的軍事實力對美國構成的威脅，這一結論，足夠驚悚，自然轟動一時，日本媒體對此也做了廣泛的報道。近藤誠一在寫作此書時，對這一調查結果給日本人心理帶來的沖擊記憶猶新。

除了經濟摩擦帶來的美國人對日本的惡感，讓日本人深刻感受到來自美國的負面輿論之苦的，還有美國人的戰争記憶。在《紐約時報》所做的民調中，有36%的美國人仍然因為二戰時日本偷襲珍珠港而對日本人持憎恨态度。多家媒體的調查顯示，在珍珠港事件過去半個多世紀後，超過一半的美國人仍然認為日本應該就珍珠港事件作出道歉。

同一時期，美國還出現了《太陽冉冉升起》《榮譽的負罪》《旭日》等一批“敲打日本”的紀實與虛構作品，主題均指向日本崛起對美國的威脅、日本企圖稱霸世界這類話題，這些圖書暢銷一時，其中彌漫的反日情緒，令許多日本人深感憂慮。

洞見與誠實

在世人眼中，擁有共同價值觀、同盟關系看起來堅不可破的日美，其群眾的心理早該是相逢一笑泯恩仇，彼此間的經濟摩擦照理也可以好說好量。近藤誠一用自己的觀察告訴我們，國與國之間容不下這種浪漫的想象，涉及到經濟利益的時候，即便是盟友，也要折沖樽俎，鬥智鬥勇，甚至要準備好大棒。

近藤誠一的可貴之處在于，在貿易沖突這一很容易感染上民族主義激情的問題上，他沒有訴諸感性，而是始終堅持用理性的解剖刀去分析、評判日美雙方。對于克林頓政府策動的旨在逼迫日本就範的輿論戰，近藤誠一從大衆傳媒對美國政治生态的影響與民意在美國政府決策中的作用這兩個角度去拆解。

首先，由于現代媒體的發達，特别是因電視的崛起，使得美國政治進入“認知政治”“形象政治”的時代，在這個時代，選民對候選人的反應，不是依靠候選人“是什麼”而形成，而是根據候選人“看起來是什麼”而産生，政治家如何利用媒體在公衆面前塑造自己的形象，成為選戰決勝的關鍵。在這種情況下，首都華盛頓成為“一座意象翻弄的城市”，或者說大秀場。具體到日美經濟摩擦，克林頓為了獲得連任，就必須迎合民意，在群眾面前塑造對日強硬的總統形象。近藤誠一在書中提供了一些細節，生動地展現了克林頓政府如何挖空心思，以達到對日施壓、在國内公衆面前塑造硬漢總統形象的目的。例如在克林頓就貿易争端問題會見日本外相河野的前一天，白宮臨時變卦，改變此前允許15名日本記者進入會場采訪的約定，隻允許5名攝影記者進入會場，且規定這5名記者不可以使用活動的電視攝像裝置。日本記者團對此提出強烈抗議，近藤誠一也向白宮提出交涉，但白宮拒絕任何通融。近藤誠一與同僚們判斷，這一臨時決定，是考慮到克林頓的個性而為他量身定做的，因為他隻要與人面對面，就會不知不覺地顯現出友善的表情，在此需要向日本傳遞強硬信号的時刻，要避免總統面對電視鏡頭。最後的結果是，5名日本攝影記者在規定的50秒采訪時間裡，拍攝到的都是克林頓面對河野一臉嚴肅表情的照片。而事實上，記者們的相機剛一退場，克林頓的表情就馬上恢複正常，會談在友好的氣氛下進行。

民意在美國政府制定政策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近藤誠一分析美國對日輿論戰的另一個次元。他發現，美國政治家對國民的輿論極其敏感，在政府決策過程中對民意有很高的響應度。這一特點，早在二戰後期就表現出來了。當時，杜魯門總統在決定是否要向日本投放原子彈時，進行了民意調查，結果顯示，高達86%的國民贊成投放原子彈，這導緻杜魯門直接省去了内部讨論這一程式，做出向日本投放原子彈的決定。到克林頓主政白宮時，這一特點就更加突出，以至于在聯合國成立50周年特别紀念大會上，克林頓在演講中大談“反恐”“毒品”問題，而不是維護和平與發展這些更重要的話題，其背後原因是，在當時美國多家民調機構進行的公衆最關切的國内問題的排序上，“反恐”與“毒品”都高居榜首。

近藤誠一據此得出結論，正因為無論在内政還是外交政策的制定上，都被本國國民的輿論所強烈左右，美國政府在與他國進行外交談判時，才熱衷于發起輿論戰，不僅會發動自己的國民支援自己的政策，為了向對方國家政府施加壓力，還會堅持不懈地向對方的國民輿論施加影響。

近藤誠一的上述觀察與分析，有助于讓人們認識到，美國政府的外交決策，并非出于政治家的任性，而是有着深厚的社會土壤與民意背景。有鑒于此，作為與之博弈的一方，欲了解其決策邏輯，就要掌握其民意脈動，知道該國老百姓内心的真實想法。近藤誠一本人做到了知行合一，他擔任駐美公使期間，日本駐美使館委托美國駐美調查機構，采取小組對話這種深度交流的方式，了解美國人對日本、日本人的真實看法。調查結論并不令人愉快，認為日本是與美國完全不同的“異類國家”，但近藤誠一認為，外交必須建立在對真實世界的了解之上。他主張，不能聽那些與自己國家有商業利益關系的人的話，他們的話順耳，但卻未必真實，無助于了解一國的主流民意，進而形成有效的博弈對策。

幸虧沒人按錯鍵

本書的日本原版書名為《被歪曲的日本印象》。嚴格說來，中文翻譯為《日美輿論戰》有些不夠準确，因為通觀全書，說的都是美國就貿易問題對日本展開的單方面的輿論戰，而日本基本處于被動挨打的狀态。近藤誠一對此不免痛心疾首，在書的最後一章，他檢讨了日本應對美國輿論戰的失誤，并提出了一些對策建議。

近藤誠一認為，美國民意中對日本多有偏見，美國政治家利用這點來對日本展開輿論戰。但所有的問題，歸根結底，都緣于日本自身的不作為，沒有去有效地影響美國公衆，改變他們對日本的成見。他主張日本不要懼怕“彬彬有禮的對立”，應該去熟悉遊戲規則，該為國家利益戰鬥時就要戰鬥，堂堂正正地争取自己的利益，反而會獲得對手的尊重。書中，他提出了許多非常具體的措施建議，如應該使美國人感到日本人對美國是了解、尊重、有好感的，即使美國暴露出弱點，日本也不會乘機加害對方等等。

至此，本文應該結束了，但筆者實在舍不得近藤誠一在書中用不短的篇幅講述的一個故事，是以盡可能用最簡約的文字把它概述出來，冀成“豹尾”。

故事發生于1994年12月初，美國郵政局幹了一件嚴重傷害日本人民感情的事——為了配合二戰結束50周年紀念活動，它發行了一組十枚紀念郵票，其中紀念對日作戰勝利的一枚郵票的圖案為蘑菇雲。這一舉動立刻在日本引發軒然大波，國民深受刺激，日本政府立即向美國提出抗議。在美國政府的介入下，風波在一周内即告解決，美國郵政局更換了郵票圖案，事态沒有更新，日美關系沒有是以而遭受什麼傷害。

在近藤誠一看來，風波中的兩國政府、美國媒體的表現都可圈可點。美國政府既重申了當年投放原子彈對結束戰争的意義，但表示應該有更妥當的紀念方式。日本政府與日本社會，在美國郵政局更換圖案後，沒有表現出勝利者的驕傲，而是對美方體貼日本人民的感情表示感謝。在他看來，尤其值得點贊的，是圍繞風波呈現出的多元輿論生态在政府解決棘手外交沖突中起到的作用。近藤誠一統計、分析了美國媒體圍繞美國郵政局該不該更換圖案所刊發的大量讀者來信與社評，發現兩者間有趣而鮮明的對比：讀者來信一邊倒地反對美國郵政局更換圖案，而社評幾乎一邊倒支援更換圖案，認為蘑菇雲郵票成為“美國感覺遲鈍和粗野的象征”，而更換圖案是“顯示整個國家品位和修養的行動”。圍繞郵票圖案風波的多元、開放的輿論，對軟化風波中美國榮民群體與普通群眾所持的強硬立場，進而為美國政府順利化解外交風波提供了寶貴的回旋空間。“要是在某一處某一個有關人士按錯了按鍵的話·······一想到這裡就有點毛骨悚然。”兩年後，近藤誠一回憶此事，深感慶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