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同情巴勒斯坦反對猶太複國的猶太女學者如今隻會被扣上反猶主義的大帽子。
瑪莎·格森（Masha Gessen）
文章信源：The Guardian（衛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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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評級：
“反猶主義”的漢娜·阿倫特今天是拿不到德國的漢娜·阿倫特獎的
著名俄裔美國記者和作家瑪莎·格森（Masha Gessen）在德國警方保護下被授予了著名的漢娜·阿倫特政治思想獎，海因裡希·伯爾基金會（Heinrich Böll）在德國西北部不來梅市政廳準備舉辦了一場盛大的頒獎儀式，但在格森在《紐約客》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其内容将10月7日之前的加沙比作納粹占領下歐洲的猶太人聚居區之後，這場頒獎儀式幾乎沒有舉行，該基金會隸屬于德國綠黨，設立該獎項的目的不是為了表彰阿倫特，而是為了 "表彰那些發現目前政治事件中關鍵的、不為人知的方面，并且不畏懼在有争議的政治讨論中，代表自己的觀點進入公共領域的個人"。該基金會表示，格森文章中的比較 "不可接受"，但後來他們又反悔了，這會表示他們支援該獎項的頒布。
以下是格森在《紐約客》上發表的文章《在大屠殺的陰影下》中一些被稱之為“不合理”的片段：
"但就像在被占領的歐洲猶太人聚集區一樣，這裡沒有獄警：加沙的治安管理不是由占領者，而是由當地的一支部隊負責， 如果把被圍困中加沙人的困境與被隔離的猶太人作比較，聚集區這個更貼切的詞大概會招緻抨擊。但這也會讓我們能拿過去的語言，來描述加沙當下發生的情況，那就是猶太人的聚集區正在被清除圍剿中。"
注：聚集區（英語：Ghetto，希伯來語：גטו），又譯為隔都或隔坨區，是指都市中特定族群群聚生活的區域，一開始被用在威尼斯來描述一個猶太人們被強制聚集起來生活的地區，現代則常用來稱呼都市中居住少數族群、擁擠不堪且缺乏規劃的街區，尤其社會、法律、經濟壓力等原因會造成此種現象。
個中諷刺意味幾乎濃得化不開，作為一名猶太裔德國婦女，阿倫特在1933年被蓋世太保逮捕和拘留後被迫逃離德國，她關于德國的著作比格森的著作更具争議性。格森文章中的對比引起了軒然大波，其與阿倫特1955年從耶路撒冷寫給她丈夫海因裡希·布呂歇爾的書信中的一段話如出一轍，當然後者的指責要嚴厲得多：
“流散者和聚集區心态正在盛行，白癡就在人們眼前神氣活現，在耶路撒冷，我幾乎不能出去散步，因為我可能轉錯彎，發現自己'在國外'”，即是在阿拉伯領土上，基本都是差不多。除此之外，他們對待留在這兒的阿拉伯人的方式，本身就足以讓全世界團結起來反對以色列了。”
格森的比較相對阿倫特的比較更為輕松些，而阿倫特的反思似乎具有可怕的先見之明，但他們的修辭政策程度還不足以阻止德國的言論審查員，他們負責監管關于以色列的言論，并迫使基金會屈服。
德國議會于2019年通過了一項不具限制力的決議，将BDS（抵制、撤資和制裁）運動等同于反猶太主義，該決議使一項事實上的法律生效，格森是以違反了德國關于不得将大屠殺與任何其他曆史事件相提并論的要求。在德國的記憶政治文化中，大屠殺被視為單一事件，被了解為曆史的例外。這種 "曆史例外 "的思維方式産生了将大屠殺完全置于曆史之外的效果，這使得德國政府可以無條件地支援以色列國，而無需對這種支援意味着什麼承擔政治責任。換句話說，德國政府把對大屠殺的記憶作為支援以色列的理由，而不管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民做了什麼。
通過将納粹占領下的猶太人聚集區與10月7日之前的加沙進行比較，格森提出了一個政治論點意在喚起曆史記憶，并提請人們注意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出現的種族滅絕、反人類罪和 "永不重演 "等概念。這種比較并不是一對一的論證，而是一種晴雨表，它敦促個人和國家在世界目睹巴勒斯坦人民遭到大規模屠殺時，思考他們對以色列的支援，巴勒斯坦人民被剝奪了權利和資源，無處可去，生活在持續不斷的轟炸之下。
我認為，阿倫特提出的問題是個人、政治和道德責任問題。對她來說，如果不談民族國家本身的結構，就不可能談及今天發生的事情，她認為民族國家的結構是釀成大屠殺的部分罪魁禍首。對她來說，這意味着大屠殺絕非例外。
在政治上，阿倫特支援猶太人民在戰争期間需要一個家園的觀點，因為本應保障公民權利的國家在戰争期間利用公民身份作為政治工具，剝奪了猶太人的權利，使他們無家可歸并遭受可怕的暴力。
從1933年流亡巴黎到1940年被拘禁期間，她一直緻力于幫助猶太青年逃往巴勒斯坦，甚至在1935年跟随 "青年阿利亞 "組織前往巴勒斯坦。
在那些年裡，她說她隻想做猶太工作，幫助猶太人民，因為她的母親教導她，當一個人作為猶太人受到攻擊時，必須作為猶太人進行反擊。但在1941年逃到美國後，她的立場發生了轉變，因為她參加了1942年在紐約舉行的比爾特莫爾會議，會上她譴責了大衛·本·古裡安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國的呼籲。
阿倫特從以色列建國之初就對這個民族國家持批評态度，部分原因是她擔心這個國家會表現出歐洲民族國家最惡劣的傾向，她與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和西德尼·胡克等人一起在《紐約時報》上發表的一封信上簽名，抗議梅納赫姆·貝京通路美國，并将其"自由黨"的組織、方法、政治哲學和社會号召力與納粹法西斯黨相提并論。
在《極權主義的起源》（1951年）一書中，她一反當時的觀點，認為納粹主義不是在德國民族國家的頂峰出現，而是在其衰落之時。雖然反猶太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态是組織群衆的核心，但在她的論述中，這并不是唯一起作用的政治因素。
在阿倫特看來，資産階級的政治解放是現代民族國家的基石，在現代民族國家中，政治法律受制于商人的私人利益，他們認為有必要接管國家機器，以便在其殖民企業中部署軍隊。她所了解的核心正是這種私人經濟利益對民族的收編，以及将民族轉變為民族國家的過程。她所強調并是以飽受批判的論點是，民族國家在政治上利用反猶太主義來促進其政治和經濟利益。
阿倫特從未放棄這一論點。事實上，在她最具争議的作品《耶路撒冷的艾希曼》（1963年）中，她又回到了這一論點。
她認為，艾希曼當然是反猶太主義者，但他對猶太人民的仇恨并不是他的主要動機，相反她認為是他平凡的狂妄自大讓他想要提升第三帝國的地位，在1972年的一次采訪中，她引用了恩斯特·容格的一個故事來說明她的觀點。
戰争期間，容格在鄉下遇到了一些農民。其中一個農民從集中營收留了幾乎被餓死的俄國戰俘。農夫告訴容格，這些俄國戰俘是 "低等人類...他們竟然吃豬食"。阿倫特接着說："這個故事愚蠢得令人發指。我是說這個故事本身就很愚蠢...這個農夫不知道饑餓的人就是這樣..."
綜上所述，作為人類，我們必須能夠從他人的角度來想象世界，以防止邪惡的發生，并在面對邪惡時挺身而出。而現在，德國的決議禁止這樣做，反猶太主義和大屠殺并非曆史的例外。這種進行比較的道德義務意味着兩點：不允許德國繼續将猶太人民或猶太曆史視為例外情況，以證明其對以色列的政治支援是合理的；所有人都有權在任何地方自由生存，無論他們因出生的偶然性而出現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危害人類罪就是剝奪一個民族生存權的罪行。
1950年，漢娜·阿倫特撰寫了一篇題為《來自德國的報告》的文章，論述了德國人對所發生的一切未能進行反思，她寫道，"在不到六年的時間裡，德國摧毀了西方社會的道德結構，犯下了任何人都不會相信可能發生的罪行..."。當她思考德國應該如何記住這場戰争時，她在筆記本上寫下了這樣一個問題："是否存在一種不專制的思維方式？"阿倫特認為，平庸是指無法從他人的角度想象世界，是指人們在一夜之間接受了道德規範的徹底轉變，将"不可殺人"變成了"應殺人，而不加質疑。"
當今現實最大的諷刺或許是，德國"反猶太主義"的言論被用來為大規模屠殺巴勒斯坦人民辯護，而實際上卻加劇了反猶太主義浪潮，使猶太人在任何地方都不那麼安全。德國必須撤銷其不具限制力的決議，以免它繼續審查人們可以和不可以對以色列國說什麼，以免其法律迫使人們在道義上成為反人類罪的同謀，該基金會沒有表現出道德勇氣，也沒有采取反對決議的立場，它應該回到阿倫特，也就是其著名獎項的命名者那裡去，并找到自己信念的勇氣。因為人道主義危機何時才能停止？加沙仍有130名以色列人質。近20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六千六百人是兒童。五萬多人受傷。二百三十萬人在挨餓。十分之九的巴勒斯坦人每天都吃不上飯，那兒的人民在挨餓。
阿倫特寫道，勇氣是一種政治美德卓越，因為它要求一個人冒着聲譽和生命危險來表達政治觀點。
今天人類的勇氣在哪裡呢？
勇氣在哪裡呢海因裡希伯爾基金會？勇氣在哪裡呢德國人？
作者：薩曼莎·希爾，她是《漢娜·阿倫特傳》和《漢娜·阿倫特詩歌》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