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法老
編輯|法老
關于烏紗帽，《辭海》中的解釋為 ：“以烏紗制成的帽子。
原為便帽，明代始定為官帽，亦指官職。”明代烏紗帽與圓領袍、束帶和黑靴組成文武官員朝見、視事的常服，佩戴之頻繁使烏紗帽與官員畫上了等号。
烏紗帽的官帽屬性使其逐漸演化為官員和官位的同義語，流傳至今。
我們将以烏紗帽為中心，對其起源、形制與裝飾藝術進行考析。
看看烏紗帽在明代的實際制作和穿用場景，同時分析烏紗帽在不同時代與地域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符号意義。
一、烏紗帽的起源與明代烏紗官帽的确立
（一）烏紗帽的起源與發展
烏紗帽是具有明代官員辨別性的帽式，清初葉夢珠《閱世編》記載 ：“前朝職官公服，則烏紗帽，圓領袍，腰帶，皂靴。
紗帽前低後高，兩旁各插一翅，通體皆圓，其内施網巾以束發，則無分貴賤，公私之服皆然。”但它并不是明朝人憑空創作出來的，是明太祖“恢複中華傳統衣冠的禮制習俗”。
而推廣開來，因而其在明代之前也有一個漫長的演變過程。
烏紗帽的起源與發展從名稱上看，烏紗制作的帽子都可以命名為“烏紗帽”。
是以，曆史上前後出現過很多同名異物的烏紗帽。早在南朝劉宋時，王休仁就制出一種有帽裙的烏紗帽。
《宋書》載：“明帝初，司徒建安王休仁統軍赭圻，制烏紗帽，反抽帽裙，民間謂之‘司徒狀’，京邑翕然相尚。”
隋唐時，出現一種人人可戴的烏紗帽。《隋書》載：“開皇初，高祖常著烏紗帽，自朝貴以下，至于冗吏通著入朝。”
《中華古今注》卷中“烏紗帽”條：“武德九年十一月，太宗诏曰，‘自今以後，天子服吾烏紗帽，百官士庶皆同服之’。”
隋至中唐時期，烏紗帽一度非常流行，白居易用“起戴烏紗帽，行披白布裘”來刻畫當時名士；烏紗帽也常作為饋贈，如李白的“領得烏紗帽，全勝白接籬”。
但烏紗帽很快被折上巾取代，《舊唐書》載：“其烏紗帽漸廢，貴賤通服折上巾，其制周武帝建德年所造也。”
唐之後，“烏紗帽”在官方服飾制度中就很少出現了。從造型與工藝方面看，明代烏紗帽與幞頭有着密切的聯系。
高春明《中國服飾名物考》、孫機《中國古輿服論叢》等著作都在幞頭的演變部分提到明代烏紗帽，認為烏紗帽是幞頭的最後也是最成熟的一個變體。
幞頭，誕生于魏晉南北朝，由一塊三尺方形皂羅制成，皂羅四角加長成帶狀，是以幞頭别名“四腳”。
前兩腳腦後打結，後兩腳向上曲折附頂，額上系結，是以幞頭又名“折上巾”。幞頭在隋唐的廣泛流行使其由“巾”轉變為“帽”。
首先，為使幞頭硬挺有型且友善系裹，産生了幞頭下扣在髻上的襯墊物—巾子（又名山子）。
不僅幞頭的主體部分逐漸定型，後面下垂的二腳也開始内襯鐵絲、銅絲、竹絲等硬絲狀物，至五代，兩腳造型開始多變起來。
沈括《夢溪筆談》也将宋代幞頭按腳形狀分類：“本朝幞頭有直腳、局腳、交腳、朝天、順風凡五等，惟直腳貴賤通服之。”
《宋史》載：“國朝之制，君臣通服平腳，乘輿或服折上焉。其初以藤織草巾子為裡，紗為表，而塗以漆。後唯以漆為堅，去其藤裡。”
宋人稱這種方頂直腳的硬質漆紗幞頭為“幞頭帽子”，至明代作為公服延用，明代常服烏紗帽的造型也取圓腳帽翅而定型。
關于明代烏紗帽的起源，本文從幞頭自魏晉南北朝至宋明的演變過程中找出烏紗帽與幞頭的相關聯之處（見表1），進而斷定烏紗帽是幞頭的變體之一。
（二）明代烏紗官帽的确立及其與翼善冠之關系
明代官員戴的烏紗帽與皇室戴的翼善冠（即烏紗折上巾）不僅材料相同，使用場合設定也相同。
與烏紗帽一樣，“翼善冠”一詞也不是明代首創，周祈《名義考》：“唐翼善冠，太宗采古制自服之。今乘輿常服，亦名翼善冠，或唐制也。”
唐代翼善冠又名沖天冠，皇帝常服時所戴的冠，明代在唐代的基礎上加以修改，黃一正《事物绀珠》載：“沖天冠，唐制，交天冠以轉腳相交于上。
國朝，改轉腳不交向前，其冠纓象善字，名翼善。”造型上，翼善冠與烏紗帽除帽翅擺放方向不同，其他基本一緻（圖1）。
二、明代烏紗帽的結構、材質特征與造型演變
烏紗帽在明代270多年的使用過程中，完善的内部構造基本不變，而外部造型則随着社會審美的變化而不斷演變。
（一）明代烏紗帽的結構與材質特征
烏紗帽主體由前低後高的兩部分組成，稱為前屋和後山，呈兩級階梯狀。
前屋與後山接合處有橫向條帶裝飾，後山正中有豎向條帶裝飾。據《雲間據目鈔》載：“餘始為諸生時，見朋輩戴橋梁絨線巾，春元戴金線巾。”
賈玺增提出，烏紗帽前屋後山交接的鑲條可稱為“橋”，後山中央豎直向下的鑲條稱為“梁”。“梁”的樣式多樣，有一條直線的，有兩條直線的也有Y形狀的。
“橋”“梁”交點處有時會有打結裝飾。後山下有兩翅，插于翅管中固定（圖2）。
明代烏紗帽制作極考究，有首《折桂令·冠帽鋪》就唱：“窄比寬量，輕漆慢烙，正剪斜裁。烏紗帽平添光色，皂頭中宜用輕胎”。
對于烏紗帽外部造型與内部結構的關系，我們以著名服飾收藏家李雨來先生所藏兩頂傳世明代烏紗帽為例（圖3）展開研究：
從存世狀态上看，藏品因沒有硬質帽胎的支撐導緻紗制帽體變形，但烏紗制的前屋、後山仍清晰可辨，“橋”“梁”兩道裝飾也具備。
帽翅與固定帽翅的結構全無，但兩頂均在後山下邊有帽翅存在的痕迹。
外覆的烏紗松動，左右兩側邊烏紗因遠離“橋”“梁”以及帽口，與帽體分離最為嚴重，呈起翹狀态，是以能清晰地看到烏紗的多層次結構。
材質上，根據帽裡其他殘片可知，内部原有起支撐作用的編制竹篾網帽胎。從内到外依次是大孔六邊形編織竹篾、小孔方形編織竹篾、絞經織物以及平紋绉紗（圖4）。
其中，兩層竹篾通過塗黑漆粘合為一體，是硬質結構，黑漆脫落處露出極薄的竹片。
外部兩層質地輕薄的黑色織物褪色後呈黃色。
工藝上，除了“橋”“梁”以及下邊緣有縫合痕迹，大片面料都是無接縫的整片，由此可知，烏紗帽立體飽滿的造型并不需要經過精密的剪裁，全靠内部硬質竹篾結構支撐成型。
帽子下口通過縫合将兩層紗整齊固定，針距小且排列緊密，形成整齊精緻的線迹。
線迹下面用黑漆将織物毛邊包裹幹淨不使外露，包裹之後的下緣呈一圈表面黑亮的圈狀。下緣漆圈因沒有帽胎支撐而脫散開裂，從斷裂面可以看到黑漆裡面包裹的竹制内心。
烏紗帽上的一對帽翅極易腐敗很難與帽體一同儲存下來，這是因為帽翅上隻有兩層薄紗。
值得注意的是兩層薄紗交疊産生的摩爾紋（圖5），這種“活文”在同樣材質的衣服上也會出現，劉若愚在《酌中志》中形容此紋“如水之波，如木之禮”。
兩翅平插于帽後的翅管中，用于連接配接兩翅，這是烏紗帽差別于其他首服的明顯特征。
（二）明代烏紗帽的造型變化
有明一代，烏紗帽的造型并非一成不變，整體而言烏紗帽的造型演變是一個由矮到高、由圓到方的過程。
洪武時“烏紗矮冠”，且烏紗帽前屋和後山都較低且輪廓呈柔和的半圓形；而至中葉，則風氣大變。
前屋後山變高，帽高足有一頭長，且外輪廓拐角明顯，帽體由圓逐漸變方，帽翅的朝向也逐漸由朝下的窄細橢圓加寬為水準放置的圓角方形。
正德時兵部尚書王敞“紗帽作高頂，靴作高底，輿用高扛，人呼為‘三高先生’”。
這種趨勢可在表2出土烏紗帽尺寸資料中得到證明，從楊溥到潘允徵，官員墓出土的烏紗帽高度從15厘米到25.5厘米，加高了10.5厘米。
嘉靖時，烏紗帽雙翅作了一些變動：不但翅的長度縮短了，而且其寬窄也不相同，官階越大紗帽的雙翅越窄，反之亦然。
至天啟、崇祯年間，烏紗帽的高度忽又變矮，回到了明初的高度。對比發現，前期烏紗帽造型柔和低調，後期變得有棱角有氣勢，從圖6的官員容像能夠直覺地看出這種演變。
另外，表2實物圖檔中由圓到方的輪廓變化也與官員畫像中所反映的一緻。烏紗帽造型的這種變化在一定程度上也為明朝服飾斷代提供了佐證。
三、明代烏紗帽的裝飾藝術
烏紗帽作為官員常服，造型簡約，材質輕便，非常适合日常生活辦公佩戴。與其固定搭配的是襯于帽下具有束發、遮蓋白發等功能的網巾。
由于明代官員帽式種類不多，為了應對不同場合的需要，烏紗帽被附加了多種實用性或裝飾性元素。
（一）烏紗帽的裘皮裝飾
明代官員五更入朝，冬天“數裡而遙，比至已半僵矣”，是以需要在烏紗帽外加暖耳來禦寒保暖（圖7），《明史》載：“十一月百官戴暖耳。”
明李東陽詩《陵祀歸，聞賜戴暖耳，諸公有作，再借前韻五首》雲：“烏紗巾上透涼飔，一發君恩力未辭。賜暖官貂同日戴，帽寒郊馬有人騎。”
也證明了暖耳是戴在烏紗帽上的裘皮裝飾，後因這種裝飾花銷太高而取消。
除了暖耳裝飾，明代烏紗帽上還有披肩的裝飾，在《酌中志》裡對披肩有比較詳細的描述：
“披肩，貂鼠制一圓圈，高六七寸不等，大如帽，兩傍各制貂皮二長方，毛向裡至耳，即用鈎帶斜挂于官帽之後山子上。”對比唐文獻容像（圖8）可知其大體形制。
（二）烏紗帽的簪花、展腳與垂帶裝飾
烏紗帽本屬明朝官員一種無差别的首服。
是以在一些特殊環境、非日常場合或需要标示特殊身份地位時，會在烏紗帽體或帽翅上進行改動或附加裝飾。
兩宋盛行祭祀、節慶大典和宮廷設宴時的簪花之禮，将皇帝賜予的“禦花”或者“宮花”插在幞頭上。
稱“簪帶”，有絹、羅質地的也有精緻的滴粉縷金花，是當時朝廷宣揚太平盛世、展現皇恩的手段之一。
之後建立的元朝，對于男子簪花現象難以接受，明清時期也隻在極少數特殊場合才會簪花。
《大明會典》載：“賜狀元及進士宴于禮部，命大臣一員待宴，讀卷、執事等官皆預。進士并各官皆簪花一枝，花剪彩為之，其上有銅牌，钑‘恩榮宴’三字。
惟狀元所簪花，枝葉皆銀，飾以翠羽，其牌用銀抹金。”
除在殿試次日恩榮宴的簪花禮，明代男子還有一次“簪花披紅”的機會—官員婚禮時穿吉服。
即烏紗帽和大紅圓領，烏紗帽左右各插一朵金花，百姓在婚禮上也可戴簪花的九品官帽烏紗帽。
《明史》載：“進士巾如烏紗帽，頂微平，展角闊寸馀，長五寸許，系以垂帶，皂紗為之……廷試後頒于國子監，傳胪日服之。”
“上表謝恩後，谒先師行釋菜禮畢，始易常服，其巾袍仍送國子監藏之。”明代進士禮服的禮冠造型是由公服和常服兩個服系共同組合而成。”
即利用常服烏紗帽的帽體，将原本紗帽兩側的圓角帽翅換成了公服幞頭兩側闊寸餘的展腳，并另加飾了長五寸許的垂帶，形成了公服幞頭與常服紗帽共同組合體的特别進士冠。
從圖9《明狀元圖考》中可見展腳與裝飾的變化。
四、烏紗帽的符号與象征意義
烏紗帽在明代與明代以後兩段時間、大明與附屬國兩個空間内，因時空背景的不一緻而誕生了不同的象征意義，并逐漸成為象征符号。
（一）烏紗帽之于明朝—社會地位與權力的象征
洪武二十四年定年老緻仕及侍親、辭閑官員，許用紗帽束帶，若為事黜降，所服與庶人同，确定了烏紗帽的官帽屬性。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特殊群體也能夠在一定條件下得到頭戴烏紗帽的機會。
馮夢龍《談概·中官性陰》載：“太監谷大用迎駕承天，所至暴橫。官員接見，多遭叱辱，必先問曰：“你紗帽哪裡來的？”
一令略不為意。大用喝問如前，令曰：‘我紗帽在十王府前三錢五分白銀買來的！’”谷大用以烏紗帽暗指自己操縱官位，而令則巧妙地回避了話題。
嘉靖時期著名詞人馮惟敏小令《清江引·八不用》利用以烏紗帽為首的八種官員用品的象征意義，表達自己對官場的看法，詩雲
“烏紗帽滿京城日日搶，全不在賢愚上，新人換舊人，後浪催前浪，誰是誰非不用講。”
有着嚴格等級制度的封建社會使烏紗帽在實用意義基礎上附加了被社會共同認可的地位與權利象征意義。這種認知具有廣泛的社會基礎因而生命力頑強，以至于烏紗帽這一具有明顯指代特征的詞彙在使用範圍上延伸到了官場之外，在使用時間上延續至今。
（二）烏紗帽之于後世—官員與官權的代名詞
至清代剃發易服後，烏紗帽作為首服的形态消失于官場之中，改以“頂戴花翎”的紅纓帽作為官帽，并憑借帽頂材質來區分官員品級。
但是烏紗帽的象征意義并沒有因社會變動、明代的滅亡以及停止使用而發生變化。
一方面，作為語言符号的烏紗帽，廣泛存在于日常用語及各類文學作品中。清初荑荻散人的長篇小說《玉嬌梨》第一回載：“隻是各有所因，故苟戀于此，斷非舍不得這一頂烏紗帽耳。”
以烏紗帽指代官位；鄭闆橋廣為流傳的贈别詩《予告歸裡，畫竹别濰縣紳士民》：“烏紗擲去不為官，囊橐蕭蕭兩袖寒。”
刻畫了其不在官場同流合污的決心；嚴廷中《雙調·沉醉東風》載：“怪模樣烏靴紗帽，醜形容手版官袍。嗫嚅聲，趦趄貌，怎瞞得妻孥知道。”
曲嘲為官的種種惺惺作态和扭曲的人性……可見，清代文學作品中的“烏紗帽”多為貶義，用于嘲諷。
語言使得古老的符号能夠延續下來和新生的符号共同組成一個越來越豐富的符号系統。後世人即便是不了解烏紗帽的形态，也能直接通過文字來獲悉“烏紗帽”包含的官權意義。
至今人們仍習慣地将“烏紗帽”作為官位的代稱，“丢掉烏紗帽”則意味着被罷官。
另一方面，作為實體的烏紗帽，經過變形被留存在戲曲舞台之上。
清代“十從十不從”中“娼進而優伶不從”使戲曲舞台上的服飾延續了漢族傳統，平劇、越劇、豫劇、昆曲中都有戴烏紗帽的官員角色。
但是烏紗帽也進行了諸多戲劇化處理，如增加了帽正、金屬甚至是點翠等裝飾。
（三）烏紗帽之于他國—附屬國的标志
大明王朝的附屬國數量曾多達一百多個，包括北韓、日本、琉球、安南、真臘、暹羅、占城、爪哇、蘇祿國、滿剌加、錫蘭、呂宋等。
這些國家年年進貢，歲歲來朝，以尋求中國的保護。明朝廷頒賜給他們成品冠服，或允許他們在自己國家制作來模仿明朝衣冠體系。
對于官員常服的模仿就包括了烏紗帽。這是一種崇拜式的模仿，象征着宗主國對自己國家的認可。
如洪武二十年，高麗使臣偰長壽赴京師“請衣冠”，明太祖滿足了高麗效仿明朝衣冠的要求，也賜給偰長壽明朝官員衣冠一襲，“長壽服帝所賜紗帽團領而來，國人始知冠服之制”。
正統十年，“錫蘭山國使臣耶巴刺谟的裡亞等乞賜紗帽及花金帶，從之。”
《萬曆皇帝敕谕》中載：“封爾平秀吉為日本國王，錫以金印，加以冠服。”其中賜予的冠服中亦包含烏紗帽一頂。
北韓王朝時期，明朝對其也是極力優待，薄來厚往，以君父之國身份允許其使用中國的冠服制度。
李朝詩人徐居正曾說北韓“為中國之番邦，故曆代親信于中國，受封爵，朝貢不絕，禮儀之道不缺，衣冠制度，悉同于中國各代之制”。
《北韓時代的冠帽》一書中收錄的一頂烏紗帽（圖10），其直徑18.5厘米，帽高29厘米，帽體用竹條和紙制作，外覆黑布。
然而，烏紗帽傳入日本後，進行了很大程度的變形，如仿造烏紗帽的結構制成唐冠形兜（兜即頭盔），主要流行于安土桃山至江戶初期（晚明同期）（如圖11）。
圖12即為桃山時代、目前藏于長野縣真田寶物館的唐冠形兜，造型上與烏紗帽非常接近，但是質地裝飾則有較大差異。
明代滅亡之後“團領及華冠等物，皆歸于戲子堂，殆無舊制……百年陸沉，中華文物蕩然無餘”。
北韓降清，清統治者未對其強制實行風俗變易與思想文化專制，仍将其視為化外之民。
表示“天地無移，冠履不移”，允許北韓繼續保留自己的風俗禮儀，這些附屬國仍将明代服飾制度延續下去。
北韓使者徐浩修《燕行紀》記載，安南使者服飾與北韓大體相同，“束發垂後，戴烏紗帽，被闊袖紅袍，拖飾金玳瑁帶，穿黑皮靴。”
李岬在《燕行記事》記載，“清人冠服，渠輩自視歉然，我人亦笑之。
而至若團領、烏紗帽、闊袖、長衣，渠不敢笑，雖婦人女子，必谛視而慕悅之……每與渠輩語，問其衣服之制，則漢人辄赧然有慙色。”
北韓使者則借此自豪地宣稱自己是“小中華”，清政府統治下的中國則是“夷狄之邦”。
如《平定西域獻俘禮圖》（圖13）《萬國來朝圖》（圖14）等傳世繪畫中皆有此類服飾的記載。
由圖15的傳世照片亦可見，至19世紀末甚至20世紀初，北韓、阮朝（越南）依然有官員佩戴烏紗帽，但在造型與裝飾上已根據國家審美産生了不同的變化。
不可否認的是，明代的賜服除卻政治因素，從長遠的曆史程序看，一定條件下起到了傳播和延續服飾文化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