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風俗中的體育活動
古代中國是一個有着數千年封建曆史的國家。
宗教迷信活動曾是民俗文化發展中的一股主流，受到統治階級的很大重視。在中國古代的宗教活動中，包括自然崇拜、圖騰崇拜、祖先崇拜和鬼魂崇拜等。
過去很少有人從大陸民間“鬼魂崇拜”風俗這個視角探讨宗教迷信與古代體育的關系。
筆者認為，一個不可忽視的事實是，中國古代有不少體育活動是伴随着古人祭拜上天、鬼魂、神仙等活動中發展而來。
諸如龍舟競渡源于招屈原的魂，角抵和百戲中的一些體育活動都是頭戴鬼怪面具，與鬼魂崇拜有關。
發源最早的古代射箭活動也是祭祖拜神時舉行的，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
我們能不能試從明朝這個曆史斷面，窺探宗教迷信中鬼魂崇拜風俗與古代體育活動的某些關系。
二、以遊戲為目的的兒童“打鬼”戲
明朝是一個有着嚴重複古思想的朝代，它推崇的是孔子思想，仿效的是周禮。如明朝“洪武二年以周禮有司民之祭，封京師都城陛祭之。
洪武四年，明朝大臣宋鐮在孔子廟堂議日“世之言禮者，鹹取法于孔子。明洪武七年，朱元璋作文廟“诏天下學通祀孔子，頒釋奠儀”。
由此不難看出，明朝傳承的是漢族的傳統文化。
在宗教迷信和民俗文化方面更是取用了周代以來的封建宗教禮儀，并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發展。明朝有些封建迷信活動與古代體育有着不少聯系。
據《帝京景物略》記載“小兒共以繩系一兒腰，牽馬、相距尋丈、疊于不意中、拳之以去，日打鬼。不得為系者兒所執，執者，哄然共捉代系，日替鬼。
更系更擊，更執更代，終日擊，不為代，則桃巧矣。又據《宛署雜記》記載“正月十六日，小兒多群集市中為戲。
首以一人為鬼，系繩其腰，群兒共牽之，相去丈餘，輪次躍而前，當擊一拳以去，名日打鬼。其出不意，不得為系者所執。
一或執之，即謂為被鬼所執，哄然大笑，捉代系者，名日替鬼……以此占兒輕桃，蓋習武之意。
峋從上述兩段史料可見，明朝這種“打鬼戲”，是一種充滿了迷信色彩，以戲鬼為形式的兒童遊戲。
其遊戲方法是在一兒童腰上系繩，其它兒童依次上前擊打被系者，稱之為“打鬼”。
如擊打者被系繩者抓住，意為被鬼抓住，那麼被抓者就要代替被系者做假鬼，稱此為“替鬼”，其目的是練習兒童輕巧靈活。
文中所謂“習武”，就是指鍛煉身體又從“哄然大笑”這句，說明該遊戲趣味性強，深受古代兒童喜愛分析明朝這種“打鬼”、“替鬼”戲。
實際上是從先秦就有的鬼魂崇拜風俗發展而來。大陸很早就有一種“替死鬼”的迷信思想。
《書·金膝》記載說周武王病得很厲害，周公旦想代替武王去死，是以周公設壇向太王、王季、文王三位鬼靈禱告說自己比武王多才多藝，更适合于服侍鬼神。
而且願替武王去服侍鬼神。周公旦這種替主獻身的封建迷信思想，在今天來說是很可笑的。但是在封建社會卻作為一種忠君的高尚行為受到宣揚和極力推祟。
正因為如此，明朝的“打鬼戲”在清朝和民國時期被繼承了下來，而且除漢族以外，蒙古族也開展這樣的迷信活動如“蒙俗打鬼，除不祥也。
每年六月為之，……長鞭揮處無人避，打鬼除災好緻祥。”民國時期的北京元霄節也盛行“打鬼戲”。
據《中華全國風俗志》載“遊人遂争趨白雲觀矣，且十七日觀中于夜間行打鬼之禮，而十八日則為神仙大會。
可見民國北京的“打鬼戲”在時間上與明朝相同，但與蒙古族的六月時間相差很大。北京“打鬼戲”雖然是在夜間舉行，但因有神仙大會在一起，是以開展得十分隆重。
由此看來，清朝和民國的“打鬼戲”比之明朝有進一步發展。
為什麼明朝的“打鬼戲”是在兒童中開展的呢這是有其迷信思想根源的。
古代有一種迷信說法，童子心專不雜，他們的眼睛能見到鬼，而鬼害怕被人抓到，故見童子就逃避。
是以最早驅疫鬼的“攤”都派兒童參加，古代大攤儀式上“巫現率百隸、童子追趕疫鬼”。正因為童子能驅鬼，是以才演變成這種兒童“打鬼戲”。
但毫零疑問，明朝的“打鬼戲”完全是一種兒童取樂以鍛煉身體為目的的遊戲，而不是追趕疫鬼的活動。
三、驅鬼逐疫“走百病”活動
古時候，由于科學落後，環境衛生條件十分惡劣，各種疾病，尤其是傳染病不斷侵襲古民，每年瘟疫都要奪去成千上萬人的生命。
加上古人對生老病死過程又不甚清楚，這就給講迷信的人鑽了許多空子，使得全社會無人不拜神信鬼。古人相信，人得了病是鬼魂纏身所緻。
迷信還說，人間有些冤死的人，他們死後的靈魂會變成惡鬼，又稱“厲鬼”。因為惡鬼是冤死的，是以會向活着的人讨債，還會加害于人。
為了防範惡鬼害人，古代就産生了一種對待惡鬼的迷信活動，并把這項活動叫“攤”或“追攤”。
“追攤”這種驅鬼活動在大陸起源很早，在先秦各朝代開展最盛。相傳“昔撷項氏有三子生下即死，死而為疫鬼一居江水為瘧鬼一居若水為蛆煙鬼……
于是正歲命方相氏，帥肆攤以驅疫鬼。”這就是“攤”這項活動的由來。
古代驅鬼儀式有幾種，最主要的就是所謂的大攤儀式，巫現們戴面具，蒙獸皮，衣朱裳，執戈揚盾進行追攤趕鬼。
另一種儀式，巫現率百隸、童子，叩土鼓噪叫，射桃弧棘弓，追趕室中的疫鬼。這兩種古老的驅鬼形式幾乎在巫現的社會裡都可以見到。
随着曆史的變遷與發展。時至明朝除了進行“追攤”活動外，還有其它幾種形式的“驅疫鬼”儀式。諸如“走百病”、“消百病”和“走橋摸釘”，都是明朝十分盛行的驅疫活動。
據明人劉侗撰寫的《帝京景物略》記載“元霄節……婦女相率霄行以消百病，日走百病，又日走橋。’，對這種活動的目的和迷信思想，在明人周用的《走百病行》中講得很清楚。
其文說“俗言此夜鬼穴空，百病盡歸塵土中，不然今年且多病，臂枯眼暗偏頭風。踏穿街頭雙繡履，勝飲醫方二錘水。
誰家老婦不出門，折足瞞姗去房裡。今年走健如去年，更乞明年天有緣，薪州艾葉一寸火，隻向他人肉上燃。
咽依當時的迷信思想，元宵節的夜晚，地下鬼穴是空的。如果這一夜人在外走動，便可以起到治百病的作用。
否則，一年中就會被病魔纏身，又會得手臂枯萎、眼盲、偏頭痛等疾病。值得一提的是，明朝這種走百病活動的參加者都是婦女。
《走百病行》說“都城燈市春頭盛，大家小家同節令，姨姨外婆領小姑，摔掇梳妝走百病。”
又見《宛署雜記》載“走橋摸釘，祛百病，正月十六夜，婦女群遊祈免災咎，前令人持一香辟人，名日走百。
凡有橋之所，三五相率一過，取度厄之意，或雲終歲令無百病，暗中舉手摸城門釘一，摸中者，以為吉兆。
上述記載中的老婦、姨姥、小姑、雙繡履婦女穿的刺繡鞋都說明這是一項婦女活動。完全可以說，走百病是大陸明清時期，在婦女中開展的一種以散步為形式的健身活動。
明朝元霄節的夜晚街市婦女人數猛增，一是因為元霄燈市對愛湊熱鬧、喜逛街市的女子來說，無疑是一次梳妝一新、出門求得滿足的好機會。
二是明朝的走橋摸釘是婦女度厄、免災、乞求吉祥的迷信活動，她們不得不參加。
再者，中國古代婦女由于家務事繁重，針線刺繡不離手，很容易造成手臂疼痛、眼花、偏頭痛等疾病，是以她們更迷信這種走百病的作用是不奇怪的。
四、清明掃墓踏春活動中的體育表演
清明掃墓是大陸的傳統活動，俗稱“寒食上墓”。
這實際上是一種祭祀祖先的拜鬼神活動，這一習俗究竟源于何時，至今衆說不一。
但這一民間風俗至少在唐代以前就已經“浸以為俗”了。《歲華紀麗譜》中提到“郡人踏青遊賞，散在四郊”。
魏晉時，農曆三月三為“上已節”。人們相約聚于溪水河畔嬉樂，邊吃小食邊觀賞大自然的景色。唐代杜甫《麗人行》寫有“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的詩句。
時至宋代，三月三寒食節，市民成群結隊四出郊外，“競日嬉遊，不醉不歸。”
這都說明，寒食掃墓，郊遊踏春很早就已成民俗。朱元璋推翻了元朝，在當時看來就是光複了漢人的國土河山。
一時間朝野興起複古之風，盡數找回過去的傳統文化，民間風俗主要尋迹唐宋兩朝。是以明朝的三月踏春郊遊活動的盛況與唐宋相比也不遜色。
據《帝京景物略》記載“三月清明日，男女掃墓……是日替柳，遊高梁橋，日踏青……都人踏青高梁橋，輿者則賽，騎者則馳，賽驅徒步……遊人以萬計，簇地三四裡。”
可見明朝寒食掃墓之日，路上車水馬龍，遊人遍野，與宋代“四野如市”的情景沒有兩樣。然而明朝清明節日還有更大的奇觀。
當時北京市民借踏青之際，在風景遊人區聚集觀看各種體育表演，其場面比之唐宋有過之而無不及。
史料說，明人遊高梁橋“厥有爬竿、筋鬥、煙火水嬉……爬竿者，立竿三丈，裸而緣其頂，舒臂按竿。
筋鬥者，拳據地，俯而翻，反據仰翻、翻一再折，至三折也。置圈地上，可指而仆爾，翻則穿一以至乎三。
此外有“馬之解，人驕而馳，方馳，忽躍而上，立焉，倒卓焉’，氣又“彈之解，凡空二三，及其墜而随彈之”，技藝高超，令人叫絕。
最驚險的是“置丸童頂，彈之碎矣……兩人相彈，丸适中，遇而碎，非遇是俱傷也。’，對此明人李中孚有“為祝健兒身手好，燕支夜明賀蘭霜”的詩句。
上引史料表明，明朝北京清明節的高梁橋，實際上已成為當時北京市民的一個體育競會場所，有賽馬、角抵和水嬉。其中爬竿、翻筋鬥等項目頗有特色。
如爬竿動作有舒臂，通體空立，以腹頂竿、頂手、輪轉、背竿等十數種花樣動作，翻筋鬥動作的難度相當大。
如前空翻、後空翻是用拳着地，甚至還有以指着地的筋鬥。不僅如此，還有彈打兒童頭頂的球丸以及兩人對打彈丸的驚險表演，堪稱明朝絕技。
可是明朝北京風景區清明節日這種盛大的活動，并不是官府組織開展的，而是民間自發的群藝活動。其中摻雜着許多民間藝人為維持生計的街頭賣藝。
群藝活動中的體育節目也并非是為群衆健身而舉辦。究其實質，都是建立在封建迷信思想基礎上的活動。
因為古人迷信清明節或鬼節時，鬼靈是要回來的，是以供上祭品并戴上面具跳起粗俗的舞蹈，取悅于鬼魂，這樣祖先的鬼魂就不會降罪給活人了。
顯然，明朝清明節日的群藝活動是借了娛神這塊招牌而得以順利開展的。
結束語一明朝舉行祭祖、招魂、趕鬼等等祟拜鬼魂的儀式，是以娛鬼神為目的，其表現形式多種多樣。
其中在兒童中開展的“打鬼戲”是一種趣味性強，以鍛煉兒童靈巧為目的的體育活動，其由來與童子追趕疫鬼的迷信有關。
明代女子走百病活動求健康的目的十分明顯，這是明代婦女很好的一項體育鍛煉。
明朝清明節期間，北京風景區成了時人相與為樂的場所。群藝活動中的一些項目，從側面反映了明朝體育活動開展的盛況。
二明朝人沈榜編著的《宛署雜記》主要記載了明朝建國初至萬曆年間各方面的情況。
另外明崇祯年間劉侗所著的《帝京景物略》主要以《宛署雜記》為藍本，并補充了明朝末年的一些風俗掌故。
這兩本史料的時間跨度從年，前後有年明朝共年，是以本文所引史料基本上反映了明朝的有關曆史。
三因《宛署雜記》這部書的作者本人在萬曆十八年出任順天府宛平縣知縣，是以實際上他書裡記載的史料主要是以宛平縣為曆史背景。
但宛平縣是一個很有曆史代表性的地方，它是明朝北京政治、經濟、文化最集中、最發達的地區。
因為“近水樓台先得月”的有利條件，明朝宛平的民俗文化得到那樣高度發展，是不足為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