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我們以前聽慣了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康熙、乾隆如何開疆拓土，中國古代的疆域如何遼闊，例如唐朝東至北韓，西至鹹海，北至貝加爾湖，南至越南，如此種種的說法；也看慣了一幅幅大同小異的反映各個朝代“極盛疆域”的曆史地圖；但現在大概已有不少人明白：中國曆史上的疆域實際上是不斷變化的，既有由小而大的擴張，也有由大而小的收縮，并非一成不變。不過，一般都以為隻有國勢衰弱時才會喪失領土，隻有強敵壓境時才會割地賠款，卻不會想到天朝大國的另一面——為了維持“天下共主”的體面，皇帝可以将自己的領土無條件地賞賜給周邊的屬國，一些長期屬于中國的領土就是這樣成了今天的外國。近代中國領土的形狀由一片秋海棠葉子變成了一隻雄雞，也不是沒有這方面的原因。
遠的不說，就舉一個這幾年被電視炒得通紅的雍正皇帝的事為例吧！
明清易代之際，清朝忙于消滅明朝殘餘勢力，南明則江河日下，難以為繼，雙方都無暇顧及邊境，占據越南高平一帶的莫氏政權與安南黎朝趁機蠶食，在中越沿邊占據了不少本來屬于明朝的土地。至清朝滅南明，平三藩，克台灣，政局穩定，進入“康雍盛世”，安南黎朝滅高平莫氏，成為清朝合法的屬國，像對待明朝一樣，“輸誠納貢”。清朝滿足于屬國“恭順”，邊境相安無事，對前朝邊界線的改變從未追究，實際已承認現狀。但安南方面卻對莫氏政權曾向明朝歸還部分土地耿耿于懷，一直想“收複”。隻是懾于清朝的實力，未敢輕舉妄動，隻能采取伺機蠶食的辦法。
雍正二年(1724年)，因開采開化府逢春裡都竜銅礦，雲南當局清查地界，發現馬伯汛外原屬中國的斜路村六寨被安南蠶食，就派開化鎮總兵馮允中前往清查。據馮允中報告：“親身踏量至都竜廠之對過鉛廠山下一百二十九裡，又查出南狼、猛康、南丁等三十四寨亦皆系内地之寨，被交阯(安南的舊稱)占去，不止馬都戛等六寨。據《開化府志》及土人之言，皆以此鉛廠山下即系舊界内一小溪，即系賭咒河。但此溪甚小，不應與外國分界之處指如此小溪，且謂之河。複細查《雲南通志·圖考》内刊載開化二百四十裡至交阯賭咒河為界，因細問土人過都竜廠一百餘裡有一大河，今交阯人呼為安邊河，以道裡計之正合二百四十裡，此方是賭咒河，以此為界方始符合”。雲貴總督高其倬、雲南布政使李衛深感“銅礦事小，疆境事大”，遂于雍正三年春上奏清廷。高其倬稱，明朝已失去一百二十多裡地，但不能确知失于何時，而雍正三年之前的四十多年内又失去四十多裡。這些情況地方官是清楚的，“曆來知而不言者，因都竜廠廣産銀、銅，内地及外彜俱往打礦，貨物易消，貿易者亦多，總兵設汛稽查暗抽私利”，還是出于地方利益和腐敗的需要；至雲南因開采都竜銅礦而清查地界，“此弊亦露”。由于鉛廠山下小溪(今馬關縣都龍西部的小白河)内斜路村被安南侵占，越南實際控制區已深入到馬伯汛(今馬關縣城)數裡之外的中國領土。高其倬主張“若以舊界，應将二百四十裡之境徹底取回，交阯都竜、南丹二廠皆在此内”，但也預料：“交阯倚此二廠以為大利，必支吾抗拒，且必謂臣等圖其礦利捏辭陳奏”。與此同時，高其倬派馮允中率軍在斜路村之馬鞍山立碑、分界，派兵駐防。果然，安南方面也以國王的名義呈文報告此事。
雍正的批示卻大出群臣意外：
治天下之道，以分疆與柔遠較，則柔遠為尤重。而柔遠之道，以畏威與懷德較，則懷德為尤重。據奏都竜、南丹等處在明季已久為安南國所有，非伊敢侵占于我朝時也。安南國我朝累世恭順，深為可嘉，方當獎勵，何必與争明季久失之區區彈丸之地乎？且其地如果有利，則天朝豈與小邦争利？如無利，則何必争矣。朕居心惟以至公至正，視中外皆赤子，況兩地接壤最宜善處，以安靜懷集之，非徒以安彼民，亦是以安吾民也，即以小溪為界其何傷乎？貪利幸功之舉，皆不可。
雍正的意思很明白，這些土地是安南在明朝就占有的，不是從清朝取走的，并不傷清朝的體面。安南“累世恭順”，獎勵還不夠，何必計較區區彈丸之地？雍正以“天下共主”自居，認為雙方都是自己的百姓。如果有争議的地方有利，天朝豈能與小邦争利？如果無利可圖，又何必争？總之，讓安南占據算了。
高其倬“仰體皇上至公至正、中外一視之聖心”，自然不敢再有“貪利幸功之念”，不得不放棄收回全部失地的計劃，撤回駐防斜路村的清軍。但他認為，“自鉛廠山下小溪以内，土田有糧額可憑，疆界有塘基可據，失去僅四十餘年，彼處之人知之者多，應以小溪為界”。雍正年三年底，他奉命通知安南：“自鉛廠山下小河以外之境宣播皇仁，畀與安南，不複清查”，派出廣南知府潘允敏前往邊境，與安南勘界委員胡丕績、武公宰會勘雙方界線。在勘界過程中，潘允敏以志書、糧冊以及“(逢春裡)六寨之人現皆衣窄袖之衣”為據，堅持以鉛廠山下小河為界；胡、武則“堅稱此地是伊國舊境”，不肯歸還所侵六寨，雙方争執不下。雍正年四年，即将調任浙閩總督的高其倬上奏雍正，表示對此形勢“難容緘默”，請求谕令繼任者繼續交涉，“畀安南速行清還，則内外之境截然，邊方永息紛競之擾矣”。
據繼任者鄂爾泰上奏，潘允敏與武公宰等已勘出自開化府“至鉛廠山溪流僅得一百二十九裡”，它顯然不是“古所謂賭咒河”。中方因為已“奉有谕旨，又窺鉛廠山形勢，兩山高峙，中貫一溪，據險相守，中外截然，因議就近立界，不複深求”，但安南對于中方作出的重大讓步非但不“感激天恩”“輸誠恐後”，反而“欲并廠山内地而悉踞之”。他認為，“大陸家幅員之廣已極于海隅日出，區區黑子彈丸何關輕重”，隻是安南不體會皇上“好生之仁”“略無恭順之儀”“畏威而不懷德”，主張“徑行立界以伏其心，并檄勒兵而懾其膽”。
可是到了當年夏天，鄂爾泰接到雍正給安南國王的敕谕，允許以鉛山下劃界。他不得不順着雍正的意圖，稱安南“向無違抗”，隻是由于李衛“以清查礦廠為辭，有失大體，遂被所輕”；高其倬雖然“行文委婉，冀服其心”，但安南國王“愈不信，以為決非出自聖主意”，以緻“猶豫以成違抗”。他認為一旦“安南國王奉到(敕谕)之日”，必然“自幸自悔，欽遵惟謹”。
不久，安南國王緻函鄂爾泰，稱潘允敏勘界時“援一二侬人飄零傭賃，蹤迹浮萍，而指為内地土戶；又漫引抄本志書，無憑汛地”作為憑證，他抱怨安南是“覆盆之下未照日月之光”，表示不相信雍正帝會受雲南地方官員蒙蔽，讓“開化侵占(安南領土)之謀”得逞。果然如此，即“耑員赴阙上達天聽，求伸抑郁”。盡管鄂爾泰已把此次争端的責任歸于李衛和高其倬的措置失當，但“向無違抗”的安南居然會作出如此反應卻讓他大感意外。雍正帝對此更感驚異，在接到該函時硃批“不通，欠理，朕未料其如此癡迷！”随後準許了鄂爾泰的建議，“速于鉛廠山下設界立關”，但“不許少施淩辱，不許随帶兵丁，使彼得托詞借口，而規模務須壯麗以屬觀瞻，工程務須堅固以垂久遠”；還一再叮囑鄂爾泰，開化鎮總兵南天祥“聰明有餘”，難免“年輕未谙”“凡事不可令其專”，以免處置不當引發沖突。
鄂爾泰奉命回複安南國王，據理駁斥，指出中方所引《雲南通志》系官方所修，與“古之諸侯所恃以守其封疆”的典籍無異，完全可以作為依據。隻是皇上“念貴國累世恭順，特加恩賜，溫旨頻頒，始則撤回斜路村駐紮人員，繼複以鉛廠山外八十裡地”，安南理應“感激歡忻，敬謹遵奉”，卻先“侵疆越土”，又“驕恣失禮”，是以“縱使聖恩寬大，猶欲矜全”，他“責在封疆”，也難“隐忍”，萬不得已時“不容不整兵相待”。
雍正四年八月初一，潘允敏奉命在鉛廠山下建關立界，他率工匠、夫役，樹起“奉旨立界建關”的大旗，“鼓吹升炮，動土開工”；而南天祥奉令“簡練精兵”，“聲色不動”。安南方面起初在都竜關聚集了五千餘人，又“添設槍炮于鉛廠山對面屯紮”，“增置卡房”，劍拔弩張，如臨大敵；後見潘允敏打出了“奉旨”建關的旗号，“名正言順，且無一兵，無所借口”，漸漸撤兵。至十月初十新關建成，包括關樓3間、瞭房1間、煙墩1座、炮台4座和關牆、木城等，關前立碑，書“敕建雲南省開化府界”；關旁的大石壁上刻上：“大清雍正四年五月初四日欽奉聖旨于鉛廠山立界，凡河水上流以内村寨俱系中土，外彜不得越境侵擾。”“各寨徑路立碑六通，各書：欽奉聖旨于鉛廠河一帶立界建關，凡客商往來俱由關口，不得私從山徑小路出入，如敢故違，把守兵役捆拿解究不貸”。一直擔心建關立界會引發武裝沖突的雍正帝得知此事經過後，頗感驚訝，朱批曰：“此事更奇料理矣，亦出朕之望外，大笑覽之，但此事朕尚不敢信”。他似乎忘了一個基本事實，安南争的這些土地本來就是屬于中國的。
建關立界後，鄂爾泰與南天祥會商，從開化鎮标内撥派官兵100名，由守備一員統率，駐紮在鉛廠新關，并把原駐馬街的清軍100名移防馬鞍山，二者“互相犄角，聯絡聲勢”，由新關守備統一指揮。考慮到“外藩邊界地方固應重兵彈壓，但初當定界設關，安南王方懷疑懼，若開化據于關内添兵，安南必将于關外增汛，彼此相防，或反緻滋事”，鄂爾泰主張在上述布防方案之外不宜添兵。這一建議很快得到雍正認可，即仍以睦鄰為上，慎重處理邊防事務，以免産生誤會引起沖突。
安南方面見雲南地方奉旨設關立界，知已無機可乘，雍正五年初安南國王緻函兩廣總督，不再指責志書的可信與否，而是斷章取義地引述高其倬等的咨文，混稱大、小賭咒河，否認“稅冊”“塘基”的可靠性，而且一改強硬态度，隻是指責鄂爾泰咨文中的“侵疆越土”“聲罪緻讨”用詞不當，稱“此等說話似待違命梗化之邦，聖朝柔懷之體，恐不如是之容忍”，并請求代呈奏本。是以前清廷已谕令兩廣督撫，安南如因邊界問題請求代進奏本，“令其赍送雲貴總督鄂爾泰處轉行奏聞”，但在發還奏章時仍應“以禮善待其使”。兩廣方面遵命退回奏本，并複文開導：“我皇上德威遠被，丕冒萬方”，安南“世受隆恩，素昭恭順，疆界一事自應平心，恪遵敕谕，以盡事上之誠”。
安南不得不緻函鄂爾泰請求轉奏，語氣更為委婉，自言“本國始終恭順”，并非“違命梗化之邦”。鄂爾泰發還奏本，複文加以駁斥：“禮樂征伐出自天子，益地削地皆由王朝，尺地一民原非私有，故賜之則為藩國，收之皆為王土。今無論實系侵越，幸荷殊恩不複深究，即本非内地，欲歸入版圖，以清疆域，安得妄争？”這話自然完全是以天朝與藩屬的主從關系出發的，根據這一原則，無論這些土地原來是否屬于安南，皇帝都有權重新配置設定，可賜予也可收回，因為本來連藩屬都是天朝的一部分。他進而引用高其倬咨文的全文，駁斥安南“謬摘一二句反以為證”的做法，并申明本應将所侵“二百四十裡地盡行收入，然敕谕已頒，不敢有違，亦姑且容忍”，以待該國“自新”，勸安南不要貪尺寸之地，“頓忘國土長久之謀”。安南如“另具本章備陳聖德，答謝天恩”，他“自當代達”。在進呈安南來函、複文底稿時，鄂爾泰向雍正表示，安南若“自悔罪陳情，勿庸置論；倘仍不知悛改，狂悖如前”，即“一面代奏，一面整兵，恭請聖旨，直取安南”。
接到鄂爾泰的複文和發回的奏本後，安南的态度又由辯解變為對抗，企圖以此引起清廷對雲南地方官的不滿。雍正五年六月十六日，南天祥派人将雍正帝的敕書帶到安南都竜關，其土官黃文綏以“大陸王行文，凡天朝公文不許擅接，奏過國王方敢迎接。且總督發回大陸本章，又行文申饬，是以大陸王行文，凡雲南公文一概不接”為由，拒絕迎領。但他又稱将派人請示國王，兩個月後才有回音。南天祥立即上報鄂爾泰：“本職血氣武夫，必欲直取都竜，其帷幄運籌專恃訓示”。一向主張“德威兼施”的鄂爾泰也建議：如安南兩個月後仍不迎領敕書，則“抗逆顯著，國體所關，何能隐忍？”但他也認為出兵一事，“非數月期年可成，且動兵數萬即需饷百萬，然得其地不足守，得其人不足用，斷不敢好大喜功”，更不敢“孟浪從事”，主張由廣東方面明檄诘詢、暗差探聽，以期“臨事無誤”；“先虛後實”，即“布置既定”後釋出檄文，“羅列罪狀，明告以用兵日期，冀其悔悟”，如果安南“謝罪輸誠，便令就都竜關劃地中分，截立各界，然後班師；若更有違逆，則添兵選将，刻期并進，勢将滅國改土，一仍漢唐之舊，事非得已，伊實有以自取”。
雍正的反映卻截然不同。當讀到南天祥欲直取都竜時，他批示“使不得，使不得”；對鄂爾泰言安南兩月不迎敕書即為“抗逆”準備用兵時，他批示：“便抗逆亦當問明，方可舉行”；但不忍在安南“複漢唐舊制”，即恢複為中國直接統治的行政區。雍正甚至認為此事完全是由于高其倬等處置不當所緻，隻要“無損國體”，就是将數十裡地界賜給安南又何妨：
朕縱不為天下先，此事原發端在我，當日高其倬舉行此事，若先請而舉早無事矣，不應一面舉行，原未奏聞，該國表文到來，朕方知也。又因初次安南國所進呈甚覺無禮，又便高其倬結此事實，因無奈曲從四十裡鉛廠河立界之請，便卿接任，亦出不得已之事。朕當日一見該國王奏章，即知其此事必生釁端，後接卿數次之奏，是以有“出朕之望外”之谕。朕兩四籌畫，不如特遣天使申明事情大義，伊便少有不恭處，朕意當隐忍，再加詳悉開導。若必執迷，戀此尺寸疆土，況系伊國數百年盤踞之地，論理論情皆不應為之事，便将此數十裡地界賜他，無損于國體，更表朕之仁政也，何妨乎？朕意定此。遣來使臣若行雲南之路，恐伊少距，與事無益，是以朕命到滇，将此情節一一備悉問卿，令伊等從廣西路往，到彼開示，方能無事。此際隻可備扣邊之事，料不敢也；設萬有此事，亦隻可應，萬不可舉直取之事。朕生平樂天知足，苟無害于生民之事，朕不敢起好大喜功之念也。凡事小不忍則亂大謀，朕開殊恩容其大過，伊若肆志放縱，另有不恭不法之事，方可告神明而行征讨。今即此立界之事，隻可委曲善全，卿悉意，可遵旨如此行事，隻以善全為是。将此旨亦密錄與郝玉麟、南天祥們看，著他們察之。
但“北邊戒嚴”的消息已經使安南“中外疑懼”，執政的鄭氏一面“嚴饬邊吏不得妄動”，一面派人迎領敕書，并上呈國書“曆言事大畏天之實”。雍正五年十月初六，安南工部右侍郞阮仲意、翰林院待制阮逄率官員六十多人、士兵三百多人，“敬備龍亭、儀仗，結隊出(都竜)關，恭迎天旨”，在鉛廠河關外“三跪九叩，山呼萬歲，鼓樂彩旌”，把敕書迎進都竜關，送往國都。當初拒領敕書的黃文綏被當作替罪羊鎖拿回去治罪。
雍正聞訊後，在鄂爾泰的奏折上朱批“朕深為慰悅”，訓示“欽差亦可不必遣”了，已經到達昆明的欽差副都禦使杭奕祿、内閣學士任蘭枝暫留昆明。雍正六年初，安南國王的陳謝表文送達雍正：
安南國王黎維裪謹奏：十二月初二日臣接領敕谕，焚香披閱，喜懼交并。竊臣國渭川州與雲南開化府接壤，原以賭咒河為界，即馬伯汛下之小河，臣國邊目世遵守土，臣罔知侵占内地為何等事，且未奉诏書，是以備因陳奏。旋奉敕谕，令撤回斜路村等處人員，别議立界之地，仰蒙慈照，欣幸無涯。今複奉敕谕定于鉛廠山小河立界，谕臣勿恃優待之恩，懷無厭之望，自幹國典，臣咫尺天威，彌深木谷。目今鉛廠山經廣南知府先已設關門、築房屋、立界碑，臣國邊目、土目遵臣嚴饬，帖然無言。臣竭誠累世，向化聖朝，蒙聖祖仁皇帝柔懷六十餘年，今恭逢皇帝陛下新膺景命，如日方升。且薄海敷天莫非臣土，此四十裡地臣何敢介意、有所觖望也？茲荷綸音，曉谕誠切，臣感戴聖恩，欣躍歡忻，惟願萬方拱命，萬壽無疆，聖朝千萬年太平，臣國千萬年奉貢。
雍正帝認為此文“感恩悔過，詞意虔恭”，于是“特沛殊恩，将雲南督臣查出之地四十裡賞賜該國王”，派杭奕祿、任蘭枝前往宣谕；至于大小賭咒河是否有别，安南究竟有否侵占中國領土已完全不予追究了。
至此，一場曆時四年的邊界之争實際已經結束。盡管連鄂爾泰也表示反對：“安南國屢行劫奪，曾不數世，故貪頑性成、狡狯習慣，示以恩則逞心，懾以威則伏膽。今明侵占内境，妄意年遠難稽，一奉诘問反據為外地，自稱屈抑，至敢妄誕放肆，并謂天朝之志書皆不足憑，試思雲南現有志書猶不足憑，該國所據以為憑者曾有何事？雖屢柬申訴，并不能明辯一語，則其情僞可知。況既已設關立界，附近小國誰不聞知？今忽見四十裡之地仍複還給，是既設之關尚且可退，其并無關隘之處，又誰能理論？臣竊恐附近酋長相率效尤，數十年後必将起釁端，實不敢不慮。”但聖旨已定，隻待履行手續了。
得知杭奕祿、任蘭枝即将前來“賜地”，安南行文廣西巡撫韓良輔，稱“感戴天恩，喜逾望外”，并派出範謙益等“迎接天使”。雍正六年五月二十四日，杭、任二人出關，在安南官員陪同下到達公館。安南方面請以五拜三叩禮迎接敕谕，在這一點上，杭、任二人十分注意維護天朝體面，堅持要等三跪九叩禮，安南方面也不像以往冊封、谕祭時那樣再加争辯。六月十六日，在三跪九叩的大禮中，杭奕祿宣讀了“賜地”敕谕，“賜地”正式生效。
十月十八日，雙方劃定邊界，雲南署開化府知府吳世鲲、署開化鎮中營遊擊王無黨與安南兵部侍郞阮輝潤、國子祭酒阮公宷分别在馬白汛外的小河兩岸立碑，北岸碑文簡述了“賜地”經過，為這次事件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号：“從此邊陲永固，億萬年蒙休于弗替矣。”南岸的碑文卻沒有領這份情，僅記載了“安南國宣光鎮渭川州界，以賭咒河為據”。
雍正的大度“恩賜”，雲南開化府的南界收縮了120華裡，因為地形的差異，一些地段還不止此數。“從此邊陲永固”，也隻是清朝的一廂情願，不久臨安府南部邊境紛争又起。
我們自然不必一味指責雍正，不管史學家如何評價，他畢竟不是一位無所作為的皇帝。但在雍正和當時絕大多數文武官員的心目中，大清國就是“天下”，皇帝就是天下共主，安南和其他國家都是藩屬，隻是皇帝不願意直接統治而已，是以既可以将它們的土地收歸天朝所有(盡管實際上極少這樣做)，也不妨将天朝直屬的土地賜給藩屬，讓它們為天朝守土，稱為“守在四夷”。正因為天朝的體面和藩屬的恭順比領土更重要，是以在這場争端中，雍正和大臣們關注更多的還是安南的态度。鄂爾泰之是以反對雍正“賜地”的決定，主要還是顧慮安南今後的态度和“附近酋長相率尤效”的後果。而且一旦雍正作出決定，臣工們就隻有歌頌聖德的份了。一部中國喪地史中，固然大多是外敵入侵強占的結果，但也不乏天朝大國慷慨大度的賞賜，或者根本不當一回事，以至數量不小的領土就這樣莫名其妙地丢失了，甚至怎麼丢了也弄不清楚。
這是我們應該永遠記取的曆史教訓。
來源：《葛劍雄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