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愛國的叛國者 馬思聰傳 葉永烈 第十章 恩師·诤友

馬思聰久久地、默默地咀嚼着這段話的每一個字，銘心刻骨，記着畢能蓬的這些話。

一次又一次，在星期日，畢能蓬從鄉下來到巴黎，與馬思聰徜徉在那座西方藝術皇宮——羅浮宮。馬思聰發覺，在畢能蓬看來，音樂與美術是相通的，聽覺藝術與視覺藝術是可以彼此借鑒的。

馬思聰記得，對着郎勃蘭的一幅開肚的牛，畢能蓬感慨萬分：“這裡畫的是一幅牛的肉和筋骨，是和醫院裡的解剖圖一樣無聊的題材。然而，這幅畫卻充滿了藝術的意境。真正偉大的藝術家是能用最少的材料去完成龐大的效果的人。貝多芬的第五交響樂建築在四個音上面，第九交響樂的第一章建築在兩個音上面。勃拉姆斯最熟此術，常常把底音換來做了旋律，材料的節省達到了極點。”面對羅浮宮十七多萬件浩瀚的藝術品，畢能蓬卻從一幅開肚的牛，升華到音樂創作的真谛。

他也愛詩，尤愛洋溢着濃烈的浪漫主義色彩的詩人拜倫、海涅。他很概括地對馬思聰說：“一切上乘的藝術都包含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

師生倆又談起了哲學……

畢能蓬說：“真正能包羅萬象的哲學家是荷蘭的斯賓諾莎。尼采隻是偉大的詩人，叔本華是偉大的散文家。尼采的每一句詩，都是直抽入人的心坎裡的鞭子。”

馬思聰聽了，說道：“老師，我感覺你的音樂倒很像尼采的詩。”

畢能蓬卻說：“我是屬于這一類的。可是我愛聽的音樂，倒是溫柔和平的莫紮特呢！在創作之餘，隻有他的音樂是我最愛聽的。”

對于馬思聰來說，奧别多菲爾和畢能蓬都是他的恩師，而畢能蓬對他的感化與影響更為深刻。

幸虧，經過多方追溯，我在廣西桂林那恬靜柔美的榕湖之濱，步入曆經滄桑的桂林圖書館，終于查到那在戰火紛飛年月出版的《新音樂》雜志。其中一九四二年第五卷第一期，是由設在桂林東華路二十号的“立體出版社”出版的。主編李淩、趙沨向馬思聰約寫了一篇談音樂創作的文章。在那粗劣的發黑的紙上，馬思聰曾用深刻的筆觸，寫到了他的導師畢能蓬：

“沒有他，我或許會走上虛浮的道路，徘徊在不成熟、不完整的歧途上。或者要浪費很大的氣力與精神去找尋一條确切的路線。畢能蓬先生不隻是我的和聲學作曲法的教師，他同時是我整個藝術修養的指導者。”

盡管當時畢能蓬在法國樂壇上幾乎無聲無息，他的作品幾乎不為人們所了解，但是，馬思聰為他的導師感到驕傲：

“Calvocoressi，一個音樂批評的權威者，在他所著的近代音樂史上，卻把畢能蓬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我看過他三個作品，一個交響樂，一個弦樂四重奏，一個鋼琴弦樂五重奏，都是氣魄浩大，情意深刻的作品。他在作風上的特點，便是永遠是悲劇的，不是憂郁，是像古希臘悲劇的那種偉大的風格，像是猛烈的火的焚燒，他的音樂焚燒着一種不可遏制的熱烈。他将是音樂史上一個獨特的面目。”

馬思聰追憶道：

“當我作好半打左右的追逐曲之後，我便匆匆離開那個常常聞見雲雀在唱的美麗的鄉村。

“在我開始學習追逐曲的時候，我試作一個弦樂四重，這便是我第一個器樂曲。短調四重奏是一首試展了我作曲技巧的作品。當我從廣州把完成了的整個四重奏寄給畢能蓬先生看。他的回信說：‘技巧是第一流的，你作的是嚴肅的音樂，你走的路是正确的。’……”

馬思聰深深懷念自己的恩師。在他的文章中，仿佛可以聽見他的歎息聲。哦，那是一片深沉的師生情：

“畢能蓬先生在我離開歐洲之時已五十多歲，十年後的今日大約已是六十開外的老人了。戰争發生之後，已多年沒有他的消息。他是猶太人，納粹的兇殘大約早已把他從他辛苦得來的一個鄉間别墅裡趕出，此時不曉得流落到哪一個國度去了，這是多麼悲痛的一回事！”

馬思聰也懷念他的小提琴教授奧别多菲爾，除了因為奧别多菲爾教授使他的小提琴演奏技藝從歧途走上正路，而且也因為“後來從畢能蓬先生學作曲也是聽他的主張”。

少年氣盛、血氣方剛的馬思聰，曾發誓要做“音樂上的‘拿破侖’”。自從接受畢能蓬的教誨，他，潛心于“寂寞地在黑暗裡工作”，追求音樂世界中的真、善、美。

一九二九年，當馬思聰剛剛回到巴黎，他的“廣東老鄉”冼星海來找他，請他引見奧别多菲爾教授。在馬思聰的熱心介紹下，奧别多菲爾教授又收下了一個中國學生。後來，冼星海跟馬思聰一樣，要求學習作曲。奧别多菲爾教授考慮到冼星海的不同的氣質，把他推薦到保爾·杜卡門下。

作為冼星海的好友，馬思聰曾寫下這樣的回憶：

“我和冼星海認識較早，我們都在法國學習音樂，我的提琴教師奧别多菲爾就是後來星海的教師。我所認識的星海是一個爽直、豪邁、很有氣魄和非常熱情的人。他在學習上表現出驚人的毅力。我們都知道，星海忍受過極大的生活痛苦(特别是在巴黎時)，在那種環境下，一個稍缺剛毅的人就會磨得氣餒起來，但星海卻在萬難中堅持地學習下去，從不灰心。因為有了這樣的生活感受，他對勞動人民抱着深切的同情，是以他的作品在表現勞動人民的思想情感時能達到高度的真實性……”

冼星海出身于澳門貧苦船工的家庭，靠着勤工儉學，在巴黎艱苦地學習音樂。

馬思聰先是借助于父親的财力，後來又有那位富有自我犧牲精神的長兄的資助，支付着教授們每小時五十法郎的學費，終于從一個十一歲的稚童，在法國被名師培養為兼演奏家、作曲家于一身的青年音樂家，成為中國樂壇上并不多見的“雙料”音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