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爱国的叛国者 马思聪传 叶永烈 第十章 恩师·诤友

马思聪久久地、默默地咀嚼着这段话的每一个字，铭心刻骨，记着毕能蓬的这些话。

一次又一次，在星期日，毕能蓬从乡下来到巴黎，与马思聪徜徉在那座西方艺术皇宫——罗浮宫。马思聪发觉，在毕能蓬看来，音乐与美术是相通的，听觉艺术与视觉艺术是可以彼此借鉴的。

马思聪记得，对着郎勃兰的一幅开肚的牛，毕能蓬感慨万分：“这里画的是一幅牛的肉和筋骨，是和医院里的解剖图一样无聊的题材。然而，这幅画却充满了艺术的意境。真正伟大的艺术家是能用最少的材料去完成庞大的效果的人。贝多芬的第五交响乐建筑在四个音上面，第九交响乐的第一章建筑在两个音上面。勃拉姆斯最熟此术，常常把底音换来做了旋律，材料的节省达到了极点。”面对罗浮宫十七多万件浩瀚的艺术品，毕能蓬却从一幅开肚的牛，升华到音乐创作的真谛。

他也爱诗，尤爱洋溢着浓烈的浪漫主义色彩的诗人拜伦、海涅。他很概括地对马思聪说：“一切上乘的艺术都包含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

师生俩又谈起了哲学……

毕能蓬说：“真正能包罗万象的哲学家是荷兰的斯宾诺莎。尼采只是伟大的诗人，叔本华是伟大的散文家。尼采的每一句诗，都是直抽入人的心坎里的鞭子。”

马思聪听了，说道：“老师，我感觉你的音乐倒很像尼采的诗。”

毕能蓬却说：“我是属于这一类的。可是我爱听的音乐，倒是温柔和平的莫扎特呢！在创作之余，只有他的音乐是我最爱听的。”

对于马思聪来说，奥别多菲尔和毕能蓬都是他的恩师，而毕能蓬对他的感化与影响更为深刻。

幸亏，经过多方追溯，我在广西桂林那恬静柔美的榕湖之滨，步入历经沧桑的桂林图书馆，终于查到那在战火纷飞年月出版的《新音乐》杂志。其中一九四二年第五卷第一期，是由设在桂林东华路二十号的“立体出版社”出版的。主编李凌、赵沨向马思聪约写了一篇谈音乐创作的文章。在那粗劣的发黑的纸上，马思聪曾用深刻的笔触，写到了他的导师毕能蓬：

“没有他，我或许会走上虚浮的道路，徘徊在不成熟、不完整的歧途上。或者要浪费很大的气力与精神去找寻一条确切的路线。毕能蓬先生不只是我的和声学作曲法的教师，他同时是我整个艺术修养的指导者。”

尽管当时毕能蓬在法国乐坛上几乎无声无息，他的作品几乎不为人们所理解，但是，马思聪为他的导师感到骄傲：

“Calvocoressi，一个音乐批评的权威者，在他所著的近代音乐史上，却把毕能蓬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我看过他三个作品，一个交响乐，一个弦乐四重奏，一个钢琴弦乐五重奏，都是气魄浩大，情意深刻的作品。他在作风上的特点，便是永远是悲剧的，不是忧郁，是像古希腊悲剧的那种伟大的风格，像是猛烈的火的焚烧，他的音乐焚烧着一种不可遏制的热烈。他将是音乐史上一个独特的面目。”

马思聪追忆道：

“当我作好半打左右的追逐曲之后，我便匆匆离开那个常常闻见云雀在唱的美丽的乡村。

“在我开始学习追逐曲的时候，我试作一个弦乐四重，这便是我第一个器乐曲。短调四重奏是一首试展了我作曲技巧的作品。当我从广州把完成了的整个四重奏寄给毕能蓬先生看。他的回信说：‘技巧是第一流的，你作的是严肃的音乐，你走的路是正确的。’……”

马思聪深深怀念自己的恩师。在他的文章中，仿佛可以听见他的叹息声。哦，那是一片深沉的师生情：

“毕能蓬先生在我离开欧洲之时已五十多岁，十年后的今日大约已是六十开外的老人了。战争发生之后，已多年没有他的消息。他是犹太人，纳粹的凶残大约早已把他从他辛苦得来的一个乡间别墅里赶出，此时不晓得流落到哪一个国度去了，这是多么悲痛的一回事！”

马思聪也怀念他的小提琴教授奥别多菲尔，除了因为奥别多菲尔教授使他的小提琴演奏技艺从歧途走上正路，而且也因为“后来从毕能蓬先生学作曲也是听他的主张”。

少年气盛、血气方刚的马思聪，曾发誓要做“音乐上的‘拿破仑’”。自从接受毕能蓬的教诲，他，潜心于“寂寞地在黑暗里工作”，追求音乐世界中的真、善、美。

一九二九年，当马思聪刚刚回到巴黎，他的“广东老乡”冼星海来找他，请他引见奥别多菲尔教授。在马思聪的热心介绍下，奥别多菲尔教授又收下了一个中国学生。后来，冼星海跟马思聪一样，要求学习作曲。奥别多菲尔教授考虑到冼星海的不同的气质，把他推荐到保尔·杜卡门下。

作为冼星海的好友，马思聪曾写下这样的回忆：

“我和冼星海认识较早，我们都在法国学习音乐，我的提琴教师奥别多菲尔就是后来星海的教师。我所认识的星海是一个爽直、豪迈、很有气魄和非常热情的人。他在学习上表现出惊人的毅力。我们都知道，星海忍受过极大的生活痛苦(特别是在巴黎时)，在那种环境下，一个稍缺刚毅的人就会磨得气馁起来，但星海却在万难中坚持地学习下去，从不灰心。因为有了这样的生活感受，他对劳动人民抱着深切的同情，所以他的作品在表现劳动人民的思想情感时能达到高度的真实性……”

冼星海出身于澳门贫苦船工的家庭，靠着勤工俭学，在巴黎艰苦地学习音乐。

马思聪先是借助于父亲的财力，后来又有那位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长兄的资助，支付着教授们每小时五十法郎的学费，终于从一个十一岁的稚童，在法国被名师培养为兼演奏家、作曲家于一身的青年音乐家，成为中国乐坛上并不多见的“双料”音乐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