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西安市大南門内書院門街口北側，赫然聳立着一座7級寶塔，名字就叫寶慶寺華塔。
這個塔原先并不建在這裡。據《關中勝迹圖志》中載：寶慶寺在唐長安城的安仁坊（此坊在郭城中部朱雀大街北段的東側，與薦福寺同在一坊），（也是隋大興城安仁坊）為隋文帝仁壽年間（公元601～公元604年）修建。隋文帝楊堅、唐中宗李顯都曾禦駕親臨寺中。這是個以收藏經卷為主的寺院。唐文宗李昂太和、開成年間（公元827～公元840年），在寺内又建了這座塔，塔用五色彩磚砌成，因而稱為“華塔”，寺院遂被叫作“華塔寺”。現寺門額上刻有“唐花寺”。古漢語“華”與“花”通用。
唐昭宗李晔天佑元年（公元904年），朱溫（全忠）挾昭宗東遷洛陽，拆毀宮室、百官衙署及民舍，并将梁柱等材料組成渭水浮筏，經黃河運至洛陽，緻名都長安城瞬間成為廢墟。當時駐防長安的節度使韓建放棄了外廓城和宮城，縮築長安城（叫新城）。在修新城時，仿照原廓城内寶慶寺和寺塔的原形，重建于南城牆裡現在書院門的西口内。這座華塔為6面7層，高約23米，龛内嵌有魏、隋、唐等各代的石刻佛像。據《續修陝西通志稿》記載：五代時，此寺（當指寶慶寺）的殿宇遭災禍被焚，惟塔儲存。
清末在西安高等學堂任教的日本人足立喜六在所著《長安史迹考》中關于寶慶寺的記載：唐末司空曙的《經寶慶寺》詩中說：“黃葉前朝寺，無僧寒殿開。池清龜出曝，松暝鵬飛回。石砌碑橫草，陰廊畫雜台。禅宮亦消歇，塵世轉堪哀。”可見當時這座名寺已淪荒廢。同書中還記載着：此華塔周壁上刻有十數個精麗之半裸石佛，在本殿内壁上複嵌佛像十二，俱極精巧，斷為盛唐名作，就中亦有存留“長安”（武則天的最後一個年号）、“開元”年号者。據傳此石佛原在唐光宅寺，及至改築長安城，方移至此寺雲。
明代宗朱祁钰景泰二年，重修了寶慶寺。到了民國時期便更加頹敗。據陳光堯寫于民國23年7月的《西京之現狀》一文中記載：“寶慶寺亦即華塔寺，在南門内警察分駐所中。寺中有塔，内藏唐時之石像石刻極多。在數十年前，曾被日本浪人盜竊數十具，今已封閉不可登臨。”
由此可見，華塔寺的石佛像曾經被盜竊販賣過，而且其時塔已封，寺已挪做他用，被警察局所占。解放後成了警察局派出所的駐地。1959年後的“大躍進”運動中，華塔寺又為所轄的街道居委會占用，利用寺内的一些殘舊房屋辦起了街辦工廠。
另外《碑林區志》也有同上面大緻一樣的記載。到了明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才移塔建寺于今址。萬曆（公元1573年～公元1620年）年間馮從吾在寶慶寺開館授徒，後因學生日增，容納不下，于東鄰悉園寺建了關中書院。清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住僧文天重修寺閣。
寶慶寺華塔平面呈六角形，内有魏、隋、唐等時代的石刻佛像。在塔東側，現存明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重修石碑一通。建國後，政府對寶慶寺華塔進行了整修。系陝西省重點文物保護機關。
二
寶慶寺最堪讓人注重的是，塔身浮雕造像龛上曾經擁有的唐代石雕佛像，被建築大師梁思成先生稱譽為“初唐中國雕刻代表作品”。在世界上都極為有名。這些文物其所蘊含的超絕藝術魅力和厚重的曆史價值，無疑應屬國寶級。
但實際上早年鑲嵌于寶慶寺塔壁面的這組浮雕造像龛，原嵌于長安三年（公元703年）武則天所建西京光宅寺七寶舍利樓閣之上。光宅寺為儀鳳二年（公元677年）笃信佛法的唐高宗因光宅坊葡萄園内出土合利萬枚而敕建，系長安名刹。明代将光宅廢寺内七寶台壁面鑲嵌的三十餘面高浮雕造像龛移入城南的寶慶寺（一名花塔寺）供養。清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修繕寶慶寺之際，又将部分浮雕造像龛嵌入磚塔壁面儲存，存世共計32面，故也稱為寶慶寺造像龛。
《唐兩京城坊考》中載：唐宣宗大中六年（公元852年）“左街添置八寺，興唐寺、保壽寺兩所依舊額，六所改名。僧寺四所：寶慶寺改為資聖寺、青龍寺改為護國寺、菩提寺改為保唐寺、清禅寺改為安國寺”。《類編長安志》上亦有：“‘保慶寺’在萬年縣北通政坊。唐景龍年間（公元707年—710年）建。值五代盡毀，惟舍利塔屹然獨存。中統（1260-1263年）改元，僧錄忠公率其徒重修。”
清時乾隆年間的陝西巡撫畢沅應該是對這些造像研究最早者，他著作的《關中勝迹圖志》中有：塔武後時修建，今有長安三年（公元703年）姚元之、王璿、高延貴、李承嗣、韋均、蕭元春、姚元景、梁義深、李善才、楊敬法、杜懷敬、張光泰、林招隐、馬元收、蘇仁義、趙元志等造像銘，并在塔、寮垣上。
張恨水先生在民國二十三年（1934）夏，赴西北考察時撰寫的《西京勝迹》中有關此塔的隻言片語。據先生文中“華塔”所述，“這塔本不怎麼高。但是什得一看的，就是每層塔上，各方都有嵌有一個石刻佛像。這是唐代的石刻，在這裡可以和北魏的造像，比較一下，研究研究這兩個時代的雕刻如何。在塔的第四層上，有個女像，是唐明皇為楊貴妃刻的。”張恨水是着名章回小說家，也是鴛鴦蝴蝶派代表作家。被尊稱為現代文學史上的“章回小說大家”和“通俗文學大師”第一人。
這些浮雕一般有兩種規格，多數是一米高、七八十公分寬的長方形，上雕一佛二菩薩，佛像多數為兩腳垂坐于兩朵大仰蓮上，這種雙足下垂的坐勢，佛學上稱為善跏趺坐，通常是彌勒佛坐于兜率天宮的樣式，再據浮雕下部所刻頌文，内中也提及“敬造彌勒像一鋪并二菩薩”雲，這是因為武則天自稱“慈氏越古金輪聖神皇帝”自拟彌勒（慈氏）下世，是以造像中以彌勒像為多。還有一種是一米高。三十餘公分寬的豎長條形浮雕，多刻觀音菩薩立像。觀音束高發髻，手持淨瓶，袒上身，斜披絡腋，衣帶飄揚，體态優美，雕刻技法極為熟練。
七寶台的浮雕多是武周朝的名臣近侍和武後親族施錢镌刻的，故多有頌文。流落到日本的十數方，内有長安三年（703年）揚州大都督府揚子縣令蘭陵蕭元春造彌勒坐像，又有開元十二年（724年）虢國公楊公等造彌勒坐像等。開元十二年距武則天卒已十九年，大概七寶台仍在不斷修繕，據所刻銘文為“虢國公楊花台銘并序”，文中又有“楊将軍新莊像銘”，可知此時七寶台已更名楊花台，因長安三年（公元703年）蕭元春造像銘文中尚有“巍巍高妙，霞生七寶之台”一語，可證。又“新莊像”，似乎是有莊新修繕之意。
可想而知，當年光宅寺的規模一定非常之宏闊雄偉，七寶台内除浮雕佛像外，還有來自西域于阗的畫家尉遲乙僧所繪壁畫，據《唐朝名畫錄》雲：“七寶台後面畫降魔變，千怪萬狀，實奇蹤也。”《寺塔記》也記有：“寶台甚險，登之四極眼界，其上層窗下尉遲畫，下層窗下吳道子畫。”
七寶台的浮雕據統計約有三十餘方，其後光宅寺荒廢，唯石雕尚存，故移于長安城内太常寺故地的書院街寶慶寺（花塔寺）内，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寶慶寺重修，石雕有十餘方左右嵌入花塔塔身各面，剩下的則散置于後殿。大陸清代的金石學者也曾部分着錄。可惜而可悲的是上世紀初，散置的浮雕全部流出國外，現分藏于美國菲裡亞博物館，波士頓美術館，尤以日本東運為多，現在東京國立博物館還陳列有十餘方，日本個人收藏多方。大林西崖《支那美術史雕塑篇》、松原三郎《中國佛教雕刻史研究》都有着錄。
國内殘留數方均是長方形的佛坐像，旁有二脅侍菩薩，那種豎長形的僅雕一尊的觀音像卻一方也沒有了，均流出國外，讓人慨歎的是這些國寶級文物的寶慶寺唐代石雕佛像，如今卻裝點着日本、美國這些當年乘人之危，大肆掠奪偷買其他國家民族瑰寶的帝國門面。
現在我們隻能從被譽為“歐洲漢學泰鬥”的法國人埃瑪紐埃爾愛德華•沙畹拍攝于1907年，日本人伊東忠太拍攝于1902年，足立喜六拍攝于1906年照片欣賞這些寶物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