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年後，他把網戒中心的經曆做成了遊戲
2023年夏季，趁着留學的保險還沒過期，張孟泰修了趟牙，等待人生走入下個階段。他從美國一所大學博士畢業，專業是電子藝術。過去的三年裡，他反複咀嚼十多年前的一樁痛苦經曆，并用VR遊戲的形式将它呈現出來。
2007年，還是國中生的張孟泰，被父母送進了北京的一所網戒中心。在那幢蘇聯建築樣式的小樓裡，他們被按樓層進行“改造”。剛來到網戒基地，“網瘾者”張孟泰被安置在三樓，那是新來者的第一站。等到确認情緒穩定、不會惹事，則向人數最多的二樓轉移。一樓是治療室和辦公室。一個月後，他被允許從那裡離開。
2007年，父母瞞着張孟泰，開車把他帶去了一所網戒中心。在VR遊戲的開頭，張孟泰還原了這一幕。 （受訪者供圖/圖）
VR遊戲一開頭，一輛車載着張孟泰駛向懸崖。随後，網戒中心的内景沿着一道長長的走廊展開。在不同的房間裡，他放下日記，供玩家取讀。日記中寫道：“我覺得事情不對，試圖逃跑，結果被五個穿迷彩服的人抓住，擡了進去。”
許多年來，輿論場對網瘾的态度暧昧而駁雜。2017年，臨沂市網絡成瘾戒治中心主任曾遭大規模抨擊。2018年，世界衛生組織則将“遊戲障礙”認定為一種精神障礙，一度引發争議。
2021年，張孟泰把這段經曆改編成了VR遊戲、短片《診斷》，同年11月在阿姆斯特丹國際電影節首映。2023年，該片獲香港獨立短片與錄像比賽（ifva）VR特别獎的榮譽提名獎。
制作過程中，他不斷回顧那段經曆對他施加的影響。以下内容根據南方周末記者對張孟泰的兩次采訪整理而成：
“在基地，暴力就是一切”
做這個遊戲之前，我先寫了一個回憶錄，一個總體線性的回憶，就是從進去大概發生了什麼事，按照順序寫到我出去。（制作遊戲時）從回憶錄之中摘出橋段、故事，把它們串在一起。
那裡面的情況跟其他的網戒中心挺像，打人、監禁。大部分人是被家裡人送過去的，除了網瘾之外，還有很多别的原因，難以管教、不聽話、早戀、不願意上學。跟他們聊起打遊戲，那些學員會說覺得現實不好，虛拟世界比較好。因為現實中有創傷性經曆，是以依靠遊戲來逃避現實中解決不了的事情。
被送到那個地方的孩子，大多家庭關系很緊張，家長帶着一點放棄這個孩子的意思，希望有一個中介機構，把孩子丢給它，給一筆錢，讓它把孩子修好，孩子跟個機器人似的。
有一個胖胖的人，特别奇怪，他一直在三樓的水房照鏡子，一直跟鏡子裡說“我真帥”。我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後來慢慢了解到，他好像是自閉，不是天生的，是因為生下來腦袋上長了一個胎記，頭頂上長不出頭發，在學校裡被人欺負。他就自閉了，在水房成天照着鏡子對自己說你真帥。
還有一個小男生，大概十五六歲，我不記得他是什麼原因被送進來，但是基地的教官一直指責他是個“娘娘腔”。他人挺好的，挺開朗，老跟我聊天。一個十歲的小孩，因為在學校裡學蠟筆小新脫褲子，也被他媽送到了這裡。
和别的網戒中心不太一樣，這個基地會要求家長也加入治療的隊列，希望他們陪同，大部分家長是不願意來的，都說有工作，因為他們得賺錢。這個基地的費用不便宜，2007年一個月要1萬塊錢，非常昂貴。你想一個家長能負擔起這個價格，起碼是個中産階級，肯定不願意放棄自己的工作來陪床。
一個人去了以後，不聽話，有肢體對抗，就會被送到一個所謂的“森田治療室”裡。就是一個小房間，什麼都沒有，可能有個床墊，等于關禁閉，不會有人跟你說話，除了送飯的。要求你寫日記，寫心路曆程。
另一種是醫生安排的，他覺得校正一個人的思維不單純隻是從肉體上進行管理，還需要人們反思，有點類似面壁思過的勁。
生活是軍事化管理，早晨6點多起床，跑到樓下列隊訓練，回來整理内務，跑去吃飯。然後是上午的早課，早課分為兩部分，要麼是由心理醫生給大家講你為什麼不開心，給你灌一點雞湯，比如讓大家手拉手圍成一個圈，互相說一些鼓勵對方的話。
網戒中心實行軍事化管理，每天早晨6點半開始列隊訓練。 （受訪者供圖/圖）
下午又來，要麼是上心理學的課，要麼是接着列隊訓練。吃完晚飯，有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的休息時間。晚上要麼組織娛樂活動，比如看個電影或者大家唱歌，要麼解散。
非常悲哀的一點是，各種法律，白紙黑字寫在那裡，但是在基地這個地方，暴力就是一切。那些年紀比我大一些的，二十多歲左右的人更憤憤不平，因為都是成年人了，憑什麼把我關在這裡，我有人身自由。他們會在大課上跟心理醫生吵架，來來回回挖苦他們。不過心理醫生說話也特别狠，他說即便這個孩子年滿18周歲了，家長還是有絕對的控制權。
我查過，家長有控制權的前提是，孩子有嚴重的精神疾病，他沒辦法生活自理，是以家長得負責任。不過我們沒有辦法反駁他，我們還能怎麼着呢。罵他嗎？罵他也沒有用，不解決問題。
剛去的人幾乎都挺精神崩潰的，很多人死的心都有。時間一過，大家熟一點，就非常無奈，就會說一些沮喪的話，比如來都來了，能怎麼辦呢，反正你也出不去，想那麼多幹啥？開始說喪氣話，但是大家還都嘻嘻哈哈，就是苦中作樂吧。
“更努力地裝成他們眼中的正常人”
我印象中，白天幾乎所有的門都得開着，教官想知道我們在裡面幹什麼，在那種環境下不能有隐私。
每隔一段時間，有人會推個車，上面裝一些藥，拿給我們吃。一般醫生會推到走廊裡，在走廊裡面叫人，那些人排着隊去取。醫生會讓你張嘴，讓你把藥吃了，把嘴張開，打開手電，讓你把舌頭擡起來，張嘴晃一晃，這樣才算結束，要檢查一下到底吃了沒有。
吃完藥大家到廁所摳嗓子眼吐出來。是以VR遊戲裡面有一個小孩的角色說：不要吃這些藥，趕緊吐了，影響人的性能力。我沒有摳過，我把它吞下去了。
二層人比較多，有很多小圈子，很多人住了三四個月，就像是監獄裡的“老油條”“老大哥”，形成了一種奇怪的階級。我去二層以後，一直在躲着他們。因為基地已經有這麼一個老大哥教官，還有一個老大哥心理醫生，我不想再整一個老大哥出來，給他端茶送水。
二層還有一些人會變成教官的眼線，甚至心理醫生的眼線。有些人被送進去的原因可能是青少年吸煙，是以這裡面理論上是不能吸煙的，但是他們卻能搞到香煙。我不抽煙，但是我幫他們藏過。
有一天晚上，他們給我們放了電影。一開始看的叫《魔鬼騎士》，是美國1990年代的一個恐怖片。沒想到電影開始幾分鐘左右，忽然出現了一個上半身裸露的女的，教官立刻就關掉了，給大家道歉，當着大家面抽自己臉，也不說話，他就這樣沉默了一兩分鐘，說我們換個片子看吧，然後給我們播了《導火線》。我非常驚訝，網戒中心經常指責遊戲暴力，教壞青少年，第二個片子《導火線》卻異常地暴力，比很多電子遊戲都暴力。
我對這個片子印象很深。一邊播，有些學員挺激動，說打得好，就開始拿身邊的人學習甄子丹那種摔人的方式。說實在的，他們給人看了這樣的片子，傳播暴力的速度可比電子遊戲傳播快不知道多少。
我在裡面兩個星期的時候有一個機會可以出去，當時基地搞親子見面會，那是我的一個機會，我終于可以見到家長，跟他們哭訴，讓他們趕緊把我弄走。我确實也這麼做了。
但是我跟家長說的話似乎讓在場的心理醫生聽到了。想出去這個事情不能表露出來，你不能給心理醫生說我迫不及待地想出去，心理醫生就會覺得你沒有準備好，沒有敞開心扉接受。那個心理醫生就叫來一個跟我關系還不錯的教官說，孟泰，樓上有一個人要給你東西。我跟家長說，我上去看一下。我家長還告訴我說，收拾東西，準備走了。當時我還挺高興的，沒有想到上樓以後，我就被鎖在樓上了。
心理醫生親自跟我家長交涉，家長就走了。這個事之後，我沉悶了大概三四天，沒想到一開始被騙過來，中間又被騙了一次。從那個時候開始我變得更努力地演戲，更努力地裝成他們眼中的正常人，也同時更減少跟基地其他人的交流。
住夠一個月的時候，他們給我進行了一次談話，問我想不想出來。我就跟他說了一堆套話，這個套話是上那些所謂的心理課堂，學到的心靈雞湯。就像是應付考試一樣，他們怎麼說我就怎麼背。未來非常美好，充滿陽光，我迫不及待地想要回歸社會，努力學習，父母把我養這麼大不容易，我要好好回報他們。就說這些話，自己都不信。
在網戒中心，會有心理醫生給學員上課，講述網絡成瘾的危害。時隔多年，張孟泰已經記不清大家的臉。 （受訪者供圖/圖）
那次談話之後沒過兩天我就被放出來了。我長舒了一口氣，總算可以走了。但是同時心裡又有點複雜，因為眼下的燃眉之急算是解決了，被放出來了，但是生活中其他的問題其實是沒有解決的。我家裡有很多複雜的事情，複雜的家庭沖突，沒辦法好好解決，常年的争吵。要說激烈程度、心理壓抑難受的感覺，不亞于在基地裡面。
出來面對父母，感情很複雜，有很長一段時間不太喜歡他們。我變得有點兩極化。平時好好的，客客氣氣的，但是突然之間說到某一個點的時候，我可能會突然爆發，壓制不住憤怒。
作為被害人，我不敢把這件事講出來
2018年我看到WHO的新聞，遊戲成瘾被他們的手冊認證為是一種疾病，我非常震驚，因為以我的經曆來看，這非常不切實際、很扯淡。
2020年，我和合作者、作曲人Lemon Guo一起申請了荷蘭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電影節的錢，同時又申請了紐約本地政府的藝術基金。拿了這兩個來源之後，招了團隊，又拉進來大概兩三個人，去開發這個遊戲。
這段經曆，對我來說是過去發生的事情，難就難在要不要把這個事說出來。幾年前不想說這個事情，會覺得丢臉，被說成是精神病。即便這些機構不人道，我作為一個被害的人都不敢把這個事情講出來。
今天要講這個事情，要解釋很多，每次講起來這個話題，總會多多少少涉及個人層面。我是不是自我控制能力低下？為什麼别人都是正常的，好好學習，而我當時就不是那樣？是不是我自己有什麼毛病？
Lemon Guo說，他很驚訝，真的碰見了身邊活生生的一個人居然經曆過這種事。他在學音樂之前學過兩年心理學，以他的經驗來看，他覺得很多在心理學之中的說法和研究其實存在挺大的争議和不足。
他後來參與更多，會覺得這個事情挺複雜的。當時我們查到了戈德堡（美國精神病學家Ivan Goldberg）這個人。國内經常把他說成是提出“網瘾”概念的第一人。他是提過，但他說他從來沒有參加過任何“網瘾”相關的研讨會，因為他覺得“網瘾”這個概念，是人在生活中碰到了一些難以解決的問題，有了一些負面情緒，這可能隻是一個不好的宣洩出口。
對于解決網瘾，這些專家究竟要像戈德堡說的那樣，要去解決這些人生活中沒辦法解決、消化的問題，像是壓力、遭排擠等等之類，還是要解決表面問題，就是他們過度使用網絡，過度使用電腦？
我找了一些人給遊戲裡的角色配音，我雖然記不清楚他們的相貌，不過我對他們的口音有印象。
在遊戲裡，我爸（的角色）是沒有說話的，我媽是她自己配音的。我花了一點時間跟她講這個事情，她有點愧疚，我也能了解她。當時家裡的情況确實挺亂的，她機關的事情忙得焦頭爛額的，回來以後處理婆媳之間的關系，以及和我爸之間的關系，她非常疲勞，精神狀況非常不好，成天忙得昏天黑地。她覺得這不是一個很好的決定。
VR遊戲裡所有人的臉都是模糊的。一方面我真記不清楚他們到底長什麼樣。另一方面是，我們被抓進去的這些人，在裡面被理所應當地認為應該是沒有臉的，沒有個性的，你不能是你自己，你得屬于那個特殊的“集體”，裡面沒有自己。
南方周末記者 潘軒
責編 李慕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