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價走低需求愈發不足，這幾年經濟政策必将出現重大轉折。
在财富配置設定結構無法做出重大調整的情況下，極有可能出現兩種情況：向左是經濟低增長，向右是ZY财政赤字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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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9号，反應企業和居民需求情況的PPI和CPI公布了。不出所料，CPI破0，PPI繼續負增長。
面對這一資料，市場出現兩派觀點：
一派認為通縮已成基本事實，而PMI反應生産還在繼續，過剩問題不解決物價還會在0軸附近徘徊；
另一派則認為，核心通脹拐頭至同比增長0.8%，PPI跌幅也已經放緩，加之低基數效應（CPI去年9月後回落、PPI下跌趨勢還在延續）物價大機率已經觸底，接下來物價就會出現像央行幾個月前曾說的U型反轉。
不管是哪一派都是短期觀點，孰對孰錯完全取決于8月以後消費能否擴大經濟能否搞起來進而抵消眼前經濟收縮對物價的打壓。
但是針對物價走低反應的消費不足問題，有一點可以肯定：我們的CPI波動确實是越來越“乏力”，需求（投資和消費）在下降，經濟熱度在下降——這必然會倒逼重大經濟政策的出現。
下面這張圖是中國的CPI走勢圖。
别看單月怎麼樣，要整體看，整體看有一個非常明顯的趨勢：波峰越來越低，物價走勢整體向下，且疫情之後的這幾年物價增長水準趕上了2015年（看柱狀條形成的簇大小）。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我們通縮，政策借助2001年加入WTO的契機，開啟了出口拉動型經濟增長，物價經濟快速起飛；
2008年次貸危機，外需遭遇重創，政策轉向國内需求刺激開啟了“4萬億”計劃，物價起飛經濟增速拐頭；
2012年到2016年PPI連續50多月負增長、CPI低迷，政策借助“PPP”模式通過房地産将産能部分去化，由此帶動物價起飛換來了三年的經濟穩增長（降速放緩）。
這一次我們再度面臨需求不足的問題，又會出現什麼重大的經濟政策轉向呢？
筆者認為，大機率開啟日美模式——财政赤字融資來補貼企業和居民保證經濟增長。
嚴格來說，應該有三種選擇。
近日某日本體制内的學者寫了一篇文章，分析了中國目前經濟産生問題的根本原因并指出了未來的三種選擇，其中就有财政赤字融資這一個選擇（也是國内學者支援最多的，機率最大的），另外兩個分别是“不管不顧”鴕鳥派和強力出清的強硬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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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信用經濟時代經濟增長跟信用增長幾乎是同步的。在我們國内股權市場不發達的情況下，信貸表現為銀行貸款，即負債。
現在之是以無法像上文提到的三個通縮時期那樣靠刺激内需來盤活經濟，主要是因為從2008年開始經濟增長幾乎完全依托于居民加杠杆，居民杠杆率從2008年的18%增加到現在的62%，杠杆着實加不動了，再加隻會聚集更大的風險。
而之是以判斷會開啟日美模式，主要是因為縱觀國内唯一有加杠杆能力和動力的隻有ZY财政了。
現在的問題是消費不足讓企業的投資也不積極，經濟自發收縮的局面必須要借助于第三方來打破。而依靠外需拉動經濟早已不可能，它隻能作為一個重要的内循環輔助選項來用。
根據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資料，以 2022 年為例，利用信用總量計算得到的中國宏觀杠杆率為 279%，其中，ZY政府 21%，地方政府 32%，城投 73%，非城投企業 91%，居民 62%。
ZY财政杠杆率最低。
另外，根據标普《中國企業杠杆率迎來轉折點》一文：
由于消費和經濟增速下滑，2023年企業杠杆率将見頂，未來三年投資都将保持适度，依靠鼓勵民企加杠杆難度有些大。
如此一來穩經濟增長的重任就隻有ZY财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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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赤字預算怎麼辦？ZY财政加杠杆之後錢用在哪裡？
過去我們一直效仿歐盟堅持将GDP的3％視為财政赤字的上限，ZY消費一直很少，如何将赤字率提高不是一個簡單地經濟問題。
另外，加杠杆之後錢大機率（必須）要用在社會保障等經常性支出上，其中有兩點原因：
1）投資驅動越來越難以持續。
從2010年開始，中國經濟增長的40%以上都來自投資，而眼下投資收益又在快速降低——根據國際清算銀行BIS的資料，我們的總負債/GDP的比值從2010年的190%上升到2022年的297%，一塊錢負債帶來的投資收益越來越低。
2）若繼續以政府主導投資将使财富配置設定進一步惡化，且對民企形成擠壓。
近日某日本經濟學者發文《資産負債表危機：中國經濟的三個選擇》用資料粗略估計，指出以政府主導的投資已經産生兩個負面影響：
其一，投資産生的财富配置設定格局難以流向民企和居民。
财富配置設定大緻是官方（地方及國企）：非官方（民企和居民）：債權人（投資者）分别為6:1:3。财富流向居民，内需何以擴張；
其二，聚集了大量“政府隐性擔保”的僵屍企。
而僵屍企業為了存活續貸需求壓制着利率無法有效地下降，無形中增加了民企的投資成本和貸款擷取的難度。
綜上，擺在我們面前的隻有兩條路：
一條是忍受經濟逐漸走低，政策不采取過多的行動，繼續針對地方和房企去杠杆，依靠鼓勵民企加杠杆、培育新産業來暫時穩住經濟；
另一條則是依靠ZY财政加杠杆來緩解地方負債壓力，同時将借的錢更多的用在基本的社會保障上間接地降低居民的消費成本，将投資空間留給民企進而完成擴大内需的戰略。
現在政策的有效聲音很少，但物價走低帶來的經濟增速下滑勢必會倒逼政策做出重大調整。畢竟，“2035年人均國内生産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準”的總目标離不開年化4.6%的經濟增長。
這既是一份承諾，也是穩定的必要條件。
總是，留給我們的時間已經不多，筆者堅信最近幾年的經濟轉型一定會有大事兒發生——經濟政策重新調整！
否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