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世紀下半葉，越來越多的美國中産階級前往巴勒斯坦朝聖，這在交通不友善的早期是不可想象的。巴勒斯坦朝聖活動深刻地影響了美國人對聖地的概念，聖地的形象從靜止的《聖經》插圖中分離出來，演變成更加現實和鮮活的地方。
美國傳教士在耶路撒冷開辦醫療機構，其中最重要的是倫敦猶太人協會的醫院和藥房，1892年該醫院治療了大約800名病人，該藥房接待了大約40000名病人。
桑德裡克茲基醫生（Dr.Sandreekzki）開辦的兒童醫院在1892年總共治療了600多名兒童。美國傳教士還在拿撒勒和伯利恒開辦了醫療機構。
美國傳教士與巴勒斯坦地區群眾的互動美國傳教士與巴勒斯坦地區阿拉伯人的互動展現了沖突型的文明交往。美國傳教士對于他們遇到的阿拉伯人持一種沖突的态度，有時他們認為後者是愚昧落後的人，而有時他們發現後者看起來像是《聖經》中描述的人。
一些攝影師通過拍攝大量聖地的風景照片來吸引遊客，美國人通過這些照片獲得了對聖地更直覺的認識。傳教士将這些阿拉伯人“簡單”和“原始”的生活看作是“聖經之地”的價值所在，他們将這些人稱為“高貴的野蠻人”。
1906年，一些美國遊客認為自己很幸運，因為阿拉伯人提供了一個更加直覺的、了解聖地的途徑。
他們從巴勒斯坦人的日常生活中了看到古代世界的場景，大多數朝聖者都像旅行者馬蒂爾德·塞羅（Matilde Serao）那樣看待阿拉伯人，把他們的生活視為《聖經》中人物生活的再現：“有一次，我遇到一個牧羊人在爬山，他趕着他的羊群，并一直跟它們說話。他肩上還扛着一隻小羊，它的四條腿被牧羊人抓着，這一幕像極了《聖經》插圖上牧羊人的畫像。”
美國傳教士與阿拉伯人之間存在着緊張的關系。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幾乎都是穆斯林，他們的穆斯林身份與美國基督教徒對于聖地群眾的想象相沖突。起初，傳教士對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認識還停留在《聖經》文本中的描述，但現實并非如此。
在一些城鎮，傳教士和朝聖者受到阿拉伯人的反對，聖地旅行者菲利普斯·布魯克斯（Phillips Brooks）對這種行為感到無奈。傳教士對于穆斯林持有聖地耶路撒冷的管理權表示不滿，他們認為阿拉伯人不适合統治聖地，并以基督教的角度來解釋現代巴勒斯坦。
美國傳教士在阿拉伯人中間傳播新教的活動引起了阿拉伯人的恐懼，兩者的互動往往表現出沖突的一面。傳教士與阿拉伯人爆發沖突在當時已經成為一種常态。
可以說，這一階段美國傳教士對阿拉伯人的認識和描述直接影響到美國人對阿拉伯人的認知和想象。
是以，美國人一直沉浸在對阿拉伯人的負面看法中，伊斯蘭教和阿拉伯人經常被傳教士當作反面教材來解讀。他們認為阿拉伯人是“野蠻”和“可怕”的，阿拉伯人還被他們打上了“天生的海盜”的刻闆印象，伊斯蘭教也被曲解了。
參考文獻：Stephanie Stidham Rogers,Inventing the Holy Land:American Protestant Pilgrimage to Palestine,1865-1941,pp.66-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