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特不再将寫作視作固有的表達方式，粉碎了作者權威的地位。
1971 年，巴特在《文藝批評文集》的前言中指出了對其符号學研究産生重要影響并使其對自己之前符号學研究産生反思的學者:德裡達、克裡斯蒂瓦、《太凱爾》雜志的作者們。
另外，巴特在 1975 年出版的片段式自傳《羅蘭·巴特論羅蘭·巴特》中指出其寫作《文之悅》《羅蘭·巴特自述》等文本的道德性階段是在尼采的影響下進行的。
那麼，巴特在“文本性一一道德性”階段的理論主張主要是在克裡斯蒂瓦、德裡達、《太凱爾》雜志的索菜爾斯、尼采的影響下生發的。
1965 年，克裡斯蒂瓦參加了巴特在高等研究實踐學院開設的研讨課，并在巴特的鼓勵下于研讨課上介紹了巴赫金的理論，巴特也正是在克裡斯蒂瓦的影響下了解到巴赫金與俄國形式主義者的相關理論。
關于 1965年在高等研究實踐學院研讨課上的彙報内容，克裡斯蒂瓦曾談到:巴特對其所介紹的巴赫金十分感興趣，并讓克裡斯蒂瓦在研讨課上進行專門報告，而研讨課上的報告最後形成了《詞語、對話和小說》一文。
在《詞語、對話和小說》中，克裡斯蒂瓦談到:巴赫金用非文學結構的模式代替了對文本的靜态切割，而巴赫金的非文學結構這一模式産生了同其它結構之間的關聯文學中的語詞 不再是固定的意義，而是文本平面的交織，多種書寫之間的對話: 此多種書寫包括:書寫者、接受者、文本中的人物、當下與過去的文化語境。
克裡斯蒂瓦在《詞語、對話和小說》中所談論的橫向軸與縱向軸并不是在封閉的作品空間進行語言機關的組合或選擇:就橫向軸而言，寫作的主體與閱讀者共有文本中的詞語:就縱向軸而言，文本中的詞語指向先前的以及共時性文本中的詞語:克裡斯蒂瓦所探讨的橫向軸與縱向軸旨在揭示文本中每一個詞語都是其它文本中這一詞語的交織，故而每一文本都與其它文本進行交織，每一文本都是其它文本的吸收與轉化。
克裡斯蒂瓦通過對巴赫金的閱讀，不再将“寫作”視為寫作主體所固有的意義表達方式，基于巴赫金對語言之對話性的重視，克裡斯蒂瓦認為“寫作”中也包含了“他者”，寫作既包含了“主體性”也包含了“交流性”，這也正是克裡斯蒂瓦所談論的“文本互動性”。
克裡斯蒂瓦之于巴特的意義在于:克裡斯蒂瓦通過對巴赫金的介紹，使巴特重視了語言活動當中“對話”與“交流”的重要意義，并且給予巴特粉碎作者權威地位的嶄新理論視野，通過寫作以表達意義或通過閱讀以獲得意義都無法成為寫作、閱讀活動的核心，因為意義本身便是流動的、互動的:并沒有固着且可以統攝其它意義的核心意義存在，“文本互動性”并不是進行理論批評或文本分析的理論工具，“文本互動性”僅是在闡述文本間互相交織這一基本的文本特性與現象。
1970 年，克裡斯蒂瓦的“詞語、對話和小說”等文章結集出版後，巴特發表了文章“異邦女子”:在文章中，巴特指出: 克裡斯蒂瓦移除了“所指”所堅持的，也颠覆了權威:“所指”所堅持的正是固定的意義或最終的意義，所指仍舊是以意義的固定形态展開符号學思考，而巴特早在《神話修辭術》《符号學原理》《流行體系》中便試圖以構築多條符号鍊的方式來揭示意義的動态生成:而克裡斯蒂瓦所希望破除的“權威”正是說話主體、寫作主體對意義的支配權與統治權，而巴特自《寫作的零度》起便力圖粉碎作者的神話:換言之，克裡斯蒂瓦對巴特的影響一定程度上源自克裡斯蒂瓦的思考契合了巴特一直以來的符号學理論傾向。
雖然克裡斯蒂瓦以“文本互動性”的思考破除了語言活動、寫作活動中意義的固着，但寫作者、閱讀者之間的主體互動性關系仍是從共時性層面展開的，而文本與過去文本、共時性文本之間的互動性關系則是從曆時性層面展開，克裡斯蒂瓦對“文本互動性”中橫向軸與縱向軸的探讨仍然是在索緒爾的結構語言學模式下展開。
破除意義的固着當然是對傳統語言學理論、傳統寫作觀的“解放”,但克裡斯蒂瓦的這一“解放”仍然具有結構的痕迹。
相較于克裡斯蒂瓦，德裡達的思想更加激進，同時也對巴特産生了重要的影響與沖擊。
參考文獻：
【1】[法]羅蘭·巴爾特:《符号學原理》，李幼蒸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8 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