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特不再将写作视作固有的表达方式，粉碎了作者权威的地位。
1971 年，巴特在《文艺批评文集》的前言中指出了对其符号学研究产生重要影响并使其对自己之前符号学研究产生反思的学者:德里达、克里斯蒂瓦、《太凯尔》杂志的作者们。
另外，巴特在 1975 年出版的片段式自传《罗兰·巴特论罗兰·巴特》中指出其写作《文之悦》《罗兰·巴特自述》等文本的道德性阶段是在尼采的影响下进行的。
那么，巴特在“文本性一一道德性”阶段的理论主张主要是在克里斯蒂瓦、德里达、《太凯尔》杂志的索菜尔斯、尼采的影响下生发的。
1965 年，克里斯蒂瓦参加了巴特在高等研究实践学院开设的研讨课，并在巴特的鼓励下于研讨课上介绍了巴赫金的理论，巴特也正是在克里斯蒂瓦的影响下了解到巴赫金与俄国形式主义者的相关理论。
关于 1965年在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研讨课上的汇报内容，克里斯蒂瓦曾谈到:巴特对其所介绍的巴赫金十分感兴趣，并让克里斯蒂瓦在研讨课上进行专门报告，而研讨课上的报告最后形成了《词语、对话和小说》一文。
在《词语、对话和小说》中，克里斯蒂瓦谈到:巴赫金用非文学结构的模式代替了对文本的静态切割，而巴赫金的非文学结构这一模式产生了同其它结构之间的关联文学中的语词 不再是固定的意义，而是文本平面的交织，多种书写之间的对话: 此多种书写包括:书写者、接受者、文本中的人物、当下与过去的文化语境。
克里斯蒂瓦在《词语、对话和小说》中所谈论的横向轴与纵向轴并不是在封闭的作品空间进行语言单位的组合或选择:就横向轴而言，写作的主体与阅读者共有文本中的词语:就纵向轴而言，文本中的词语指向先前的以及共时性文本中的词语:克里斯蒂瓦所探讨的横向轴与纵向轴旨在揭示文本中每一个词语都是其它文本中这一词语的交织，故而每一文本都与其它文本进行交织，每一文本都是其它文本的吸收与转化。
克里斯蒂瓦通过对巴赫金的阅读，不再将“写作”视为写作主体所固有的意义表达方式，基于巴赫金对语言之对话性的重视，克里斯蒂瓦认为“写作”中也包含了“他者”，写作既包含了“主体性”也包含了“交流性”，这也正是克里斯蒂瓦所谈论的“文本交互性”。
克里斯蒂瓦之于巴特的意义在于:克里斯蒂瓦通过对巴赫金的介绍，使巴特重视了语言活动当中“对话”与“交流”的重要意义，并且给予巴特粉碎作者权威地位的崭新理论视野，通过写作以表达意义或通过阅读以获得意义都无法成为写作、阅读活动的核心，因为意义本身便是流动的、交互的:并没有固着且可以统摄其它意义的核心意义存在，“文本交互性”并不是进行理论批评或文本分析的理论工具，“文本交互性”仅是在阐述文本间相互交织这一基本的文本特性与现象。
1970 年，克里斯蒂瓦的“词语、对话和小说”等文章结集出版后，巴特发表了文章“异邦女子”:在文章中，巴特指出: 克里斯蒂瓦移除了“所指”所坚持的，也颠覆了权威:“所指”所坚持的正是固定的意义或最终的意义，所指仍旧是以意义的固定形态展开符号学思考，而巴特早在《神话修辞术》《符号学原理》《流行体系》中便试图以构筑多条符号链的方式来揭示意义的动态生成:而克里斯蒂瓦所希望破除的“权威”正是说话主体、写作主体对意义的支配权与统治权，而巴特自《写作的零度》起便力图粉碎作者的神话:换言之，克里斯蒂瓦对巴特的影响一定程度上源自克里斯蒂瓦的思考契合了巴特一直以来的符号学理论倾向。
虽然克里斯蒂瓦以“文本交互性”的思考破除了语言活动、写作活动中意义的固着，但写作者、阅读者之间的主体交互性关系仍是从共时性层面展开的，而文本与过去文本、共时性文本之间的交互性关系则是从历时性层面展开，克里斯蒂瓦对“文本交互性”中横向轴与纵向轴的探讨仍然是在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模式下展开。
破除意义的固着当然是对传统语言学理论、传统写作观的“解放”,但克里斯蒂瓦的这一“解放”仍然具有结构的痕迹。
相较于克里斯蒂瓦，德里达的思想更加激进，同时也对巴特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与冲击。
参考文献：
【1】[法]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李幼蒸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