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34歲單身，決定凍卵
作者 | 七七
34歲，單身的我，做了個決定：凍卵。
我一直沒想好，要不要成為一個媽媽。我對于“成為一個母親”并沒有強烈的排斥或執着，但我也是有一些期待的——我未來的孩子是什麼樣子的呢？
然而，目前的我在經濟和心理上都未準備好。經濟上，我還希望在自己的工作上有更大的作為，作為一個寫作者，我一直希望自己寫出更好的作品，這也意味着我要走更遠的路，去認真看看這一整個世界的模樣；與此同時，我也沒有足夠的經濟能力去獨自撫養一個小孩。
心理上，雖然我期待有一個孩子，但我覺得自己也仍舊是個成長中的大小孩，我還無法安心對一個生命負責。
不争的事實是，女性的卵巢功能每年都在衰退，這讓我開始感到焦慮。是以我終于做了決定——我要凍卵。
2019年12月，國内首例單身凍卵案開庭前
凍卵這件事， 最近幾年不時出現在新聞頭條上。2018年底，30歲的徐棗棗被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婦産醫院拒絕提供凍卵服務。爾後的2019年9月，徐棗棗以“一般人格權糾紛”立案，并于年底第一次将醫院告上法庭。一審敗訴後，二審在今年5月9号開庭，結果将擇期宣判。
彼時的我，也剛滿30歲，沒有為生育問題感到太多焦慮。而今我34歲了，我更深刻地了解了自己的處境。
01
為自己買一份“生育保險”
目前在中國大陸，女性隻能在婚後且患有不孕症或惡性惡性良性腫瘤的情況下才能凍卵。但是另一方面，法律對單身男性凍精卻沒有明确限制，男性能夠以“生殖保險”等目的申請儲存精液。
事實上，男性生殖細胞較女性更少受到年齡限制，但女性的卵巢功能每年都在衰退，是以女性比男性有更急迫的儲存生殖細胞的需求。
《重新開機人生》劇照
我今年34歲了，住在中國台灣，台灣對單身女性凍卵沒有限制。即便如此，在是否要凍卵這件事上，我仍舊是猶豫了很久。
在醫生朋友的推薦下，今年5月15日，我去了一間評價不錯的生殖診所。做完血檢和超音波後，我的一切資料都很漂亮，也就是說，我已經可以開始進入凍卵療程了。我記得第一次檢查結束後，溫柔的護士對我說：“為自己考慮，這是個很棒的決定。”
5月31日，我第三次去看診，醫生會根據我的荷爾蒙指數決定什麼時候打排卵針。中午抽完血，傍晚看報告。從診所出來的時候，天空下起雨來，我覺得有一點寂寞。
在決定凍卵之前，我和很多不同年齡層的人聊過，其實周圍的同齡人基本都是支援的，但絕大多數50歲以上的男性友人都提出了類似的意見：你現在的當務之急，應該是找個好男人嫁了，趁年輕趕緊生一個。
這令我不禁疑惑：是我想多了，還是别人想少了？
《三十而已》劇照
“結婚、生子”固然在法律和傳統上是“配套的最優解”，但這似乎又與一個女性個體“想成為媽媽”“養育一個生命”沒有必然聯系。此外，我也還未找到那個可以讓我産生“一起生個孩子”這種深厚連接配接的人。我見過太多為了孩子不得不在一起的夫妻，包括我父母——我知道，他們這一生都不會因對方而感到幸福。
在傳統社會，女性常常被當作“生育機器”，但是當代女性，已經逐漸從傳統窠臼中走出來，而當代醫學的發展，讓女性得以進一步在生育問題上獲得自主權。
我并不“厭男”，就像女性主義學者上野千鶴子說的：“我從十幾歲開始，就對婚姻制度不感興趣，并不是不喜歡男人。”對我來說，我并不排斥和一個喜歡的人共同養育一個孩子，但如果上述條件沒有達成，于是凍卵對我來說，是當下最好的選擇。雖然費用昂貴，每年還要繳交保管費，但這相當于我為自己買了一份保險。待在“窮途末路”之際，我還是有機會要一個自己的孩子。
02
關于女性30歲的門檻
徐棗棗說，讓她産生凍卵想法的契機，是在30歲這個人生的十字路口上。
研究所學生畢業後，徐棗棗在北京工作了4、5年，當時她正處在事業上升期——這讓她更自信，也對自己的成長更加認可，她渴望在職場上有更多的投入。
徐棗棗近照
然而，30歲左右的女性也正面臨被家人、被社會催婚催生的壓力。對徐棗棗來說，一方面，她不想放棄職業，因為還未完成自我實作，另一方面 ，她也不希望被催婚催生的壓力裹挾。
“社會創造了（30歲的女性就需要盡快結婚生子）這種想法，但我不希望未來對自己的人生後悔。”
但徐棗棗也不是堅定的不婚不育者。她對媒體表示，“我不知道40歲的我是否會想要孩子，就像20歲的我不知道30歲的我會養身、健身，30歲的我也預期不了40歲的自己。但我知道身體和境遇都會改變，我想延遲這個決定（生育）的時間。”
“我沒辦法為以後的自己承諾要不要孩子。但在那麼多的不确定之中，我想抓住一個确定的東西（凍卵），把一部分确定性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回到30歲，那時候的我正在為一場感情“奔波”，那時候的我也正面臨家庭巨大的催婚催生壓力。我放棄手頭的工作，從此岸來到至彼岸，追逐着我戀人的腳步。然而相愛容易相處難，戀情也無疾而終。
我還是相信愛情的，也樂于和喜歡的男性在一起。然而，在傳統觀念中，仍舊是有“男主外、女主内”這樣的說法，“女主内”常常意味着家務勞動、生育和養育小孩。
《82年生的金智英》劇照
吊詭的是，女性早就在各行各業展露頭角，女性所創造的社會價值并不低，但即便工作中的女性，也常常必須為了育兒放棄工作。否則，就需要仰賴家中老人，或有足夠的經濟能力支付保姆費用。此外，職場對于女性仍舊有“年齡歧視”，生育期的女性會因為“有可能會想生孩子”而遭遇隐形門檻，而生育後的女性想要重回職場，也會面臨“後浪”蜂擁而至的嚴苛挑戰。
對我自己而言，我并不想依附男性，或者說我不想依附任何人，是以我必須一刻不停地工作。如果既能完成自我實作，又能遇到喜歡的男性共同養育一個孩子，我會感到很高興。但如果情勢之下我并未遇到這樣一個人，我又想擁有一個自己的孩子，那麼現在凍卵，未來等我自己有了一定經濟能力後，我很樂意自己給自己生一個孩子。
是以回到前面提到的，我的50歲以上男性友人的建議——“趕緊找個好男人嫁了，趁年輕趕緊生一個”。與徐棗棗一樣，我不想後悔，不想做倉促的決定，也不想失去成為媽媽的機會，但我更想先成為我自己。
03
“我還想生二胎”
其實不僅是單身女性，已婚、已育、離婚、再婚的女性，也都有凍卵需求。
我的國小同學鈴铛今年35歲，她在30歲的時候因為懷孕而結婚，後來因為婚姻不幸福離婚。如今，在母親的陪伴下，她帶着5歲的女兒在上海生活，她自己在上海有工作、也給自己買了房子。
“我孩子很快就要到我們認識的年紀了。”電話那頭，我們都大笑起來。
《重新開機人生》劇照
鈴铛說，如果按照原本的設想，她希望自己的兩個孩子相差3歲。隻是計劃趕不上變化，先到的不是孩子，而是離婚。
和我這種“一人飽、全家飽”的狀态不同，鈴铛是“上有老、下有小”，她明顯感受到，自己的時間、經濟和精力都不夠用了。“我父母年紀都大了，我一個人又要工作又要照顧孩子，我覺得一個人是搞不定的，我需要的，是一個靠譜的隊友。”
重點來了，是“靠譜的隊友”。經曆過一次婚姻失敗的鈴铛，更不想草率進入下一段婚姻。然而，她是喜歡小孩子的，她也希望遇到自己的“隊友”時，還有機會和對方生一個寶寶。
當然，即便沒有遇到這個“隊友”，鈴铛也不排除未來去精子庫給自己再生個孩子。是以當下她需要的，也是凍卵。“我想給自己留一個後備方案。”
《分手的決心》劇照
除了考慮到自己，“凍卵”也是給她現在小女兒的“一次機會”。鈴铛和我都是一胎化政策下的小孩，是以我們都體會過獨自長大的孤獨。幸好在成長的過程中，我們都有朋友的陪伴。
然而，随着社會變得越來越“原子化”、人們變得越來越宅，鈴铛也會擔心女兒未來不一定能交到那麼多好朋友，自己也不一定會再次進入婚姻，想到未來自己的女兒有可能會獨自留在這個世界上，鈴铛便覺得“很難”。
但鈴铛也很清楚地知道，血緣也并不代表什麼，兄弟姐妹的關系也不一定好，但為人父母，總歸都想為自己的孩子“留下任何讓日子過得不那麼辛苦的機會”。
04
時代在改變
和徐棗棗類似，鈴铛在二十幾歲的時候就知道了凍卵技術，也想過要去凍卵。“隻是當時的網絡環境還不像現在這麼暢通，資訊沒那麼發達，社會氛圍也不許可。總感覺（提出凍卵）這個事很貿然，不像你現在，發個朋友圈就說要去凍卵。”
事實上，當我發出與凍卵相關的朋友圈時，很多女性朋友都表示在考慮這件事，她們都有一個普遍的特點：高學曆、有工作、在大城市獨自打拼，有的辭去工作又去國外留學深造，甚至很多人都想“自己給自己生個孩子”。
《三十而已》劇照
從徐棗棗2019年提出訴訟至今的4年時間裡，她也感受到，凍卵這件事已經被越來越多的人看到、讨論到，她也看到了越來越多女性對此的需要。其實當初開庭時根據門戶網站的投票，很多人都是秉持“中立”的态度，後來随着聲量的變大，徐棗棗也聽到一些多元的聲音。
例如，開放單身女性凍卵後，會遇到什麼樣的問題；單親家庭，孩子的心理、教育等問題要如何解決等等。
“我認為這些讨論是有價值的，是為政策開放所做的準備和民意的收集。除了那些惡意攻擊，我覺得理性讨論都是非常有必要的。”徐棗棗說。
2023年5月9日下午，全國首例“單身女性凍卵案”于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二審開庭。來源：南方周末
回到我自己，身在中國台灣，單身可以凍卵，但現有政策下，隻有結婚才能“啟動”。也就是說，輔助生殖隻能适用于已婚夫妻，單身女性并不能通過輔助生殖懷孕生子。未來我還是要完成“結婚”這件事，才可以有一個孩子，是以“自己給自己生一個孩子”這件事并沒有想象中那麼容易。此外，根據台灣 2022 年的研究資料， 凍卵使用率隻有 8%。
不過，對我來說，人生還很長，還有很多夢想、很多挑戰、很多有趣的事要去完成、 要去體驗。當我決定為自己買一份生育保險，我相信，這會是一筆值得花的錢。
文中配圖來源于網絡
關注南風窗，檢視更多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