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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鏡頭一樣,在生活中走來走去|對話曹郁

回想起十幾歲時感興趣的光影和運動,曹郁發現,那其實就是電影攝影。

曹郁家裡沒人做視覺藝術,少年時也沒系統學習過,但他本能地對“光影”着迷——生活中鏡子的反射、物體的剪影,都是他表達某種感受的手段。

他的另一個興趣點是運動,攝影機的“運動”。家裡給他借了一台老式攝影機用,扛着攝影機走路,曹郁發現在牆角拐彎的瞬間視線會發生變化;坐在車裡看窗外的行人時,街景也在流動。

如今,曹郁已經成為國内知名攝影指導,有《可可西裡》《妖貓傳》《八佰》《1921》等多部作品。“我就像鏡頭一樣,在生活中走來走去,會錯過一些東西,看到一些東西再轉過來。”

這一次毒眸“電影幕後螺絲釘”系列《電影美術:銀幕落下無人喝彩》《電影幕後,“聲”入人心》《剪輯,電影的最後一步》要講述的,是曹郁帶着攝影機走來走去的光影故事。

像鏡頭一樣,在生活中走來走去|對話曹郁

鏡頭是瞬間決定的

如願考進北京電影學院學攝影後,原本是學渣的曹郁迅速變成了學霸,因為終于可以全身心地學自己喜歡的東西了。但1997年畢業時,拍電影的機會并不像如今這樣多,曹郁幹了幾年廣告,拿了大獎,很快成了當時北京最貴的廣告攝影師。

在忙碌地拍攝、賺錢的舒适區裡,曹郁有些迷茫,不知道自己到底會不會拍電影。

直到拍了陸川的《可可西裡》,曹郁找到了答案。勘景時,他從那片廣闊的土地裡找到一種自己屬于那裡的永恒感;看劇本時,曹郁就知道這一次一定得做得不一樣。“我想把這部片子的影像帶上我的烙印。”

像鏡頭一樣,在生活中走來走去|對話曹郁

《可可西裡》

在戛納電影節見到曹郁時,他監制的作品《臍帶》作為“中國青年電影推廣計劃”中的一部,在戛納展映。在與我們的對話中回憶《可可西裡》,這對曹郁的電影攝影事業至關重要,他告訴毒眸,雖然當時的自己并不知道那個“烙印”準不準确,但他還是想把《可可西裡》拍成陰郁的感覺。

“好的攝影師肯定要特别懂劇本,把文字翻譯成視覺,但這種翻譯并不是簡單地看圖說話。”而陰郁,剛好是《可可西裡》劇本故事的基調。控制光線和色彩,是曹郁實作“陰郁”的手段。

當年技術條件有限,膠片要經過特殊的、多次沖洗實驗才能達到理想的飽和度;拍攝時,不同的自然光和打光也承擔着不同的有關生命的隐喻。在這個過程裡,曹郁發現攝影師要有兩套語言體系,一套是跟導演、制片人和演員描述的,另一套是要翻譯給攝影組聽的。

比如希望感或者肅殺,這些文學詞彙翻譯成攝影詞彙,可能是燈光的角度、鏡頭的角度、攝影機的高度和移動速度等具體的數字,是可以操作的攝影語言,而這些考驗的是攝影師在感覺力與技術手段之間的平衡,曹郁在拍《可可西裡》時生澀地探尋這種平衡的準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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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可西裡》

拍《南京!南京!》時,他才感受到自己達到了技術和情感的絕對比對。“影片有很多手持攝影,我可以自己操作了,終于不用翻譯給别人了。”曹郁說需要翻譯的攝影技術像控制樂隊,但他更喜歡手持攝影,因為它很像彈鋼琴,可以自由地控制旋律。

在器材上完成的拍攝往往有充分的時間去等靈感來了再構圖,而手持攝影的難度在于,攝影師的身體在三維空間裡亂晃,不同的動作拍出的效果差别巨大,直覺變得非常重要。描述手持帶給他的感受時,曹郁的身體下意識地、水蛇般扭動起來,似乎此刻身處的不是戛納海邊的咖啡廳,而是片場。

“鏡頭是瞬間決定的,要在一瞬間就知道該怎麼拍。”曹郁跨過了等靈感的階段,找到了瞬間的準确性。

《南京!南京!》的黑白影像是曹郁的另一個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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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南京!》

黑白影像隻有黑、白、灰三種色調組成,拍攝時對光線的要求更高,但曹郁還是選擇了黑白的提純感。比如拍人物中槍後的流血,如果彩色畫面裡是鮮紅的血,在曹郁看來這隻是一種對觀衆比較廉價的刺激,不是影片要展示的主題,而黑白畫面,觀衆注意到的是演員的臉,是殺戮的情節。

之是以堅持自己的判斷,是因為曹郁對自己的技術和判斷很有信心——《可可西裡》和《南京!南京!》為曹郁帶來了兩座金馬獎最佳攝影獎杯,天賦和準确性也從外部得到了驗證。

攝影師的“價值”

在曹郁的描述裡,十幾年前拍《南京!南京!》隻是他技術上的儲備和表達正好與自己的感覺重合,是以他可以駕馭得很好,如果換成另一個東西,可能他拍不了那麼好。“當時可以用靈感或者才華來形容,但這種東西是不穩定的。”

拍《八佰》的時候,曹郁坦然自己更像一個真正的攝影指導了——因為掌握了一套自己的攝影語彙和表達體系,不管題材怎麼變化,都可以拍得好。“對攝影師來說,經驗會讓直覺變得更準确,而技術會實作準确。”

《八佰》開機第一天,拍了四個小時後,曹郁覺得不太對,和導演管虎還有美術指導林木一起聊,發現演員的表演臨場感不夠、燈光也不夠、痕迹有點重,想要的那種既真實又有表現力的感覺沒達到——他們選擇重拍。“我們很快就找到那種感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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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源:《八佰》紀錄片《虎·破》(優酷)

亞洲第一部完全用數字IMAX攝影機拍攝的影片就是《八佰》,裡面所有人物的死亡和重要的對白戲都是作為攝影指導的曹郁拍的。IMAX攝影機鏡頭和普通的不同,靠近拍攝對象稍微近一點或者遠一點的差别很大——是加強還是削弱,考驗的都是攝影師即刻的反應。

“肩扛攝影其實最難的就是在兩三步的範圍裡微妙的鏡頭運動,是往前一點還是退後一點、向上一點還是鄉下一點,這種細微的運動很難跟拍攝對象說清楚。”有時候隻是演員一個眨眼,攝影機的移動就會拍出意味不同的畫面,在曹郁看來,這是一種機器和人之間的“心靈碰撞”,也是手持攝影最核心的價值所在。

曹郁認為,攝影指導最重要的是完成叙事,在叙事裡很重要的一點是為電影設計質感——是粗顆粒的還是細顆粒的,是柔和的還是強烈的,是高飽和度還是低飽和度的,不同影片差別很大,就是通過這種組合和創造力,把觀衆帶進電影裡,相信電影。“這是攝影師最值錢的部分。”

他給《八佰》确立的質感是一首詩。“如果一定要視覺化表現出來,《八佰》更像一幅現代畫,是不能用蕭瑟或者粗犷等詞來概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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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感确立的過程中,有很多潛意識的東西在影響着曹郁。就像影片中河的兩岸,一邊黑暗一邊耀眼,預示着南北岸截然不同的兩個世界,而這裡的光線,就是曹郁在潛意識裡創造出來的。

如果說确立一部影片的面貌和質感,是攝影指導在藝術層面的工作,那如何實作這種質感、安排攝影機具體怎麼拍,是對于技術真正的考驗。曹郁拍攝的很多片子都沒有分鏡,因為他知道自己一旦抓住感覺後,很容易通過攝影技術拍出理想的效果,但他很注重燈光的使用——“燈光上我是很嚴謹的。”

在曹郁看來,攝影指導控制光線是很重要的,光線是導演沒法參與進來的。“光線有很麻煩的設定,比如超大規模的燈光可能需要七八十個人一起工作,是以我會特别仔細。”燈怎麼放,用什麼樣的吊車,電線是什麼走向,要用什麼樣的電力、多少功率,所有具體繁瑣的資訊都要提前預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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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佰》

《八佰》的所有光都給人一種是從光源裡發出來的感覺,這是通過非常複雜的技術才達到的真實感。“我不想做成黑白的或者飽和度很低的戰争片的感覺,我們可以拍出質感上飽和度低但燈光飽和度很高的彩色戰争片。”

燈光組挂了上百個燈,用電腦比對下邊霓虹燈招牌的顔色——如果霓虹燈是綠的,上面的一組燈就是綠的,觀衆看到的霓虹燈照亮河兩岸的感覺其實是經過電腦1:1調完後的結果,與此同時,攝影機的速度也要拼命跟上演員動作的速度——既真實又有造型感,曹郁說他當時也是第一次拍出那樣好的效果。

《八佰》是曹郁職業生涯裡非常重要的一步,這部作品登上了《美國電影攝影師》雜志封面,那是他年輕時就愛看的刊物,而曹郁也受邀加入了美國電影攝影師協會——年輕時的兩個夢想都成了現實。“電影攝影是我最想幹的事,隻是以前我沒想到我能幹那麼好,但現在越來越有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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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源:《八佰》紀錄片《虎·破》(優酷)

電影是夢,但夢會蔓延

在和曹郁的對話裡,隻要聊攝影,他時常手舞足蹈,好像肩上已經扛起了攝影機、瞬間回到了拍攝現場。他語速很快,聊起電影時感情充沛,但在其他方面,他又顯得沒有那麼愛表達——曹郁似乎更喜歡把自信和笃定用在電影上。

“導演說的話很重要,但導演的思維軌迹不是攝影師的影像軌迹,你必須繞過這個軌迹。”在曹郁看來,攝影指導要帶着全攝影組,在屬于影像的軌迹上走,最後和導演到達同一個終點。

他最不希望導演告訴他“這裡你這麼做,那裡你那麼做”,而是希望導演明确說出自己的目的和想要的東西——“很多導演不懂攝影技術,但是他們對畫面有知覺和判斷,他知道自己想要什麼,我按照我的路子來做就行了,我自己知道應該怎麼做。”

至于攝影指導轉做導演這件事,曹郁的認知是,攝影師是拿到已經有的故事和題材去表達,而導演首先要找到合适的題材和想拍的故事。“我還沒有這個題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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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郁

以前有學生問過他現實主義的影片在攝影上應該如何處理,曹郁認為根本沒有現實主義題材和寫實風格的電影——電影不是真的。“攝影機放在哪裡都是不真實的,都是人選擇出來的,沒有真實的電影,電影從一開始就是假的,就是一個夢境。”

在他看來,電影是最像夢的藝術,因為它是由視覺和聽覺一起組成的,作用于人的潛意識。而表演、攝影、美術等技術手段,讓電影變成了技術含量很高的夢,但本質上還是夢。或許正是因為這種超現實感,神性有時才會降臨到電影上——曹郁對電影《臍帶》的影像感受就是神性。

一開始他還說不明白為什麼會做《臍帶》的監制,那麼早就有動力跟導演一起改了快三年的劇本,做了漫長的前期籌備工作,直到拍攝時才想明白,這是命運給自己安排的機會。

電影的結尾,男主與母親告别,剪斷了兩人間的“臍帶”,拍這場戲的時候,曹郁的母親去世了。母親是一名文字記者,教會他如何看待這個世界,也潛移默化地影響着他對文字的了解和感覺力,曹郁與母親的情感連接配接很深。

失去至親後,在片場的曹郁原本以為自己無法承受這種痛苦,但拍攝時複雜的鏡頭轉換,一個鏡頭接一個鏡頭,曹郁發現自己可以高效、冷靜地處理所有問題。“就像小時候媽媽教我走路,我抓緊她的手腕,先邁左腿、再邁右腿、再邁左腿,那天就好像是她在告訴我,先拍這個鏡頭再拍另一個,拍完串在一起,組成了一個離别的景象。”

對曹郁來說,《臍帶》是母親與自己的離别。“如果沒有這個電影,我很難接受媽媽媽離開這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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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郁定義他生命裡真正重要的電影,不一定是藝術性最高或者獲獎最多的,《臍帶》很重要,是他和媽媽一起創造的禮物。這份禮物的意義在于,以前的他不知道很多問題的答案,諸如,如何繼續向前走?别人走了後該怎麼辦?

但現在終于确認了,曹郁可以用很大的生命力來釋放能量、支撐自己的野心,繼續帶着攝影機在世界上轉來轉去——和小時候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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