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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影人獲獎無數,新片再入戛納卻死氣沉沉?他真被時代忘記了嗎

中國影人獲獎無數,新片再入戛納卻死氣沉沉?他真被時代忘記了嗎

一件讓人不吐不快的事。

戛納電影節,全球藝術電影的至高殿堂,每年的入圍片單釋出,都會引來一片歡呼,尤其是對于華語片來說,入圍即勝利,是可以達到輿論場沸騰的地步。

但今年。

一位中國導演,以兩部片入圍戛納,其中一部還入圍了主競賽單元。

人們卻一片沉寂。

零零星星的讨論,目光轉移到次級單元“一種關注單元”上,說魏書鈞的《河邊的錯誤》,以及陳哲藝的《燃冬》,偏偏繞過了一個名字——王兵。

導演太冷門?抱歉,如果評選中國曆史百大導演,王兵是勢必要占一席的;紀錄片太小衆?作為第一部入圍主競賽單元的中國題材紀錄片,這本身更有曆史意義。

是以沉默的背後是什麼?

可能是在這個邊界模糊的時代裡,我們不由自主地給自己增設了許多的禁忌,也可能是在這個娛樂至死的時代裡,我們已經不再去關心現實的價值。

于是今天,我們不妨,就來談談王兵。

用他的經曆。

勾畫出一種被我們遺忘了許久的“價值”。

01

梳理“人”生存的痕迹

在這個國家有這麼多人,他們真的是……我覺得比藝術更重要。

——王兵

1999年的尾巴,身上隻有幾千塊錢的王兵,租了台DV,隻身前往沈陽的國營工廠鐵西區。

盡管他當時還不知道具體該怎麼做,但還是放膽去拍了。

這是他拍電影的開端。

四年時間過去,一部長達9小時的紀錄史詩《鐵西區》誕生,在中國乃至世界獨立紀錄片史畫下一抹重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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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英國電影學會評為影史最偉大50部紀錄片之一

可以這麼說。

和肉叔差不多時代成長起來的影迷,幾乎沒有不知道這部紀錄片的。

我還記得當年那厚厚一盒的DVD。

平實、真實、厚重,以至于很難有人敢一口氣看完。

王兵可以說是“一戰封神”。

但之後呢?

此後的24年裡,他獲得了名,卻遠離了利。

在大部分的時間裡,他并沒有去拍那些有利可圖,商業性更強的紀錄片,而是仍然堅持“一人一機”的拍攝方式,記錄一個又一個的具體的人,那些甚至從未看到自己存在的人。

一直保持着“初心”。

他的拍攝軌迹靈活機動,在當下與曆史間,在現代與蠻荒間遊走。他的腳步遍布全國東西南北,到過東北、雲南、上海、甘肅等等。

因其獨特的影像風格,珍貴的個體書寫與曆史厚度,王兵在國際電影節上獲獎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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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對于這些“功績”,他卻回應道,自己所做的事情“特别簡單”。

凡爾賽嗎?倒也不是。

隻是他對自己創作的定位素來明确,要做的是“對現在的人的身上,一個簡單的對曆史的梳理。”

于是,在他的鏡頭之下,我們能看到,一個人身上總會緩緩浮現出時代齒輪碾過的傷痕。

有人親曆60年前的曆史。

有人被隐沒在中國社會的暗處。

2003年的《鐵西區》。

聚焦90年代末中國重工業區,正經曆社會轉型期陣痛的人。

鏡頭沉默地帶着我們,凝視工廠的解體,凝視勞工們由外而内的某種分崩離析,同時,也見證了一個“創造新世界”的夢的破碎:“我們想創造一個世界,但最終這個世界崩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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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的《和鳳鳴》。

他隻是在安靜地聆聽一個右派運動親曆者的自述。

在明暗的天色變幻中,沉寂如墳的房間裡,聽她對那段“被迫成為右派”的經曆,她的不解與絕望,以及她最痛心的回憶,與丈夫曾經痛苦而甜蜜的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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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平緩的語氣裡仍能感到她被巨大的孤獨感裹挾

2013的《瘋愛》。

王兵走進了雲南某個精神病院。

在那個失序的空間裡,你會看到他的鏡頭從不獵奇,像是平常地看到:精神病患的吃喝拉撒、他們沉默不言,抑或是在走廊的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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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兵也嘗試過劇情片。

根據紀實性文學改編的那部電影,以一種他慣常的不動聲色的影像語言,道盡了勞改農場中人的死亡與痛苦。

比如這個場景。

女人帶着糧食趕來農場救丈夫,結果丈夫已死,她找到管理者辦事處,哭喊着問出丈夫被埋在哪。

對方卻趾高氣昂地說她這是企圖反動,威脅她離開。

鏡頭切回女人,明亮的背景将她襯得像一塊隻剩“人形”的陰影,安靜得沒半點聲響,連哭聲都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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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入圍戛納主競賽單元的新片《青春》,王兵聚焦大都市的外來務工青年。

他跟随幾個雲南農村青年去到上海,或許會讓我們看到一種此前從未見過的,青春被燃盡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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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長久以來,王兵都被視作一個關注“邊緣人”的導演。

但他曾多次拒絕過“邊緣”這個說法:

“你想想,中國十幾億人裡面,我所拍攝的人才是絕大多數。像《三姊妹》《鐵西區》裡的勞工,農民工不主流嗎?勞工不主流嗎?怎麼會是邊緣人?那我們的社會主體到底是什麼?他們隻是普通人,普通到個體的存在不存在可以被忽略。我不是想争什麼,我隻是想說,他們是發不出聲音的人,但并不邊緣。”

p.s. 根據最新統計資料,2021中國藍領勞工群體達4億以上,占中國7.4億就業人口的53% 。(資料來源:《中國藍領群體就業研究報告(2022)》)

對他而言,他們并不邊緣。

隻是這個社會從未給予過他們聲量,以至于忘卻了他們的存在。

他要去看見一個“人”的存在。

以及時代的灰塵在他們身上降落後,不滅的印記。

02

“同在”

我覺得藝術本身就是為個體經驗而存在的。因為有這種個體經驗,人與人之間可以交流,通過電影,可以看到另外一個人的心底,另外一個人的真實感,我們可以交流、共享他人的生命感受。這是藝術在這個世界當中唯一存在的理由,别的東西跟這個沒有什麼關系。

——王兵談“電影的本質”

前段時間,張婉婷導演的《給十九歲的我》獲得了金像獎最佳電影,但也引來了争議。

拍攝對象指責“剝削”,以至于上映4天就緊急下線。

同樣是拍攝個體來反映時代,肉叔覺得這幾乎可以和王兵的電影對照來看。

如果說《給十九歲的我》有故意引導的嫌疑。

那麼王兵的電影,則是把原本的世界完完整整地呈現出來,而不帶來一絲驚擾。

音樂,沒有;采訪,沒有;叙事總是按照時間順序,剪輯從來都是最大限度保留原貌,于是,觀者一旦進入他的影片,都将不自覺地以平視的視角,與影片中的人共同經曆一段她/他的時間與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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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種強烈的體驗感和真實感。

人類學家項飙曾用一個詞來形容王兵的鏡頭帶來的獨特感受——“同在。”

可以說,這個詞極其精準。

他堅定地拒絕站在高位地審視他人,拒絕用他們的生活“制造故事”,拒絕将他們視作某種宏大叙事下的符号。

他試圖拍出每一個生命本該有的“平等”。

《方繡英》裡。

我們與一個患上阿茲海默症的臨終老人同在。

在方繡英生命的最後八天,王兵用長時間的大特寫鏡頭凝視着她的臉。

她病重得已經不會說話,我們無從得知那時的她在想些什麼,但她的眼睛卻仍頑強地閃爍着生命的光,好像在訴說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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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姊妹》。

我們與偏遠山村裡的留守兒童同在。

看她們在趕豬的間隙,在草原上安靜地,默契地開始抓虱子。

王兵的影像裡,人物生活中的某個動作會自然地說出她們的故事,無需專門解釋前因後果。

顯然三姊妹的父母很久沒回來過了,加上生活在沒有熱水系統的落後山區裡,無人照管的她們很少能洗澡,是以抓虱子成了“日常動作”。

《15小時》裡。

我們與不具名的勞工同在。

這部15個小時的超長影片裡,王兵用最原始的影像形式,截取出某中國服裝加工廠裡勞工的一天。

這漫長的15小時,隻是他們周而複始的人生的其中一天:

“每天工作15小時,每周工作7天,隻有一天晚上6點以後能夠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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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靈魂》裡。

我們與死去的人同在。

跨越12年的拍攝時間,王兵走訪了一百多名勞改農場幸存者。

在這部長達8小時的影片中,那些幾十年前的亡者被幸存者用“講述”喚醒,而後陸續逝世的幸存者則被影像本身喚醒。

死去的靈魂再度複活,消失的曆史再度重制。

我們跟随着他們的講述,仿佛回到那個現場,看到他們研究出怎麼吃骨頭,如何與豬争搶西瓜皮,甚至也直接看到了曆史風沙下的白骨殘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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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兵說:

“當你看完這個電影的時候,真的就像夜晚,你站在戈壁灘上看星星,看見死亡的靈光一樣,啪啪若隐若現,就像一個個生命,因為我們遇到了這個活着的人,突然讓我們知道曾經有一個生命是那樣子的。”

對我來說,這就是王兵電影最觸動人心的地方。

他平等地看待每一個生命,并毫不掩飾地把他們推到了我們面前,“逼迫”着我們去凝視着他們,感受着他們。

就像在還沒有網絡時某個夏天聽來的陳年舊事。

在那些平靜的叙述中,我們感受到了他們熱烈過的痕迹。

03

沒意義嗎?

我們所做的東西對這個時代來說毫無意義......這個時代需要的是順從。人們需要忘掉這些東西,忘掉曆史,讓生活變得更加輕松,這是這個時代的主題。

——王兵

是以回到開頭那個話題:為什麼王兵新片入圍戛納沒在輿論場上産生水花?

除了紀錄片的“小衆”。

可能更多的,是時代氛圍影響的結果。

早前有人問過王兵,在中國做一個電影工作者,他怎麼了解這個身份?

王兵的回答是:“尴尬。”

尴尬在于,他感到自己不被這個時代所需要。

什麼意思?

比如說,這個時代“需要”的是“曲折離奇”,是“步步驚心”,速食的結果就是小美大壯們橫行短視訊市場,是讀書app替我們看完了經典名著。

而王兵選擇平實地看待每一條生命?動辄幾個小時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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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說新作《青春》三部曲長達10小時

抱歉,“太長不看”。

比如說,這個時代“需要”的是“正能量”,需要的是“勵志”與“鼓舞人心”,于是一些所謂的“負能量”都會被打上迎合外人的标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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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一個人的苦難,天然就與民族尊嚴對立。

于是。

王兵也隻好無奈地說,自己的作品對這個時代毫無意義。

但真的沒有意義嗎?

我卻覺得,一部王兵們的價值和意義,要超過十部上百部所謂反映現實問題的懸浮電視劇。

因為在這裡,我們可以清晰地、毫無掩飾地看見那些被遮蔽的人與問題。

而這。

也是為什麼那麼多導演為何不計回報,甚至不顧安危地投身拍攝的原因。

比如張贊波的《大路朝天》裡。

我們可以看到象征着高速發展的修路工程背後的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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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範儉的《活着》裡。

我們可以看到汶川大地震後,激昂的振興口号之餘,一個家庭如何苦苦尋求活下去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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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周浩的《大同》裡。

我們看到了開發古城計劃下50萬人的被迫搬遷,而雷厲風行的市長随着突然的調職令傾夜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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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王兵的《鐵西區》裡。

我們看到了鐵飯碗已經不再牢靠的當下,黯然的休息室裡,勞工邊聽廣播,邊研究着股票,另尋出路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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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些。

是我們的電視劇不曾去寫,也不會作為主體去寫的場景。

他們是我們這個社會的大多數,但在五光十色的娛樂場裡,他們被失聲,被忽略,以至于很多人幾乎忘了他們的存在。

是以這一切記錄會沒意義嗎?

我想,隻要還有人觀看,它的存在就會有意義。

就像這部《青春》一樣。

也許,你會覺得這些遠離家鄉進入城市打工的年輕人和你無關。

但他們确确實實地在這個社會上存在着,确确實實地在很多無人知曉的角落裡揮灑着自己的青春與苦悶。

他們的痕迹不能被抹去。

而這。

才是一部電影能留給這個世界的,最寶貴的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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