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和貨币政策必須協調配合——專訪中國社會

鞏固經濟企穩回升勢頭，需要良好的貨币金融環境。目前，大陸信貸增長的可持續性如何？财政政策、貨币政策如何加強協同配合？海外銀行風險事件帶來了哪些啟示？就此，記者日前專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

(資料圖檔僅供參考)

李揚表示，信貸持續膨脹帶來的金融效率問題和潛在風險值得關注。目前，财政貨币政策的協調配合，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重要，要科學、實事求是地“刻畫”二者的關系，尋找合适的工具并建立好防火牆。他還認為，海外銀行風險事件暴露出美元體系的根本性缺陷，可能會需要很長的調整時間。

信貸提振展現企業和居民信心修複

今年前兩個月，新增信貸放量、創同期新高，信貸需求也開始回暖。李揚認為，一方面，這展現出金融系統支援經濟複蘇，同時企業和居民信心逐漸修複，疫情期間資産負債表失衡的現象有所改善；另一方面，考慮到效率問題和潛在風險，需把握好下一步信貸擴張的力度與節奏。

他還提出，此前大陸企業和居民的資産負債表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失衡，使得他們在借錢生産、投資和消費時“逡巡不前”。現階段企業和居民的信貸需求提升，顯示出他們對經濟發展的信心回暖。“與前幾年貨币信用尤其是信貸需求萎縮相比，這是一個好現象。”他說。

信貸規模在經曆了前兩個月的“高歌猛進”後，是會繼續大規模擴張還是放緩腳步？李揚預計，信貸還會持續擴張，并帶動貨币供應量增加。在此過程中，有兩個方面的問題值得重視：

一方面是效率問題。李揚表示，信貸放量會擡升宏觀杠杆率。本世紀以來，國際社會用信貸密集度或債務密集度來衡量金融效率——信貸密集度越高，說明金融越缺乏效率。信貸快速放量将導緻信貸密集度提高，進一步可能緻使融資效率下降。

另一方面是防控潛在風險。李揚表示，全球主要經濟體進入緊縮周期，這一趨勢能否止住還有待觀察，大陸貨币政策與這種國際潮流不太一緻。是以，還需要思考如何控制跨境沖擊等更複雜的挑戰。“盡管大陸的通貨膨脹率保持得最好，但也要考慮是否會因為信貸擴張引發通貨膨脹。”他說，相信貨币當局在作決策時，對此已有預見。

财政貨币政策的協調配合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重要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加強财政政策和貨币政策協調配合。“現在，這兩大政策體系的協調配合，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重要。”李揚表示，因為這兩個部門的政策工具，在各個層面互相關聯。

他說，老一輩經濟學家将這種關系比喻為“犬牙交錯的接合部”，可見兩者關聯之密切和複雜。在這種客觀現實下，财政政策和貨币政策不能互相掣肘，而是必須協調配合，産生“1+1>2”的效應。

财政政策和貨币政策的配合涉及多個層面。在李揚看來，目前及未來一段時期的關鍵，是解決政府赤字和政府債務的融資問題。目前，總需求不足，特别是民間需求不足。民間需求不足就需要政府支出予以彌補，但經濟下行周期裡政府收入下降，出現赤字不可避免，一些非赤字的債務也會出現，比如專項債等。

“這些本質上意味着政府超出自身收入規模增加支出。如果金融部門對這項政府融資活動不予支援，政府的行為就會産生擠出效應。理論上，政府增加支出也就産生不了擴張效應。”李揚說，如果沒有貨币政策配合，增加财政支出勢必難以彌補總需求的不足。

他表示，這還涉及中央銀行應如何對待政府赤字和債務問題，這也是兩大政策體系協調配合的根本問題。

李揚分析，從中央層面看，在人民銀行的資産負債表中，政府債務約占總資産的10%，與此相對，在美聯儲的資産負債表中，超過90%的資産是政府債務。美國的财政赤字，絕大部分是通過美聯儲購買、實作貨币化，進而産生需求擴張作用。

“各國有各國的國情，不可簡單類比。但是，大陸央行持有的政府債券比例可能相對偏低。這就留下了較大的空間。未來，央行可以考慮給财政政策更大力度的支援。”他表示。

李揚還提到，他參與的一項調研顯示，全國超過70%的政府債由商業銀行購買，其中92%的地方政府債由地方商業銀行持有。這意味着，中央赤字融資和地方赤字融資高度地由金融系統支撐，已經成為事實。

李揚認為，“加強财政政策和貨币政策協調配合”，需要更加科學、實事求是地“刻畫”兩大系統的關系，然後尋找合适的工具；貨币政策的支援必須有規矩，同時建立好防火牆。最重要的是，不要讓這種協調配合引發通貨膨脹。

海外銀行風險事件暴露出美元體系的根本性缺陷

近期，海外銀行風險事件引發持續關注。李揚認為，相關事件有特殊性。僅就矽谷銀行而言，在危機發生前，它還是一家好銀行，不僅主要名額滿足監管要求，而且在支援科創企業方面有一些值得借鑒的做法。

“這件事到底是誰之罪？還不到蓋棺論定的時候。”李揚表示，觸發矽谷銀行倒閉的直接原因是銀行的資産負債表遭受沖擊。低利率環境下購買的資産，在美聯儲加息周期中快速貶值，資産負債表失衡導緻了銀行技術性破産，進而演化成真實的破産。銀行自身風險管理意識不強，美國金融監管對于風險的壓力測試和預警不足，以及美聯儲貨币政策劇烈變化等，都是風險事件的背後推手。

他特别關注的是，海外銀行風險事件頻發，暴露出美元體系的根本性缺陷。這種缺陷可能需要很長時間來調整。自上個世紀末，在價格上，美國實行超低的政策利率；在數量上，美國實行量化寬松。兩者共同促成了美國的債務屢創新高。

“在本世紀前20年，事實上存在着‘超低利率（甚至負利率）—無限量貨币信貸供給—超低借債成本—債務無限制膨脹—通貨緊縮’的循環，上述因素彼此‘内洽’。”李揚表示，如今，整個循環鍊條中的某些環節發生巨變，主要是長期的通貨緊縮變成了嚴重的通貨膨脹，“内洽”不複存在，循環被打破，整個美元體系因而遇到了來自多層面的巨大沖擊。“目前，我們還看不到走出困局的有效路徑。”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