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期文章是《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讀後感系列的第五篇，介紹中國當代城市平民、貧民、農民和農民工。感興趣的朋友還可以回顧一下上期文章：《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中産階層和知識分子。
在原文中，城市平民和貧民、農民和農民工是分成三章的，考慮到原文每章的篇幅不長，是以決定将其合起來寫。
正文
城市平民和貧民
城市平民階層是當代中國城市中數量最為龐大的階層，他們占城市人口的比重在百分之八十以上。在八十年代，這類家庭平均有兩三個子女，大都出生于“計劃生育”政策出台之前，他們基本由勞工、服務員、中小知識分子、基層行政人員組成，類似于民國時期的“小職員”。
落後國家的平民和貧民的生活是平淡無味甚至是凄苦的。作者提到了一個自己年輕時曾讀到過的外國小說中的情節——幾個西方中産和資産階級遊客到南非旅遊，他們為了取樂，會将一些小物件扔到海裡，當地的窮孩子們争相撈取，撈到的就能獲得一美元的獎勵。小說的主人公就是在“有錢人”的這種無聊的娛樂把戲中不幸喪生的……
“從1949年到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勞工們是這個地球上工資最低的勞工”，作者如是寫道。如此龐大而貧窮的階層，是這個時間段内中國的“上司階級”，是以他們的政治地位一度幾乎至高無上。中國勞工們的工資是逐級上升的，最進階一般是八級左右，每升一級需要數年甚至十幾年的時間，而且總體呈“金字塔”結構，級别越高者占比越低，個别人甚至從三四十歲到退休一直都是四級工。各工廠内盛行“子承父業”的接班制，勞工家庭所有的吃喝拉撒、上學、就醫等均由所在工廠負擔，這就是典型的 “企業辦社會”。
一般的勞工之家包一頓餃子就算改善生活，如果能備下一隻雞，兩條魚，三斤雞蛋，那便算是十分豐盛的“大餐”了。
然而，“鐵飯碗”在九十年代後期被逐漸打破，老一輩勞工及其後代面臨着“下崗”、失業的命運，勞工家庭遭受了殘酷的考驗。
上世紀的中國，服務業并不發達，是以行業所能創造的崗位很少。一個典型的服務業崗位就是百貨商場中的櫃員。這些服務員的工資比勞工還要低些，他們的工作十分枯燥無聊：站在櫃台後，和自己身後的商品朝夕相處，甚至一站就是三四十年。這是真正的“一眼就望到退休”的生活。
中小知識分子多指中國小教員，他們一般畢業于“師專”、大學或“大專”，其工資水準與同時期的服務行業從業者們相當，國小教師退休前的工資最高也不過五十多元。他們的工作大多是上級配置設定的，很可能被“降級使用”、“發配使用”，是以自己的崗位不一定合心意，尤其是當配置設定到貧困落後地區的時候。這麼做是為了“縮小三大差别”：
縮小三大差别
美好的幻想總是令人向往，但事實證明，在當時的條件下，短時期内根本沒有實作之可能。
當時的上司人向來要求各類知識分子和勞工、農民“打成一片”，而且很讨厭中小知識分子身上特有的“小資産階級情調”。這裡作者提到了一個因為和農民“打成一片”而在不知不覺中被改變命運的人。
在那十年特殊時期，一個知青因為生活習慣與農民們格格不入而不讨農民喜歡，大環境“逼迫”他改變了自己諸如講衛生、言語禮貌等在今天看來挺好的習慣，變成了一個“鼻涕到處亂抹、随地吐痰、見面直呼别人綽号”的人。此時，恰逢團政委要物色一位貼身通訊員，原本的人選是他，結果後來發現他發生了如此巨大的變化，是以最終選擇了另一個人。後來，被選中的人官至北京市某局副局長，而他成了一名“下崗”勞工。命運的玩笑真是令人唏噓。這樣的例子使我對那個年代越來越沒有好感。
中小知識分子還有一個算不上毛病的“毛病”：自尊心強且敏感。作者提到，這個群體中隻有一小部分謙和忍讓、有同情心、有人情味的女性，才值得讓人欣賞。
基層行政人員，人數不多，但是給大衆留下的印象不可謂不深。這類人在古代被稱為“吏”，在今天，他們可能是某辦公室裡掌握着某個印章的“小科員”，也可能是某個執法隊伍中的一員。這類人中有一部分敗類，稍微掌握了一點小小的權力，面對普通群眾就趾高氣揚，目中無人，十分喜歡刁難人。這類人在今天也不算少見，其中不乏喜歡以權謀私者，可以說是過街老鼠了。
1980年，“獨生子女”政策正式落地。在此之前，平民家庭的多子女現象，一般是父母基于這樣一種思想的結果——十棵樹苗，哪怕九棵都長歪了，總有一棵會成材的。但是這項政策徹底打消了很多人這樣的念頭，其在短時間内對減輕中國社會的人口負擔是有利的（當然，這是以無數人的慘痛代價為前提的），但是從長遠來看，這項政策必然帶來嚴重的後果，“計劃生育”壞就壞在它施行得太晚了。作者在寫作本書時，就預見到了将來會出現這樣一種新的城市“貧民”階層——上邊要贍養四個終身俸不多的老人，下邊要撫養一個花銷巨大的孩子。改革開放二十年，财富配置設定機制出了問題，平民階層分到的“改革福利”微乎其微，可能也就比農民多那麼一點。如果任由貧富差距繼續擴大，這勢必會成為将來中國社會的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農民和農民工
毫無疑問，從1949年到1978年，農民是最為悲慘的群體，1978年以後，農民和農民工仍然是“分到蛋糕”最少的群體。
1949年以前的大部分農民沒有土地，是妥妥的“無産”階級。土地革命以後，他們過了幾年短暫的“有産”生活，但是很快，土地就又被“公有化”了。
農民工是1978年以後從農村脫離出來，進入城市務工的人群，在2023年，這個群體的人數已經超過2.9億。他們在城市中大多從事低端産業，收入并不算很高，平時省吃儉用，将積攢下來的錢補貼家用。擺在他們面前的，是“回不去的家鄉”和“留不下的城市”。他們留給其他群體的印象，多是什麼“富士康跳樓事件”、“惡意讨薪”、“農民工子弟學校”之類的事。多虧了中國農民的“溫順”，否則，我想一個數量如此龐大、忍受了無數不公的群體，放在其他任何一個國家，早就攪得天翻地覆了吧。
巨大的貧富差距背後離不開某群體的“助推”：
礙于篇幅和稽核，關于農民和農民工的介紹隻能到此為止。
個人感悟
在改革開放中作出了巨大犧牲的群體，如果沒有得到及時的補償，那麼為政者喪失的就是人心，因為前者會認為後者“欺騙”了他們。“做大蛋糕是政府的責任，分好蛋糕是政府的良知”。此問題如果再不及時解決，後果恐怕還是需要每一個中國人去承擔，而且底層的群眾肯定要承擔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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