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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五)——城市平民、貧民、農民和農民工

作者:黎波提随筆

前言

本期文章是《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讀後感系列的第五篇,介紹中國當代城市平民、貧民、農民和農民工。感興趣的朋友還可以回顧一下上期文章:《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中産階層和知識分子。

在原文中,城市平民和貧民、農民和農民工是分成三章的,考慮到原文每章的篇幅不長,是以決定将其合起來寫。

正文

城市平民和貧民

城市平民階層是當代中國城市中數量最為龐大的階層,他們占城市人口的比重在百分之八十以上。在八十年代,這類家庭平均有兩三個子女,大都出生于“計劃生育”政策出台之前,他們基本由勞工、服務員、中小知識分子、基層行政人員組成,類似于民國時期的“小職員”。

落後國家的平民和貧民的生活是平淡無味甚至是凄苦的。作者提到了一個自己年輕時曾讀到過的外國小說中的情節——幾個西方中産和資産階級遊客到南非旅遊,他們為了取樂,會将一些小物件扔到海裡,當地的窮孩子們争相撈取,撈到的就能獲得一美元的獎勵。小說的主人公就是在“有錢人”的這種無聊的娛樂把戲中不幸喪生的……

“從1949年到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勞工們是這個地球上工資最低的勞工”,作者如是寫道。如此龐大而貧窮的階層,是這個時間段内中國的“上司階級”,是以他們的政治地位一度幾乎至高無上。中國勞工們的工資是逐級上升的,最進階一般是八級左右,每升一級需要數年甚至十幾年的時間,而且總體呈“金字塔”結構,級别越高者占比越低,個别人甚至從三四十歲到退休一直都是四級工。各工廠内盛行“子承父業”的接班制,勞工家庭所有的吃喝拉撒、上學、就醫等均由所在工廠負擔,這就是典型的 “企業辦社會”。

一般的勞工之家包一頓餃子就算改善生活,如果能備下一隻雞,兩條魚,三斤雞蛋,那便算是十分豐盛的“大餐”了。

然而,“鐵飯碗”在九十年代後期被逐漸打破,老一輩勞工及其後代面臨着“下崗”、失業的命運,勞工家庭遭受了殘酷的考驗。

上世紀的中國,服務業并不發達,是以行業所能創造的崗位很少。一個典型的服務業崗位就是百貨商場中的櫃員。這些服務員的工資比勞工還要低些,他們的工作十分枯燥無聊:站在櫃台後,和自己身後的商品朝夕相處,甚至一站就是三四十年。這是真正的“一眼就望到退休”的生活。

中小知識分子多指中國小教員,他們一般畢業于“師專”、大學或“大專”,其工資水準與同時期的服務行業從業者們相當,國小教師退休前的工資最高也不過五十多元。他們的工作大多是上級配置設定的,很可能被“降級使用”、“發配使用”,是以自己的崗位不一定合心意,尤其是當配置設定到貧困落後地區的時候。這麼做是為了“縮小三大差别”:

《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五)——城市平民、貧民、農民和農民工

縮小三大差别

美好的幻想總是令人向往,但事實證明,在當時的條件下,短時期内根本沒有實作之可能。

當時的上司人向來要求各類知識分子和勞工、農民“打成一片”,而且很讨厭中小知識分子身上特有的“小資産階級情調”。這裡作者提到了一個因為和農民“打成一片”而在不知不覺中被改變命運的人。

在那十年特殊時期,一個知青因為生活習慣與農民們格格不入而不讨農民喜歡,大環境“逼迫”他改變了自己諸如講衛生、言語禮貌等在今天看來挺好的習慣,變成了一個“鼻涕到處亂抹、随地吐痰、見面直呼别人綽号”的人。此時,恰逢團政委要物色一位貼身通訊員,原本的人選是他,結果後來發現他發生了如此巨大的變化,是以最終選擇了另一個人。後來,被選中的人官至北京市某局副局長,而他成了一名“下崗”勞工。命運的玩笑真是令人唏噓。這樣的例子使我對那個年代越來越沒有好感。

中小知識分子還有一個算不上毛病的“毛病”:自尊心強且敏感。作者提到,這個群體中隻有一小部分謙和忍讓、有同情心、有人情味的女性,才值得讓人欣賞。

基層行政人員,人數不多,但是給大衆留下的印象不可謂不深。這類人在古代被稱為“吏”,在今天,他們可能是某辦公室裡掌握着某個印章的“小科員”,也可能是某個執法隊伍中的一員。這類人中有一部分敗類,稍微掌握了一點小小的權力,面對普通群眾就趾高氣揚,目中無人,十分喜歡刁難人。這類人在今天也不算少見,其中不乏喜歡以權謀私者,可以說是過街老鼠了。

《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五)——城市平民、貧民、農民和農民工

1980年,“獨生子女”政策正式落地。在此之前,平民家庭的多子女現象,一般是父母基于這樣一種思想的結果——十棵樹苗,哪怕九棵都長歪了,總有一棵會成材的。但是這項政策徹底打消了很多人這樣的念頭,其在短時間内對減輕中國社會的人口負擔是有利的(當然,這是以無數人的慘痛代價為前提的),但是從長遠來看,這項政策必然帶來嚴重的後果,“計劃生育”壞就壞在它施行得太晚了。作者在寫作本書時,就預見到了将來會出現這樣一種新的城市“貧民”階層——上邊要贍養四個終身俸不多的老人,下邊要撫養一個花銷巨大的孩子。改革開放二十年,财富配置設定機制出了問題,平民階層分到的“改革福利”微乎其微,可能也就比農民多那麼一點。如果任由貧富差距繼續擴大,這勢必會成為将來中國社會的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農民和農民工

毫無疑問,從1949年到1978年,農民是最為悲慘的群體,1978年以後,農民和農民工仍然是“分到蛋糕”最少的群體。

1949年以前的大部分農民沒有土地,是妥妥的“無産”階級。土地革命以後,他們過了幾年短暫的“有産”生活,但是很快,土地就又被“公有化”了。

農民工是1978年以後從農村脫離出來,進入城市務工的人群,在2023年,這個群體的人數已經超過2.9億。他們在城市中大多從事低端産業,收入并不算很高,平時省吃儉用,将積攢下來的錢補貼家用。擺在他們面前的,是“回不去的家鄉”和“留不下的城市”。他們留給其他群體的印象,多是什麼“富士康跳樓事件”、“惡意讨薪”、“農民工子弟學校”之類的事。多虧了中國農民的“溫順”,否則,我想一個數量如此龐大、忍受了無數不公的群體,放在其他任何一個國家,早就攪得天翻地覆了吧。

巨大的貧富差距背後離不開某群體的“助推”:

《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五)——城市平民、貧民、農民和農民工

礙于篇幅和稽核,關于農民和農民工的介紹隻能到此為止。

個人感悟

在改革開放中作出了巨大犧牲的群體,如果沒有得到及時的補償,那麼為政者喪失的就是人心,因為前者會認為後者“欺騙”了他們。“做大蛋糕是政府的責任,分好蛋糕是政府的良知”。此問題如果再不及時解決,後果恐怕還是需要每一個中國人去承擔,而且底層的群眾肯定要承擔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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