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星：從“發明”到“發現”：中國社會理論的兩種概念生産方式

衆所周知，概念在社會理論中一直居于核心地位，它是社會學知識體系的基石。對理論概念進行生産和闡釋是理論分析的基本路徑。一種社會理論的成熟度如何，端賴它在概念生産上所展現的概括力、想象力和穿透力的高低。不過，我們在了解社會理論概念時，還存在一些常見的誤區。比如，常常将概念的生産直接等同于概念的“發明”，而忽略和低估了另一種重要的概念生産方式——“發現”。本文拟就中國社會理論的這兩種主要的概念生産方式作簡要的辨析。

一、“發明”概念在中國社會理論的應用及其濫用

所謂概念的“發明”是指研究者創造出來的嶄新的理論術語，它們以凝練、簡明而準确的方式對社會現象的若幹規律和實質進行了高度的抽象與概括。概念的“發明”在哲學理論和社會理論中同等重要，然而，哲學概念的“發明”是理論思辨的結果，展現的是觀念或理念本身的運動；而社會理論概念的“發明”具有較強的經驗性質，展現的是對現實經驗和曆史經驗的總結和提升。當然，社會理論概念紛繁複雜，既有“範式革命”意義上的概念與“正常科學”範疇内的概念之别，①也有宏觀概念與中層理論的概念之别；②既有發生學意義上的概念與社會形态學意義上的概念之别，③也有規範性概念與描述性概念之别。④盡管如此，社會學作為一門經驗科學，其理論概念的“發明”具有或多或少的實證性，是在不同的意義上從特殊中探求普遍，從個别中尋找一般，從局部經驗上升到整體認識，從偶發性提高到規律性的認識結果。概念“發明”的這些基本特性無論是在西方社會理論中，還是在中國社會理論中，都是相通的。下文僅以中國社會理論的概念“發明”例證來略加說明。

中國社會學最知名的理論概念應該算是費孝通1947年在《鄉土中國》中提出的“差序格局”。“差序格局”與“團體格局”是一對概念，它們用來對勘中國傳統社會結構及社會關系與西方社會結構及社會關系。“差序格局”是指中國社會的關系格局如同“把一塊石頭丢在水面上所發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紋。每個人都是他社會影響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紋所推及的就發生聯系”，社會關系“是私人聯系的增加，社會範圍是一根根私人聯系所構成的網絡”。⑤中國社會學重建四十多年來，圍繞“差序格局”所展開的讨論一直在熱烈地持續着，僅中國知網收錄的以“差序格局”為主題的論文就高達1300多篇。費孝通這麼一個比喻式的概念“發明”為什麼會産生如此輝煌的學術影響力？筆者認為有以下幾個因素。首先，“差序格局”這個概念所觸及的是中國傳統社會最核心的問題。倫理本位、關系社會、家國一體是中國傳統社會和政治的基本特征，而這個概念深刻地揭示了倫理推展、關系伸縮及家國連接配接的關鍵機制，同時也把握住了傳統中國對現代中國發生綿延影響的基本通道，既具有應用的廣泛性，又具有啟發的深刻性。其次，“差序格局”這個概念的發明方式以其敏銳的經驗直覺和直覺明了的構造方式展現了中國式的智慧，與西方概念發明中講究的邏輯嚴整判然有别。借用梁漱溟的話來說，前者是“理智應用直覺”，後者是“直覺應用理智”。⑥緊貼中國文化自身的脈絡來構造中國社會理論概念，這樣的“發明”可謂文質适配。再次，“差序格局”這個概念具有較強的開放性和可證僞性，能夠引發持續的對話和批評。總之，問題的重要性、構造的貼切性和思想的開放性是費孝通所發明的“差序格局”獲得學界廣泛承認的關鍵因素。

筆者在多年的社會學研究中，也做過一些概念“發明”的嘗試，比如在《大河移民上訪的故事》中提出過“問題化”的概念。⑦它指在當代中國結構科層化與功能科層化分離的情況下，國家的治理雄心與治理技術存在着某些較為普遍的脫節現象，基層政府所關注的問題和群眾所關注的問題有時是錯位的。群眾為了使自己關注的問題能被納入政府解決問題的議事日程，就必須不斷應用各種政策和技術把自己的困境建構為基層政府需要重視的社會秩序問題，即“問題化”的技術。這個概念雖然是從中國上通路題的實踐中總結出來的，但對現代國家特别是開發中國家有一定的普适性。因為在各個現代國家特别是開發中國家中，政府治理的目标關注與被治理對象的目标關注往往都存在一定的錯位。盡管這些目标之間并不是必然對立的，但在優先等級上或價值偏好上是有明顯差别的。尤其是在某些緊急情況下，這種偏好差别就可能引發尖銳的社會沖突或社會運動。被治理對象為了将自己的目标替代為政府優先治理的目标，就需要采取各種“問題化”的技術和政策。更進一步地，治理實踐中的“問題化”與福柯所謂的“問題化”（problematisation）雖然針對的是完全不同的内涵，但仍存在某些可對話的空間。⑧當然，“問題化”這個概念的學術價值究竟如何，且留待他人評說。

因為概念“發明”的例子俯拾皆是，本文的重點也不在說明這種方式，是以就不再展開論述了。值得注意的是，概念的“發明”固然十分重要，但也面臨着種種限制和陷阱，存在被濫用的危險。米爾斯（C. Wright Mills）對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所代表的“宏大理論”（grand theory）作了犀利的批判，說那種對抽象概念盲目崇拜，慣于在概念與概念之間進行組合和拆解遊戲，沉溺于句法而無視語義的做法是缺乏社會學想象力的。⑨另一方面，默頓（Robert King Merton）所倡導的“中層理論”（middle-range theory）克服了“宏大理論”脫離經驗基礎的缺陷，以紮實的、可操作的經驗研究推動了理論概念的開創、修訂、聚焦和澄清，進而開辟了新的概念“發明”方向并對歐美社會學産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然而，“中層理論”的概念世界也造成社會學的碎片化困境。⑩默頓在1957年稱社會學需要承認此時還處在相對實體學來說較低級的階段，“社會學還沒有為它的愛因斯坦準備好條件，因為它還未找到自己的開普勒，更不要說它的牛頓、拉普拉斯、吉布斯、麥克斯韋爾和普朗克了”。11如今距默頓的宣稱已過去六十多年了，美國社會學卻依然還隻是在到處尋找開普勒，而全然不見牛頓和愛因斯坦的影子。就今天的中國學界而言，概念“發明”所面臨的既不是帕森斯式的宏大理論抽象化、空洞化的問題，也不是默頓式的中層理論碎片化的問題，而是生造概念、胡謅術語、缺乏真正的學理基礎的粗制濫造問題。這當然不限于社會學界，政治學界胡亂編造概念的情況比社會學界還要嚴重得多。近二十年前筆者曾批評某些學者的樸素經驗主義，12而現在走進社會學和政治學的江湖，滿眼望去，盡皆樸素經驗主義風格的概念。研究所學生做學位論文時不杜撰出一個新詞就誓不罷休，一些名家凡寫一篇文章就要創造一個概念，否則不足以凸顯他們在學術上的引領地位。學術創新被簡化為“發明”概念，無數的學位論文和大大小小的課題都号稱要進行學術創新，在“小世界”中展開的所謂“學科建設”和榮譽分贓都打着學術創新的旗号，這些真真假假的創新壓力最後都加載到概念的“發明”上，甚至加載到學科方向名稱的“發明”上。概念的“發明”本來是極其嚴肅、艱辛而稀缺的，但在今日的中國學界，兜售各種新鮮而廉價的概念的“櫥窗”琳琅滿目，卻是各領風騷三五天，甚或自始就乏人問津、自言自語。這個看似成果豐碩的新概念世界在時間的蕩滌下勢必變成一片瓦礫。

二、“發現”：一種被低估的概念生産方式

要提高中國社會理論的建設水準，除了端正概念“發明”的态度，改進概念“發明”的技藝外，還需要拓寬概念生産的途徑。如前所述，概念的“發明”之是以會出現粗制濫造的問題，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把概念的生産直接等同于概念的“發明”。事實上，還有一種概念的生産方式被嚴重低估了，即概念的“發現”——研究者對某些已經存在，但原非社會理論術語的用語賦予了社會理論的含義，進而将一個非理論術語轉化為理論概念。許多人都認為理論雖來源于經驗，但應該高于經驗，是以需要具有經驗所不具備的表達形态。但在筆者看來，理論與經驗的差别并不在表面的形态上，而是在實質的内涵上。借用結構語言學的說法，它們的關鍵差别并不在“能指”而是在“所指”上。這就像禅宗典籍《五燈會元》所說的：“三十年前未參禅時，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及至後來，親見知識，有個入處，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而今得個休歇處，依前見山隻是山，見水隻是水”。13理論來源于經驗，也高于經驗，然而也可以一種新的姿态再回到經驗。被“發現”的概念在字面上看似沒有發生變化，實際上已經曆從特殊到一般、從個别到一般的理論賦義過程。如果說概念的“發明”是無中生有，那麼概念的“發現”就是舊瓶新酒。本文把對概念的“發現”分成如下五種類型：

第一類是對中國傳統文化滲透進日常生活的重要用語、諺語的“發現”。這類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國社會理論對“關系”“面子”“人情”“報”等來自傳統文化，對當代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仍在持續發生影響的用語的“發現”和挖掘。筆者自己也曾嘗試對“氣”作過社會理論的建構。14

第二類是對中國傳統思想概念的“發現”。這些概念來自中國傳統思想典籍，它們雖然在今天已經不再使用或在今天的語境中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但對于了解傳統中國社會的制度結構、運作機制以及倫理人心都是至關重要的。比如“封建”與“郡縣”這兩個概念的并舉，又如對“喪服”作為一個制度史概念的建構。15

第三類是對中國獨特的組織機構的“發現”。這裡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國内學界對“機關”這種中國獨特的組織機構及制度所作的大量研究。16

第四類是對中國政治制度及其運作過程的“發現”。對中國政治制度的“發現”較為典型的例子有“條塊關系”“工作隊”“樹典型”和“項目制”等。對中國政治運作機制的“發現”則彙聚了社會學界更多的探索成果，如“變通”，“共謀”，“一統就死，一放就亂”，“土地财政”，“放水養魚”等。筆者在《大河移民上訪的故事》中也着力于“發現”有關政治運作的概念，比如“開口子-揭蓋子-拔釘子”的擺平技術，“踩線不越線”的上訪技術等。17

第五類是對中國經濟改革和市場轉型特征的“發現”。中國四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實踐極大地改變了社會經濟面貌，也為社會理論的“發現”提供了豐厚的土壤。比如，“（經濟）雙軌制”“城鄉二進制結構”“離土不離鄉”“農民上樓”與“資本下鄉”等現象都成為中國社會學捕捉和品味的對象。18

因篇幅所限，本文無法對這五類概念的“發現”詳加辨析。但鳥瞰中國社會學界這四十多年的概念生産實踐，可以清楚地看到，“發現”在應用的廣泛性上比“發明”有過之而無不及。那麼，為什麼“發現”往往在理論上被低估呢？這很可能是因為，社會學理論通常被看成要實作從故事到知識的提升，19而概念的“發現”被視為還停留在“故事”階段，是以不具有“知識”上的重要性和創新性。在筆者看來，一個具有社會學味道的好“故事”是靠“講”出來的，而“講”本身就是一種理論功夫的展現。無論是用故事的方式來呈現社會的結構和機制，還是用“發現”的方式來進行概念的生産，已經是理論生産本身，而非理論生産的前奏。20概念的“發明”與“發現”的關系，猶如定性研究與量化研究的關系一樣，本身并無高低之分。它們如何具體應用取決于所研究問題的性質以及研究者的個人風格。

三、“發現”概念所面臨的陷阱

當我們為“發現”概念正名的時候，并不是說“發現”就是概念生産的捷徑，更不意味着“發現”就可以免于粗制濫造。“發現”概念有兩個關鍵的環節：尋找有社會理論價值的概念和為被發現的概念賦義。在這兩個環節上都布滿了陷阱，下面簡述之。

在尋找概念上的陷阱可謂“發現”對象的失焦問題。無論是在日常生活中，還是在傳統文化中，或是在當代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中，無時無處不淹沒在各種概念的叢林裡。那麼，究竟什麼樣的概念才是需要被“打撈”出來的呢？筆者認為需要同時具備三個條件：首先是概念指涉在理論上的特殊重要性。比如“關系”和“機關”就分别觸及中國傳統社會結構與當代社會結構的關鍵特征，其說法雖源自經驗世界，卻能引領和開啟人們超越經驗世界的相對性和情境性，達緻規律性和本質性的認識，因而具有理論上的重要性。其次是概念指涉的寬度要适度，既不能過寬，也不能過窄。像“國家”“現代化”“社會主義”這樣的宏觀概念雖然極其重要，但因為指涉過寬而難于在一個具體研究中展開。但如果所“發現”的概念僅僅是對某些個别性、特殊性的經驗現象的機制揭示，那就難以完成概念的一般化概括、抽象化上升及普适化應用。這種概念隻是一種過于微觀的、特定的工作假設，其理論意義和普适性極其有限。盡管默頓所說的中層理論因為過于強調與經典理論的距離及與宏觀社會結構的差異而帶來了碎片化的問題，盡管他所說的中層理論的适用面僅限于概念的“發明”而非“發現”，但是必須承認，他對中層理論的界定對我們了解概念的“發現”的适當寬度還是具有啟發的：“中層理論既非日常研究中廣泛涉及的微觀但必要的工作假設，也不是盡一切系統化努力而發展出來的用以解釋所能觀察到的社會行為、社會組織和社會變遷的一緻性的統一理論，而是指介于這兩者之間的理論”，它們“介于社會系統的一般理論和對細節的詳盡描述之間”，“這些理論對于處理社會行為和社會結構的不同方面有足夠的抽象程度，是以它們勝過純粹的描述或經驗概括”。21總之，概念“發現”的指涉寬度必須适中。最後，概念指涉要具有深遠的曆史性。這種概念不能是時事性、權宜性、中短期政策性的，而是長期持續的，既有曆史的基礎，又能對局勢和社會結構發揮曆史性的影響。盲目跟風永遠不可能“發現”有學術生命力的概念。“一村一理論”，開一個大會來一串概念，隻能叫做“樸素經驗主義”，可以去做時事宣講，談不上學術創新。“發現”概念看似比“發明”的門檻更低，便于模仿跟風，但實際上更容易粗制濫造。因為要能捕捉到一個有學術生命力和增長點的概念，對首創者的經驗直覺能力和理論洞察力有極高的要求，是一種非常具有個人風格的學術創造活動，初學者是難以複制的。比如，中國的機關制自延安時期即已發端，1949年後很快成型，當代中國人絕大部分都是“機關人”，即使是在1978年後機關依然發揮着強勁的影響力，那麼，為什麼是由路風直到1989年才在國内首次指出“機關”在學術分析上的重要性呢？路風自大學畢業後到發表《機關：一種特殊的社會組織形式》時并沒有從事學術研究。他最早在北京市信訪辦公室從事信訪接待工作，後來又先後調到北京市财貿辦公室、國家經濟委員會和國家計劃委員會工作。正是在北京接觸大量上訪人群的經曆，使路風發現幾乎每個人、所有的問題都離不開“機關”。“上訪”這種社會沖突把“機關”的重要性凸現出來了。而路風在國家計劃委員會（國家經濟委員會後來在機構改革中被合并進國家計劃委員會）的工作經曆，又使他有了從宏觀組織和政策運作的角度進一步感受“機關”意蘊的機會，加上他自己對探索中國政治經濟社會體制特性的強烈興趣，使他在醞釀多年後才終于有了對“機關”的“發現”。22盡管在英語學術界對機關制度的實質分析始于華爾德（Andrew G. Walder）1986年出版的《共産主義新傳統主義》，23但是，華爾德的書中尚沒有發現“機關”這個概念的重要性，而且他的分析主要限于工廠和工業權力關系。就此而論，路風的研究依然有很大的理論創新價值，對“機關”概念的“發現”也還是首創于他。路風的這種經曆與匈牙利著名思想家科爾奈（János Kornai）對“短缺”的“發現”有些相似。科爾奈在從事學術研究前曾長期在匈牙利共産黨中央機關報從事編輯工作，1955年因故被開除後才轉入匈牙利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從事研究。他于1956年出版了博士論文《經濟管理中的過度集中》，其中專章讨論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中的“短缺”現象。這是他對“短缺”的最初“發現”，其靈感來源于他從事學術研究前的政治和新聞生涯。而後他又用約二十年的時間精心打磨這一概念，于1980年最終出版了他的經典著作《短缺經濟學》。“短缺”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下一個持續的、廣泛的、嚴重的社會現象。科爾奈在從“睜着眼睛觀察現實的天真研究者”到專業經濟學家的修煉過程中，在經驗觀察和理論分析的漫長融合中，将“短缺”從一種日常生活現象變成具有普遍意義的經驗現象并上升到綜合性理論的高度，最終完成學術界對這一經典概念的“發現”。24路風和科爾奈的故事告訴我們，在急功近利的課題學術制度中，在喧鬧的學術氛圍中，在樸素經驗主義的田野采風中，除了粗制濫造的概念遊戲外很難有如“機關”或“短缺”這樣的概念“發現”。

在為概念賦義上的陷阱可謂“發現”的機制化錯位。概念對象的“發現”已屬艱難，若“發現”了一個重要的概念卻無法作出貼切而精當的闡釋，就無法完成從一個非學術概念向一個成熟的學術概念的轉換。這裡我們且不說那種隻能就事論事而無法完成從個别到一般，從經驗到理論的上升的做法。即使能完成理論化的提煉和上升，也還存在着一種值得注意的闡釋誤區：用西方社會理論的架構來闡釋具有濃厚中國社會特色的現象。比如，“關系”是一個極有價值的概念“發現”。這裡所說的“關系”并非泛指普世性的社會關系，而是特指中國社會特别重視以家庭倫理為本位，以親友近鄰為紐帶來建構的社會關系網絡，它與費孝通所“發明”的“差序格局”的意涵是相近的。楊國樞、金耀基、黃光國等一批港台學者最早對“關系”（也包括與之類似的“人情”“面子”等）進行研究，他們的路徑是用西方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來測量、評估和分析中國社會的關系強度。結果，正如周飛舟所指出的，“關系”這些本來極具生命力的本土概念被西方社會理論所肢解，要麼變成西方社會學概念的“附庸”，如“關系”變成交換理論或者博弈理論的中國版本，要麼變成籠統抽象的“社會資本”這種在很大程度上被濫用了的“剩餘範疇”。這種路數的研究自有其學術價值，不過，它們缺乏持久的生發力，難以構成中國本土社會理論的基礎，就如同一棵大樹被切分成幹、枝、葉來進行分析，卻無視樹根及其紮根的水土。25實際上，筆者自己在用“氣”來诠釋中國社會的集體行動時，雖然嘗試要擺脫西方社會運動理論的比附，但仍未找到貼近了解“氣”的文化根基和作用機理。

尋找概念與為概念賦義在概念的“發明”中是密不可分的兩個環節。概念未找準，就談不上為概念賦義的問題，所謂賦義不過是“為賦新詞強說愁”；而找到了有意義的概念，卻不能進行貼切而深入的賦義，所謂尋找也是“縱使相逢應不識”。

四、從文化自覺的高度來“發現”概念

在建構中國社會理論時，究竟如何才能“發現”兼具敏銳洞察力和持久生發力的本土概念呢？周飛舟近年一直強調要從“文化自覺”的高度來拓寬社會學中國化的路徑，貼合中國傳統文化的自身脈絡來“發現”本土概念。26筆者對此深以為然。事實上，筆者最近十年在研究曆史社會學、政治社會學及中共革命問題時，也正是嘗試從“文化自覺”的高度，貼合着中國共産黨政治文化的脈絡來“發現”中共革命中的概念。比如，筆者在研究朱毛紅軍在井岡山根據地和中央蘇區的革命實踐時，發現了毛澤東對“前敵委員會”這個機構的創造性利用。前敵委員會本是一種純軍事指揮機構的設定，但是在毛澤東的手裡，它成了打通紅軍與地方的樞紐，成了“黨指揮槍”與“槍杆子裡面出政權”的共同依托。前敵委員會塑造了中共對軍隊獨特的上司方式，它既不同于北伐時期國民革命軍中的黨代表制，也有别于蘇俄紅軍中的政委制。通過對前敵委員會這個機構的“發現”，我們可以對毛澤東所強調的黨對軍隊的絕對上司有更真切的認識，對民主集中制在軍内和黨内的展現和演化機制有更深入的了解。27實際上，前敵委員會也構成了機關制的史前史。又如，筆者在研究朱毛紅軍的軍事戰略時，把概念的“發現”與“發明”結合在了一起。該研究中所謂的“發現”，是對毛澤東所提出的“伴着發展”戰略的“發現”。這種戰略以正規化、職業化、政治化的軍事武裝為基礎，在有紅色力量的地方逐漸擴充，扶持地方軍事力量的成長，并推動地方政治秩序的重構，将軍事革命與社會革命結合在一起。而所謂的“發明”，是筆者基于孔飛力提出的晚清以來“地方軍事化”的格局，把毛澤東開創的這種新格局稱為“軍事地方化”格局。筆者在文中對這兩種格局的異同進行了仔細的比較。“伴着發展”和“軍事地方化”并不僅僅是中共的一種軍事戰略，而且在1949年後也成為一種基本的國家治理模式。28筆者在研究抗戰以來的中共中央與各戰略根據地的關系時，同樣也并用了概念的“發明”與“發現”。在該研究中，筆者對中共中央就其與各根據地的關系提出的“統一上司，分散經營”進行了具體的闡釋，并将這種現象稱為“軍事發包制”。對此現象的“發現”與“發明”，接通和深化了學界已有的對“行政發包制”的研究，澄清了中國社會特有的“行政發包制”的現代史基礎。29筆者近期提出用“以史解經”的方式從整全性上來把握中國共産主義文明。所謂“經”，其實正是對中共革命中重要的原生概念的“發現”。30筆者對這些概念的“發現”，雖然基于對中共上司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實踐的研究，但因為一方面着眼于梳理從歐洲共産主義思想到蘇俄“列甯式政黨”再到中國共産黨的關鍵線索，另一方面又注重打通從晚清太平天國起義到辛亥革命和國民革命再到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及建設的演化脈絡，是以使這些概念超越了局部性、片斷性、短時性的限制，而賦予其逾越百年的政治文化意義。當然，筆者關于中共革命的曆史社會學研究尚在摸索過程中，其文化的自覺性與理論的成熟度尚待進一步提高和檢驗。

在中國社會理論的概念生産中，除了本文所論述的“發明”與“發現”外，還有第三種方式——“采借”，即對西方社會理論概念的借用和改造。這三種方式各有長短，難論高下。不過，能夠“發明”出在學界真正有生命力的概念是極其艱難和罕見的事情，而西方概念與中國經驗的對接也是一件困難重重，稍有不慎即會落入陷阱的事情。在筆者看來，在深入了解西方社會理論傳統的基礎上觸摸中國曆史和中國社會的獨特運作邏輯，體察中國人獨特的身心狀态，建構自主的中國學術話語體系，是中國社會學今日面臨的迫切任務。就此而言，學界需要高度重視對來自中國曆史和中國社會生活原汁原味的概念的“發現”。但與此同時，我們也應對“發現”概念所面臨的陷阱及危險保持足夠的清醒和必要的檢討意識。31說到底，學術的創新和概念的生産沒有任何捷徑和竅門可言。正如韋伯所說：“隻有發自内心地獻身于自己的使命，才能提升自己，使自己達到自己宣稱緻力的那項事業的高貴與尊嚴。”32

【注釋】

①［美］托馬斯·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金吾倫、胡新和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②［美］羅伯特·K·默頓：《社會理論和社會結構》，唐少傑、齊心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6年版。

③［德］馬克斯·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韓水法、莫茜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版，第49頁；［法］E·迪爾凱姆：《社會學方法的準則》，狄玉明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年版，第106—137頁。

④［英］安德魯·海伍德：《政治學核心概念》，吳勇譯，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⑤費孝通：《鄉土中國 生育制度 鄉土重建》，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年版，第27、32頁。

⑥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版，第177頁。

⑦應星：《大河移民上訪的故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317—320頁；亦見應星、晉軍：《集體上訪中的“問題化”過程》，載《清華社會學評論》特輯，廈門：鹭江出版社2000年版。

⑧［法］米歇爾·福柯：《性經驗史》，佘碧平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10頁；［法］米歇爾·福柯：《什麼是啟蒙》，載《國外社會學》1997年第6期；［法］朱迪特·勒薇爾：《福柯思想辭典》，潘培慶譯，重慶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124—125頁。

⑨C·賴特·米爾斯：《社會學的想象力》，李康譯，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33—68頁。

⑩［美］羅伯特·K·默頓：《社會理論和社會結構》，第224—244頁；應星：《經典社會理論與比較曆史分析——一個批判性的考察》，載《社會學研究》2021年第2期。

11［美］羅伯特·K·默頓：《社會理論和社會結構》，第70頁。

12應星：《評村民自治研究的新取向——以〈選舉事件與村莊政治〉為例》，載《社會學研究》2005年第1期。

13普濟：《五燈會元》下卷，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1135頁。

14應星：《“氣”與抗争政治：當代中國鄉村社會穩定問題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

15周飛舟：《行動倫理與“關系社會”——社會學中國化的路徑》，載《社會學研究》2018年第1期；周飛舟：《一本與一體：中國社會理論的基礎》，載《社會》2021年第4期；渠敬東：《中國傳統社會的雙軌治理體系：封建與郡縣之辨》，載《社會》2016年第2期。

16國内學界對“機關”的“發現”最早始于路風：《機關：一種特殊的社會組織形式》，載《中國社會科學》1989年第1期。

17應星：《大河移民上訪的故事》，第317—327頁。

18以下兩個研究對這類概念“發現”有較綜合的展現：孫立平等：《改革以來中國社會結構的變遷》，載《中國社會科學》1994年第2期；渠敬東、周飛舟、應星：《從總體支配到技術治理——基于中國改革30年改革經驗的社會學分析》，載《中國社會科學》2009年第6期。

19參見張靜：《案例分析的目标：從故事到知識》，載《中國社會科學》2018年第8期。

20應星：《“田野工作的想象力”：在科學與藝術之間——以〈大河移民上訪的故事〉為例》，載《社會》2018年第1期；趙鼎新（主編）、郦菁（執行主編）：《什麼是曆史社會學》，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23年版。

21［美］羅伯特·K·默頓：《社會理論和社會結構》，第59—60、100頁。

22路風：《學習的目的不是做奴才》，載《商務周刊》2004年第11期。

23Andrew G. Walder,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24［匈］ 雅諾什·科爾奈：《思想的力量：智識之旅的非正常自傳》，安佳、張涵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8、241—250頁。

25周飛舟：《行動倫理與“關系社會”——社會學中國化的路徑》。

26周飛舟：《行動倫理與“關系社會”——社會學中國化的路徑》；周飛舟：《一本與一體：中國社會理論的基礎》；周飛舟：《慈孝一體——論差序格局的“核心層”》，載《學海》2019年第2期。

27應星：《紅四軍上司機構的演化與主力紅軍的組織形态》，載《蘇區研究》2016年第3期。

28應星：《從“地方軍事化”到“軍事地方化”——以紅四軍“伴着發展”戰略的淵源流變為中心》，載《開放時代》2018年第5期。

29應星：《軍事發包制》，載《社會》2020年第5期。

30應星：《“以史解經”與中國共産主義文明研究的整全性路徑》，載《開放時代》2021年第4期。

31應星：《質性研究的方法論再反思》，載《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4期。

32［德］馬克斯·韋伯：《科學作為天職》，載［德］馬克斯·韋伯等（著）、李猛（編）：《科學作為天職：韋伯與我們時代的命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年版，第17頁。

【作者簡介】 應星：清華大學社會學系（Ying Xing,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Tsinghua Univer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