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小撰
編輯|枕上史書
蔡京在北宋晚期4次入相，主持了多次錢法改革，陝西路因其特殊的軍事地位和貨币淵源成為蔡京推廣當十錢、夾錫錢等新型貨币的試點區域。
當十錢和夾錫錢不斷貶值卻被宋廷以官方信用強行維持，最終形成了一種畸形的彙兌關系。小鈔和錢引也名存實亡，成為官方盤剝百姓的利器。陝西在逐漸融入内地金融體系的同時也淪為政治角鬥和皇帝享受的犧牲品。
蔡京的貨币改革以急速擴張後又急速收縮為基本特點，為了增加政府收入，通過貨币推廣大肆掠奪民間财富，逐漸将陝西路構造了接近百年的金融體系推向深淵。
自李繼遷之亂以來，陝西路曆經真、仁、英、神、哲五朝，漸漸建構出了一種由戰事而生、有别于其他地區的獨特經濟模式。
然而事态卻在宋徽宗時期發生了變化，徽、欽二帝在位時的北宋晚期是一個經濟狀況極其動亂的時代，除了戰事影響外，政局的跌宕和經濟政策的制定也是重要原因。
在此之前陝西路貨币市場上共有銅錢、鐵錢、紙币3種大類型的通貨，它們之間既互相排斥，又在某種支付方式失去信用時互相補充。
其中銅錢以小平錢和折二錢為主，鐵錢以大鐵錢和小鐵錢為主，紙币以鹽鈔和交子為主。
在徽、欽二朝，陝西路貨币市場的流通手段除了上述6種之外，銅錢新增了當三錢、當五錢、當十錢3種，鐵錢新增夾錫錢一種，紙币新增小鈔和錢引兩種，共計12種通貨先後出現并流通過，使陝西路金融狀況更加複雜。
不單單是因為貨币體系紊亂，北宋晚期陝西路金融體系的複雜還展現在其與中央和内地的關系上。
陝西之是以能夠在北宋開國之初即成為特殊貨币區，正是由于其緊鄰西夏的重要地理位置，在此行用的多種流通方式和金融手段無一不是為了軍需服務的。
而自崇甯二年宋廷将大銅錢推廣至全國開始，陝西路就跳出了原先獨立的金融體系融入國内的大環境。
在某種角度上，雖然陝西依然保有國防重點區域的鮮明經濟特色，但經濟和金融發展走勢已更多地依賴中央朝政的變化和内地的經濟狀況，這是北宋晚期陝西路發展的另一顯著特征。
動蕩的開始———崇甯時期
建中靖國元年正月，随着向太後的過世，宋廷半年多來通過垂簾幹預的人事安排即将迎接一次大的變動。
蔡京改革的第一項措施就是令陝西路“鑄當五錢”，企圖通過此舉機械地增加當地市場的貨币流通額。
不過大概是吸取了宋仁宗在陝西路鑄行當十錢失敗的教訓，在确定大錢面額時，宋廷并未直接規定大錢以一當十，而是截取了當十錢與後來演變成的折二錢的中間數———當五來防止出現大規模的盜鑄和貶值事件。
但這種現象僅持續了不到一年，宋廷就在不久後的崇甯二年以當五錢為基礎上改鑄當十錢。
事實上，宋仁宗慶曆年間鑄造的當十大錢，每枚的料例是一枚小平錢的3倍，若按照距離最近的慶曆四年小平錢料例，每一千文小平錢“淨四斤八兩”，每一千文折二錢就應該淨重十三斤八兩。
而崇甯二年以當五錢為基礎鑄造的當十錢，雖然錢重有所提升，但每一千文也不過才十四斤七兩。
較之慶曆年間的大錢每千文增重不到一斤，每枚僅三錢，依舊保持着大約1∶3的比例。這顯然無法彌補大小銅錢配重之間的巨大空缺，是以貶值和盜鑄問題是可以預見的。
不過這一切全被蔡京等人營造的繁榮假象所掩蓋，直到崇甯五年蔡京首次罷相之前，宋徽宗才逐漸察覺到當十大錢的弊端和不可控性。
崇甯二年正月，正式開始在銅錢和鐵錢兩種流通領域内擡高貨币流通量，對于這批大錢的流通區域，也另有講究。
同年二月，蔡京上奏:這批初次鑄造的當十錢，并不能在陝西、四川、河東等鐵錢流通區行用。
這些地區或因特殊鑄造問題或因軍事需求，行用鐵錢由來已久，逐漸演變出了當地特有的流通樣貌。
以陝西為例，自元祐始，鐵錢逐漸出現爆發式貶值趨勢。在宋徽宗即位之前，陝西路銅、鐵錢的使用比例甚至到了1∶4的地步。
得益于宋哲宗在陝西路落實數年的隔絕銅錢措施，民間私藏的銅錢不斷升值。當十錢以一當十，大鐵錢以一當二的規定均是以小銅錢為兌換标準，若強制執行，無疑是将宋神宗後期乃至宋哲宗朝辛苦培養了近二十年的金融體系全部推翻。
蔡京不是不明白這個道理，發現“陝西行鐵錢久，币益輕”，于是“設法盡斂之，更鑄夾錫錢”，想通過縮減鐵錢鑄造成本的同時擴大流通量，在不改變鐵錢作為主要流通手段的原則下達到“币稍重”的調和目的。
到了崇甯三年正月，小平錢和當五錢全部罷鑄，同時廢行折二錢，陝西路的當十錢鑄造開始進入頂峰時期，并且“官帑所有折二錢改鑄折十錢”，可見當十錢已然不再是陝西的特有産物，而是逐漸通行到了全國。
這也意味着陝西路的金融體系也已在解體的邊緣，逐漸向着全國市場靠攏了。
這樣看來，蔡京等人在崇甯三年所做出的一系列貨币改革，雖然有擴張經濟、增加産出之嫌，但大緻都能做到對陝西當地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結合曆史遺留問題特殊對待。
不過這算不上一個好的信号，開了當十錢鑄造之先河，陝西路從國防重點區域到特殊貨币斂财區隻有一步之遙。
這種局面一直持續到大觀元年，蔡京第二次入相并重新主持貨币改革後才發生改變。
大勢所趨———大觀時期
大觀元年正月，蔡京首先恢複夾錫錢的鑄造和通行:“大觀元年，京複相，遂降錢式及錫母于鑄錢之路，鑄錢院專用鼓鑄”。
國内貨币市場内流通的夾錫錢數量再度迎來鑄币高峰，同時蔡京也對小鈔的定位做了調整。
崇甯五年蔡京去政時，宋廷發行小鈔的原意是吸收市場中貶值的當十大錢限制其流通，進而達到類似四川交子兌換鐵錢的效果。
但大觀元年正月蔡京再次入相之後，便規定了民間私鑄當十錢向官方的彙兌金額，即以一當三，若超過兌換時間仍持有私鑄當十錢，就以罪論。
這是蔡京逐漸淡化小鈔吸收當十錢的重要舉措。在短短幾天的時間裡，民間流通的當十錢必然不可能盡數交納，但是實際上宋廷給予百姓的補貼也是比較适配大錢實際價值的，也能夠吸引百姓前往兌換。
是以這條诏令的實際意義就在于否定民間對當十錢的私鑄，同時肯定了官方當十錢的再次流通，這對打擊民間盜鑄行為也有一定的積極作用。
也就不難想象，當十錢和夾錫錢重新被啟用，促使陝西的金融體系又開始了向内地融入的步伐。
畢竟即使在崇甯末蔡京罷相時期，當十和夾錫錢依然可以合法地流通在陝西市場上，這也就意味着陝西本地市場對這種具有貶值隐患劣質貨币的包容度要遠大于其餘諸路。
一向作為貨币先行試點區域和劣質貨币吸收場所的陝西路在此時接受了與内地同步的貨币整改，這無疑加快了陝西路金融體系融入全國的步伐，但這種搖搖欲墜的狀态也正是其崩潰的先兆。
終局已定———政和至靖康時期
政和元年主持錢法改革的張商英被台臣攻擊卷入案件，于同年八月丁巳罷相。北宋朝堂的暗潮洶湧逐漸開始蔓延在了國内的經濟領域。得益于蔡京的去政狀态，貨币政策暫時沒有往擴張方向發展。
進入宣和年間，夾錫錢的鑄造情況便沒有出現什麼過大的變化。
大概是在宣和二年蔡京第三次罷相後，陝西路适當地鼓鑄小平錢用以維護破敗不堪的貨币經濟，但随即在宣和六年蔡京第四次入相後被再次糾正，支援在陝西鼓鑄小鐵錢者均被降罪。
直到宋欽宗即位後的靖康元年，朝廷才“罷政和敕陝西路用銅錢斷徒二年配千裡法”。
說明鐵錢在陝西路徹底失去了信用和價值，銅錢的恢複也象征着自宋仁宗始對陝西路經營了一百多年的金融體系徹底崩潰。
宋廷辛苦鑄造的鐵錢在陝西路沒有了信用保障，民間百姓甯以物易物也不再信任官方鼓鑄的鐵錢。
本意是作為特殊國防區進行特色經濟建設的陝西路最終成了北宋晚期政治腐敗的一幅縮影。
結語
在短短的二十餘年裡，蔡京4次入相，貫穿了北宋晚期曆史的始終，這必然要歸罪于一再妥協的宋徽宗。
良知上的譴責讓他在蔡京罷相時不斷支援張商英、鄭居中等人的修繕，但精神和物質上的享受又讓他離不開蔡京荒唐的斂财手段，數以萬計的百姓成為蔡京與政敵對弈以及宋徽宗奢靡享受的犧牲品。
陝西路金融體系建構的失敗，很好地印證了宋代财政體系與國防軍事之間的沖突關系。邊境地區的經濟建設與内地，尤其是中央，不能盲目地走同一條路。正如消費因需求而起，不同區域間建設的主題不同，經濟發展重點自然就不一樣。
這至少也說明在北宋時期，并非一切加強中央集權的措施都是先進的。
在地方經濟發展和中央集權的沖突中，如何鮮明地激活地方體系的獨立性，又能保證其隸屬于中央的統一和管轄不變，這應當是中國古代各朝地方經濟發展要考慮的終極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