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小撰
编辑|枕上史书
蔡京在北宋晚期4次入相，主持了多次钱法改革，陕西路因其特殊的军事地位和货币渊源成为蔡京推广当十钱、夹锡钱等新型货币的试点区域。
当十钱和夹锡钱不断贬值却被宋廷以官方信用强行维持，最终形成了一种畸形的汇兑关系。小钞和钱引也名存实亡，成为官方盘剥百姓的利器。陕西在逐渐融入内地金融体系的同时也沦为政治角斗和皇帝享受的牺牲品。
蔡京的货币改革以急速扩张后又急速收缩为基本特点，为了增加政府收入，通过货币推广大肆掠夺民间财富，逐渐将陕西路构造了接近百年的金融体系推向深渊。
自李继迁之乱以来，陕西路历经真、仁、英、神、哲五朝，渐渐构建出了一种由战事而生、有别于其他地区的独特经济模式。
然而事态却在宋徽宗时期发生了变化，徽、钦二帝在位时的北宋晚期是一个经济状况极其动乱的时代，除了战事影响外，政局的跌宕和经济政策的制定也是重要原因。
在此之前陕西路货币市场上共有铜钱、铁钱、纸币3种大类型的通货，它们之间既相互排斥，又在某种支付方式失去信用时相互补充。
其中铜钱以小平钱和折二钱为主，铁钱以大铁钱和小铁钱为主，纸币以盐钞和交子为主。
在徽、钦二朝，陕西路货币市场的流通手段除了上述6种之外，铜钱新增了当三钱、当五钱、当十钱3种，铁钱新增夹锡钱一种，纸币新增小钞和钱引两种，共计12种通货先后出现并流通过，使陕西路金融状况更加复杂。
不单单是因为货币体系紊乱，北宋晚期陕西路金融体系的复杂还体现在其与中央和内地的关系上。
陕西之所以能够在北宋开国之初即成为特殊货币区，正是由于其紧邻西夏的重要地理位置，在此行用的多种流通方式和金融手段无一不是为了军需服务的。
而自崇宁二年宋廷将大铜钱推广至全国开始，陕西路就跳出了原先独立的金融体系融入国内的大环境。
在某种角度上，虽然陕西依然保有国防重点区域的鲜明经济特色，但经济和金融发展走势已更多地依赖中央朝政的变化和内地的经济状况，这是北宋晚期陕西路发展的另一显著特征。
动荡的开始———崇宁时期
建中靖国元年正月，随着向太后的过世，宋廷半年多来通过垂帘干预的人事安排即将迎接一次大的变动。
蔡京改革的第一项措施就是令陕西路“铸当五钱”，企图通过此举机械地增加当地市场的货币流通额。
不过大概是吸取了宋仁宗在陕西路铸行当十钱失败的教训，在确定大钱面额时，宋廷并未直接规定大钱以一当十，而是截取了当十钱与后来演变成的折二钱的中间数———当五来防止出现大规模的盗铸和贬值事件。
但这种现象仅持续了不到一年，宋廷就在不久后的崇宁二年以当五钱为基础上改铸当十钱。
事实上，宋仁宗庆历年间铸造的当十大钱，每枚的料例是一枚小平钱的3倍，若按照距离最近的庆历四年小平钱料例，每一千文小平钱“净四斤八两”，每一千文折二钱就应该净重十三斤八两。
而崇宁二年以当五钱为基础铸造的当十钱，虽然钱重有所提升，但每一千文也不过才十四斤七两。
较之庆历年间的大钱每千文增重不到一斤，每枚仅三钱，依旧保持着大约1∶3的比例。这显然无法弥补大小铜钱配重之间的巨大空缺，所以贬值和盗铸问题是可以预见的。
不过这一切全被蔡京等人营造的繁荣假象所掩盖，直到崇宁五年蔡京首次罢相之前，宋徽宗才逐渐察觉到当十大钱的弊端和不可控性。
崇宁二年正月，正式开始在铜钱和铁钱两种流通领域内抬高货币流通量，对于这批大钱的流通区域，也另有讲究。
同年二月，蔡京上奏:这批初次铸造的当十钱，并不能在陕西、四川、河东等铁钱流通区行用。
这些地区或因特殊铸造问题或因军事需求，行用铁钱由来已久，逐渐演变出了当地特有的流通样貌。
以陕西为例，自元祐始，铁钱逐渐出现爆发式贬值趋势。在宋徽宗即位之前，陕西路铜、铁钱的使用比例甚至到了1∶4的地步。
得益于宋哲宗在陕西路落实数年的隔绝铜钱措施，民间私藏的铜钱不断升值。当十钱以一当十，大铁钱以一当二的规定均是以小铜钱为兑换标准，若强制执行，无疑是将宋神宗后期乃至宋哲宗朝辛苦培养了近二十年的金融体系全部推翻。
蔡京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发现“陕西行铁钱久，币益轻”，于是“设法尽敛之，更铸夹锡钱”，想通过缩减铁钱铸造成本的同时扩大流通量，在不改变铁钱作为主要流通手段的原则下达到“币稍重”的调和目的。
到了崇宁三年正月，小平钱和当五钱全部罢铸，同时废行折二钱，陕西路的当十钱铸造开始进入顶峰时期，并且“官帑所有折二钱改铸折十钱”，可见当十钱已然不再是陕西的特有产物，而是逐渐通行到了全国。
这也意味着陕西路的金融体系也已在解体的边缘，逐渐向着全国市场靠拢了。
这样看来，蔡京等人在崇宁三年所做出的一系列货币改革，虽然有扩张经济、增加产出之嫌，但大致都能做到对陕西当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结合历史遗留问题特殊对待。
不过这算不上一个好的信号，开了当十钱铸造之先河，陕西路从国防重点区域到特殊货币敛财区只有一步之遥。
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大观元年，蔡京第二次入相并重新主持货币改革后才发生改变。
大势所趋———大观时期
大观元年正月，蔡京首先恢复夹锡钱的铸造和通行:“大观元年，京复相，遂降钱式及锡母于铸钱之路，铸钱院专用鼓铸”。
国内货币市场内流通的夹锡钱数量再度迎来铸币高峰，同时蔡京也对小钞的定位做了调整。
崇宁五年蔡京去政时，宋廷发行小钞的原意是吸收市场中贬值的当十大钱限制其流通，从而达到类似四川交子兑换铁钱的效果。
但大观元年正月蔡京再次入相之后，便规定了民间私铸当十钱向官方的汇兑金额，即以一当三，若超过兑换时间仍持有私铸当十钱，就以罪论。
这是蔡京逐步淡化小钞吸收当十钱的重要举措。在短短几天的时间里，民间流通的当十钱必然不可能尽数交纳，但是实际上宋廷给予百姓的补贴也是比较适配大钱实际价值的，也能够吸引百姓前往兑换。
所以这条诏令的实际意义就在于否定民间对当十钱的私铸，同时肯定了官方当十钱的再次流通，这对打击民间盗铸行为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也就不难想象，当十钱和夹锡钱重新被启用，促使陕西的金融体系又开始了向内地融入的步伐。
毕竟即使在崇宁末蔡京罢相时期，当十和夹锡钱依然可以合法地流通在陕西市场上，这也就意味着陕西本地市场对这种具有贬值隐患劣质货币的包容度要远大于其余诸路。
一向作为货币先行试点区域和劣质货币吸收场所的陕西路在此时接受了与内地同步的货币整改，这无疑加快了陕西路金融体系融入全国的步伐，但这种摇摇欲坠的状态也正是其崩溃的先兆。
终局已定———政和至靖康时期
政和元年主持钱法改革的张商英被台臣攻击卷入案件，于同年八月丁巳罢相。北宋朝堂的暗潮汹涌逐渐开始蔓延在了国内的经济领域。得益于蔡京的去政状态，货币政策暂时没有往扩张方向发展。
进入宣和年间，夹锡钱的铸造情况便没有出现什么过大的变化。
大概是在宣和二年蔡京第三次罢相后，陕西路适当地鼓铸小平钱用以维护破败不堪的货币经济，但随即在宣和六年蔡京第四次入相后被再次纠正，支持在陕西鼓铸小铁钱者均被降罪。
直到宋钦宗即位后的靖康元年，朝廷才“罢政和敕陕西路用铜钱断徒二年配千里法”。
说明铁钱在陕西路彻底失去了信用和价值，铜钱的恢复也象征着自宋仁宗始对陕西路经营了一百多年的金融体系彻底崩溃。
宋廷辛苦铸造的铁钱在陕西路没有了信用保障，民间百姓宁以物易物也不再信任官方鼓铸的铁钱。
本意是作为特殊国防区进行特色经济建设的陕西路最终成了北宋晚期政治腐败的一幅缩影。
结语
在短短的二十余年里，蔡京4次入相，贯穿了北宋晚期历史的始终，这必然要归罪于一再妥协的宋徽宗。
良知上的谴责让他在蔡京罢相时不断支持张商英、郑居中等人的修缮，但精神和物质上的享受又让他离不开蔡京荒唐的敛财手段，数以万计的百姓成为蔡京与政敌对弈以及宋徽宗奢靡享受的牺牲品。
陕西路金融体系构建的失败，很好地印证了宋代财政体系与国防军事之间的矛盾关系。边境地区的经济建设与内地，尤其是中央，不能盲目地走同一条路。正如消费因需求而起，不同区域间建设的主题不同，经济发展重点自然就不一样。
这至少也说明在北宋时期，并非一切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都是先进的。
在地方经济发展和中央集权的矛盾中，如何鲜明地激活地方体系的独立性，又能保证其隶属于中央的统一和管辖不变，这应当是中国古代各朝地方经济发展要考虑的终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