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州江南地區的核心地位
揚州江南地區對司馬睿意義重大。前述司馬睿從渡江到稱帝有四個困境。其中，實力不足與四面楚歌都把揚州江南地區作為依靠解決的。西晉諸王中，軍事實力較弱的司馬睿得到以王敦為代表的北方僑姓大族和有“三定江南”實力的江南吳姓大族的支援，迅速成為兩晉之交各勢力中較強的一支。
司馬睿以此實力為基礎，以揚州江南地區為基地，平定了盤踞在荊、湘、江、交、廣、揚州江北等地的異己力量，基本統一了長江以南的版圖。這與其在揚州江南地區撫平南北各方勢力，形成“揚州江南政治文化圈”是分不開的。同時，揚州江南地區發達的經濟也給司馬睿立足江南，平定四方提供了堅實的經濟基礎。
東晉政權的根本在揚州江南地區，而揚州江南地區的中心在建康。司馬睿“以建康為中心，以揚州為根本，以日益發展的江南經濟為基礎，以南方土著豪族與北方南遷大姓的協力為依托，憑借地理上的山河之險，層層防禦，力求以舟師水戰阻扼騎兵陸争，進而與北方相對抗。”
司馬睿選擇建康作為都城，經略各地，統一長江以南，一定不是巧合，而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明智之選，主要展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軍事地理方面
1、軍事防禦優勢：建康虎踞龍盤，形勝之地。“鐘阜龍蟠，石城虎踞，此帝王之宅”，建康藏風聚氣，依山傍水，從注重風水學的中國古代來說，是一塊難得的“風水寶地”。但最重要的還是其軍事地理的優越性。定都建康，上遊有荊湘地區、中遊有江州、北部有長江天險與淮泗地區作為緩沖帶，給揚州江南地區提供了一個穩固的保護圈。就揚州江南地區而言，建康城三面環山，一面環水，進可攻、退可守，且易守難攻，北部更有京口北府兵為其犄角。作為“限江自保”的防禦性政權而言，揚州之建康為都可謂上選。
2、軍事進攻優勢：東晉立足建康的優勢之一是可就近鎮輔吳姓大族，将這一主要工作完成之後，會稽、吳郡等富庶郡縣便成為建康的财富來源，充足的錢糧是東晉立國、對外戰争最重要的保障。與吳姓大族達成一緻，将京口北府兵控制在手中之後，以建康為大學營征讨江南各地便再無後顧之憂。東部為大海、北有長江天險、南部交廣在當時實力雖強，但與其他州郡相比仍有差距。以此為基地，司馬睿才得以順利讨平淮泗地區、荊湘地區與江州地區的反對勢力，并能夠以此為基地制衡之後崛起的荊州、江州。如果建都于其它州，勢必處于多股勢力的包圍之中，博弈會更加艱難。
二、政治方面
1、司馬氏根本之地：司馬睿渡江建府建康，可能是由于司馬越的安排與建康為孫吳故都的綜合考慮，初次的選擇意義是十分深遠的。初渡江選擇了建康，使其成為經略各地的大學營，勢必會紮根于此，長久的經營使根基愈加牢固。輕易移動或許會付出很大的代價。尤其東晉時期，士族勢力較強，并時常控制上遊地區。于是司馬氏不得不立足建康，經營周邊，與上遊勢力抗衡，建康對于司馬氏的意義越來越重大。
2、各方勢力的交彙：東晉政治較為複雜，初期就形成“王與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門閥士族與司馬氏既合作又鬥争，呈現出獨特的門閥政治的格局。而士族中又有僑姓士族與吳姓大族之分，雖有合作，但終東晉一世，二者也有十分尖銳的沖突。建康是諸多勢力交彙之地，在司馬睿與王氏兄弟的經營下，各方 利益在建康達成了一種平衡，合作成為各種勢力的主流。這樣的壓力也使以建康為都的地位愈加穩固。是以建康地位一旦動搖，勢必會打破現有的平衡，導緻權力的再次配置設定，很可能會引起巨大的政治風波。
三、文化與人才方面
東漢以降，“學在官府”漸漸向“學在家族”轉變湧現出越來越多的經學世家，這些家族的學術代代相傳，成為學術、為官等方面人才輩出的世家大族。晉末永嘉之亂，中原地區的人口向長江以南遷移。其中既有普通流民也有“中原衣冠”，這些人群的流向，導緻了各地區間巨大的文化差異。
改弦更張，更名“江左”解決了實力不足與四面楚歌的困境，司馬睿得以在揚州江南地區立足。随着北方政局的演變與司馬睿自身實力的發展，避地東南、宗室疏屬的司馬睿看到了稱帝的希望。
不論是建構新的“揚州江南政治文化圈”，還是在揚州江南地區做稱帝準備，都必須擡高這一地域的地位。對此，司馬窨采取了兩種手段。
第一、給建康披上“神話”色彩
建康地區自先秦始，就被賦予各種各樣的神秘色彩，成為虎踞龍盤的“王氣”所出之地。
春秋至西漢，金陵總被術士、望氣者賦予很強的神秘色彩，被認為“有王氣”，将出天子。以至于楚威王、秦始皇等人在此大動幹戈。而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金陵由傳說中的王氣所在之地成為這一時期南方政權的政治中心和帝王居所。諸葛亮曾謂建康：“鐘阜龍蟠，石城虎踞，此乃帝王之宅也。”對建康地區為帝王所居的理由己從風水方術轉變為對此地形勢的評價。孫權定都前曾在武昌和建康間猶豫，張紘以風水的角度建議孫權“秣陵王氣，天之所命，宜為都邑。”
西晉末年，政局動蕩，西晉統治搖搖欲墜，又出現了術士之語、民間之謠。如“吳王後，蔣山上常有紫雲，數術者亦雲，江東猶有帝王氣。又謠言曰：‘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為龍。“王氣”、“天子氣”等傳說，一直伴随着此地從“金陵”到“建邺”再到“建康”。
在中國古代的朝代更疊中，谶炜、隐語、風水等手段是增強合法性、正統性，獲得黎庶認可的重要手段之一。司馬睿從南渡到稱帝，其地位并不十分穩固。他作為西晉皇室疏族，号召力較弱，繼承西晉法統的資格也備受懷疑。由中原僑居江南，江南土著居民對突然南下的藩王也缺乏太深的感情和信任，何況随他而來的僑民在土地、資源等方面勢必與土著居民展開争奪。如何獲得江南土著居民的支援，也是司馬睿面臨的比較棘手的問題。
建康一地的“天子”色彩恰恰滿足了司馬睿的這一需求。能夠占據“天子氣”的建康，能為宗室庶族身份的司馬睿在争取輿論上提供強有力的支援。司馬睿将要稱王稱帝時，也利用過許多谶緯、民謠、祥瑞之兆為其造勢，愍帝遺诏佐以祥瑞之兆，加之金陵出天子等風水術士之說，在司馬睿稱王稱帝正統性、合法性等方面都起到了很強的推動作用。
如此一來，身份上不具有繼承晉法統優勢的司馬睿，成為了“建康王氣”所指的天命之子。對司馬睿繼承西晉法統、取得黎庶支援、正統性的标榜等方面都鍍了一層天命之“金”。建康之于江南地區，就像長安、洛陽之于中原，不僅如此，東晉長期北伐的失敗，使東晉君臣漸漸失去收複兩京故地的信心，而建康“帝王之宅”的地位，使其一定程度上可與兩京地位相比拟，使得失去光複兩京信心的東晉君臣能夠在建康塑造正統王朝的另一個新都。
第二、則是改易地域名稱
自渡江以來，司馬睿常表達自己“寄人國土，心常懷慚。”的心情。在時局的發展中，司馬睿雖擷取了諸多政治資源，整合了南北士族的力量，基本平定了長江以南地區具備了稱帝的資格和條件。但兩京淪陷，繼承西晉法統的司馬睿隻能在建康稱帝。這一地區雖在東吳時期得到了發展，但在整個帝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格局中，仍然處于邊緣地位。無論是對于萬兆黎民、士族門閥還是對于司馬睿自身，稱帝時如何獲得其政權的合法性是必須要面對的問題。
避地東南，稱帝于邊緣區時刻困擾着司馬睿集團。為解決這一問題，司馬睿集團付出了諸多努力。首先是北伐。司馬睿雖時常标榜北伐，但實際上并不熱衷北伐。“睿素無北伐之志，以狄為奮威将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廉，布三千匹，不給铠仗，使自招募。”當祖狄取得一定的戰果，收複黃河以南大片失地，準備進軍河北時，東晉朝廷卻以戴淵為都督北方六州諸軍事，扼制祖狄後路，使北伐計劃流産。
以此可見，北伐隻是司馬窨的口号，用來昭告世人東晉政權繼承西晉法統，雖避地東南，但一直在努力收複兩京，以此來凝聚人心。南宋朱熹也認為司馬睿集團“無取中原之意”。
對于司馬睿集團來說，無論北伐是口号，亦或是真心希望克複兩京，北伐能否成功終宄是未知數，目前最重要的是對現有區域經營。谶緯、祥瑞隻能是一時的手段，在制造谶緯、祥瑞的同時，司馬窨集團需對揚州江南地區賦予一個新的尊崇性名稱。
一方面能夠符合此地常有祥瑞之兆的色彩。另一方面新的尊崇性的地域名稱在增加集團凝聚力、增強群眾信心、強化核心區地位等方面都起着極強的推動作用，這也是司馬睿集團在政權交替時最需要的。
“江左”一詞就這樣被塑造出來。“江左”這一名稱與間歇性出現的祥瑞不同，在“以左為尊”的背景下，“江左”地域名稱在使用過程中會無時無刻地在擡高這一區域的地位、增強集團凝聚力、堅定群眾心理。“左”的尊崇性也使這一地域名稱能與“有天子氣”、“ 王氣”的高貴色彩相比對。“江左”地域名稱的塑造與長時間使用，提高了揚州江南地區的地位，很大程度上沖淡了避地東南、建都于建康對司馬睿集團的不利影響。
“江左”的出現也是“揚州江南政治文化圈”的需求。兩晉之交，“衣冠東渡”，與東吳時形成的“江南豪族共同體”融合，并合力促成了東晉的建立。這一地區對司馬睿集團有着重要意義，成為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是東晉政權的核心地域。這種政治、經濟、文化上的優越感，勢必會形成新的政治文化圈。
如前所述，此政治文化圈與東晉政府轄下其他地區有着顯明的差别，而這一差别的界限正是長江。同時，這一政治文化圈極具優越性，标榜文教法律，崇文抑武，對荊湘、淮泗、江州地區持輕視态度。“揚州江南政治文化圈”的優越感勢必在地域名稱上有所反映。為标榜自身優越性，這一政治文化圈對荊湘、淮泗、江州地區冠以“江西”等邊緣性名稱。
與對荊湘、淮泗、江州地區加以污名相對應，這一政治文化圈也在尋找新的地域名稱标榜自身優越性。三國時期形成的指代這一區域的“江外”一詞也不再适合新的政治文化圈，東吳“江南豪族共同體”選擇的“江外”這一地域名稱雖有着強烈的自我認同感。但主要在強調與中原地區的敵對狀态。
而東晉時期的“揚州江南政治文化圈”是南北大族融合形成的，且北方大族在這一政治文化圈中擁有較高的話語權。強調與中原對立的“江外”一詞不再适合新的政治文化圈。況且，“江外”一詞除了孫吳政權在使用，曹魏政權也在使用。曹魏視角的帶有貶低意味的“外”，顯然不适合提高揚州江南地區地位這一目的。
司馬睿承西晉法統，在正統性上的話語權顯然優于東吳，不必如此委曲求全。而且，作為據中原正朔的西晉在對“江外”一詞的了解上應該是繼承曹魏，對剛剛南遷的北方大族來說，一時難改對“江外”一詞的偏見。
“ 江東”一詞曆史久遠，由于長期曆史積澱，“江東”的“東”字給多數人的印象偏向于指代方位，欲将其“江東”的意義轉變為有明顯的尊崇意義，在實際操作中較難。
以與“東”有着同樣意義的“左”代替“東”，既解決了方位上的繼承問題，同時，在以左為尊的文化背景下，又擡高了揚州江南地區的地位，比對了“天子氣”等祥瑞頻出的揚州江南地區的崇高地位。也提高了對這一地區新政治文化圈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