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江南地区的核心地位
扬州江南地区对司马睿意义重大。前述司马睿从渡江到称帝有四个困境。其中，实力不足与四面楚歌都把扬州江南地区作为依靠解决的。西晋诸王中，军事实力较弱的司马睿得到以王敦为代表的北方侨姓大族和有“三定江南”实力的江南吴姓大族的支持，迅速成为两晋之交各势力中较强的一支。
司马睿以此实力为基础，以扬州江南地区为基地，平定了盘踞在荆、湘、江、交、广、扬州江北等地的异己力量，基本统一了长江以南的版图。这与其在扬州江南地区抚平南北各方势力，形成“扬州江南政治文化圈”是分不开的。同时，扬州江南地区发达的经济也给司马睿立足江南，平定四方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东晋政权的根本在扬州江南地区，而扬州江南地区的中心在建康。司马睿“以建康为中心，以扬州为根本，以日益发展的江南经济为基础，以南方土著豪族与北方南迁大姓的协力为依托，凭借地理上的山河之险，层层防御，力求以舟师水战阻扼骑兵陆争，从而与北方相对抗。”
司马睿选择建康作为都城，经略各地，统一长江以南，一定不是巧合，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明智之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军事地理方面
1、军事防御优势：建康虎踞龙盘，形胜之地。“钟阜龙蟠，石城虎踞，此帝王之宅”，建康藏风聚气，依山傍水，从注重风水学的中国古代来说，是一块难得的“风水宝地”。但最重要的还是其军事地理的优越性。定都建康，上游有荆湘地区、中游有江州、北部有长江天险与淮泗地区作为缓冲带，给扬州江南地区提供了一个稳固的保护圈。就扬州江南地区而言，建康城三面环山，一面环水，进可攻、退可守，且易守难攻，北部更有京口北府兵为其犄角。作为“限江自保”的防御性政权而言，扬州之建康为都可谓上选。
2、军事进攻优势：东晋立足建康的优势之一是可就近镇辅吴姓大族，将这一主要工作完成之后，会稽、吴郡等富庶郡县便成为建康的财富来源，充足的钱粮是东晋立国、对外战争最重要的保障。与吴姓大族达成一致，将京口北府兵控制在手中之后，以建康为大本营征讨江南各地便再无后顾之忧。东部为大海、北有长江天险、南部交广在当时实力虽强，但与其他州郡相比仍有差距。以此为基地，司马睿才得以顺利讨平淮泗地区、荆湘地区与江州地区的反对势力，并能够以此为基地制衡之后崛起的荆州、江州。如果建都于其它州，势必处于多股势力的包围之中，博弈会更加艰难。
二、政治方面
1、司马氏根本之地：司马睿渡江建府建康，可能是由于司马越的安排与建康为孙吴故都的综合考虑，初次的选择意义是十分深远的。初渡江选择了建康，使其成为经略各地的大本营，势必会扎根于此，长久的经营使根基愈加牢固。轻易移动或许会付出很大的代价。尤其东晋时期，士族势力较强，并时常控制上游地区。于是司马氏不得不立足建康，经营周边，与上游势力抗衡，建康对于司马氏的意义越来越重大。
2、各方势力的交汇：东晋政治较为复杂，初期就形成“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门阀士族与司马氏既合作又斗争，呈现出独特的门阀政治的格局。而士族中又有侨姓士族与吴姓大族之分，虽有合作，但终东晋一世，二者也有十分尖锐的矛盾。建康是诸多势力交汇之地，在司马睿与王氏兄弟的经营下，各方 利益在建康达成了一种平衡，合作成为各种势力的主流。这样的压力也使以建康为都的地位愈加稳固。因此建康地位一旦动摇，势必会打破现有的平衡，导致权力的再次分配，很可能会引起巨大的政治风波。
三、文化与人才方面
东汉以降，“学在官府”渐渐向“学在家族”转变涌现出越来越多的经学世家，这些家族的学术代代相传，成为学术、为官等方面人才辈出的世家大族。晋末永嘉之乱，中原地区的人口向长江以南迁移。其中既有普通流民也有“中原衣冠”，这些人群的流向，导致了各地区间巨大的文化差异。
改弦更张，更名“江左”解决了实力不足与四面楚歌的困境，司马睿得以在扬州江南地区立足。随着北方政局的演变与司马睿自身实力的发展，避地东南、宗室疏属的司马睿看到了称帝的希望。
不论是构建新的“扬州江南政治文化圈”，还是在扬州江南地区做称帝准备，都必须抬高这一地域的地位。对此，司马窨采取了两种手段。
第一、给建康披上“神话”色彩
建康地区自先秦始，就被赋予各种各样的神秘色彩，成为虎踞龙盘的“王气”所出之地。
春秋至西汉，金陵总被术士、望气者赋予很强的神秘色彩，被认为“有王气”，将出天子。以至于楚威王、秦始皇等人在此大动干戈。而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金陵由传说中的王气所在之地成为这一时期南方政权的政治中心和帝王居所。诸葛亮曾谓建康：“钟阜龙蟠，石城虎踞，此乃帝王之宅也。”对建康地区为帝王所居的理由己从风水方术转变为对此地形势的评价。孙权定都前曾在武昌和建康间犹豫，张紘以风水的角度建议孙权“秣陵王气，天之所命，宜为都邑。”
西晋末年，政局动荡，西晋统治摇摇欲坠，又出现了术士之语、民间之谣。如“吴王后，蒋山上常有紫云，数术者亦云，江东犹有帝王气。又谣言曰：‘五马浮渡江，一马化为龙。“王气”、“天子气”等传说，一直伴随着此地从“金陵”到“建邺”再到“建康”。
在中国古代的朝代更迭中，谶炜、隐语、风水等手段是增强合法性、正统性，获得黎庶认可的重要手段之一。司马睿从南渡到称帝，其地位并不十分稳固。他作为西晋皇室疏族，号召力较弱，继承西晋法统的资格也备受怀疑。由中原侨居江南，江南土著居民对突然南下的藩王也缺乏太深的感情和信任，何况随他而来的侨民在土地、资源等方面势必与土著居民展开争夺。如何获得江南土著居民的支持，也是司马睿面临的比较棘手的问题。
建康一地的“天子”色彩恰恰满足了司马睿的这一需求。能够占据“天子气”的建康，能为宗室庶族身份的司马睿在争取舆论上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司马睿将要称王称帝时，也利用过许多谶纬、民谣、祥瑞之兆为其造势，愍帝遗诏佐以祥瑞之兆，加之金陵出天子等风水术士之说，在司马睿称王称帝正统性、合法性等方面都起到了很强的推动作用。
如此一来，身份上不具有继承晋法统优势的司马睿，成为了“建康王气”所指的天命之子。对司马睿继承西晋法统、取得黎庶支持、正统性的标榜等方面都镀了一层天命之“金”。建康之于江南地区，就像长安、洛阳之于中原，不仅如此，东晋长期北伐的失败，使东晋君臣渐渐失去收复两京故地的信心，而建康“帝王之宅”的地位，使其一定程度上可与两京地位相比拟，使得失去光复两京信心的东晋君臣能够在建康塑造正统王朝的另一个新都。
第二、则是改易地域名称
自渡江以来，司马睿常表达自己“寄人国土，心常怀惭。”的心情。在时局的发展中，司马睿虽获取了诸多政治资源，整合了南北士族的力量，基本平定了长江以南地区具备了称帝的资格和条件。但两京沦陷，继承西晋法统的司马睿只能在建康称帝。这一地区虽在东吴时期得到了发展，但在整个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格局中，仍然处于边缘地位。无论是对于万兆黎民、士族门阀还是对于司马睿自身，称帝时如何获得其政权的合法性是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避地东南，称帝于边缘区时刻困扰着司马睿集团。为解决这一问题，司马睿集团付出了诸多努力。首先是北伐。司马睿虽时常标榜北伐，但实际上并不热衷北伐。“睿素无北伐之志，以狄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给千人廉，布三千匹，不给铠仗，使自招募。”当祖狄取得一定的战果，收复黄河以南大片失地，准备进军河北时，东晋朝廷却以戴渊为都督北方六州诸军事，扼制祖狄后路，使北伐计划流产。
以此可见，北伐只是司马窨的口号，用来昭告世人东晋政权继承西晋法统，虽避地东南，但一直在努力收复两京，以此来凝聚人心。南宋朱熹也认为司马睿集团“无取中原之意”。
对于司马睿集团来说，无论北伐是口号，亦或是真心希望克复两京，北伐能否成功终宄是未知数，当前最重要的是对现有区域经营。谶纬、祥瑞只能是一时的手段，在制造谶纬、祥瑞的同时，司马窨集团需对扬州江南地区赋予一个新的尊崇性名称。
一方面能够符合此地常有祥瑞之兆的色彩。另一方面新的尊崇性的地域名称在增加集团凝聚力、增强民众信心、强化核心区地位等方面都起着极强的推动作用，这也是司马睿集团在政权交替时最需要的。
“江左”一词就这样被塑造出来。“江左”这一名称与间歇性出现的祥瑞不同，在“以左为尊”的背景下，“江左”地域名称在使用过程中会无时无刻地在抬高这一区域的地位、增强集团凝聚力、坚定民众心理。“左”的尊崇性也使这一地域名称能与“有天子气”、“ 王气”的高贵色彩相匹配。“江左”地域名称的塑造与长时间使用，提高了扬州江南地区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冲淡了避地东南、建都于建康对司马睿集团的不利影响。
“江左”的出现也是“扬州江南政治文化圈”的需求。两晋之交，“衣冠东渡”，与东吴时形成的“江南豪族共同体”融合，并合力促成了东晋的建立。这一地区对司马睿集团有着重要意义，成为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东晋政权的核心地域。这种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优越感，势必会形成新的政治文化圈。
如前所述，此政治文化圈与东晋政府辖下其他地区有着显明的差别，而这一差别的界限正是长江。同时，这一政治文化圈极具优越性，标榜文教法律，崇文抑武，对荆湘、淮泗、江州地区持轻视态度。“扬州江南政治文化圈”的优越感势必在地域名称上有所反映。为标榜自身优越性，这一政治文化圈对荆湘、淮泗、江州地区冠以“江西”等边缘性名称。
与对荆湘、淮泗、江州地区加以污名相对应，这一政治文化圈也在寻找新的地域名称标榜自身优越性。三国时期形成的指代这一区域的“江外”一词也不再适合新的政治文化圈，东吴“江南豪族共同体”选择的“江外”这一地域名称虽有着强烈的自我认同感。但主要在强调与中原地区的敌对状态。
而东晋时期的“扬州江南政治文化圈”是南北大族融合形成的，且北方大族在这一政治文化圈中拥有较高的话语权。强调与中原对立的“江外”一词不再适合新的政治文化圈。况且，“江外”一词除了孙吴政权在使用，曹魏政权也在使用。曹魏视角的带有贬低意味的“外”，显然不适合提高扬州江南地区地位这一目的。
司马睿承西晋法统，在正统性上的话语权显然优于东吴，不必如此委曲求全。而且，作为据中原正朔的西晋在对“江外”一词的理解上应该是继承曹魏，对刚刚南迁的北方大族来说，一时难改对“江外”一词的偏见。
“ 江东”一词历史久远，由于长期历史积淀，“江东”的“东”字给多数人的印象偏向于指代方位，欲将其“江东”的意义转变为有明显的尊崇意义，在实际操作中较难。
以与“东”有着同样意义的“左”代替“东”，既解决了方位上的继承问题，同时，在以左为尊的文化背景下，又抬高了扬州江南地区的地位，匹配了“天子气”等祥瑞频出的扬州江南地区的崇高地位。也提高了对这一地区新政治文化圈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