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離《流浪地球2》正式上映還有不到10天時，東四環的郭帆工作室人滿為患。
通過身上的T恤和臉上的狀态，很容易區分接待者與到訪者。進入沖刺階段，導演郭帆精神狀态看起來不錯，他穿梭在廟會一般的人群中，安排工作、與不同的人對話。
聽到我們用“神采奕奕”評價他，郭帆開了一個玩笑，“那是因為在鏡頭前，你把鏡頭關了，我說不定坐着就能睡着。”話雖如此，郭帆也不想強調自己嚴重缺乏睡眠，甚至認為，這是一種不太健康的宣傳傾向。他說，燃燒自己、燃燒“人力”，一直也不是他理想中的“做科幻電影”的狀态。
毒眸與郭帆導演的對談即将上線，敬請期待
不過，即便是表現出來的狀态，郭帆的眼神，也已經與一年前開機時毒眸（id：DomoreDumou）造訪東方影都時大不相同——當時，環繞郭帆的是肉眼可見的疲憊與愁雲，一系列意料之中、意料之外的困難，沒有因為“已經是第二次”而讓步半分。
“你知道那種狀态證明了什麼，這證明了，我們還是沒有經驗，還是會經常進入到第一集（部）拍攝的那種狀态當中。”郭帆回憶。
即便如此，疲憊與愁雲也并不是來自于所謂焦慮，因為郭帆沒有時間焦慮。
從《流浪地球》大獲成功開始、從他們決定啟動續集開始，《流浪地球2》身上的期待，就注定不會尋常。他們需要做事，做各種各樣的、實際的事情，而很多事情，并不因1的鋪墊而變得簡單，不是從1到2，而是又一次的從0到1，甚至比當年更難。
制片人龔格爾說，如果隻從商業角度考慮，這是一個想都不用想、根本不能去碰的項目。郭帆和他的團隊深知其中的難，卻又第二次，完成了“四年之約”。
（注：本文無劇透）
“總有人要幹”
在和郭帆合作做《流浪地球》之前，龔格爾沒當過制片人。但《流浪地球》對中國電影本就是全新的項目，郭帆也沒拍過科幻電影。
因為是第一次，反而就沒那麼怕。龔格爾形容做《流浪地球》的時候就像新兵第一次上戰場，自己一槍沒中，仗打赢了，“原來打仗這麼開心的。”
但到《流浪地球2》的時候，龔格爾發現，“戰場”的慘烈完全不是想象中那麼回事兒。“甚至會想，當時我們是怎麼做出來的？或許當時真的是運氣好。”
話有自謙，《流浪地球》自然不是莫名其妙就做出來的電影。4年前，乃至更久遠的故事，許多人耳熟能詳：從混亂到逐漸有序，從撤資到各種支援，幹垮過視效公司，整個流程有各種混亂。但硬生生地，它在2019春節檔大獲成功，因為特效成果，更因為情感共鳴。“中國科幻電影的希望”等封号紛至沓來。
“内心的變化是無法掩飾的。”郭帆告訴毒眸（id：DomoreDumou），自己和自己的團隊在決定做2之前，做好了心理建設，一方面“不能膨脹”，大家的誇贊多了，這種膨脹，未必是主觀上就控制得了的，有時候發生得潛移默化。
郭帆坦言，哪怕我們對一件事追求完美程度的執着狀态，也可能是膨脹的一種展現；另一方面，也做好了“把第一次犯過的錯重來一遍”的心理準備，“大家一開始就知道，做這個不是從1到2，而是從零開始，再來一遍。”
2015年，中影宣布要将劉慈欣的三部中短篇小說拍成電影，每部投資5000萬美元左右，半年後，機會擺在了“拍電影就是想拍科幻”、但代表作仍然是《同桌的你》的郭帆面前，郭帆最終選擇了最符合自己對科幻片想象《流浪地球》。
機會來了，郭帆決定抓住，然後就有了第一個四年的故事；第二個四年，郭帆又經曆了一把“一定要試試”的感覺，盡管他知道自己要面對的是什麼。
純商業角度，郭帆在拍第一部《流浪地球》的時候，有類似《同桌的你2》這樣的選擇；在啟動《流浪地球2》的時候，處在口碑巅峰的他，也有更多、擺在明面上更賺錢的項目供他挑選。對郭帆來說，第二次的選擇和第一次沒有太大的差別。
龔格爾和郭帆
龔格爾回憶2019年的調查問卷，有超過80%的觀衆迫切地希望看到《流浪地球2》，“遇到這樣的調研結果，其實百分百不能幹，百分百是個坑。但郭帆可能當時就覺得，‘總得有人幹吧。’”
“把犯的錯編成教材”
郭帆說，在那個節點上，自己也确實很想“往前一步走走看”，看看有什麼東西還能嘗試一下、摸索一下。
比如，與《流浪地球》相比，《流浪地球2》有一個流程上的顯著不同，就是“預拍攝”這件事，被放到了極為突出的位置。
這其實不是什麼特别高精尖的技術，無非是夠在正式開拍之前，可以在棚内用虛拟拍攝的方式“把所有的流程走一遍”。但技術是技術，應用是應用，電影能夠成為技術的“客戶”，這很重要。用最簡單的邏輯了解，在正式開拍的時候，也能更加胸有成竹。
從更宏觀的角度，對一部對流程、對前後期鏡頭有着極高要求的科幻電影來說，有着很高的意義。
但很多事情并不是“有了準備”就會一帆風順。預拍攝完成之後，郭帆和他的團隊提前進入了一輪疲憊期，這還算比較容易調節的；比較難的是，因為有了很多全新的工作方式，《流浪地球2》勢必要繼續摸到許多“新坑”，更何況，《流浪地球》的“老坑”，《流浪地球2》就未必不會走。
郭帆找到了自己曾經就讀的北京電影學院，“借”來了20名學生常駐片場實習，實習生的主要工作就是挑錯，去記錄《流浪地球2》團隊在過程當中所犯下的錯誤。有的是流程上的，有的是細節上的。“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有時候你都沒想到，你能犯那麼多錯誤。”
郭帆表示，“我翻開那些紙，這也不對那也不對。”
郭帆主要害怕遺忘，是以記錄就有了必要。就像一個用功讀書的學生，在不斷整理錯題。隻有整理好這些錯誤，下次才能盡可能少犯。在後半段，北影的學生又經過了數次的複盤與提煉，壓縮成了名為“工業化管理流程”的兩張紙，這種有些像“武林秘籍”的東西，來自《流浪地球2》極為寶貴的現場經驗。
“我們需要注意什麼，我們需要怎麼去做，怎麼去安排生産、安排管理，我覺得這個還挺寶貴的。”郭帆說，“我們依然不太會幹這件事，經過兩部片子肯定也還不夠，還要經過好幾部片子的整理，整理出一個流程之後，我們希望把它編成教材。”
“這樣的話，等這些學生自己想去拍工業化的片子、拍類型片，他們至少能做到有據可依。”郭帆說。
工業化，先“工地化”
四年前的《流浪地球》，推動着“國産電影工業化”和“科幻類型片”都上升到了極高的讨論地位。龔格爾說，自己還遠沒有到可以聊“工業化”的時候，内部常開的一個玩笑是：與其說是“工業化”，倒不如說是“工地化”。
但有時候，“工地化”又确實是“工業化”的基礎。
四年前的《流浪地球》，一共用到了三套宇航服，一套是找甯浩《瘋狂的外星人》劇組借的，另外兩套是找藝術家手工做的。到了《流浪地球2》，一些場景可能會出現二三十個穿着宇航服的人，像第一部那樣做，顯然不現實。
怎麼做又是另一個問題，按一般思路，這需要借助工業生産體系，需要找工廠做。但宇航服顯然不是工廠的正常産品，需要劇組提供設計圖。
然而，工業量産的設計圖，和藝術制作的設計圖，看似相近，實際有天壤之别，需要從生産和使用雙重的角度，去真的造出能夠在IMAX鏡頭下不露怯的宇航服出來。
這是一條極難的路，但最終結果也給作品帶來了好處，最終，《流浪地球2》成為了深圳一家工廠的客戶，由工廠按照圖紙來批量生産電影用宇航服。
結果是工業反哺了藝術：電影的服化道都不僅呈現出了美感，而且是一種工業化的美感。“你會覺得，那是真的可以用的東西。”龔格爾說，不僅是宇航服，《流浪地球2》用到了不少其他工業制造的現成技術，電影成了受益者，成了客戶。
不僅僅是對外部力量的借助，在片場乃至整個流程當中，更加規範的管理也在落地執行。第一部時，郭帆曾苦于特效鏡頭“連檔案名都千奇百怪”，到第二部，團隊已經擁有了一整套管理系統。
它的意義在于，此前，或許我們已經可以做出1個或者5個“好萊塢水準”的視效，但一種可以支撐批量生産的體系，需要、也正在被建立起來。
“我們去完成一個視效鏡頭是完全有可能的，你給我時間我慢慢摳嘛。但是我們往往是要變成規模化生産的，我們必須要在這個規模化中去尋找這個流程，流程非常重要。”郭帆說，單個對比“達到水準”沒有意義，需要批量做，做1個做5個沒有意義，“要批量做，做1000個有平均水準的。”
但其他難點依然在考驗着他們，例如，相比第一部的常駐900人劇組，第二部常駐人口來到了2000人，人數的增多也帶來了一些意想不到的管理難度。郭帆舉例，比如中午排隊發放餐食，前面的人吃上飯了，後面的人未必能排上。“有時候，能不能吃口熱飯，就會影響到士氣。”
諸如此類的問題，在第一部《流浪地球》時期，還可以用熱情、用“奉獻”去解決，但到了《流浪地球2》，乃至更長遠的中國科幻作品，就不可能再用“奉獻”。龔格爾說，比如片場吃不上熱飯的問題，你不可能一個個去鞠躬道歉，更何況這樣的問題可能有一萬個。
“我們還是初來乍到，還是需要不斷去向各方面學習。”龔格爾告訴毒眸，“吳京就跟我說，你做到這個份上，你得用智慧。”
這或許成了“工業化”與“中國化”一個落地的空間。
“服務觀衆”
郭帆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事情。和許多電影導演不同，郭帆并不喜歡聊“創作”本身。相比創作，他更喜歡聊流程；相比表達，他更喜歡談服務。
就比如，無論4年前《流浪地球》有多麼的成功，在郭帆和龔格爾口中常常提及的、《流浪地球2》首要任務，都還是“不賠錢”。
直白地說，隻有《流浪地球2》不賠錢了，《流浪地球3》的很多想法、很多事情，才能更好得推進。
要想不賠錢，得讓觀衆滿意，但觀衆滿意，次元又相當多。對《流浪地球》到《流浪地球2》，這種帶着期盼的審視隻會更重。在預告片釋出之後，大部分肯定和期待的聲音當中，有懂行的觀衆指出，戰鬥機的起飛畫面裡，噴氣管關閉時間略早，郭帆看到了旋即評論，“我們趕緊改”。
這隻是一個微小的細節，在整個“施工”的過程當中，這樣的潛在挑戰無處不在。畫面背景裡科學家讨論的内容、闆書上的公式、各類道具的擺放位置，按照預定流程，科學顧問的工作在劇本階段應當完成，但片場仍然會在過程當中不斷回訪，乃至深夜撥通電話。
雖然時間線上是《流浪地球》的前傳，但在叙事視角上，《流浪地球2》更為宏大、更為全球視角，觀衆常常吐槽好萊塢的電影華人演員并不會說中文，反向思考之下，《流浪地球2》用的海外演員，劇本裡來自哪國，演員就是哪國人，以盡可能減少相關的問題。
和第一部相同，原著作者劉慈欣沒有參與到劇本的具體創作，郭帆和劉慈欣達成了一種默契：文字和影視是兩種載體，要讓擅長的人做擅長的事情；同樣與第一部相同的是，郭帆繼續咀嚼着《流浪地球》的文本核心，推進這篇體量并不大的小說為基礎的世界觀的完善。
劇本階段，郭帆反複想象着《流浪地球2》應該表達的是什麼。
第一部籌備階段時，郭帆思考了很久“什麼是中國科幻的核心”，答案很接近國外團隊難以了解的“為什麼要帶着地球跑”；第二部的劇本階段，郭帆決定加入更多圍繞“人”的東西，圍繞人類如何面對“全局災難”的主題，去嘗試與觀衆共情，李雪健在預告片當中的那句“我相信會再次看到藍天，鮮花挂滿枝頭”成為了劇情創作的起點。
這當然也是一種服務。劉慈欣發微網誌誇《流浪地球2》團隊“做了超過10萬字的世界觀概設”，超過了《流浪地球》原文的字數。龔格爾哈哈大笑，“真不是我們想寫這麼多。而是你不寫的話，編劇會遇到困難，現場拍攝更會遇到困難。”
“建立契約”
在郭帆工作室的斜對面不遠，同一個園區，是路陽的自由酷鲸。兩年前的《刺殺小說家》，一度是《流浪地球》之後關于“國産視效”的讨論的又一高峰。
郭帆是路陽的好友，與他們“臭味相投”的好朋友，還有導演饒曉志，以及已成長為國内頭部視效公司MORE VFX的CEO徐建，媒體歸納他們這批人叫“少壯派”，郭帆欣然接受，這代表着一種力量。
兩年前，《刺殺小說家》成了第一部全國内團隊做出的“視效大片”，彼時，徐建感慨，與不少人的想象不同，這更多時候是效率問題，MORE給甯浩做《瘋狂的外星人》，想要做一個“黑社會混混”形象，求助好萊塢頂級視效公司，後者給出的第一版，是馬龍·白蘭度模樣的教父。
在做《流浪地球》的時候，郭帆也不止一次遇到過這種問題，包括但不限于海外團隊關于“為什麼要帶着地球跑”這樣的疑惑。
《流浪地球》使用了總共2200個視效鏡頭，到了《流浪地球2》，正常的視效鏡頭就有3300個，還有1000多個面部視效。這一次，國内的視效公司成為了做這件事的絕對主體，“凝聚力”在這裡沒有太多形而上學的含義，而是更多地關乎于效率。
“懂特效的都知道，天崩地裂不是特效當中最難的，最難的是生物，是人。”郭帆說，“有時候觀衆看到了會覺得新鮮，但不會特别細地覺察到。”
這個類型的特效不僅僅難度頂尖，并且“不被察覺”才是最好的結果，一旦被發現異常，往往意味着失敗。從噱頭的角度，成本效益相當低；從商業的角度，同樣如此。
郭帆告訴毒眸，雖然怎麼看都“成本效益不高”，但在劇情的想象力上，乃至以後的工作上，确實幫助到很多。“我們知道我們的目标是什麼了，以及我們應該怎麼去做了，接下來就是我們怎麼優化他的流程，怎麼讓他做的更好。”
郭帆說，如果《流浪地球2》不賠錢，那麼做《流浪地球3》的時候，就可以“繼續做這件事情”。而不斷地摸索帶來的成本降低，也能将人臉的視效技術，比如年齡變化相關的“面部視效”，應用到更多的電影當中，“我們再也不會因為年齡去限制到演員，我們可以用很多的方式去解決這些問題。”
這隻關乎結果，但對觀衆來說，最重要的就是結果。反過來，了解這一點的觀衆越多，邊際效應就會越來越疊加，這是一個中國觀衆和中國科幻不斷溝通、一同成長的過程。
在解釋這個過程時，郭帆很喜歡用翻譯這個詞，他覺得，即便是兩個母語相同的人站在一起，很多事情，也需要“翻譯”。而對一個類型片創作者而言，更重要的，是與觀衆達成某種契約。
“比如我們說一部愛情片，一部喜劇片，我們一聽到就會知道它大概是什麼面貌的。但對中國科幻片來說，我們從量上就還太少，少到不足以建立這種契約。需要更多的片子出來，需去和觀衆達成契約。”
郭帆已經注定用十年的時間與一個系列聯系在一起，而達成真正契約的那一天，被他視為某個終點，或者重要節點。“如果有一天真正看到這個類型被确立，我覺得還挺開心的。”
“它代表着一種使命”
回想起那個80%的觀衆希望看到《流浪地球2》、“希望在《流浪地球2》身上繼續看到中國科幻電影進步”的問卷，龔格爾有些感慨：“你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嗎？這已經不是一個簡單的任務了，它代表了一種使命。”
行勝于言。郭帆這幾年全身心投入到兩部《流浪地球》當中，幾乎沒有休息和額外的陪伴時間。“驅動力就是熱愛。我就是喜歡科幻，别的我也拍不好。”郭帆說。
但把科幻拍好，對當下的中國電影而言，本身也是筚路藍縷。每次想到觀衆的期待，郭帆和龔格爾都感到害怕，但它偏偏那麼難，難道無法去解釋。龔格爾說，“就是你在每個環節都竭盡全力，都隻能做到不掉鍊子的那種難。”
前些日子，龔格爾無意看到一張表情圖檔，上面一行寫着“我們做這件事，并不是因為它很簡單。”龔格爾原以為，下面一行會是“而是因為它有意義”或者類似的雞湯，結果卻寫着，“而是我們以為它很簡單”。
龔格爾想起了自己，雖然團隊自始至終沒有認為過這是一件簡單的事兒，但是還是有些不敢想象，這樣的片子，是怎麼做出來的。
“我們倒沒有覺得這件事情簡單過，反而知道它很難，因為1很難，并且我們也知道，2會比1難得多，然而最終的難度，比我們想象中又難得多得多。”龔格爾說。
龔格爾估算，相比第一部，《流浪地球2》整體的量大概是5-7倍左右，其中基礎難度是3倍，置景量剛好從10萬延展平米變成100萬延展平米，是十倍。
龔格爾對自己的老搭檔緻以敬意。而忙得合不了眼的郭帆，倒也無暇花太多時間，去想自己的“使命“，他想的是自己不要停下來，一直做，自己的今天比昨天進步一些，這或許就代表着，中國科幻電影的今天比昨天進步一些。具體地，就是《流浪地球2》比《流浪地球》進步一些，為的是讓《流浪地球3》（如果可能有的話），乃至其他的中國科幻類型片，也進步一些。
兩年前，郭帆曾回憶第一部《流浪地球》上映之後自己的心理，“以前都是‘胡拍’，到《流浪地球》落地，覺得自己開始站在了電影的山腳下。”現在，同樣的問題抛給郭帆時，他擺了擺手說，“當時你可以算我年少輕狂，現在又覺得，離山還遠得很呢！”
但山，就在那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