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約作者：張佳
（本文涉及部分劇透）
人物的格調，方言，快速剪輯的淩厲而令人贊歎的鏡頭，《無名》的預告片表現出與導演程耳的前作《羅曼蒂克消亡史》相近的品質。或許也是出于對此的顧慮，片方在預告片中急于宣告自己的站隊：“超級商業片”。
事實上也的确如此，《無名》的每一個鏡頭都做到了精緻打磨，人物言行神秘、做作而不失優雅，兩個插科打诨、起到重要作用的小人物（其中之一還都是王傳君），室内打光模仿《教父》的百葉窗配棕黃色布景，情節透露恰到好處又做了大量省略。更重要的是，它保持了從《第三個人》以來，程耳對文本結構的偏好。
縱觀程耳以往的作品，一個突出的共同特點，就是對文本結構加以剪輯，打亂故事時間順序，隐藏關鍵資訊，進而把每一個鏡頭變成孤立的動作，每一場戲作為獨立的審美對象，人為地制造觀衆了解的困難，再在後面的故事中重複某處細節或前文片段，把衆多碎片重新編織到故事線索當中，解答懸念。《第三個人》是隐藏高圓圓知道徐峥的罪行，《邊境風雲》沒有說明孫紅雷、王珞丹和倪大紅的關系，而《羅曼蒂克消亡史》則掩飾淺野忠信的身份，制造反轉。類似的，《無名》也同樣沒有透露梁朝偉、王一博、周迅等人所飾角色的身份和關系，在前文情節的細節中留下不合情理的疏漏，待到補全細節後進行反轉。
這樣對文本結構的剪輯可以有效地制造故事懸念，盡管它往往會讓觀衆在中途就因為了解的困難而放棄觀看，但當答案揭曉的那一刻，恍然大悟的解密效果依然會實作。更重要的是，它制造了一種快速、簡潔的剪輯風格，每一刀都剪得果斷幹脆，但在保留的這一段戲裡，鏡頭卻緩慢從容，人物動作悠然自得，二者間強大的張力形成一種獨屬于程耳的美學風格，它和精緻、做作、獨具格調的布景和台詞一起，讓片子擁有了無需了解的迷人魅力。
然而，這樣的結構安排在《無名》中卻沒有突出其必要性。因為沒有《邊境風雲》明确的章節，也沒有《羅曼蒂克消亡史》中相對清晰的故事線索，《無名》在開場後很長時間，故事處于無序、難于了解的狀态。故事的錯亂與線性發展的宏觀曆史——1938、1941、1944、1945這幾個時間節點相交織，更擾亂了觀衆的解讀。并且由于人物的身份和關系沒有提前告知，一些用于完善人物形象的情節（如江疏影飾演的角色被梁朝偉釋放）沒能起到應有的效果，它們像無意義的碎片一般在進度條的流逝中飄散，隻能作為單薄的資訊，在答案揭曉後，被觀衆似有若無地提及。
正是這種剪輯必要性的缺失，《無名》對文本結構的非線性安排，更像是為了懸念本身。當我們看到梁朝偉用近乎誇張的演技面對黃磊，袖子上的一滴血迹進入視野，我們為某種未被揭曉的可能性遲疑片刻，又馬上被帶入下一場戲。直到梁朝偉和黃磊的關系被揭曉後，我們才想起開篇的遲疑。在這裡，片頭的資訊是沒有必要的，其存在除了展現梁朝偉的驚人演技和他吃早茶的優雅動作外，僅僅是為了幹擾觀衆的視聽，阻礙了解，并為後面簡單明了的解答制造懸念——這連伏筆都算不上。
由于影片為了這類懸念的設定安排了太多碎片，導緻本應用于填充故事和人物的篇幅被懸疑本身占據，編劇用盡全部的精力打造人物身份、關系這些諜戰的符号，再把他們切碎、打亂，而故事發展、人物性格、情感核心卻缺少必要的提及，這造成我們在答案揭曉後感到失望：過去的一個多小時沒有看到什麼幹活，僅僅是再為諜戰符号本身炫技。
對故事缺少必要的經營，《無名》中人物的許多言行抉擇缺乏了可信度和合理性。（以下涉及劇透）例如同為共産黨的王一博毫無必要地對女友張婧儀過度隐瞞自己的身份，緻使後者喪命；王一博與張婧儀吵架後突然襲擊日本士兵，與他後面故事裡欺騙森博之所表現出的頗具城府的形象相沖突；而王一博在梁朝偉在沒有任何人監視的情況下，假戲真做，把一場毫無必要的肉搏表現成黑色電影，更是近乎荒謬，似乎是一部名副其實的“超級商業大片”。如果我們在答案揭曉後會為前文留下的懸念贊歎，那這些明顯的疏漏、符号化經營的痕迹，則大大削減了觀衆對編劇的信任。
對此，我們可以簡單地用詹姆遜之流的理論去抨擊電影制作的“後現代性”，就像張藝謀之于色彩，昆汀之于動作，在晚期資本主義統領藝術的時代，符号超越了“現實主義”紮實的故事叙述和人物塑造，成為了“拜物教”裡唯一的神，鈔票的源頭與歸宿。然而，這樣的批評是結論先行、不負責任的，我們可以不加思考地把它用在任何想要批判的對象身上，似乎看起來都說得通。真正能了解藝術的分析，或許也是唯一有效的分析，是對其技術手段的解讀，作者用什麼方式（語言）表現了這些東西，他的目的是什麼，最終有沒有達成，這樣的計劃和運作是否合理。
程耳自《犯罪分子》以來，就在某種程度上表現出對故事和人物的不屑一顧，精緻的視聽語言本身是他追求的目标，而對視聽的雕琢可以很好地作用在他對懸念、兇殺、作者霸權的偏好上。在他的電影裡，每一場戲是獨立的，人物活躍在孤立的畫面裡，不期待了解或闡發，他僅僅是此時此刻的審美對象，一個模特。
程耳對演員的了解在某種程度上與布列松的“模特”相契合。所不同的是，布列松期待極緻情感狀态的靜止呈現，而程耳更偏愛一舉一動的格調本身。在《羅曼蒂克消亡史》裡，用上海話念出的“點心”和三人低頭吃小籠包的動作給我們留下深刻印象，陸先生葛優，這位上海灘大佬，在槍林彈雨中自信從容地緩步退場，更是片中的經典橋段。這種不接地氣、矯揉造作的腔調，通過程耳的剪輯和視聽，具備了十分迷人的魅力。
這種魅力在《無名》中也幾度出現。梁朝偉開篇右腳皮鞋點地，室内明暗處理的面孔打光，大量聲畫分離的銜接，特工審問的從容，緩慢的鏡頭推動與快速剪輯。然而，當懸念成為影片雕琢的首要目标後，所有的腔調經營都被破壞了。人物真誠而用力的念詞讓胸中城府功虧一篑，影片氛圍因為多重元素和野心的雜糅難于統一，梁朝偉最後在王一博的刺激下，激動地撲向卡車，更讓角色漫長的塑造毀于一旦。整部影片的腔調都崩潰了，或者說，是懸疑之外，已無暇兼顧太多。
在這部講述抗日戰争的片子裡，主要人物都是共産黨員，我們可想而知影片制作的艱難。在《無名》裡，程耳不時地表現出超越《羅曼蒂克消亡史》的更大野心，前作裡用于拍攝人物奔跑動作的俯拍大幅鏡頭，在這裡拍攝了廣州被日軍轟炸後的城市殘骸。驚心動魄的音效處理與正視曆史的嚴肅畫面相輔相成。他或許想在二者之間努力，在保持腔調的同時，完成對這個沉重而敏感的話題的讨論，達到某種“舉重若輕”的效果。
我們能看到在拍攝城市廢墟時，導演通過一隻殘疾的狗推動叙事。它穿梭在倒塌的樓宇間尋找避難所，被國民黨士兵驅趕，用食物引誘到瓢潑大雨中。一個不值一提的“無名”視點往往可以有效表現曆史的沉重和不堪，在宏大而冷漠的叙述裡，以反諷的姿态提出更誠實的悲憫。程耳做到了。類似的，他用袖子上的一滴血暗示梁朝偉與黃磊的角色聯系，一個俯拍鏡頭，梁朝偉反複用手絹擦拭血痕。導演輕巧地流露出畫面背後的沉重和不安。
然而，這樣的設計沒能挽救影片符号化造成的“頭重腳輕”。盡管與《邊境風雲》中的毒販、《羅曼蒂克消亡史》中的黑幫一樣，《無名》從同樣的負面角色漢奸入手，試圖提供某種對曆史的觀察和講述，但這樣的安排也給影片自身造成叙事難度。在叙述曆史的野心面前，導演顯得束手束腳又舉足無措，他把過多的精力投放在懸疑符号本身，似乎也成為對這更大野心的迂回前進。遺憾的是，他的野心沒能正面表述，曆史依然高傲地聳立在文藝之上，故事裡隻作為背景含沙射影地出場，其嚴肅面孔冷若冰霜。在這崇高而重大的曆史面前，影片對懸疑符号的經營，對腔調的追求，都顯得虛僞而做作。面對真實的殺戮和陰謀，兩塊排骨已經無法再起到反諷和支撐的用途，反而顯得可笑——它沒能撬動曆史，卻是無法言說的曆史壓倒了它們。更何況，如若與人物的共産信仰相結合，腔調和故事的合法性便蕩然無存。如果說《羅曼蒂克消亡史》裡“我請教過導演了，導演沒準備讓大家看懂”這句話，可以單獨拿出來評價影片，那《無名》中張婧儀的台詞也能起到相近的效果：“我厭惡你衣冠楚楚的樣子”。
對程耳來說，《無名》并不是他能拍出的最好影片，在當下語境中，這個題材沒有留給他更多的發揮餘地。然而，他用自己非主流的切入視角、獨具格調的視聽語言、非線性的叙事方式重述曆史的野心，在國内電影市場中，依然值得我們表示敬意。《無名》對視聽享受與商業制作的融合，使其成為春節檔一部不容忽視的作品，也讓我們期待這位低産的導演找到下一個更能展露身手的藝術空間。
關于作者：張佳，在讀文科博士，學術打勞工，寫小說，關注文學與思想史、電影批評、文化研究、法國後現代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