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18日，“浮生四記——周國獻紀實攝影作品展”在武漢卓爾書店4樓藝展空間（今卓爾美術館）開展。當天下午在卓爾書店，著名攝影理論評論家主持了《浮生四記——周國獻紀實攝影作品展》研讨會，十八位專家學者和攝影家參加了研讨。
當時請了兩個速記員，對各位專家學者的發言做了實錄，現釋出在此。如今時過境遷，有些事情已經發生了改變，但這些專家學者和攝影家的灼見仍能引發思考。
會議主題：紀實攝影的理性、情感與審美——評《浮生四記——周國獻紀實攝影作品展》
會議時間：2015年1月18日下午
主持人：丁遵新
研讨嘉賓（按照發言的順序）：江北戰、董玉梅、董宏猷、謝國安、宋剛明、沈祥勝、劉宇、周一渤、黃一璜、田飛、胡偉鳴、方肅、彭年生、孫偉、張鋼、郁勝文、賈曉霞、賈連成
主持人（著名攝影理論評論家丁遵新）：各位朋友，今天是一次盛會，剛好新年伊始，春節又快來了，我們借這個機會在一起聚一聚，都是一些老朋友。湖北武漢的攝影界精英和名家都來了，是以我覺得很高興，是一個很好的機會。這次研讨會就是借周國獻的展覽來做一點理論方面的文章，省裡理論方面還是有一定的實力，最近幾年比較不是那麼很活躍，得金像獎的就有三個，宋剛明是今年，黃一璜是上年，本人也是上年，出書出畫冊的就更不用說了。
今天我們借周國獻這個展覽做一次理論上的探讨，理論探讨就是放在紀實攝影目前狀态、紀實攝影蓬勃發展的背景下，紀實攝影很蓬勃，大家都做街拍，很盛行，而且手法也很多元化，各式各樣的紀實方法，周國獻也是一種。他比較接近于專題報道性的，我們借他這個展覽作一點文章。另外，由于今天名家、大家比較多，每一位發言的嘉賓不超過十分鐘。第一腳難踢，第一個發言的有請江北戰教授發言。
今天來的人除了攝影的，理論的，搞紀實的，還有一些地域文化研究的，還有一些作家，也希望他們更多發表高見，對周國獻的攝影，對武漢的紀實攝影發表他們的高見。另外我說明一下，旁聽的有一些，還有從荊州趕來的五位朋友，他們都是遠道而來的，來看這個展覽，或來旁聽研讨會的。還有一點要特别說明的，人民攝影報的賈曉霞是資深編輯，親臨現場。你們暢所欲言、各抒己見，有不同的意見最好，大家互相切磋。我們這個會是一個研讨會，不是一個擡莊的會，不能光說好話。下面有請江北戰教授。
江北戰（著名攝影家、華中師範大學教授）：做攝影理論，剛才我們和一些朋友回憶起來，大概就是三十年前，我們從西安開始，西安那邊的一個攝影院，然後是廈門，85年到現在30年了，退休這麼多年，曆史有點遠了，今天丁老師點名叫我第一個講，不能推，如果講的不周到的，希望大家能夠諒解。
丁老師有一個提綱，我就選了第11個題目，丁老師寫的是“紀實攝影的理性、情感與審美”，我稍微改兩個字，把“理性”改為“認識”，從功能上講是三個功能，從價值上來講是三個價值：一是認識功能，二是情感功能，三是審美功能。我結合周國獻的《浮生四記》來談談。
關于認知或者認識。紀實攝影是我們認識世界、認識社會、認識人生的一個視窗，我們在武漢已經生活了很多年，我是49年開始在武漢生活，但是我看了周國獻的這些東西還是很吃驚，因為有些東西我從來沒有見過，比如說《水上人家》。其他的我們都還看過，扁擔、吉慶街、老裡分都看過，要不是看周國獻的攝影，我們根本就不知道這一塊（水上人家）。紀實攝影的最大功能就是認知功能，通過紀實攝影，用一種批判的眼光、批判的态度來揭示生活當中不足的地方，前進當中一些不足的地方，以喚起群眾、喚起政府的關注，進而能夠推動社會的進步。
紀實攝影有一個與其他攝影最大不同點，就是除了畫面必須還要有文字。我們可以看看周國獻的這些文字，就知道紀實攝影與新聞攝影一樣離不開文字，應該是一個畫面和文字的完美結合。看了這些文字就知道周國獻下了多大的功夫，不管是事先采訪也好，還是事後采訪也好，和被攝對象交流、交融、做朋友，它必須是這樣一個過程，是以他才能夠有那麼多東西可寫。
關于文字，我提一點看法。我覺得有些文字可以進一步商榷。比如說《水上人家》，周國獻是花了一些功夫的，從他的照片文字可以看出來，他挑選了除夕、平安夜、兒童節、中秋節等一些時刻去水上人家進行采訪，這個出發點是很好的，但是我們感覺文字和照片的結合方面稍微有點遺憾。因為我們如果不看文字，如果隻看照片的話，從照片看不出來哪一天是聖誕，哪一天是除夕，哪一天是兒童節。當然這可能對于一個紀實攝影家來講有點苛求，但是既然作為一個攝影，我覺得畫面還應該是第一位的。周國獻拍這些片子已經有幾萬幅了，如果要接着拍下去的話我估計會很辛苦，但是從文字和照片的結合方面還有進一步努力的空間。
關于情感。紀實攝影能夠打動人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情感，它打動的是人們的良知，人們的愛心，人們的正義感，是試圖通過畫面和文字的表述首先要在情感上打動别人，紀實攝影的力量也在這個地方。紀實攝影以來比較成功的比如希望工程，在希望工程之前青年愛心基金會也做了很多工作，包括拍電視，但是都沒有達到想象的結果，解海龍的希望工程達到了這個效果。解海龍到武漢之後我專門把他的展覽放在華師展出了一個星期，很多人留言，當時我要到華師去也是覺得一個師範生首先應該看一下解海龍的展覽，你要想當一個老師，這應該是一個基礎課。周國獻在這個方面也處理得很好，很多地方很有人情味，比如說漢正街的扁擔，一個雪天，貨包上有一個小雪人，像這樣場景，都很有人情味，一個扁擔閑餘的時候在一個車的後視鏡上用指甲鉗夾自己的胡子，把這個很沉重、看起來很壓抑的一組照片反映出生活的樂趣，扁擔對于生活的希望。苦不要緊，但是得有希望。如果生活沒有希望了，如果沒有夢想了，那這個生活可能真的就不行了。
關于審美。我們原來每次在讨論紀實攝影審美的時候常常有些讨論不清楚的地方，很多人覺得這能夠叫美嗎？但是美學裡面對于美的形态是多種多樣的。我們常常碰到的是風光裡面的優美，大家都能夠接受，覺得風光的這種美和人像的這種美和模特的美叫美，紀實攝影的美究竟在什麼地方呢？從美學的領域來講，它有優美、有崇高、有悲劇、有喜劇、有滑稽，有很多種分類，悲劇裡面也有很多分類，我們看到的悲劇比如梁山伯與祝英台，或者是白毛女，那是一種悲劇。實際上還有一種悲劇，就是魯迅先生說的“幾乎無視”的悲劇，魯迅筆下的很多小人物的悲劇、對命運和時代的悲劇就是幾乎無視的悲劇，是因為在歲月當中大家對于社會的很多東西不敏感了，越來越不敏感了，好像司空見慣了，好像麻木不仁了。在高樓大廈下面，在很漂亮的過江的橋的旁邊，我們的城市還生活着這麼多人，不管是作為一個老百姓，還是作為一個文化人，都應該引起我們關注。
紀實攝影的認知是第一位的，但是他的認知是通過調動情感，激發人們的同情心，激發人們的正義感，從美學的角度來說，不僅是一個幾乎無視的悲劇，而且我認為它應該有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悅耳悅目，第二個層次是悅心悅意，第三個層次是悅神悅智。第一個層次在生理層次，第二個層次在心理層次，第三個是層次是倫理的層次。我認為周國獻的攝影已經進入了道德和倫理的層次。
董玉梅（著名武漢市地方志專家、文史專家）：今天非常高興來參加《浮生四記》的攝影展。周國獻先生我認識的時間不短，他的攝影作品我也看得比較多，今天我從文化的角度談一下我對他攝影作品的看法。
紀實攝影作品，我們的看法和攝影家的看法不一樣。我們看作品更多是考慮文化現象，我們考慮作品當中蘊含的曆史資訊，我們做文化研究，照片當中透露了哪些曆史資訊，記載了哪些東西，可以通過這個照片怎麼樣還原曆史背景，這是我們比較注意的。看了周國獻的作品之後除了有感動之外，我覺得更多從我們這個角度來說有一種慚愧。比如水上人家，水上人家的生活狀态我們十幾年前就關注到了，現在在漢水、長江上很多的水上人家不是真正的武漢人，真正的武漢水上人家，特别是漢正街那邊漢水上，在五六十面代的時候就上了岸。硚口區原來有一條巷子叫團結巷，這裡面住的人都是以前的老水上人家。他們上岸，政府給了他們一條街，這條街上的人還保留着很濃郁的水上人家的生活習性，他們非常團結，鄰裡之間的互幫互助，就比岸上的人要濃厚得多。為什麼呢？因為在水上的不安全因素，在水上的生活狀态就讓他們互相之間的關照超過了岸上居住的人。我們以前關注這個東西，我們就想把他們的生活狀态記錄一下，逢年過節的時候這些水上人家的慶祝節日方式也仍然保留着水上的狀态。但是後來因為這種原因，那種原因，就是沒有進行圖像的記錄，沒有進行拍照，隻有口述記錄下來了。如果我們能夠像周國獻先生這樣，比較早的采取照片的形式去記錄，可能我們就能夠比較容易還原水上人家的生存狀況。這一點周國獻先生做得非常好，悄悄地，踏踏實實的，每一個周末，每一個休息時間，都在從事這些，為水上人家的曆史做了一個延續，做了一個補充，後來的這些人現在他們在水上是怎麼生活的，我們通過這些照片就有了一個記載。
鹹安坊。鹹安坊是武漢市所有裡分當中第一個優秀曆史建築。鹹安坊的曆史，大的層面的曆史，我們了解的是比較多的，以前是怎麼修建起來的，是由哪四個裡分合并的，鹹安坊是由同仁裡和另外三個裡分合并的，72年合并的，72年文化大革命有一段時期改成了紅色地名，從紅色地名改回原來的地名的時候，就把鹹安坊的四個裡分合并，合并統稱鹹安坊。從鹹安坊的建立一直到今天，它曾經是非常輝煌的，不僅是建築好，鋼窗，在裡面住的人員都是非常有檔次的。而且還有一段，武漢的金融曾經在鹹安坊占很重要的位置。武漢淪陷時期，鹹安坊的金融統治了華中這一帶。這些曆史我們比較清楚。但是我們怎麼通過現在鹹安坊的居民去還原鹹安坊過去居住的人，是哪些人在裡面居住過，它有哪些成績？今天我才看到周國獻作品當中記錄了居戶祖輩是做什麼生意的，是幹什麼的，有一些很細節的東西。我們通過這些細節的東西再去查閱史料，我們可能會發現鹹安坊還蘊藏着很多其他以前沒有發掘出來的故事，這些故事也可以豐富漢口的曆史，豐富漢口的裡分文化，從文化的角度來講，周國獻先生這些照片及其記錄可以彌補武漢地區史料的不足，這是我們作為地區文化工作者都不如他的地方。我們都做得沒有他那麼細，我們覺得有一個大的順序，有一個大的脈絡就差不多了，但是看了他的攝影作品之後，我覺得我們還應該更深入地去挖掘。這是我感悟比較大的。
我從攝影外行的眼光來看，有些作品攝影藝術性還不是很強。我不是做攝影的，這是我看照片的感覺。我覺得有些少量的圖檔好像比較平淡一些，就是生活當中很直覺的記錄。如果攝影作品的藝術性更強一點，沖擊力更強一點，會不會更好一些？
董宏猷（武漢作家協會主席）：國獻的紀實作品，剛才開幕式上想說的都已經說了。他的照片意義，今天研讨會的主題非常好：理性、情感、審美。太棒了。我感覺它涵蓋了紀實攝影非常重要的三個次元。周國獻的紀實攝影也是在這三個方面出力。
周國獻的照片意義在于：第一，他的片子是對社會的責任感，是以他是理性的。第二，他對他拍攝的對象懷着深深的情感。他還有很多故事，比如他和這些拍攝對象結成了朋友，甚至深入他們的家鄉，這個非常不容易。第三，他有他自己獨特的審美觀。他的審美觀有很多是國際性的，國際對紀實攝影的流行，他在這個方面也做得很好。
剛才江教授說到他的圖檔有很多需要文字進行共建和共構，這一點是他的優點，也是他的長處。他的片子有故事，有情節，可以連貫起來。它是以一種急速的力量，集中展示某一個點，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一樣投向一個點，這是他的片子成功的最大優勢。他幾乎是一個專題一個專題地做。我們現在看到很多，包括上海的紀實攝影家把他們的眼光投向了癌症病人、戒毒所，還專門去拍攝一些賣血的村莊，麻風病人。國獻把眼光投向了武漢的底層和變遷的現場。在某種意義上說，現在這個變遷的時代下應該是紀實攝影的黃金時代，有時候非常不好意思，國家不興、私家興，尤其是戰亂期間，大變亂期間總是為藝術家提供了更多沖突沖突。國家、民族、人生、家庭的變遷，引起的碰撞，喜怒哀樂，我們站在人性的角度去看的時候，恰好是藝術家最好的黃金時期。在我們這個城市變遷的時期也應該是紀實攝影的黃金時期。周國獻由于長期的準備，長期的堅持，他現在正趕上了這個時期，他沉澱以後還可以在這個大浪之中有更多更好的作品出來。
任何一個事物有兩面的，這面是他的優點，反過來是他的弱點。我同意根據玉梅所說的意見，他的片子是以組照、集體照見長，以專題、故事、情節見長，能不能我們不借助文字也能夠讓它有震撼力呢？這是國獻下一步的努力方向。脫離開一個具體的環境，脫離開這個組照，讓每一個單幅照片都有能力說一個故事，過去是一組說一個故事，十張說一個故事。下一步可能希望能看到國獻以一幅單幅照片說一個故事，甚至不要文字都能夠讓大家從你的片子當中、人物關系當中、光影效果當中去讀懂這個世界。當然我說的不是那種非常極端的新聞攝影，比如一個戰士在登上高地的時候，一上來就被子彈擊中；也不是美國水兵上岸的時候抱住一個女人親吻，他彎腰的姿勢為曆史留下身影；也不是夢露在美國的街頭，風把她的裙子吹起來。那些都是非常經典的曆史瞬間，可以說是藝術攝影，也可以說是新聞攝影，我覺得紀實攝影也完全有可能以單幅豐富的資訊性而去達到影像的震撼。這是國獻下一步努力的目标，他可能就更加細心一些。我看到有一個吉慶街的後代，兩個人在那裡說話，被你捕捉到了，這兩個人後來成了夫妻，這是很難得的，這對于他們個人來說是一個很難得的紀念，如果不加說明的話，大家就不知道，把它融入到吉慶街的故事裡面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筆，如果是單幅照片呢？
希望和呼籲。今天整個湖北武漢攝影界的精英都來了，有很多理論界的前輩，現在紀實攝影已經不僅僅是攝影家的事了，大家每人手中都有利器，都有神器，都有手機。現在手機攝影成為紀實攝影一個很龐大的群體，而且微信、微網誌平台也成為最大的自媒體。對于這些現象我們攝影界如何去關注，是把他們排斥在攝影關注之外，還是把他們納入我們關注之内呢？這也是我想就教于丁先生、江先生以及各位攝影家的。我們群衆性的、大規模的紀實攝影還需要攝影界的專家、攝影家、理論家以及媒體朋友去呼籲、去倡導、去引導，這是我想說的非常重要的一點。我說這一點思考沒有去管制QQ的意思，我是從攝影的角度。讓廣大老百姓和群衆看到我手中手機拍攝的很多東西也會進入紀實攝影或者攝影圈所關注的範疇。我們作為一個攝影家、攝影協會、攝影愛好者為這個社會擴充了審美的功能，也做了一點事。我更希望攝影家協會、攝影家們、攝影家理論家們對于目前大規模的用手機、相機、單反紀實攝影進行鼓勵、引導，這樣我們的紀實攝影會更加豐富起來。
主持人丁遵新：剛才江北戰從紀實攝影的認知、力量和關系作了論述，文化學者董玉梅充分說明了紀實攝影的文獻價值，在地域文化當中的獨特性，對紀實攝影作了許多肯定。著名作家董宏猷把開幕式上沒有講完的話講了，他不僅是作家，也是攝影理論家，他講了三點，我覺得都非常好，理性、情感和審美之間的關系。周國獻的作品叙事性比較強，但是概括力、獨立性、典型性比較差，同時希望各位專家對于微信、手機方面的紀實充分發揮。
謝國安（著名攝影家）：周國獻這樣的人我比較少見，去年辦展覽的時候送了我一本《扁擔》，當時我感到非常精細，居然有人這麼拍攝漢正街的扁擔。之前好多人都拍過漢正街的扁擔，都在報紙上報道過，但是周國獻的扁擔不一樣，深入得非常深，而且花的功夫比較大一些。我整天遊走在街頭的人感覺十分驚奇，我每每走到街頭上見到攝影的群體比較多，對着花草和樓房亭台樓閣拍照。我當時不解，這一代人怎麼在做紀實攝影？周國獻在八月份又給我一冊《水上人家》。周國獻的這本攝影集前所未有，而且非常令人回味無窮。我感覺周國獻近乎于癡迷虔誠的态度我非常敬佩。我每逢節假日隻要是休息就上街了，你沒有這個精神，沒有對攝影癡迷虔誠的态度是不可能做得很好的，這是一般的規律，我非常欽佩他。我也非常贊成開幕式上賈連成主席講的那段話，周國獻非同一般，而且帶動了一批人，這些人在從事攝影中的不多見，我們希望有更多人走到街頭去記錄城市發展的曆史。我給他們講課時也講過紀實攝影是整個攝影曆程100多年最本質的東西，也是主流的東西。
觀看周國獻的作品展覽，我看到他這次展覽的制作非常精良，色澤非常适合主題，被攝和表達人物情感非常分明，各種圖檔文字的精良程度非常豐滿。一般做圖檔的人都很清楚，文字非常厚重，而且非常豐富，甚至在有些方面超過了圖檔，這是好的地方，也是稍微不足的地方。因為他的文字非常飽滿，很多人也看到了，大家共通的感覺是他的文字情感非常豐富，說明他做這件事的時候對每個人的采訪，對事件的了解。南方周末采訪我的時候，他問拍照的時候對象會怎麼樣，我說我肯定不和對方有任何交流，因為我保持對圖檔的新鮮感。當然每個人的方式不一樣。我發現他和我非常相反，他就深入到細節中去，而且深入了解，和被攝的對象完全融為一體，攝影的每個時刻都保持新鮮感，獲得比較好的圖檔，這是他的不同之處。這也說明周國獻對攝影對象有着很豐富的情感，他是屬于新聞專題報道性的，專題性的報道，正因為他的文字豐滿，是以他的圖檔展覽就極具可讀性。我們可以從周國獻展覽圖檔的意識來看，并不像我們所傳統認為的，我們一談到圖檔就說傳統的。實際上傳統和經典的東西不一樣，經典的不太注重圖像的經驗，每一幅單幅圖檔的藝術性，實際上藝術性可能說得有點虛乎了一點，實際上就是圖檔的經驗氣質，不加任何幹預的接近性瞬間，包括寬角度、穩定式構成和随機性的多點散點式構成，這是我們需要把握的東西，他不是用的傳統比較好的優秀攝影手法，而是基于表述一街一市、一水一雨松散的氣氛。從他的圖檔來看，說得簡單一點就是并非是故事性很強的圖檔表述。故事性很強的應該有故事的開始、中間和結束。比如說傳統攝影中比較經典的美國的馬格南圖檔社的專題報道攝影，比如鄉村醫生，水俣，一系列的專題報道，這是非常經典的，尤金·史密斯是報道攝影和新聞圖檔攝影的祖師爺，而且那麼衆多，好像他的這些報道還在再版，這有它的一定道理。尤金·史密斯這樣的作品，我們可以說一說有關界定的分别。周國獻早期的攝影還不屬于完全意義上的紀實攝影，他的攝影屬于新聞專題報道，新聞專題報道是屬于一個專題一個專題的做，如果你要做成紀實攝影家，比如說我在做我的武漢城市大紀實時，做了很多專題以後形成的一種氣韻，比如武漢人過早，武漢的夜生活，武漢的竹床陣，一系列的，形成整個大社會的布局，整個社會的系統性、完整性才形成紀實攝影的結果。周國獻現在做的專題攝影的報道非常到家，但是現在不要急于說成是紀實攝影，包括尤金·史密斯的專題也是這樣，早期并非是紀實攝影，而是若幹年形成經典，留在曆史上，成為那個時代的見證，就成為了紀實攝影，也成為了紀實攝影中的經典。周國獻并非是用很多很經典的手法拍攝圖像意識，而是用一山一水的比較松散的氣韻，生活場景的原汁原味，人物事件的樸實無華，一事一景一人一物的細枝末節，但是整個展覽很多人都看，在展廳裡面大家異口同聲的是見微知著，意味綿長，對老百姓生活的真摯的情感，這個情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每個人看了之後都覺得周國獻在拍照的時候非常真情，與被攝者的真情融為一體，一起吃飯，甚至幫助他們解決問題。我看到所有的文字之後非常感動，他能夠這樣來做這樣一件事，僅周國獻一人，很少見到有這樣的别具一格。對曆史事件的那份責任感和擔當也是他所具有的，更是展現出了周國獻對生活和工作的智慧情趣的表達。這是從展廳裡面的照片所反映出來的。
當然最重要的一點，四個部分的條理非常分明，最可貴的是四個專題的非常強烈的共同特點就是以人為本，以人為主線展開所有表述。以人為主線展開，在人物把握上難度是非常高的。文學是人學，基本上是描寫人物的；繪畫也是以人物為高；攝影拍人是最難的，如果人物情感結構表達得好，這個照片精彩度和表達的攝影就更加意味深長；如果一個人把攝影的物體作為人來拍，他給自己的挑戰性就更大。這一點就像經常反對的沙龍攝影的風花雪月一樣，做了很多年攝影的人都會不屑一顧，這也是有一定的道理。這使得内容更難把握，同時加深了作品完成的難度，這個難度也就是我們大家常常說的難度一高、藝術作品的價值觀更高。你的攝影作品如果很輕描淡寫就能夠拿到，誰也不會認為這個作品具有時代價值。展品中有很多照片我很喜歡，扁擔中的風雪中的老伯頂着一個塑膠袋，時間、地點，風雪中的人物情感表達令人感覺非常真摯。比較好的照片是叉路口的等活，這都是在形式上比較好的，燒紙錢、祭奠她們的父親去世，還有看電視，水上人家晴川橋都非常棒。這些照片都是因為他對于曆史的責任感，是以才使得他的照片具有強烈的可讀性和寓意性。要追尋城市的曆史，紀實攝影無疑是封存曆史，或者是見證記憶的最佳辦法。我們從周國獻的作品中看到保留一份真誠的記錄，在一般意義上來說超出了所有攝影範疇的價值觀，其社會價值就自然不言而喻了。周國獻留給我們這份寶貴的财富非常珍貴，我們應該感謝他的這次展覽。
對他的希望。今天有人民攝影報的編輯過來，也有一些專家，名家荟萃，我希望把事情做大一點，中國攝影和中國當代紀實攝影存在的最大問題就是形式主義的問題。形式和内容是一個照片的至關重要的兩點。形式主義我們談得多一點，而且作為攝影人中間也都很注重，包括理論家都談過。但是每當我們拿出作品的時候，形式主義都是欠缺的。周國獻展覽洋洋100多幅，形式主義非常精良的作品還是弱了一點。以我個人的看法，縱觀中國攝影界，一個是中國的攝影界三頭并進，而且成見非常深，比如南方派、上海派、北京派。中國攝影的現象很多，在形式主義結構中有很多弱點，當我們每每看到大師作品的時候，比如寇德卡、史密斯、桑德等曆史上的優秀大師的作品。我去年到法國辦展看了布來塞的原作展，洋洋灑灑180多幅，沒有一張是多餘的，每一張都是經典。我翻閱他們的畫冊，不管是法國的一些著名大家，包括寇德卡，他的書不大，88頁的圖檔，但是每一張令我驚喜無比，沒有一張是多餘的，而且沒有一張是形式不好。然而我比較國内的大家，我們推崇的一些藝術家，當他拿出一本書，當他拿出一個個展的時候，往往是沒有多少形式主義非常棒的照片。我可以打一個簡單的比喻，武漢地區的，我們曾經為胡偉鳴的一組照片，《搬遷》，那一張照片大家都覺得非常精彩，那個時候他在江邊，三峽移民中的穿衣櫃中的反射出來的影像，這就是形式主義，這是大家不可否認的，任何人看了就覺得太優秀了。形式主義對大家來說是對攝影的一種認識。我辦展覽和出書的時候，我的展覽是200幅，是在七八萬張照片中選擇出來的，你有什麼理由讓你的照片平淡，有什麼理由不讓這200多幅保持的精彩無比。我們中國的攝影作品大量是内容過頭，以往是内容不對，文革以前大家覺得政治氣候影響的宣傳不對，而現在很多展覽還是那種大而空，尤其是把形式主義撇在一邊。我在歐洲看了一些展覽，不是說形式主義丢開了内容，在有内容的情況下形式是第一要素，每張照片都精彩。我在法國買了兩本書，一個是胡志明的藝術家，采訪小島的漁村，從上船，每一張照片都拍出來，包括車站下車，拍的車站的地面的路标，就表明不時的拉開，這也說明形式主義在一個攝影家作品中的重要性，每每我們談到的時候，我們知道它，但是很多展覽和個人追求中忽略了它，這也是我們必須要加強的，這也是我對周國獻提出的期望，希望他的作品将來走向更高的境界，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方式。
主持人丁遵新：謝國安老師拍了武漢人的日常生活幾十年，拍成了一個系列，他剛才對周國獻的作品和周國獻的行為方式感到非常驚喜，非常佩服；當然國安提出一個不同的意見，周國獻的作品叫不叫紀實？這就涉及到專題攝影和紀實攝影的關系，怎麼來界定，謝國安提出紀實和專題的關系，内容和形式的關系，非常誠懇，非常殷切地提出周國獻今後的努力方向。作品的叙述性和概括力是什麼樣的關系。
宋剛明（著名攝影家）：我認識國獻很多年，一直關注他的拍攝，在武漢也有不少人在拍，在武漢的攝影師既苦悶也幸運，苦悶的是武漢市的攝影師不像西部的攝影師，比如成都、雲南，有那麼好的風景可以拍，這是武漢攝影師的不幸；但也是它的幸運，沒有這麼多風花雪月可以拍，就老老實實拍人吧。我也碰到過很多拍武漢的人，比如說碼頭、扁擔，我都看了幾波，做過展覽的。但是周國獻有它的優勢和特點，而且他有很詳盡的文字記錄，這很不容易做到，起碼我做不到。他像田野調查一樣的，這是最困難的一個活，我總認為攝影是現在人留給未來人的禮物。有人問我說這個照片好不好，你就閉着眼睛一想20年以後的人還會不會看這個照片，20年以後還會看今天的雲海翻得高不高嗎？因為那天的天氣預報對20年以後的人沒有意義了，20年以後的人肯定是看現在人是怎麼生活的。這個時代的人還有扁擔，打着赤膊挑東西，那個時候可能沒有了，這是很寶貴的影像資料。起碼從文獻攝影的角度來說，周國獻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做得很詳盡，調查得很詳盡，這很不容易做到。這是第一個層次。關于第二個層次，影像語言的建構問題。這不是他一個人的問題，全中國攝影人都有這個問題。中國忽悠的多、鬧的多、炒作的多，而真正紮紮實實達到國際攝影品質品質的人少。我們往往要麼不重視語言，要麼過度重視語言，總是在講搞什麼創新、觀念、新銳，總想一夜爆富，這就是缺乏一種紮實的心态。周國獻起碼有很紮實的心态。他的攝影如果從語言表達上說不是那麼好的話，但起碼不讨厭。我們往往會把一些影像作品做得很讨厭。我看到很多人拍漢正街的扁擔，用超廣角拍，極長、極大，把人物漫畫掉了，缺乏一種老實的心态，這就是急功近利，恨不得一夜成名。如果攝影不能做得很好，也不要讓人讨厭，去掉浮躁心，安安靜靜拍照，如果做得好，總有一天會被人承認。不炒作，不忽悠，做一個紮紮實實的人，做好一件事。國獻靠這麼多年沉着的一步一步的做這麼一件事，這都是我們應該向他學習的，将來人應該感謝他的，他留下了武漢最普通、最底層人某一個方面的影像檔案，做得非常系統化。很多人東一榔頭西一棒子，做不到系統化。
主持人丁遵新：宋剛明講到内容和形式的關系以外，還特别強調了周國獻工作方式、行為方式，比如很詳盡的文字，比較獨特的圖文結合的方式，這是他的特點，也是很難做到的。形式語言和創作出發點，創作的态度不要過多的功利主義，怎麼樣紮紮實實，周國獻的做法是比較紮實，做了很多事情，像他這樣做的細緻、詳細的記錄确實還是不容易的。
沈祥勝（著名藝術家、攝影家）：我說兩個方面的感想，第一，關于作者。這個作者我接觸的不是很長時間，但是我很同意剛才幾位老師的發言。我在這幾年基本上沒有怎麼拍照片了，原因在于現在手機各種新媒體形式在表達對影像的觀念和思想的時候太泛化了，與我習慣的東西有些不一樣了，是以往往我就看得多。在座有很多老師都是我在學攝影的時候學習和揣摩、不斷研究和分析的對象，對攝影做出了很大貢獻。但是近幾年有很多創作人群拍攝了很多東西，我覺得感興趣的不多了。今天看到這個展覽之後，我很同意剛才幾位老師的發言，确實他傳承了很多攝影當中的很珍貴的東西。從紀實攝影作者來講，關注的題材、表現、工作方法都展現出他作為一個時代的攝影師儲存、傳承了以往紀實攝影很好的傳統。在現在社會當中，武漢有一個口号叫“武漢，每天不一樣”，給我們做攝影的特别是紀實攝影的人留下了一個創作大寶庫，這裡面的題材是無限的。我們關注什麼？我們表現什麼？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大的平台。我也同意老師們的意見，非常感謝有這樣一個作者給我們提供了這個作品。
關于紀實攝影傳承、發展和創新的問題。我主要工作是做教學，湖北省第一個攝影專業就是我們學院（注：武漢紡織大學傳媒學院）裡做出來的。特别是攝影當中我比較遵循一個觀念，你的作品中如果有别人的影子，是一票否決。攝影作品特别是紀實攝影的創新是現在對攝影人才的培養的很重大的命題。我記得英國有一個非常著名的學院叫英國皇家藝術學院辦的一個藝術展當中，老師就提到他們學院的宗旨，他說“我們培養的學生首要的任務是讓他走出自己習慣的領域，也就是說你會什麼，盡量不要從這個方面去做；要不斷實驗、不斷實踐、不斷進行批判性思維”。在中國紀實攝影大潮發展這麼多年以後，我們湧現出這麼多優秀的創作者，這些好的作品，下一步我們怎麼發展，怎麼做？同時，我也敏感地關注到，在傳統攝影當中是不是還存在很多問題？剛才我聽到董玉梅老師談到的一席話，我有一個啟發，攝影現在就像很多其他學科一樣，它開始向一種交叉融合、多學科的融合發展。比如說現在攝影開始和文化學、人類學、符号學、現象學等領域進行交叉，從以前的直覺式、感悟式、記錄式的攝影開始走向深刻的對事物的分析研究，或者是我們把它進行呈現。攝影畢竟是視覺藝術，在攝影發展初期和文學結合得比較緊，攝影作品裡面大多是叙述。現在發展之後，在藝術設計或美術學方面給社會和人類提供了很多新的貢獻和新的知識，這些新的知識如何和現在的紀實攝影、攝影交叉融合？攝影中怎麼把這些新的成果運用到作品當中來？這是我們當下紀實攝影發展的幾個途徑。我們怎麼才能使作品更加深刻一些，更加有内涵一些？比如說周國獻拍的江邊的照片我曾經也拍過，有一條船，那條船上有幾十戶人家，全部是漢正街的扁擔，我曾經拍了一組照片，參加了日本的關于人類居住環境的研究課題的國際學術會議，這個國際學術會議是專門研究一些少數弱勢人群的居住環境對人的影響的課題，我當時拍了之後就在學術會議上進行演講，引起了很多國際學者的關注，他們很關注中國在城市化程序當中外來人口在進入城市之後的生态。我們的紀實攝影眼光應該更開闊一些，我們不僅要關注到一些表象的東西，事實上還有很多非常深刻的東西，很深刻的對社會發展的認識，我們的觀點、我們的思想。
現在的攝影很多成為一種工具，成為一種研究方法。當我們用紀實手法呈現一些現象的時候，這裡面所承載的影像資訊是我們進一步認識事物的很重要的寶庫，若幹年以後會更加發酵，不斷出現增值效果、增值價值。在紀實攝影當中，紀實攝影師應該跨界，應該和各個學科交叉融合，形成自己獨到的藝術風格和藝術成果。
主持人丁遵新：沈院長講到兩點很重要，紀實攝影的批判意識，一個是對于社會，對于對象的批判，一個是自我批判。另外，他提出多學科的融合，這也是今後紀實攝影發展當中很重要的帶有方向性的意義。
劉宇（武漢美術館副館長）：我是一個外行，在座的都是一些前輩、專家和老師，我給大家介紹一下武漢美術館這幾年辦的幾個攝影展覽。今年是武漢美術館第六年了，這幾年在全國美術館行業中做照片、影像的不是很多，原來廣東美術館做了一些，現在王璜生調到中央美院之後廣東美術館也沒有做了。這六年來，武漢美術館有意無意地做了一些中外攝影展覽，在座很多老師是作者和策展人。我們做了馬克·呂布的攝影展，英國約翰·蘭金的，前年做的“前塵影事”攝影展，去年法國攝影百年展，法國人眼中的中國100年攝影展，還有就是這幾天做的餘熙展覽，也是黃一璜老師策展的，還有彭年生老師的展覽，謝國安老師的展覽，今年做了麻建雄的武漢老櫥窗的展覽。我們武漢美術館想立足這個城市，我們有一個想法是想把武漢影像作為武漢美術館的重點收藏或者是重點研究方向。我前幾天正好在北京參加文化部今年每個美術館的收藏展覽，我帶的是麻建雄的展覽過去的，全國美術館行業跟他們比起來，這些老館中拿出來都是齊白石、傅抱石大家的作品，但是我們的影像作品在裡面是一枝獨秀的，大家對我們的選材、題材的稀缺性、研究的深入性都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作為武漢美術館願意更多為武漢藝術家提供平台，共同打造好武漢影像作品系列。今天周老師的展覽，我說一下個人的想法，他特别關注我們這個城市，關注底層，他的眼光很獨特，而且非常勤奮，他繼承了一波紀實攝影家反映城市曆史和現狀的優良傳統，而且非常用心。我有一點不同的意見，我覺得太過多關注題材，對内容、形式的發掘上還是有些欠缺，謝國安老師也有表現老城區、過去的裡分，在作品的分量上還是有差距，特别是漢正街題材，也是不好拍的，裡面的人非常多，本來就是很雜亂的場景，感覺場面有點紛雜，怎麼在作品的取舍，在獨特的語言形式上還有待提高，他能夠做到這樣我非常敬佩他，也希望他今後的以後通過今天的研讨會和藝術家老師的論壇、分析和論證的方式取得更高的成就。
主持人丁遵新：我們應該感謝武漢美術館，為攝影展覽确實做了很多工作，劉館長提到的和大家提到的問題就是對于題材過分關注，對于拍攝對象的過分依賴會削弱作品的藝術感染力、概括力和扁平性。
周一渤（獨立策展人、攝影評論家、著名攝影家）：去年在平遙國際攝影節的展覽，我給周國獻個展起的名字叫《扁擔：漢正街的傳奇》，這個展覽是我策展的，我從他的展覽說起。開始我策展《扁擔》的時候，這個題材是在麗水國際攝影節展過的，我們在這之前就認識了，他開始讓我看他的片子，我們溝通了很多，對武漢我更多的認識是對漢正街符号性的東西，是以我很感興趣。去年他拿出來一些作品讓我策展，他開始選了一些片子，我不太滿意，後來我說你把所有的原始材料全部拿過來，我要掌握你的整個流程，拍攝現場的把控，語言的運用，我全部要把握一下，進行一定溝通，然後找到一條線索呈現，從展覽上進行呈現。現在展覽的片子大部分都是當時我從他最原始的片子中選出來的，很多場景和很多細節讓我很感動。在平遙反應很好，獲得了“優秀攝影師獎”。
紀實攝影，像這一類的記錄，從一二十多年以前，王征的西海固，青島的十号大院，還有王福春的，這一類的紀實早就覺醒了，這一類的攝影是經過常年積累的，這一類紀實攝影曾經熱過一段，這幾年被新銳幾乎取代了。現在這樣的攝影語境基本算是很少見了。這幾年平遙攝影節、麗水攝影節，盡管我策的展都拿了獎，我說你們拿獎最主要的是堅持，你們要把專題堅持好。還有鄭州鐵路局的鐵道工拍了七八年，去年在麗水國際攝影節也是拿了最佳展覽獎，在當時展覽的時候和一些攝友在一起聊，這一類的專題很少見了，要麼就是學生的，青年學生思想比較活躍，語言花樣翻新，顯得鮮活一些，新銳的比較多，都是新銳語言的拍攝方法和語言呈現，老老實實、平實攝影記錄的專題幾乎很少看到，太少了。但是我們有一個共同的認識，這一類的攝影是不是還需要？剛才都說到記錄性、批判性、文獻性，這都是大家的共識。既然它有這樣的價值，還是應該有它存在的必要性和它自身的價值，我在做策展的時候這方面做得比較多。
從攝影語言來講，我這幾年在攝影節上看了一些東西，感覺新銳一直在占據着龐大的平台、舞台，我認為新銳的攝影語言是在攝影探索當中的一種語言流變，語言的轉換，大家一直都在尋找突破，在這種突破和模仿國外，和世界攝影師進行聯系的時候找到某一個突破口，産生一種模仿，慢慢形成另一種“糖水片”。說糖水片似乎是一種貶義詞，但實際上是語言的流變。像周國獻老老實實記錄，平實的語言是另外一種呈現。新銳更強調内心的東西，詩化的東西，内在的，強調走向内心。
關于文獻價值，我說一下對武漢的感受。我對武漢的概念包括現在的重工業，漢正街商業碼頭，這是武漢在我的印象當中的文化符号。周國獻在這個方面作出了重大貢獻，在全國來講還沒有哪一個攝影師針對一個城市的底層文化、社會市井文化幾乎全景式的進行掃描、關注、觀察，當然這種觀察有待更加深入。但是他這種階段性的工作已經取得了很可喜的成績。對周國獻的成就、投入，大家都說了很多，我很欽佩。
我提兩點建議：第一，階段性任務已經完成，不要停下來，還要繼續拍，從幾個方面着手，一是缺乏細緻和富有表現力的情節，這些方面還需要強化一些。二是縱向的跟拍和随機拍攝結合起來，比如鹹安坊，裡面有一些家庭可以更深入地縱向拍攝，從現在來講還是欠缺了一點。三是整個影像的完整度和成熟度上還可以加強一下，不管是叙事性或是其他關注的層面，都要關注到。
主持人丁遵新：剛才周一渤講的紀實攝影的流變和記錄攝影存在的價值，他講得很懇切。記錄攝影要堅持，記錄攝影有它自身的價值，對于流變的語言我們要有比較清醒的認識，兩點建議都很好。下面有請黃一璜先生。
黃一璜（著名攝影理論評論家、策展人）：國獻的展覽我看了以後很有感觸，他屬于比較勤奮的攝影人，勤奮的程度在武漢做影像記錄方面是屬于比較少的一批人，這樣的人不太多，經常背着相機，而且是比較誇張的背相機，其實以我所見做記錄沒有必要背着一個大包，應該是小相機比較合适，但是他常年這樣習慣了，而且腰椎間盤有問題，還要背那麼大一個包。他有付出，是以才有今天的展覽，剛才台上講話的已經有上十個人談到了國獻展覽的各種成就，我也談三點。
第一，他秉承了傳統做紀實攝影人或記錄攝影人的攝影态度，堅守、堅持。
第二，他很聰明，他把握住了在武漢切入城市記錄的四個切入點，四個角度。比如他切入漢正街，毫無疑問，他是一個外鄉人到武漢人，曾經在70、80年代改革開放以後最轟轟烈烈的一條街，最引起國人乃至于國外人注意的一條街，而以他工作和學習的專業來講，他的職業所在，他對經濟的變化還是敏感的，是以他把第一個專題切進漢正街，很聰明，因為這是武漢這座城市走向今天、走向現代、走向深度改革的一個源頭。第二個切入點，我在時間上考證過，他用什麼相機，在什麼時間點上拍我全部考證過。他切進去這兩個專題幾乎是同時開始的，《裡分》和《水上人家》，前後相差幾個月，《裡分》代表了武漢從開埠若幹年之後在城市建設方面非常有代表性的城市建築，而這個建築也導緻漢口人家的生活方式在裡面得到非常好的展現，比較可惜的是，他給我看到的這些照片以及曾經讓我過目的裡分的照片切進去的時間有點偏晚了。《水上人家》切進去的時間比較正當時，在早年那一批上岸之後，這是一批不做買賣，不是臨時到這裡泊船的那一批人生活在這裡，我曾經有學生在08年拍過水上人家，而且多以荊州過來的人為多，做生意，在這個地方需要居住，需要有一個栖身之地，有這麼一個機會，賣魚的人，把魚囤在這裡，以漢水野生魚販到江上賣一個合适的價錢為生的人被政府遷走了，他們的船是無動力的船，隻能留在這裡，或者是自己要設法遷走，正好就給了很多人一個機會，讓他們能夠在這裡生活，他們是一群很特殊的群體。切進這個地方與武漢成為一個碼頭文化有關聯，武漢早年就是因為有船在這裡做生意、運輸，導緻九省通衢的地方碼頭文化的成立，裡分城市居民的民居文化，水上人家早年商業起源文化，乃至于吉慶街的夜間市民消費和業餘生活文化，四個點都切得很好，這是他比較聰明的地方，選擇很好。
他近距離的去拍攝，融入到他的拍攝對象當中，他與謝國安是兩種不同的攝影行為方式，這兩種行為方式都在攝影史上有多無數成功的先例，我這裡就沒有必要多說，甚至還有人直接與拍攝對象常年生活在一起。他這種方式沒有問題，他選擇了近距離的接觸這些拍攝對象，交朋友，融入到私人的空間裡，是以他能夠說出别人的喜怒哀樂，能夠在文字上有比較詳盡的表述，這是他與其他人做攝影記錄的時候不太一樣的地方，在他身上展現得比較突出的地方。
這是比較可貴的三個方面。需要談到的是，這個展覽呈現的照片還是有一些可以提升的空間，在未來繼續做，不管是做這些專題，還是改做别的，我覺得是需要有些可以提升、改進、強化的地方。既然已經開始做了這麼多的展覽，而且已經小有影響了，我們對他是否應該有更多的鼓勵、要求。現在做的四個專題，每個專題都在講述一個故事，講述關于漢正街的人的故事，在這裡他的定義是扁擔，這個定義的範圍相對窄了，就應該去做扁擔的故事，與扁擔無關的事就應該在故事之外，講扁擔的故事怎麼講？他有些講得還是不錯，我也給他做過漢正街的作品展覽，在13年年底到14年春節後，三個月，在武漢博物館。為他做展覽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他有很多自己的想法，文字也好，圖檔也好，都很多，但是我希望看到的是一個故事，既然你做這個專題，我們怎麼來講一個故事。我在給他做展覽的時候，為他重新講了一個故事，與周一渤跟他做的故事是完全不一樣的故事，而且這個故事以我之見是做得至少比今天這個不會差。這是文字和圖檔怎麼去把握邏輯關系的問題，而不是個體照片是否精彩的問題，是故事與故事、人與人、細節與情節怎麼去把這個故事講好，因為你說的是這個地方的一件事，一個大事，不是一個小事。第二，你拍的是武漢，影像比較容易引人注意的地方，除了記憶以外，你怎麼能夠把城市生活最突出那一部分呈現出來，很自然大家會想到是不是可以與謝國安的去比，但是沒有辦法去比，因為兩個人是不一樣的行為方式和側重點，但是有一個地方是可以有所提升的，那就是這種武漢的味道，武漢人生活的味道，有沒有可能從影像當中提煉出來。我把這個問題提在這裡，我個人認為是可以的，但是對于影像的傳達、記錄、表現、呈現有沒有可能，那就是國獻自己要去面對的。
第三，他的優點，這個優點帶來一個問題，就是對題材、對對象過度依賴性，也就是距離的遠和近的問題，怎麼把握這個度。你如何去概括裡面這些人，還是随手記下來，事情也有，畫面也有，就完了嗎？這是一個需要精進，需要每個人去選擇的問題。你可以不選擇，也可以選擇，但是我覺得這個度是需要把握的。因為在他的照片裡面有一些失度，控制得不太理想。在這方面他有可能做得更好。
主持人丁遵新：黃老師充分肯定了周國獻的勤奮和堅持，另外提出一個觀點，記錄攝影怎麼講故事，題材、人物、細節，他們發展怎麼把握，而且細節、人物、發展的把握怎麼和武漢的特點結合，拍出漢味兒來，他提出了很多殷切的希望。下面有請田飛主任。
田飛（《長江日報》攝影部主任）：非常高興能看到周國獻推出這個紀實攝影展。武漢市拍攝城市紀實、城市人文方面題材的攝影師真的不算多，這麼多年來我與攝影圈、創作欲非常旺盛的隊伍接觸得比較多，大家可能對于城市風光唯美的、好看的、建設的，或者是有宣傳功能的東西上的拍攝是比較用力的。但是抛開一些名利，真正紮紮實實把城市、把每天生活當中的城市很平凡的故事作為記錄的攝影師是為數不多的。前不久這樣一幫群體專門成立了一個“武漢闆眼影會”的民間團體，沒有任何組織形式，這個群體的所有作品我差不多都看了，而且我感到非常欣慰，這一群人真正把這個城市當成生他、養他、充滿情感和充滿社會責任地看待這個城市，他們的攝影作品對于武漢的曆史來說是非常有價值的。也許這個價值今天我們看不到，但是過十年、二十年以後這批作品應該是有價值的。從周國獻本身切入四個角度，從城市的視野用紀實攝影的手法來表現，他比較肯動腦筋。還有幾個特點，好多人都拍攝過，像扁擔，胡老師應該是很有發言權的，很早以前他就拍了很多扁擔，包括武建國，還有其他的同志，包括你的水上人家，我也拍過，我在05年就拍過《五條船一個家》的攝影專題，拍過這個之後我一直沒有放下來，經常去積累一些。紀實攝影的确不是突擊式的解決的，是一個長期的跟蹤，一個積澱。做紀實攝影真的應該去掉浮躁，沉下心來安靜地做自己應該做的事情。
談到紀實攝影的理性、情感與審美，這個題目比較寬泛。關于理性，從紀實攝影來說，理性非常重要。理性是一種對社會現象、社會影像本身的一種深刻認識，在座的有很多前輩和老師，法國的三個紀實攝影家對我們的創作，無論是理論還是實踐，都有很大的影響，一個是凱裡埃，一個是馬克·呂布，還有是杜瓦諾，這三個人的風格從紀實攝影大範圍來說都是屬于這個範疇的。但是細看每個人的确非常有特點，布勒松的決定性瞬間，從紀實攝影的内容上來說很多時候是關注影像，雖然也記錄了很多重大事件，但是影像瞬間、瞬間與影像之間的關系，從美學和審美角度上占有更大的分量。杜瓦諾從情趣和視覺上的瞬間，影像的視覺和感染力，這一點是他比較重要的特點。馬克·呂布對我的影響是最大的，馬克·呂布拍國外的攝影作品也許可能感受不一定特别深，但是你們可以看一看他拍中國題材的作品，那的确是非常精準。紀實攝影就是記一個社會的本質，而社會的本質又被紛繁的社會現象所掩蓋，甚至淹沒，有時候紀實攝影在創作當中可能會迷失自己，甚至迷失自己努力的方向。馬克·呂布對中國社會精準的表現讓我非常吃驚，他真的深刻認識到中國社會的本質和現象。通過另外一個攝影家我們可以看得出來，安哥出了一本書，叫《生活在鄧小平時代》，這本書分上下冊，80年代和90年代，通過這上下兩冊作品有很大的感悟。談到理性，安哥的創作經曆，在他80年代的時候有幸接觸到馬克·呂布，馬克·呂布到中國來采訪，有很多時間因為工作和身份的原因他陪同一起采訪。我們看安哥80年代的作品，從早期的深圳，是中國30多年改革開放的視窗，一個最重要的視窗，他作為一種職業，或者是工作，它在工作當中記錄了很多中國的改革變遷，包括具體落實到一些事件上來。他認識馬克·呂布之後，對中國的認識上升了一個理性的高度，有了一個理性的高度看問題就截然不同，他對問題的分析，表現的方法，切入的角度，和切中社會關鍵的要害，那就升華了。紀實攝影，社會的認識、社會本質的挖掘才是作為一個紀實攝影家應該好好琢磨，好好去認識的，紀實攝影最根本的東西就在于這一點。
我們叫紀實攝影，而不叫記錄攝影，兩個偏旁的不同就決定了攝影作品本身的不同點。我們做攝影，大家都說紀實攝影和新聞攝影是什麼觀念、什麼關系，包括新聞攝影的真實性，紀實攝影也是一樣的。紀實攝影從表現來說應該還是歸在藝術的範疇，紀實攝影是記錄社會曆史，真實性肯定是要把持住的，什麼樣的東西是具有真實性的，紀實攝影從記錄的功能來說每個攝影家對于社會的認識和看法都是不一樣的，肯定會帶有他自己主觀的東西。紀實攝影發展到現在當今社會，現在手機、影像泛濫的時代到來了，我們對紀實攝影的認識、解讀以及創作的思路上應該要有創新的想法。
去年春節以後我們長江日報做了一個《回鄉記》大攝影特刊，我們挑選八個全國各地攝影記者，在他回家過年的時候拍一下他自己的家鄉，拍一下他自己的回家路，我們用八個版推，我們通過這八個人的作品可以看到紀實攝影更具有創新的東西。在紀實攝影方面的創新、觀念和影像上的突破也是我們應該做的，比如朱長江，他也是多年堅持拍武漢，但是他可能沒有局限在漢正街，也沒有局限于水上人家，他對紀實攝影表現的東西有更多的主觀和影像表達，這對于人的啟迪可能有更多傳播效應。
紀實攝影的堅持是非常重要的，在謝國安老師身上展現得非常充分，這也是一個榜樣，一個範例，他堅持拍攝武漢，以這樣的手法，這是紀實攝影的根本。
主持人丁遵新：田飛提出法國三個大攝影家的特點，這是給周國獻提醒，瞬間、情節和本質之間是什麼樣的關系，紀實不是記錄，紀實應該歸于藝術的範疇，紀實與新聞有關聯，但是有差別。這讓我想到中國攝影家協會藝術展覽中沒有紀實類，隻有一個記錄類。
黃一璜：記錄類分兩種，一種是新聞，一種是紀實，是兩個方面，前段時間是大概念，在這之前都是記錄類裡面是兩個小類。
主持人丁遵新：他把新聞放在和藝術一起來講。
黃一璜：新聞要講時效性，紀實可以不講時效性。
胡偉鳴（《武漢晚報》攝影記者）：紀實攝影是大時間概念，不是具體的，傳播方式也不一樣。
第一，我祝賀國獻的展覽，在這裡研讨本身也是一個褒獎，對你努力的成績的一種褒獎。丁老師扶持新人不遺餘力，寶刀不老，給我們提供這個研讨的平台，也是很有意義的。題材的切入點，前一段時間對旅遊城市的概括，三菜一湯，三個街道、一個水上人家，歸納和整合得比較好，有一定的整合力量。剛才有幾個老師也說了，漢正街的扁擔，我在90年代中期曾經拍過，那時參加全國紀實研讨會有一個文學評論家談到這些事情，紀實攝影的文獻性、揭示性和批判性，紀實攝影能不能夠在這個方面加以貫徹和借用，我們那裡有一個記者當了作家，漢正街的扁擔，我最早拍是有一個原因，有一種揭示作用，對于社會觀察和解剖的作用，最初的動機是這樣的。看了國獻的展覽，一個是感覺到比較親切，我們現在很多攝影都走向風光花鳥魚蟲，他另走一路，拍城市紀實。我拍過漢正街的扁擔，比較起來，我那個時候拍，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我關注幾個點，那個時候城市管理的時候有一個收容站，扁擔在街上影響市容，有時候用麻袋偷偷把扁擔裝着，丢到收容所裡。但是我到收容所裡拍不到這種照片，後來曆史發生了變化和變遷。我在漢江橋上拍了照片，當時扁擔買武漢人剩下的衣服是五毛錢一件，還有鄉下的很年長的人嬉皮笑臉，或者是媚打貨的女孩，這一擔貨給我挑了吧。我對這個細節印象很深。後來在做一品文化節上出了一套四本中國故事，漢正街的扁擔都收錄在裡面了。國獻的《扁擔》，一個是現代社會寬容了，沒有像以前那樣對待扁擔，這是社會的發展；另外，有些結構發生了變化，以前我拍的扁擔房是城市低收入人在裡面，五毛錢住一天，現在我們看到的是有大批扁擔房，讓扁擔可以住。國獻還拍了一些沖突沖突，比如說有一張照片是記帳和讨賬的人，這樣的細節比較好。市場經濟發展以後，社會寬容了以後，發生了一些新形态的變化，從這個意義上來講，紀實攝影記錄這些細節，讓曆史細節發生變化，把它記錄下來，這是它的價值所在。
在讨論紀實攝影幾個基本特性的時候，在大連曾經涉及到這些問題，概括得比較好。審美和照片怎麼樣拍成有獨立價值，讓大家認可，在攝影史上或者是與同行不一樣，更有個性，這主要是強調審美。這個展覽中拍的吉慶街藝人中的瞬間感比漢正街裡面的形象還要生動一些，可能是因為這個對象本身就是藝人，麻雀、老通城，繪聲繪色的表演，有表演性，如果拍漢正街有這種瞬間感，有攝影的瞬間語言，這種影響力就又不一樣。關于幾個法國攝影家，我這次和田飛一起到法國去了一次，做考察，其中找了兩個攝影家給我們開了講座，一個是傑夫，美國攝影家在法國做時尚攝影，以前是3000歐一個小時，不算版權，現在隻有一千歐，在法國經濟狀況不行了。另外一個法國攝影家說到一個情況，新攝影比較流行，我問他怎麼看待馬克·呂布的照片，他們立刻說那是上午九點鐘的事情了。比較風趣和幽默。他們可能作為學院派的做法，覺得新攝影正在取代傳統的紀實攝影。賈編輯前不久發了兩個人的專訪，湖南長沙有一個楊抒懷，既做傳統紀實，又轉向新紀實。謝國安的照片可能是等待、偷拍，楊抒懷征集對象，我來拍，拍《開房的年輕人》，就把這種新手法、紀實攝影手法結合到一起了。這也是一個很流行，或者是與市場經濟現在發展趨勢相一緻的。如果是這種題材繼續關注下去，這個手法是不是要變化啊？或者還是堅守呢？因為我們的社會曆史在發生變化，社會程序在發生變化，反映的手法是不是也要變化？這其中可能有很多文章可以作。
主持人丁遵新：胡記者剛才講了宏觀的，也有具體的，哪張照片怎麼樣，包括紀實攝影的流變，希望國獻繼續做這些題目的時候在手法上有所變化，怎麼看待傳承和新銳之間的關系。
謝國安：關于紀實攝影，新攝影在歐洲和美洲已經已然走過去了，中國剛剛開始。新攝影就是在于傳統紀實攝影基礎上把觀念由作者自己拿出來，而且表達了自己對于圖檔的意見，是以做成了新攝影，這已然在歐洲和美洲蔚然成風，馬克·呂布已經走過了，中國的紀實攝影在沒有完備情況下，中國紀實攝影才突然進入到新攝影，這就是我們那天看新攝影說的一番話。中央美院的，我們要把曆史搞清楚，而且要把攝影的來龍去脈把握住，你才能做。這個觀念要談清楚，我們談着就談過去了，大家也不清楚，就以為是這樣的。中國傳統紀實攝影不錯了，在中國還沒有做足的情況下，還沒有産生很大的社會影響和攝影大家情況下丢掉是很可惜的。中國隻有一項紀實攝影能夠拿到世界上去做交流。我們還沒有達到那一步的情況下把這個丢掉然後做新攝影，這讓中國攝影有很大一段曆史空白。新攝影從傳統紀實攝影演變而來的過程。
方肅（湖北省高校攝影協會主席、湖北美術學院教授）：我們之是以能夠在今天從事這個攝影、創作和教學，肯定最直接的還是受紀實攝影的影響才走到今天這一步，你回頭去看是什麼影響了你做這個工作，現在想起來還是大量的經典的紀實攝影作品在我們的腦海裡。我有一個策展人曾經聊到過，他對這種界定表示不可了解。他認為攝影的本體就是紀實，既不可以追溯過去，也不可以展望未來，為什麼中國人非要把紀實攝影和很多攝影對立起來？他說攝影就是一個紀實的行為，包括對中國攝影展覽的一些分類，他也表示一些困惑。老周來做這些對社會的關注，我認為不僅僅是一個有責任的攝影師或者有責任的記者可以去做的，我們從習近平在文藝工作者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就可以明顯地感覺到老周這些作品是順應了當下的大政治氣候。習近平講話中首先強調一個文藝工作者或者是一個媒體工作者首先要有對社會的責任，要眼睛向下，鏡頭向下，對過去虛無的，缥缈的，無病呻吟的藝術表現方法，低級的庸俗的表現方法他是持否定态度的。從現在文藝從業者的方法可以看出來，我前天看到今年春節文藝晚會的節目，也可以感覺到，當然那不是最終的。我始終在思考一個問題，你所謂對社會的關注，這種使命感也好，到底和藝術有什麼關系？在我沒有想清楚的時候，一批從事藝術的學生已經在做了。我記得很清楚，去年我們一個畢業展覽其中就有3份是很直接的，從他們的設計作品中很直接地展現出他們對社會現象的憂慮。我記得很清楚，一個是家庭暴力，一個是PM2.5，參加了海峽兩岸的，還有一個是大學生中的同志，這個很大膽。包括武建國老師，他們去了以後看到那一大組的片子就說這種東西隻能在美院展，而且是一個女孩子在做，這其實就是一個紀實的過程。作為一個20歲左右的女孩來講，她肯定不會去研究什麼是紀實語言、什麼是決定性瞬間，她肯定不會，她是一種記錄，但是我覺得拍得很本真，她橫跨了很多院校做調查和采訪，她和這些男男女女交朋友，我跟她說這個事情可以接着做下去，可以把中國的學生同志這個課題繼續做下去，她說怎麼做，我說我也不知道怎麼做，但是我的直覺覺得這是一個叙述點，由它可以揭示出社會的一些現象。一個是PM2.5，一個是家庭暴力，那是屬于攝影，做得非常精緻，人像類的，從這兩點來看，對社會的關注，對社會現象的考問已經不僅僅是藝術家的無病呻吟，過去很多作品是憂慮的、無奈的，現在很多作品特别是攝影專業作品，這四五年以來逐漸能夠展現出對社會的關注，以一個學生的視野來看社會。當然我們也還是強調一些，如果是純新聞、純紀實一類的作品必須要非常慎重，因為我們學校不是傳媒專業的學校，建構理論體系，如果要做，就必須做得非常強大，在研究所學生中有做這個，大學生沒有。
周國獻的這些展覽是為增添了一些我們去看社會、看世界、分析社會的一份動力，特别是對我們的學生，對思維上太多的形而上的思維，有這種東西參進去，可以使藝術教育、藝術圖像教育能夠得到一些稀釋，讓他們能夠感受到攝影在藝術表達中還有一些這樣真真切切直面生活的方法。還有一些人在做這個事。
主持人丁遵新：方老師從學院的角度講述了社會責任感，攝影的本體，我的體會是紀實攝影要關注社會，注意關注的方式，關注的題材，關注的方方面面，不能說非紀實的東西就是不關注社會的。學院派還有學院派的做法，有它存在的價值。下面有請彭年生主席。
彭年生（著名攝影家）：今天主要是學習，學習了三個金像獎理論家。國獻的展覽我學習了。要感謝卓爾書店，給我們攝影人一個機會，一個見面的機會，一個交流的機會，一個學習的機會。國獻的展覽我是第二次看到，第一次是在前年的平遙，他的《扁擔》。國獻的展覽按照現在時髦的話講是很接地氣，反映百姓生活的。謝國安的接班人有了，起碼是反映武漢市的生活狀态。平民生活的狀态，很多東西在消失。武漢現在的口号是每天不一樣，有很多東西在消失，過去有竹床陣，現在消失了，我們是武漢土生土長的，現在看不到了。國獻先生記錄的碼頭，我感覺遲早會消失。這種文獻價值、文史價值、文化價值都是值得往下做深、做好的。你的點立得很好，現在攝影人參加一個會不是手機就是照相機，每個人都是在拍，但是你怎麼在這個過程中跳出來，你的選題立意，定的這個拍攝點很好。武漢民間老百姓、社會現象、生活狀态都是值得拍的，有些裡弄，現在該拆的拆了，該改造的改造了，把這些東西很原汁原味的記錄下來，這就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有文獻價值、有史料價值的事情，國獻要把這一點堅持做好，要做到極緻。現在攝影的誘惑很多，不可能面面俱到，也不可能拍全，你就做這一點，就做武漢的市井文化，把它做到極緻，絕對就在攝影曆史上、武漢的攝影曆史、中國攝影曆史上留下一筆。
在藝術上，畢竟你是作為一個攝影人，從要走向攝影家的角度，怎麼把它做精、做專，也是值得提高的。展覽的照片我看了，留下深刻印象的并不是很多，有些可以精選，選很經典的照片。當然我們有這個毛病，自己拍的東西舍不得丢棄，某一個題材做專，把扁擔這個方面做專，做得仔細。展覽的呈現方面，作為不是一般的攝影家，作為一個很神聖的攝影展覽，做圖檔一定要做精緻，我覺得有一部分做得不精緻，有一部分裝得不精緻，畢竟是作為作品呈現的，一定要讓它精緻，我跟美術家接觸非常多，美術畫家對于自己畫的裝裱，用什麼框子是比較又比較的，我們要借鑒一下。作品要選得經典，作品裝裱要選得精緻一些。
孫偉（武漢攝影評論家）：周國獻的《浮生四記》照片出來之後，他的作品都沒有看過，找到他的微網誌了，去找了鹹安坊，但是發現已經不在了。這些照片是他09年拍的，他不事張揚，自然綿長，鋪襯歲月，解析故事，他的鏡頭語言不像很多人，大家是舞弄器材，今天換這個，明天換那個，找到一種奇異的角度，找到一張力，有沒有别的辦法很平靜地說一個東西呢？我今天的感受就是平視，和被攝對象平等的平視，沒有俯和仰；第二個是平實，很多是沒有張力的畫面，這是他選擇鏡頭的特點，他說他的鏡頭是中焦，用中焦去拍漢正街，很大的膽子，就是找的這個感覺，就是這樣一個效果。他的每一張畫面非常非常平靜，盡管漢正街和橋下面老百姓的生活都是在今天看來非常落後的東西，他在用心表現這些重體力勞動者用自己的工作方式來養活自己和家人，來保持一種人的尊嚴，我覺得這是周國獻自己取的點，他的定位是自己給自己定下的，批評也好，贊揚也好，否定也好，都沒有關系，你自己覺得應該怎麼做，要不要換是自己選擇的問題。感觸最深的就是鹹安坊那一段，09年的畫面，現在已經拆掉了，這就是曆史價值，那組照片也是中焦，畫面都是這種感受。關于吉慶街，我有一次和朋友在那裡吃飯，看他們的表演非常誇張，非常激烈，你的畫面裡沒有，是不是也和鏡頭有關系？是需要考慮的。他們有的人不用可疑去做，很認真把一件事情表現得淋漓盡緻，你沒有去做，這個方面還需要進一步完善。
張鋼（武漢接力傳媒廣告公司總經理）：今天我看了周國獻的照片，他作為一個業餘攝影文化，照片做得這麼精，這麼專，讓我還是有點意料之外。他做的紀實攝影從題材把握上選取得很好，選擇民計民生，大家都說法國的攝影家，我就想到法國有一個政治理論家叫蒙恬，他就講到“世界上發生的一切都與我有關”，這個意思并不是說世界上發生的一切樂觀的事情好事都與他有關，而主要是講世界上發生的一切災難都與他有關。意思是說人類作為一個整體，作為人類的一個分子，每個地方發生的災難都與自己切身利益有很深刻的聯系。從這個角度來說，紀實攝影就是應該從題材把握反映深重災難或者是民計民生的主流，一些好事、一些喜事也并不是說不是紀實攝影的範圍，但是它的主脈、主枝應該是反映民計民生。從這個角度來說周國獻這個題材把握得很好，應該繼續做下去。
我提兩點不足：第一，把彩色攝影變成黑白的作品并不一定成功，也許你的彩色作品更生動一些，黑白攝影應該有一種黑白思維，什麼樣的顔色，紅色在消色之後用什麼色階，應該有比較嚴格的訓練，才能夠最後掌握黑白攝影，黑白攝影是一種高度抽象的表達形式。謝國安幾乎是一生在做黑白攝影，才能夠做到這點。第二，在攝影語言表達上，作為一個業餘攝影者，我今天看到你的作品感覺到有一些吃驚，感覺做得很好，在評判的角度我們要拔高一點，從比較高的立場上來分析你的作品。你的攝影語言表達有一些太過于注重比較表現、比較誇張的帶有一點功利性的東西，從表面上來說，漢正街、吉慶街、鹹安坊、水上人家表達得還是很到位，但是把謝國安的作品看一看，他的這些東西很平實，比你的攝影語言還要平實，如果表現勞動的話，也不是那麼誇張的表現，在生活中一言一行，很随便的動作中能夠表達出一種很深邃的東西。你的表現是表層的，他的表現是表現出到了武漢人的骨子裡面，表現了武漢人的骨頭，骨頭裡的東西表面上是看不到的，但是能夠感受得到。這種牽強附會的比較，和謝大師來比可能是不公平的，一個是五六年，一個是一生的經曆，我主要是借這個方式說明這個問題。憑着你這種刻苦的精神，一定能夠做到謝老師這樣。
主持人丁遵新：黑白攝影不是說彩色的轉換成黑白就完了，轉換效果有時候不好，你要有黑白思維，要有黑白語言，黑白手法，不是說彩色一轉黑白就完了。現在也有這個趨向，黑白的就比彩色的高雅一些，其實也不一定。
郁勝文（攝影家）：在座的都是前輩和老師，周國獻和我都是闆眼影會的成員，但是吉慶街的作品我是第一次看到，扁擔專題做得最完善，最深入，從展出的圖檔來看覺得做得不夠。我是土生土長的武漢人，我以前住的裡分與鹹安坊就是一街之隔，是以我對那裡很熟，我也拍了很多那裡的照片，有很多方面的東西他都沒有拍到。吉慶街也是一樣，感覺有很多欠缺和遺憾，還不夠成熟。視覺語言表達上，剛才各位老師也說了很多，确實是有很多需要提高的地方。但是很可貴的一點，現在武漢沉下心來拍武漢這座城市的确實不多，非常少了，像老周這樣把一個專題《扁擔》數年如一日的拍攝的更少，我曾經也拍過老周這樣類似的專題，我拍了一年，再往下拍非常困難，确實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非常不容易做到。
賈連成（武漢攝影家協會主席）：這四個專題，所有記者在早他之前很多人都拍過的，就是沒有人像他這樣堅持。
郁勝文：拍扁擔的人非常多，但是像他拍的這麼深入的非常少，沒有第二個人比他拍得更深入。老周需要提高的主要是視覺語言方面，這需要還需要進一步努力，進一步提高，那就更加完美了。武漢闆眼影會，我們希望武漢有更多人投入到關注武漢這座城市，拍攝武漢這座城市。武漢現在拿相機拍照的人滿街都是，走到哪裡都可以看到拿相機的人，但是更多人是拍一些風光，甚至于拍雲，拍一些唯美的，沒有什麼思想，沒有自己的觀察。我們希望有更多專注武漢這座城市文化和曆史的，作為一個曆史來記錄，特别是武漢現在經曆一個大變革的時代，特别需要這些人投入進來。武漢闆眼影會現在有十多人，從開始幾個人現在發展到十多人了，現在有很多人都願意加入進來，勢頭很好，特别是謝國安老師，你後繼有人了。
賈曉霞（人民攝影報副主編）：我進入攝影圈比較晚，各位在座都是前輩和老師，我這次來是感謝周老師給我這麼一個機會來學習。人民攝影報圈内的都知道，一直是以新聞和紀實為主，曾經在上個世紀對中國紀實攝影的發展起到過一定推動作用，我們也推出了大量紀實攝影優秀攝影家，比如剛才大家提到的解海龍，都曾經在我們的版面上有過大篇幅的重頭推出，那個時候我還沒有來到攝影報，也沒有進入攝影圈。随着攝影隊伍不斷壯大，随着攝影器材不斷普及和提升，我們的隊伍是壯大了，從我工作的角度來說我認為紀實攝影的群體并沒有随着攝影客觀條件的發展而有了我們想象的蓬勃發展，這裡面有很多原因，當然有功利性，攝影人的浮躁，攝影媒體的引領和推動力也存在着一定問題。
這次湧現出來的周老師的紀實攝影讓我非常難得的看到一個基層攝影人的堅守、堅持。紀實攝影，從1836年攝影術發明以來，攝影和記錄一直就和城市程序、城市發展離不開的，周老師把他的鏡頭對準了武漢，有着地域特色大武漢中的底層市民群體，無論是漢正街的扁擔，還是鹹安坊的市民，還有大排擋的一些賣力的藝人，拍攝的對象具有平民的角度。這個平民當然不是指貧民，是平民，這個平民角度展現了周國獻老師作為一個基層攝影人的平民情懷。這些平民正是構成了武漢社會大發展、城市程序中最基本的基石，也是這個城市的脊梁。他們處于社會最底層，他們的喜怒哀樂和生活狀态也是這個城市發展的很有特色的方面。周國獻老師把他的鏡頭對準了這個獨特的群體，也展現了他的平民角度和平民關懷，也是紀實攝影展現的最大學質特色，就是記錄和紀實。談到紀實攝影，剛才大家提到了報道攝影和紀實攝影的差別，大家也談到周國獻老師的作品更多類似于紀實報道和專題報道，在紀實報道和專題報道的同時也運用了傳統的、經典的紀實攝影的手法。我記得曾經在前一段我們刊發過有關紀實攝影的探讨文章，攝影評論家鮑昆有一個獨特觀點我很贊同，就談到報道攝影和紀實攝影的差別：報道攝影比較強調真實性，紀實攝影可以視同為文學思維下的創作。在周國獻老師的四個專題紀實攝影中更多展現了專題報道的特色，文學創作思維要有講故事，圖檔故事要有發展、要有高潮，周國獻老師的紀實攝影作品展現的更多是平近、平實，但是在影像沖突和影像發展過程中缺乏一些高潮性的東西。這是周國獻老師以後應該有所提升的地方。
周國獻老師的作品文獻價值，他的社會貢獻和史料價值也是不言而喻的。在當下網際網路時代，我們這些作品如何發揮更大的社會價值呢？這在當下無論是紀實攝影家還是其他類别的攝影家都應該關注的一個問題。除了現在在攝影界參加一些展覽，舉辦一些展覽，參加一些比賽，或者是開開研讨會以外，是否可以走出攝影圈，與社會上的文化部門、宣傳部門以及其他團體或者社會階層發生關系，把展覽走到更多武漢市民當中去，你的主體記錄是武漢社會底層群體，能否讓他們這些人也參與到這個展覽當中來，讓這個展覽發揮更大的社會作用。現在攝影創作還要講傳播價值，在網際網路時代下，我們不僅是要在攝影圈裡面進行展覽，可以通過微網誌、微信，走到更多社會群體中，也能夠展現作品的更大社會化價值。
丁遵新：周國獻的作品展現了一種平民情懷，這是很重要的，至于說新聞價值和紀實攝影，這個問題還可以研究。她提到這個展覽怎麼樣走出社會，擴大影響，這是值得思考的。我善于總結是因為聽得認真，記錄得詳細，這些大師們确實很難得，多少年都沒有聚在一起，大家講了這麼長時間，言尤未盡，方教授的展覽，我們還可以做一個研讨會。
紀實攝影的理性、情感與審美，這是三個方面的功能，但是在這三者當中，我認為情感是理性與審美的中介和連結。我主張平民情懷，你對于你的拍攝對象有什麼樣的感情，一方面有助于你升華理性，周國獻在拍攝過程當中真正提高了對于這些普通老百姓生活、命運的關注，鹹安坊，他是意識到即将消失，這些即将消失的事物都是紀實攝影的最佳食糧，但是隻有在情感投入之後，這種理性才能夠更好升華和提高。情感是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是攝影家情感的投入，一個是被攝對象的情感把握，我同意孫偉講的，他這組片子扁擔拍得很成熟，吉慶街的藝人拍得讓我比較感動，我之是以願意跟他當策展，我就是覺得吉慶街很好，開始我沒有看文字說明，後來我看了文字說明之後覺得這些人真不容易，這些人真的值得我們尊重，他們的生活經曆、生活遭遇是非常令人寒心的。他們好多都是大專院校藝術院校的畢業生，有的是文工團體的演員，有些是很小的孩子，有些是老人，一個是對藝術的執着，一個是為了生計，甚至不得不給土豪、二流子一邊唱歌一邊捶背，這些情節所包含的故事我看了之後覺得非常感人。周國獻給我們最重要的啟示是情感的投入以及被攝情感的把握，這是攝影家理性升華和審美把握的一個中介，一個關鍵性的環節，除了老通城是大頭像，還有一個打赤膊的酒客在畫面正中間，除此之外都是不遠不近，中景距離，在攝影語言運用上不是很突出，但是他所把握的扁擔也好、水上人家也好、吉慶街的賣藝人也好，他把這些人的情感把握得很好。他的特點就是把這些人真正當成自己的家人來拍攝，我覺得這是他最成功的一點，這也是我們做圖檔故事、做報道攝影非常成功的。隻有這樣你才能夠把他們的真實生活，把他們的命運真實地展現出來，這樣的作品是有流傳後世的價值。我作為策展人，感謝各位評論家、藝術家、社會文化學者，我們的研讨會開得很成功，很豐富，具有相當的理論和學術價值，也同時具有一定的實踐意義，下面由賈主席代表武漢攝影家協會向大家緻謝。
賈連成（武漢攝影家協會主席）：我在開幕式緻詞的時候已經把很多想法說了，借這個機會，武漢攝影家協會參加這個展覽的主要是丁老師挂帥，他作為攝影家協會的理事，我們策劃和參與了這個展覽，我也是通過這個展覽有幸今天參加了這個研讨會，聆聽了相當于國家級的展覽研讨會，裡面有遠道而來的兩位老師，周老師和人民攝影報的新聞紀實的編輯，在我們心目中永遠是我們的領土和家，我們很多作者的優秀作品都是通過人民攝影報刊發的，還有中國攝影理論金像獎的三位大師參加研讨會，還有幾位是大學院長、教授，我們的研讨會參加的級别和人員，攝影理論水準的高低不亞于一個全國背景的研讨會。因為有這樣高水準的研讨會，在湖北省、武漢市好多年沒有進行這樣級别的研讨會，沒有聽到和參加過，是以對我又是一個啟示，因為畢竟還沒有換屆，在省裡我是三屆副主席，市裡我擔任12屆副主席沒有換屆，給我一個激勵，我們湖北武漢的攝影将來的發展一定要通過這樣級别的研讨會來梳理一下。用我的目光看到的湖北省武漢市攝影除了命題作文以外，我們在全國競争力越來越低，這個越來越低要引起在座的特别是幾位副主席、駐會的、擔任了一定級别的人的警醒，我們要把這個聲音傳遞出去。今天大家研讨會上所有的觀點對周國獻個人來講是一個引領和提示，對他來講是一個啟發，但是更多在網上媒體上宣傳會對湖北武漢很多關注紀實攝影攝影家是一個重要的借鑒、引領和啟發，會引起我們的關注。我借此機會代表主辦機關對各位的光臨真誠真心地表示感謝，還表示我個人的感謝。
周國獻：真的是隻有感謝，這個展覽最大的收獲就是今天的研讨會，讓我學到很多，而且對我今後的發展有很多啟示和啟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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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生四記——周國獻紀實攝影作品展》在卓爾書店展出
媒體對武漢卓爾美術館《浮生四記——周國獻紀實攝影作品展》的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