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18日，“浮生四记——周国献纪实摄影作品展”在武汉卓尔书店4楼艺展空间（今卓尔美术馆）开展。当天下午在卓尔书店，著名摄影理论评论家主持了《浮生四记——周国献纪实摄影作品展》研讨会，十八位专家学者和摄影家参加了研讨。
当时请了两个速记员，对各位专家学者的发言做了实录，现发布在此。如今时过境迁，有些事情已经发生了改变，但这些专家学者和摄影家的灼见仍能引发思考。
会议主题：纪实摄影的理性、情感与审美——评《浮生四记——周国献纪实摄影作品展》
会议时间：2015年1月18日下午
主持人：丁遵新
研讨嘉宾（按照发言的顺序）：江北战、董玉梅、董宏猷、谢国安、宋刚明、沈祥胜、刘宇、周一渤、黄一璜、田飞、胡伟鸣、方肃、彭年生、孙伟、张钢、郁胜文、贾晓霞、贾连成
主持人（著名摄影理论评论家丁遵新）：各位朋友，今天是一次盛会，刚好新年伊始，春节又快来了，我们借这个机会在一起聚一聚，都是一些老朋友。湖北武汉的摄影界精英和名家都来了，所以我觉得很高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这次研讨会就是借周国献的展览来做一点理论方面的文章，省里理论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实力，最近几年比较不是那么很活跃，得金像奖的就有三个，宋刚明是今年，黄一璜是上年，本人也是上年，出书出画册的就更不用说了。
今天我们借周国献这个展览做一次理论上的探讨，理论探讨就是放在纪实摄影当前状态、纪实摄影蓬勃发展的背景下，纪实摄影很蓬勃，大家都做街拍，很盛行，而且手法也很多元化，各式各样的纪实方法，周国献也是一种。他比较接近于专题报道性的，我们借他这个展览作一点文章。另外，由于今天名家、大家比较多，每一位发言的嘉宾不超过十分钟。第一脚难踢，第一个发言的有请江北战教授发言。
今天来的人除了摄影的，理论的，搞纪实的，还有一些地域文化研究的，还有一些作家，也希望他们更多发表高见，对周国献的摄影，对武汉的纪实摄影发表他们的高见。另外我说明一下，旁听的有一些，还有从荆州赶来的五位朋友，他们都是远道而来的，来看这个展览，或来旁听研讨会的。还有一点要特别说明的，人民摄影报的贾晓霞是资深编辑，亲临现场。你们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有不同的意见最好，大家互相切磋。我们这个会是一个研讨会，不是一个抬庄的会，不能光说好话。下面有请江北战教授。
江北战（著名摄影家、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做摄影理论，刚才我们和一些朋友回忆起来，大概就是三十年前，我们从西安开始，西安那边的一个摄影院，然后是厦门，85年到现在30年了，退休这么多年，历史有点远了，今天丁老师点名叫我第一个讲，不能推，如果讲的不周到的，希望大家能够谅解。
丁老师有一个提纲，我就选了第11个题目，丁老师写的是“纪实摄影的理性、情感与审美”，我稍微改两个字，把“理性”改为“认识”，从功能上讲是三个功能，从价值上来讲是三个价值：一是认识功能，二是情感功能，三是审美功能。我结合周国献的《浮生四记》来谈谈。
关于认知或者认识。纪实摄影是我们认识世界、认识社会、认识人生的一个窗口，我们在武汉已经生活了很多年，我是49年开始在武汉生活，但是我看了周国献的这些东西还是很吃惊，因为有些东西我从来没有见过，比如说《水上人家》。其他的我们都还看过，扁担、吉庆街、老里分都看过，要不是看周国献的摄影，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一块（水上人家）。纪实摄影的最大功能就是认知功能，通过纪实摄影，用一种批判的眼光、批判的态度来揭示生活当中不足的地方，前进当中一些不足的地方，以唤起民众、唤起政府的关注，从而能够推动社会的进步。
纪实摄影有一个与其他摄影最大不同点，就是除了画面必须还要有文字。我们可以看看周国献的这些文字，就知道纪实摄影与新闻摄影一样离不开文字，应该是一个画面和文字的完美结合。看了这些文字就知道周国献下了多大的功夫，不管是事先采访也好，还是事后采访也好，和被摄对象交流、交融、做朋友，它必须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他才能够有那么多东西可写。
关于文字，我提一点看法。我觉得有些文字可以进一步商榷。比如说《水上人家》，周国献是花了一些功夫的，从他的照片文字可以看出来，他挑选了除夕、平安夜、儿童节、中秋节等一些时刻去水上人家进行采访，这个出发点是很好的，但是我们感觉文字和照片的结合方面稍微有点遗憾。因为我们如果不看文字，如果只看照片的话，从照片看不出来哪一天是圣诞，哪一天是除夕，哪一天是儿童节。当然这可能对于一个纪实摄影家来讲有点苛求，但是既然作为一个摄影，我觉得画面还应该是第一位的。周国献拍这些片子已经有几万幅了，如果要接着拍下去的话我估计会很辛苦，但是从文字和照片的结合方面还有进一步努力的空间。
关于情感。纪实摄影能够打动人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情感，它打动的是人们的良知，人们的爱心，人们的正义感，是试图通过画面和文字的表述首先要在情感上打动别人，纪实摄影的力量也在这个地方。纪实摄影以来比较成功的比如希望工程，在希望工程之前青年爱心基金会也做了很多工作，包括拍电视，但是都没有达到想象的结果，解海龙的希望工程达到了这个效果。解海龙到武汉之后我专门把他的展览放在华师展出了一个星期，很多人留言，当时我要到华师去也是觉得一个师范生首先应该看一下解海龙的展览，你要想当一个老师，这应该是一个基础课。周国献在这个方面也处理得很好，很多地方很有人情味，比如说汉正街的扁担，一个雪天，货包上有一个小雪人，像这样场景，都很有人情味，一个扁担闲余的时候在一个车的后视镜上用指甲钳夹自己的胡子，把这个很沉重、看起来很压抑的一组照片反映出生活的乐趣，扁担对于生活的希望。苦不要紧，但是得有希望。如果生活没有希望了，如果没有梦想了，那这个生活可能真的就不行了。
关于审美。我们原来每次在讨论纪实摄影审美的时候常常有些讨论不清楚的地方，很多人觉得这能够叫美吗？但是美学里面对于美的形态是多种多样的。我们常常碰到的是风光里面的优美，大家都能够接受，觉得风光的这种美和人像的这种美和模特的美叫美，纪实摄影的美究竟在什么地方呢？从美学的领域来讲，它有优美、有崇高、有悲剧、有喜剧、有滑稽，有很多种分类，悲剧里面也有很多分类，我们看到的悲剧比如梁山伯与祝英台，或者是白毛女，那是一种悲剧。实际上还有一种悲剧，就是鲁迅先生说的“几乎无视”的悲剧，鲁迅笔下的很多小人物的悲剧、对命运和时代的悲剧就是几乎无视的悲剧，是因为在岁月当中大家对于社会的很多东西不敏感了，越来越不敏感了，好像司空见惯了，好像麻木不仁了。在高楼大厦下面，在很漂亮的过江的桥的旁边，我们的城市还生活着这么多人，不管是作为一个老百姓，还是作为一个文化人，都应该引起我们关注。
纪实摄影的认知是第一位的，但是他的认知是通过调动情感，激发人们的同情心，激发人们的正义感，从美学的角度来说，不仅是一个几乎无视的悲剧，而且我认为它应该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悦耳悦目，第二个层次是悦心悦意，第三个层次是悦神悦智。第一个层次在生理层次，第二个层次在心理层次，第三个是层次是伦理的层次。我认为周国献的摄影已经进入了道德和伦理的层次。
董玉梅（著名武汉市地方志专家、文史专家）：今天非常高兴来参加《浮生四记》的摄影展。周国献先生我认识的时间不短，他的摄影作品我也看得比较多，今天我从文化的角度谈一下我对他摄影作品的看法。
纪实摄影作品，我们的看法和摄影家的看法不一样。我们看作品更多是考虑文化现象，我们考虑作品当中蕴含的历史信息，我们做文化研究，照片当中透露了哪些历史信息，记载了哪些东西，可以通过这个照片怎么样还原历史背景，这是我们比较注意的。看了周国献的作品之后除了有感动之外，我觉得更多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说有一种惭愧。比如水上人家，水上人家的生活状态我们十几年前就关注到了，现在在汉水、长江上很多的水上人家不是真正的武汉人，真正的武汉水上人家，特别是汉正街那边汉水上，在五六十面代的时候就上了岸。硚口区原来有一条巷子叫团结巷，这里面住的人都是以前的老水上人家。他们上岸，政府给了他们一条街，这条街上的人还保留着很浓郁的水上人家的生活习性，他们非常团结，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就比岸上的人要浓厚得多。为什么呢？因为在水上的不安全因素，在水上的生活状态就让他们互相之间的关照超过了岸上居住的人。我们以前关注这个东西，我们就想把他们的生活状态记录一下，逢年过节的时候这些水上人家的庆祝节日方式也仍然保留着水上的状态。但是后来因为这种原因，那种原因，就是没有进行图像的记录，没有进行拍照，只有口述记录下来了。如果我们能够像周国献先生这样，比较早的采取照片的形式去记录，可能我们就能够比较容易还原水上人家的生存状况。这一点周国献先生做得非常好，悄悄地，踏踏实实的，每一个周末，每一个休息时间，都在从事这些，为水上人家的历史做了一个延续，做了一个补充，后来的这些人现在他们在水上是怎么生活的，我们通过这些照片就有了一个记载。
咸安坊。咸安坊是武汉市所有里分当中第一个优秀历史建筑。咸安坊的历史，大的层面的历史，我们了解的是比较多的，以前是怎么修建起来的，是由哪四个里分合并的，咸安坊是由同仁里和另外三个里分合并的，72年合并的，72年文化大革命有一段时期改成了红色地名，从红色地名改回原来的地名的时候，就把咸安坊的四个里分合并，合并统称咸安坊。从咸安坊的建立一直到今天，它曾经是非常辉煌的，不仅是建筑好，钢窗，在里面住的人员都是非常有档次的。而且还有一段，武汉的金融曾经在咸安坊占很重要的位置。武汉沦陷时期，咸安坊的金融统治了华中这一带。这些历史我们比较清楚。但是我们怎么通过现在咸安坊的居民去还原咸安坊过去居住的人，是哪些人在里面居住过，它有哪些成绩？今天我才看到周国献作品当中记录了居户祖辈是做什么生意的，是干什么的，有一些很细节的东西。我们通过这些细节的东西再去查阅史料，我们可能会发现咸安坊还蕴藏着很多其他以前没有发掘出来的故事，这些故事也可以丰富汉口的历史，丰富汉口的里分文化，从文化的角度来讲，周国献先生这些照片及其记录可以弥补武汉地区史料的不足，这是我们作为地区文化工作者都不如他的地方。我们都做得没有他那么细，我们觉得有一个大的顺序，有一个大的脉络就差不多了，但是看了他的摄影作品之后，我觉得我们还应该更深入地去挖掘。这是我感悟比较大的。
我从摄影外行的眼光来看，有些作品摄影艺术性还不是很强。我不是做摄影的，这是我看照片的感觉。我觉得有些少量的图片好像比较平淡一些，就是生活当中很直观的记录。如果摄影作品的艺术性更强一点，冲击力更强一点，会不会更好一些？
董宏猷（武汉作家协会主席）：国献的纪实作品，刚才开幕式上想说的都已经说了。他的照片意义，今天研讨会的主题非常好：理性、情感、审美。太棒了。我感觉它涵盖了纪实摄影非常重要的三个维度。周国献的纪实摄影也是在这三个方面出力。
周国献的照片意义在于：第一，他的片子是对社会的责任感，所以他是理性的。第二，他对他拍摄的对象怀着深深的情感。他还有很多故事，比如他和这些拍摄对象结成了朋友，甚至深入他们的家乡，这个非常不容易。第三，他有他自己独特的审美观。他的审美观有很多是国际性的，国际对纪实摄影的流行，他在这个方面也做得很好。
刚才江教授说到他的图片有很多需要文字进行共建和共构，这一点是他的优点，也是他的长处。他的片子有故事，有情节，可以连贯起来。它是以一种急速的力量，集中展示某一个点，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一样投向一个点，这是他的片子成功的最大优势。他几乎是一个专题一个专题地做。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包括上海的纪实摄影家把他们的眼光投向了癌症病人、戒毒所，还专门去拍摄一些卖血的村庄，麻风病人。国献把眼光投向了武汉的底层和变迁的现场。在某种意义上说，现在这个变迁的时代下应该是纪实摄影的黄金时代，有时候非常不好意思，国家不兴、私家兴，尤其是战乱期间，大变乱期间总是为艺术家提供了更多矛盾冲突。国家、民族、人生、家庭的变迁，引起的碰撞，喜怒哀乐，我们站在人性的角度去看的时候，恰好是艺术家最好的黄金时期。在我们这个城市变迁的时期也应该是纪实摄影的黄金时期。周国献由于长期的准备，长期的坚持，他现在正赶上了这个时期，他沉淀以后还可以在这个大浪之中有更多更好的作品出来。
任何一个事物有两面的，这面是他的优点，反过来是他的弱点。我同意根据玉梅所说的意见，他的片子是以组照、集体照见长，以专题、故事、情节见长，能不能我们不借助文字也能够让它有震撼力呢？这是国献下一步的努力方向。脱离开一个具体的环境，脱离开这个组照，让每一个单幅照片都有能力说一个故事，过去是一组说一个故事，十张说一个故事。下一步可能希望能看到国献以一幅单幅照片说一个故事，甚至不要文字都能够让大家从你的片子当中、人物关系当中、光影效果当中去读懂这个世界。当然我说的不是那种非常极端的新闻摄影，比如一个战士在登上高地的时候，一上来就被子弹击中；也不是美国水兵上岸的时候抱住一个女人亲吻，他弯腰的姿势为历史留下身影；也不是梦露在美国的街头，风把她的裙子吹起来。那些都是非常经典的历史瞬间，可以说是艺术摄影，也可以说是新闻摄影，我觉得纪实摄影也完全有可能以单幅丰富的信息性而去达到影像的震撼。这是国献下一步努力的目标，他可能就更加细心一些。我看到有一个吉庆街的后代，两个人在那里说话，被你捕捉到了，这两个人后来成了夫妻，这是很难得的，这对于他们个人来说是一个很难得的纪念，如果不加说明的话，大家就不知道，把它融入到吉庆街的故事里面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笔，如果是单幅照片呢？
希望和呼吁。今天整个湖北武汉摄影界的精英都来了，有很多理论界的前辈，现在纪实摄影已经不仅仅是摄影家的事了，大家每人手中都有利器，都有神器，都有手机。现在手机摄影成为纪实摄影一个很庞大的群体，而且微信、微博平台也成为最大的自媒体。对于这些现象我们摄影界如何去关注，是把他们排斥在摄影关注之外，还是把他们纳入我们关注之内呢？这也是我想就教于丁先生、江先生以及各位摄影家的。我们群众性的、大规模的纪实摄影还需要摄影界的专家、摄影家、理论家以及媒体朋友去呼吁、去倡导、去引导，这是我想说的非常重要的一点。我说这一点思考没有去管制QQ的意思，我是从摄影的角度。让广大老百姓和群众看到我手中手机拍摄的很多东西也会进入纪实摄影或者摄影圈所关注的范畴。我们作为一个摄影家、摄影协会、摄影爱好者为这个社会扩展了审美的功能，也做了一点事。我更希望摄影家协会、摄影家们、摄影家理论家们对于目前大规模的用手机、相机、单反纪实摄影进行鼓励、引导，这样我们的纪实摄影会更加丰富起来。
主持人丁遵新：刚才江北战从纪实摄影的认知、力量和关系作了论述，文化学者董玉梅充分说明了纪实摄影的文献价值，在地域文化当中的独特性，对纪实摄影作了许多肯定。著名作家董宏猷把开幕式上没有讲完的话讲了，他不仅是作家，也是摄影理论家，他讲了三点，我觉得都非常好，理性、情感和审美之间的关系。周国献的作品叙事性比较强，但是概括力、独立性、典型性比较差，同时希望各位专家对于微信、手机方面的纪实充分发挥。
谢国安（著名摄影家）：周国献这样的人我比较少见，去年办展览的时候送了我一本《扁担》，当时我感到非常精细，居然有人这么拍摄汉正街的扁担。之前好多人都拍过汉正街的扁担，都在报纸上报道过，但是周国献的扁担不一样，深入得非常深，而且花的功夫比较大一些。我整天游走在街头的人感觉十分惊奇，我每每走到街头上见到摄影的群体比较多，对着花草和楼房亭台楼阁拍照。我当时不解，这一代人怎么在做纪实摄影？周国献在八月份又给我一册《水上人家》。周国献的这本摄影集前所未有，而且非常令人回味无穷。我感觉周国献近乎于痴迷虔诚的态度我非常敬佩。我每逢节假日只要是休息就上街了，你没有这个精神，没有对摄影痴迷虔诚的态度是不可能做得很好的，这是一般的规律，我非常钦佩他。我也非常赞成开幕式上贾连成主席讲的那段话，周国献非同一般，而且带动了一批人，这些人在从事摄影中的不多见，我们希望有更多人走到街头去记录城市发展的历史。我给他们讲课时也讲过纪实摄影是整个摄影历程100多年最本质的东西，也是主流的东西。
观看周国献的作品展览，我看到他这次展览的制作非常精良，色泽非常适合主题，被摄和表达人物情感非常分明，各种图片文字的精良程度非常丰满。一般做图片的人都很清楚，文字非常厚重，而且非常丰富，甚至在有些方面超过了图片，这是好的地方，也是稍微不足的地方。因为他的文字非常饱满，很多人也看到了，大家共通的感觉是他的文字情感非常丰富，说明他做这件事的时候对每个人的采访，对事件的了解。南方周末采访我的时候，他问拍照的时候对象会怎么样，我说我肯定不和对方有任何交流，因为我保持对图片的新鲜感。当然每个人的方式不一样。我发现他和我非常相反，他就深入到细节中去，而且深入了解，和被摄的对象完全融为一体，摄影的每个时刻都保持新鲜感，获得比较好的图片，这是他的不同之处。这也说明周国献对摄影对象有着很丰富的情感，他是属于新闻专题报道性的，专题性的报道，正因为他的文字丰满，所以他的图片展览就极具可读性。我们可以从周国献展览图片的意识来看，并不像我们所传统认为的，我们一谈到图片就说传统的。实际上传统和经典的东西不一样，经典的不太注重图像的经验，每一幅单幅图片的艺术性，实际上艺术性可能说得有点虚乎了一点，实际上就是图片的经验气质，不加任何干预的接近性瞬间，包括宽角度、稳定式构成和随机性的多点散点式构成，这是我们需要把握的东西，他不是用的传统比较好的优秀摄影手法，而是基于表述一街一市、一水一雨松散的气氛。从他的图片来看，说得简单一点就是并非是故事性很强的图片表述。故事性很强的应该有故事的开始、中间和结束。比如说传统摄影中比较经典的美国的马格南图片社的专题报道摄影，比如乡村医生，水俣，一系列的专题报道，这是非常经典的，尤金·史密斯是报道摄影和新闻图片摄影的祖师爷，而且那么众多，好像他的这些报道还在再版，这有它的一定道理。尤金·史密斯这样的作品，我们可以说一说有关界定的分别。周国献早期的摄影还不属于完全意义上的纪实摄影，他的摄影属于新闻专题报道，新闻专题报道是属于一个专题一个专题的做，如果你要做成纪实摄影家，比如说我在做我的武汉城市大纪实时，做了很多专题以后形成的一种气韵，比如武汉人过早，武汉的夜生活，武汉的竹床阵，一系列的，形成整个大社会的布局，整个社会的系统性、完整性才形成纪实摄影的结果。周国献现在做的专题摄影的报道非常到家，但是现在不要急于说成是纪实摄影，包括尤金·史密斯的专题也是这样，早期并非是纪实摄影，而是若干年形成经典，留在历史上，成为那个时代的见证，就成为了纪实摄影，也成为了纪实摄影中的经典。周国献并非是用很多很经典的手法拍摄图像意识，而是用一山一水的比较松散的气韵，生活场景的原汁原味，人物事件的朴实无华，一事一景一人一物的细枝末节，但是整个展览很多人都看，在展厅里面大家异口同声的是见微知著，意味绵长，对老百姓生活的真挚的情感，这个情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每个人看了之后都觉得周国献在拍照的时候非常真情，与被摄者的真情融为一体，一起吃饭，甚至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我看到所有的文字之后非常感动，他能够这样来做这样一件事，仅周国献一人，很少见到有这样的别具一格。对历史事件的那份责任感和担当也是他所具有的，更是体现出了周国献对生活和工作的智慧情趣的表达。这是从展厅里面的照片所反映出来的。
当然最重要的一点，四个部分的条理非常分明，最可贵的是四个专题的非常强烈的共同特点就是以人为本，以人为主线展开所有表述。以人为主线展开，在人物把握上难度是非常高的。文学是人学，基本上是描写人物的；绘画也是以人物为高；摄影拍人是最难的，如果人物情感结构表达得好，这个照片精彩度和表达的摄影就更加意味深长；如果一个人把摄影的物体作为人来拍，他给自己的挑战性就更大。这一点就像经常反对的沙龙摄影的风花雪月一样，做了很多年摄影的人都会不屑一顾，这也是有一定的道理。这使得内容更难把握，同时加深了作品完成的难度，这个难度也就是我们大家常常说的难度一高、艺术作品的价值观更高。你的摄影作品如果很轻描淡写就能够拿到，谁也不会认为这个作品具有时代价值。展品中有很多照片我很喜欢，扁担中的风雪中的老伯顶着一个塑料袋，时间、地点，风雪中的人物情感表达令人感觉非常真挚。比较好的照片是叉路口的等活，这都是在形式上比较好的，烧纸钱、祭奠她们的父亲去世，还有看电视，水上人家晴川桥都非常棒。这些照片都是因为他对于历史的责任感，所以才使得他的照片具有强烈的可读性和寓意性。要追寻城市的历史，纪实摄影无疑是封存历史，或者是见证记忆的最佳办法。我们从周国献的作品中看到保留一份真诚的记录，在一般意义上来说超出了所有摄影范畴的价值观，其社会价值就自然不言而喻了。周国献留给我们这份宝贵的财富非常珍贵，我们应该感谢他的这次展览。
对他的希望。今天有人民摄影报的编辑过来，也有一些专家，名家荟萃，我希望把事情做大一点，中国摄影和中国当代纪实摄影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形式主义的问题。形式和内容是一个照片的至关重要的两点。形式主义我们谈得多一点，而且作为摄影人中间也都很注重，包括理论家都谈过。但是每当我们拿出作品的时候，形式主义都是欠缺的。周国献展览洋洋100多幅，形式主义非常精良的作品还是弱了一点。以我个人的看法，纵观中国摄影界，一个是中国的摄影界三头并进，而且成见非常深，比如南方派、上海派、北京派。中国摄影的现象很多，在形式主义结构中有很多弱点，当我们每每看到大师作品的时候，比如寇德卡、史密斯、桑德等历史上的优秀大师的作品。我去年到法国办展看了布来塞的原作展，洋洋洒洒180多幅，没有一张是多余的，每一张都是经典。我翻阅他们的画册，不管是法国的一些著名大家，包括寇德卡，他的书不大，88页的图片，但是每一张令我惊喜无比，没有一张是多余的，而且没有一张是形式不好。然而我比较国内的大家，我们推崇的一些艺术家，当他拿出一本书，当他拿出一个个展的时候，往往是没有多少形式主义非常棒的照片。我可以打一个简单的比喻，武汉地区的，我们曾经为胡伟鸣的一组照片，《搬迁》，那一张照片大家都觉得非常精彩，那个时候他在江边，三峡移民中的穿衣柜中的反射出来的影像，这就是形式主义，这是大家不可否认的，任何人看了就觉得太优秀了。形式主义对大家来说是对摄影的一种认识。我办展览和出书的时候，我的展览是200幅，是在七八万张照片中选择出来的，你有什么理由让你的照片平淡，有什么理由不让这200多幅保持的精彩无比。我们中国的摄影作品大量是内容过头，以往是内容不对，文革以前大家觉得政治气候影响的宣传不对，而现在很多展览还是那种大而空，尤其是把形式主义撇在一边。我在欧洲看了一些展览，不是说形式主义丢开了内容，在有内容的情况下形式是第一要素，每张照片都精彩。我在法国买了两本书，一个是胡志明的艺术家，采访小岛的渔村，从上船，每一张照片都拍出来，包括车站下车，拍的车站的地面的路标，就表明不时的拉开，这也说明形式主义在一个摄影家作品中的重要性，每每我们谈到的时候，我们知道它，但是很多展览和个人追求中忽略了它，这也是我们必须要加强的，这也是我对周国献提出的期望，希望他的作品将来走向更高的境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主持人丁遵新：谢国安老师拍了武汉人的日常生活几十年，拍成了一个系列，他刚才对周国献的作品和周国献的行为方式感到非常惊喜，非常佩服；当然国安提出一个不同的意见，周国献的作品叫不叫纪实？这就涉及到专题摄影和纪实摄影的关系，怎么来界定，谢国安提出纪实和专题的关系，内容和形式的关系，非常诚恳，非常殷切地提出周国献今后的努力方向。作品的叙述性和概括力是什么样的关系。
宋刚明（著名摄影家）：我认识国献很多年，一直关注他的拍摄，在武汉也有不少人在拍，在武汉的摄影师既苦闷也幸运，苦闷的是武汉市的摄影师不像西部的摄影师，比如成都、云南，有那么好的风景可以拍，这是武汉摄影师的不幸；但也是它的幸运，没有这么多风花雪月可以拍，就老老实实拍人吧。我也碰到过很多拍武汉的人，比如说码头、扁担，我都看了几波，做过展览的。但是周国献有它的优势和特点，而且他有很详尽的文字记录，这很不容易做到，起码我做不到。他像田野调查一样的，这是最困难的一个活，我总认为摄影是现在人留给未来人的礼物。有人问我说这个照片好不好，你就闭着眼睛一想20年以后的人还会不会看这个照片，20年以后还会看今天的云海翻得高不高吗？因为那天的天气预报对20年以后的人没有意义了，20年以后的人肯定是看现在人是怎么生活的。这个时代的人还有扁担，打着赤膊挑东西，那个时候可能没有了，这是很宝贵的影像资料。起码从文献摄影的角度来说，周国献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做得很详尽，调查得很详尽，这很不容易做到。这是第一个层次。关于第二个层次，影像语言的建构问题。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全中国摄影人都有这个问题。中国忽悠的多、闹的多、炒作的多，而真正扎扎实实达到国际摄影品质质量的人少。我们往往要么不重视语言，要么过度重视语言，总是在讲搞什么创新、观念、新锐，总想一夜爆富，这就是缺乏一种扎实的心态。周国献起码有很扎实的心态。他的摄影如果从语言表达上说不是那么好的话，但起码不讨厌。我们往往会把一些影像作品做得很讨厌。我看到很多人拍汉正街的扁担，用超广角拍，极长、极大，把人物漫画掉了，缺乏一种老实的心态，这就是急功近利，恨不得一夜成名。如果摄影不能做得很好，也不要让人讨厌，去掉浮躁心，安安静静拍照，如果做得好，总有一天会被人承认。不炒作，不忽悠，做一个扎扎实实的人，做好一件事。国献靠这么多年沉着的一步一步的做这么一件事，这都是我们应该向他学习的，将来人应该感谢他的，他留下了武汉最普通、最底层人某一个方面的影像档案，做得非常系统化。很多人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做不到系统化。
主持人丁遵新：宋刚明讲到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以外，还特别强调了周国献工作方式、行为方式，比如很详尽的文字，比较独特的图文结合的方式，这是他的特点，也是很难做到的。形式语言和创作出发点，创作的态度不要过多的功利主义，怎么样扎扎实实，周国献的做法是比较扎实，做了很多事情，像他这样做的细致、详细的记录确实还是不容易的。
沈祥胜（著名艺术家、摄影家）：我说两个方面的感想，第一，关于作者。这个作者我接触的不是很长时间，但是我很同意刚才几位老师的发言。我在这几年基本上没有怎么拍照片了，原因在于现在手机各种新媒体形式在表达对影像的观念和思想的时候太泛化了，与我习惯的东西有些不一样了，所以往往我就看得多。在座有很多老师都是我在学摄影的时候学习和揣摩、不断研究和分析的对象，对摄影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近几年有很多创作人群拍摄了很多东西，我觉得感兴趣的不多了。今天看到这个展览之后，我很同意刚才几位老师的发言，确实他传承了很多摄影当中的很珍贵的东西。从纪实摄影作者来讲，关注的题材、表现、工作方法都体现出他作为一个时代的摄影师保存、传承了以往纪实摄影很好的传统。在现在社会当中，武汉有一个口号叫“武汉，每天不一样”，给我们做摄影的特别是纪实摄影的人留下了一个创作大宝库，这里面的题材是无限的。我们关注什么？我们表现什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大的平台。我也同意老师们的意见，非常感谢有这样一个作者给我们提供了这个作品。
关于纪实摄影传承、发展和创新的问题。我主要工作是做教学，湖北省第一个摄影专业就是我们学院（注：武汉纺织大学传媒学院）里做出来的。特别是摄影当中我比较遵循一个观念，你的作品中如果有别人的影子，是一票否决。摄影作品特别是纪实摄影的创新是现在对摄影人才的培养的很重大的命题。我记得英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学院叫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办的一个艺术展当中，老师就提到他们学院的宗旨，他说“我们培养的学生首要的任务是让他走出自己习惯的领域，也就是说你会什么，尽量不要从这个方面去做；要不断实验、不断实践、不断进行批判性思维”。在中国纪实摄影大潮发展这么多年以后，我们涌现出这么多优秀的创作者，这些好的作品，下一步我们怎么发展，怎么做？同时，我也敏感地关注到，在传统摄影当中是不是还存在很多问题？刚才我听到董玉梅老师谈到的一席话，我有一个启发，摄影现在就像很多其他学科一样，它开始向一种交叉融合、多学科的融合发展。比如说现在摄影开始和文化学、人类学、符号学、现象学等领域进行交叉，从以前的直观式、感悟式、记录式的摄影开始走向深刻的对事物的分析研究，或者是我们把它进行呈现。摄影毕竟是视觉艺术，在摄影发展初期和文学结合得比较紧，摄影作品里面大多是叙述。现在发展之后，在艺术设计或美术学方面给社会和人类提供了很多新的贡献和新的知识，这些新的知识如何和现在的纪实摄影、摄影交叉融合？摄影中怎么把这些新的成果运用到作品当中来？这是我们当下纪实摄影发展的几个途径。我们怎么才能使作品更加深刻一些，更加有内涵一些？比如说周国献拍的江边的照片我曾经也拍过，有一条船，那条船上有几十户人家，全部是汉正街的扁担，我曾经拍了一组照片，参加了日本的关于人类居住环境的研究课题的国际学术会议，这个国际学术会议是专门研究一些少数弱势人群的居住环境对人的影响的课题，我当时拍了之后就在学术会议上进行演讲，引起了很多国际学者的关注，他们很关注中国在城市化进程当中外来人口在进入城市之后的生态。我们的纪实摄影眼光应该更开阔一些，我们不仅要关注到一些表象的东西，事实上还有很多非常深刻的东西，很深刻的对社会发展的认识，我们的观点、我们的思想。
现在的摄影很多成为一种工具，成为一种研究方法。当我们用纪实手法呈现一些现象的时候，这里面所承载的影像信息是我们进一步认识事物的很重要的宝库，若干年以后会更加发酵，不断出现增值效果、增值价值。在纪实摄影当中，纪实摄影师应该跨界，应该和各个学科交叉融合，形成自己独到的艺术风格和艺术成果。
主持人丁遵新：沈院长讲到两点很重要，纪实摄影的批判意识，一个是对于社会，对于对象的批判，一个是自我批判。另外，他提出多学科的融合，这也是今后纪实摄影发展当中很重要的带有方向性的意义。
刘宇（武汉美术馆副馆长）：我是一个外行，在座的都是一些前辈、专家和老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武汉美术馆这几年办的几个摄影展览。今年是武汉美术馆第六年了，这几年在全国美术馆行业中做照片、影像的不是很多，原来广东美术馆做了一些，现在王璜生调到中央美院之后广东美术馆也没有做了。这六年来，武汉美术馆有意无意地做了一些中外摄影展览，在座很多老师是作者和策展人。我们做了马克·吕布的摄影展，英国约翰·兰金的，前年做的“前尘影事”摄影展，去年法国摄影百年展，法国人眼中的中国100年摄影展，还有就是这几天做的余熙展览，也是黄一璜老师策展的，还有彭年生老师的展览，谢国安老师的展览，今年做了麻建雄的武汉老橱窗的展览。我们武汉美术馆想立足这个城市，我们有一个想法是想把武汉影像作为武汉美术馆的重点收藏或者是重点研究方向。我前几天正好在北京参加文化部今年每个美术馆的收藏展览，我带的是麻建雄的展览过去的，全国美术馆行业跟他们比起来，这些老馆中拿出来都是齐白石、傅抱石大家的作品，但是我们的影像作品在里面是一枝独秀的，大家对我们的选材、题材的稀缺性、研究的深入性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作为武汉美术馆愿意更多为武汉艺术家提供平台，共同打造好武汉影像作品系列。今天周老师的展览，我说一下个人的想法，他特别关注我们这个城市，关注底层，他的眼光很独特，而且非常勤奋，他继承了一波纪实摄影家反映城市历史和现状的优良传统，而且非常用心。我有一点不同的意见，我觉得太过多关注题材，对内容、形式的发掘上还是有些欠缺，谢国安老师也有表现老城区、过去的里分，在作品的分量上还是有差距，特别是汉正街题材，也是不好拍的，里面的人非常多，本来就是很杂乱的场景，感觉场面有点纷杂，怎么在作品的取舍，在独特的语言形式上还有待提高，他能够做到这样我非常敬佩他，也希望他今后的以后通过今天的研讨会和艺术家老师的论坛、分析和论证的方式取得更高的成就。
主持人丁遵新：我们应该感谢武汉美术馆，为摄影展览确实做了很多工作，刘馆长提到的和大家提到的问题就是对于题材过分关注，对于拍摄对象的过分依赖会削弱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概括力和扁平性。
周一渤（独立策展人、摄影评论家、著名摄影家）：去年在平遥国际摄影节的展览，我给周国献个展起的名字叫《扁担：汉正街的传奇》，这个展览是我策展的，我从他的展览说起。开始我策展《扁担》的时候，这个题材是在丽水国际摄影节展过的，我们在这之前就认识了，他开始让我看他的片子，我们沟通了很多，对武汉我更多的认识是对汉正街符号性的东西，所以我很感兴趣。去年他拿出来一些作品让我策展，他开始选了一些片子，我不太满意，后来我说你把所有的原始材料全部拿过来，我要掌握你的整个流程，拍摄现场的把控，语言的运用，我全部要把握一下，进行一定沟通，然后找到一条线索呈现，从展览上进行呈现。现在展览的片子大部分都是当时我从他最原始的片子中选出来的，很多场景和很多细节让我很感动。在平遥反应很好，获得了“优秀摄影师奖”。
纪实摄影，像这一类的记录，从一二十多年以前，王征的西海固，青岛的十号大院，还有王福春的，这一类的纪实早就觉醒了，这一类的摄影是经过常年积累的，这一类纪实摄影曾经热过一段，这几年被新锐几乎取代了。现在这样的摄影语境基本算是很少见了。这几年平遥摄影节、丽水摄影节，尽管我策的展都拿了奖，我说你们拿奖最主要的是坚持，你们要把专题坚持好。还有郑州铁路局的铁道工拍了七八年，去年在丽水国际摄影节也是拿了最佳展览奖，在当时展览的时候和一些摄友在一起聊，这一类的专题很少见了，要么就是学生的，青年学生思想比较活跃，语言花样翻新，显得鲜活一些，新锐的比较多，都是新锐语言的拍摄方法和语言呈现，老老实实、平实摄影记录的专题几乎很少看到，太少了。但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认识，这一类的摄影是不是还需要？刚才都说到记录性、批判性、文献性，这都是大家的共识。既然它有这样的价值，还是应该有它存在的必要性和它自身的价值，我在做策展的时候这方面做得比较多。
从摄影语言来讲，我这几年在摄影节上看了一些东西，感觉新锐一直在占据着庞大的平台、舞台，我认为新锐的摄影语言是在摄影探索当中的一种语言流变，语言的转换，大家一直都在寻找突破，在这种突破和模仿国外，和世界摄影师进行联系的时候找到某一个突破口，产生一种模仿，慢慢形成另一种“糖水片”。说糖水片似乎是一种贬义词，但实际上是语言的流变。像周国献老老实实记录，平实的语言是另外一种呈现。新锐更强调内心的东西，诗化的东西，内在的，强调走向内心。
关于文献价值，我说一下对武汉的感受。我对武汉的概念包括现在的重工业，汉正街商业码头，这是武汉在我的印象当中的文化符号。周国献在这个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全国来讲还没有哪一个摄影师针对一个城市的底层文化、社会市井文化几乎全景式的进行扫描、关注、观察，当然这种观察有待更加深入。但是他这种阶段性的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可喜的成绩。对周国献的成就、投入，大家都说了很多，我很钦佩。
我提两点建议：第一，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不要停下来，还要继续拍，从几个方面着手，一是缺乏细致和富有表现力的情节，这些方面还需要强化一些。二是纵向的跟拍和随机拍摄结合起来，比如咸安坊，里面有一些家庭可以更深入地纵向拍摄，从现在来讲还是欠缺了一点。三是整个影像的完整度和成熟度上还可以加强一下，不管是叙事性或是其他关注的层面，都要关注到。
主持人丁遵新：刚才周一渤讲的纪实摄影的流变和记录摄影存在的价值，他讲得很恳切。记录摄影要坚持，记录摄影有它自身的价值，对于流变的语言我们要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两点建议都很好。下面有请黄一璜先生。
黄一璜（著名摄影理论评论家、策展人）：国献的展览我看了以后很有感触，他属于比较勤奋的摄影人，勤奋的程度在武汉做影像记录方面是属于比较少的一批人，这样的人不太多，经常背着相机，而且是比较夸张的背相机，其实以我所见做记录没有必要背着一个大包，应该是小相机比较合适，但是他常年这样习惯了，而且腰椎间盘有问题，还要背那么大一个包。他有付出，所以才有今天的展览，刚才台上讲话的已经有上十个人谈到了国献展览的各种成就，我也谈三点。
第一，他秉承了传统做纪实摄影人或记录摄影人的摄影态度，坚守、坚持。
第二，他很聪明，他把握住了在武汉切入城市记录的四个切入点，四个角度。比如他切入汉正街，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外乡人到武汉人，曾经在70、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最轰轰烈烈的一条街，最引起国人乃至于国外人注意的一条街，而以他工作和学习的专业来讲，他的职业所在，他对经济的变化还是敏感的，所以他把第一个专题切进汉正街，很聪明，因为这是武汉这座城市走向今天、走向现代、走向深度改革的一个源头。第二个切入点，我在时间上考证过，他用什么相机，在什么时间点上拍我全部考证过。他切进去这两个专题几乎是同时开始的，《里分》和《水上人家》，前后相差几个月，《里分》代表了武汉从开埠若干年之后在城市建设方面非常有代表性的城市建筑，而这个建筑也导致汉口人家的生活方式在里面得到非常好的体现，比较可惜的是，他给我看到的这些照片以及曾经让我过目的里分的照片切进去的时间有点偏晚了。《水上人家》切进去的时间比较正当时，在早年那一批上岸之后，这是一批不做买卖，不是临时到这里泊船的那一批人生活在这里，我曾经有学生在08年拍过水上人家，而且多以荆州过来的人为多，做生意，在这个地方需要居住，需要有一个栖身之地，有这么一个机会，卖鱼的人，把鱼囤在这里，以汉水野生鱼贩到江上卖一个合适的价钱为生的人被政府迁走了，他们的船是无动力的船，只能留在这里，或者是自己要设法迁走，正好就给了很多人一个机会，让他们能够在这里生活，他们是一群很特殊的群体。切进这个地方与武汉成为一个码头文化有关联，武汉早年就是因为有船在这里做生意、运输，导致九省通衢的地方码头文化的成立，里分城市居民的民居文化，水上人家早年商业起源文化，乃至于吉庆街的夜间市民消费和业余生活文化，四个点都切得很好，这是他比较聪明的地方，选择很好。
他近距离的去拍摄，融入到他的拍摄对象当中，他与谢国安是两种不同的摄影行为方式，这两种行为方式都在摄影史上有多无数成功的先例，我这里就没有必要多说，甚至还有人直接与拍摄对象常年生活在一起。他这种方式没有问题，他选择了近距离的接触这些拍摄对象，交朋友，融入到私人的空间里，所以他能够说出别人的喜怒哀乐，能够在文字上有比较详尽的表述，这是他与其他人做摄影记录的时候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他身上体现得比较突出的地方。
这是比较可贵的三个方面。需要谈到的是，这个展览呈现的照片还是有一些可以提升的空间，在未来继续做，不管是做这些专题，还是改做别的，我觉得是需要有些可以提升、改进、强化的地方。既然已经开始做了这么多的展览，而且已经小有影响了，我们对他是否应该有更多的鼓励、要求。现在做的四个专题，每个专题都在讲述一个故事，讲述关于汉正街的人的故事，在这里他的定义是扁担，这个定义的范围相对窄了，就应该去做扁担的故事，与扁担无关的事就应该在故事之外，讲扁担的故事怎么讲？他有些讲得还是不错，我也给他做过汉正街的作品展览，在13年年底到14年春节后，三个月，在武汉博物馆。为他做展览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他有很多自己的想法，文字也好，图片也好，都很多，但是我希望看到的是一个故事，既然你做这个专题，我们怎么来讲一个故事。我在给他做展览的时候，为他重新讲了一个故事，与周一渤跟他做的故事是完全不一样的故事，而且这个故事以我之见是做得至少比今天这个不会差。这是文字和图片怎么去把握逻辑关系的问题，而不是个体照片是否精彩的问题，是故事与故事、人与人、细节与情节怎么去把这个故事讲好，因为你说的是这个地方的一件事，一个大事，不是一个小事。第二，你拍的是武汉，影像比较容易引人注意的地方，除了记忆以外，你怎么能够把城市生活最突出那一部分呈现出来，很自然大家会想到是不是可以与谢国安的去比，但是没有办法去比，因为两个人是不一样的行为方式和侧重点，但是有一个地方是可以有所提升的，那就是这种武汉的味道，武汉人生活的味道，有没有可能从影像当中提炼出来。我把这个问题提在这里，我个人认为是可以的，但是对于影像的传达、记录、表现、呈现有没有可能，那就是国献自己要去面对的。
第三，他的优点，这个优点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对题材、对对象过度依赖性，也就是距离的远和近的问题，怎么把握这个度。你如何去概括里面这些人，还是随手记下来，事情也有，画面也有，就完了吗？这是一个需要精进，需要每个人去选择的问题。你可以不选择，也可以选择，但是我觉得这个度是需要把握的。因为在他的照片里面有一些失度，控制得不太理想。在这方面他有可能做得更好。
主持人丁遵新：黄老师充分肯定了周国献的勤奋和坚持，另外提出一个观点，记录摄影怎么讲故事，题材、人物、细节，他们发展怎么把握，而且细节、人物、发展的把握怎么和武汉的特点结合，拍出汉味儿来，他提出了很多殷切的希望。下面有请田飞主任。
田飞（《长江日报》摄影部主任）：非常高兴能看到周国献推出这个纪实摄影展。武汉市拍摄城市纪实、城市人文方面题材的摄影师真的不算多，这么多年来我与摄影圈、创作欲非常旺盛的队伍接触得比较多，大家可能对于城市风光唯美的、好看的、建设的，或者是有宣传功能的东西上的拍摄是比较用力的。但是抛开一些名利，真正扎扎实实把城市、把每天生活当中的城市很平凡的故事作为记录的摄影师是为数不多的。前不久这样一帮群体专门成立了一个“武汉板眼影会”的民间团体，没有任何组织形式，这个群体的所有作品我差不多都看了，而且我感到非常欣慰，这一群人真正把这个城市当成生他、养他、充满情感和充满社会责任地看待这个城市，他们的摄影作品对于武汉的历史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也许这个价值今天我们看不到，但是过十年、二十年以后这批作品应该是有价值的。从周国献本身切入四个角度，从城市的视野用纪实摄影的手法来表现，他比较肯动脑筋。还有几个特点，好多人都拍摄过，像扁担，胡老师应该是很有发言权的，很早以前他就拍了很多扁担，包括武建国，还有其他的同志，包括你的水上人家，我也拍过，我在05年就拍过《五条船一个家》的摄影专题，拍过这个之后我一直没有放下来，经常去积累一些。纪实摄影的确不是突击式的解决的，是一个长期的跟踪，一个积淀。做纪实摄影真的应该去掉浮躁，沉下心来安静地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谈到纪实摄影的理性、情感与审美，这个题目比较宽泛。关于理性，从纪实摄影来说，理性非常重要。理性是一种对社会现象、社会影像本身的一种深刻认识，在座的有很多前辈和老师，法国的三个纪实摄影家对我们的创作，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有很大的影响，一个是凯里埃，一个是马克·吕布，还有是杜瓦诺，这三个人的风格从纪实摄影大范围来说都是属于这个范畴的。但是细看每个人的确非常有特点，布勒松的决定性瞬间，从纪实摄影的内容上来说很多时候是关注影像，虽然也记录了很多重大事件，但是影像瞬间、瞬间与影像之间的关系，从美学和审美角度上占有更大的分量。杜瓦诺从情趣和视觉上的瞬间，影像的视觉和感染力，这一点是他比较重要的特点。马克·吕布对我的影响是最大的，马克·吕布拍国外的摄影作品也许可能感受不一定特别深，但是你们可以看一看他拍中国题材的作品，那的确是非常精准。纪实摄影就是记一个社会的本质，而社会的本质又被纷繁的社会现象所掩盖，甚至淹没，有时候纪实摄影在创作当中可能会迷失自己，甚至迷失自己努力的方向。马克·吕布对中国社会精准的表现让我非常吃惊，他真的深刻认识到中国社会的本质和现象。通过另外一个摄影家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安哥出了一本书，叫《生活在邓小平时代》，这本书分上下册，80年代和90年代，通过这上下两册作品有很大的感悟。谈到理性，安哥的创作经历，在他80年代的时候有幸接触到马克·吕布，马克·吕布到中国来采访，有很多时间因为工作和身份的原因他陪同一起采访。我们看安哥80年代的作品，从早期的深圳，是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窗口，一个最重要的窗口，他作为一种职业，或者是工作，它在工作当中记录了很多中国的改革变迁，包括具体落实到一些事件上来。他认识马克·吕布之后，对中国的认识上升了一个理性的高度，有了一个理性的高度看问题就截然不同，他对问题的分析，表现的方法，切入的角度，和切中社会关键的要害，那就升华了。纪实摄影，社会的认识、社会本质的挖掘才是作为一个纪实摄影家应该好好琢磨，好好去认识的，纪实摄影最根本的东西就在于这一点。
我们叫纪实摄影，而不叫记录摄影，两个偏旁的不同就决定了摄影作品本身的不同点。我们做摄影，大家都说纪实摄影和新闻摄影是什么观念、什么关系，包括新闻摄影的真实性，纪实摄影也是一样的。纪实摄影从表现来说应该还是归在艺术的范畴，纪实摄影是记录社会历史，真实性肯定是要把持住的，什么样的东西是具有真实性的，纪实摄影从记录的功能来说每个摄影家对于社会的认识和看法都是不一样的，肯定会带有他自己主观的东西。纪实摄影发展到现在当今社会，现在手机、影像泛滥的时代到来了，我们对纪实摄影的认识、解读以及创作的思路上应该要有创新的想法。
去年春节以后我们长江日报做了一个《回乡记》大摄影特刊，我们挑选八个全国各地摄影记者，在他回家过年的时候拍一下他自己的家乡，拍一下他自己的回家路，我们用八个版推，我们通过这八个人的作品可以看到纪实摄影更具有创新的东西。在纪实摄影方面的创新、观念和影像上的突破也是我们应该做的，比如朱长江，他也是多年坚持拍武汉，但是他可能没有局限在汉正街，也没有局限于水上人家，他对纪实摄影表现的东西有更多的主观和影像表达，这对于人的启迪可能有更多传播效应。
纪实摄影的坚持是非常重要的，在谢国安老师身上体现得非常充分，这也是一个榜样，一个范例，他坚持拍摄武汉，以这样的手法，这是纪实摄影的根本。
主持人丁遵新：田飞提出法国三个大摄影家的特点，这是给周国献提醒，瞬间、情节和本质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纪实不是记录，纪实应该归于艺术的范畴，纪实与新闻有关联，但是有区别。这让我想到中国摄影家协会艺术展览中没有纪实类，只有一个记录类。
黄一璜：记录类分两种，一种是新闻，一种是纪实，是两个方面，前段时间是大概念，在这之前都是记录类里面是两个小类。
主持人丁遵新：他把新闻放在和艺术一起来讲。
黄一璜：新闻要讲时效性，纪实可以不讲时效性。
胡伟鸣（《武汉晚报》摄影记者）：纪实摄影是大时间概念，不是具体的，传播方式也不一样。
第一，我祝贺国献的展览，在这里研讨本身也是一个褒奖，对你努力的成绩的一种褒奖。丁老师扶持新人不遗余力，宝刀不老，给我们提供这个研讨的平台，也是很有意义的。题材的切入点，前一段时间对旅游城市的概括，三菜一汤，三个街道、一个水上人家，归纳和整合得比较好，有一定的整合力量。刚才有几个老师也说了，汉正街的扁担，我在90年代中期曾经拍过，那时参加全国纪实研讨会有一个文学评论家谈到这些事情，纪实摄影的文献性、揭示性和批判性，纪实摄影能不能够在这个方面加以贯彻和借用，我们那里有一个记者当了作家，汉正街的扁担，我最早拍是有一个原因，有一种揭示作用，对于社会观察和解剖的作用，最初的动机是这样的。看了国献的展览，一个是感觉到比较亲切，我们现在很多摄影都走向风光花鸟鱼虫，他另走一路，拍城市纪实。我拍过汉正街的扁担，比较起来，我那个时候拍，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我关注几个点，那个时候城市管理的时候有一个收容站，扁担在街上影响市容，有时候用麻袋偷偷把扁担装着，丢到收容所里。但是我到收容所里拍不到这种照片，后来历史发生了变化和变迁。我在汉江桥上拍了照片，当时扁担买武汉人剩下的衣服是五毛钱一件，还有乡下的很年长的人嬉皮笑脸，或者是媚打货的女孩，这一担货给我挑了吧。我对这个细节印象很深。后来在做一品文化节上出了一套四本中国故事，汉正街的扁担都收录在里面了。国献的《扁担》，一个是现代社会宽容了，没有像以前那样对待扁担，这是社会的发展；另外，有些结构发生了变化，以前我拍的扁担房是城市低收入人在里面，五毛钱住一天，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有大批扁担房，让扁担可以住。国献还拍了一些矛盾冲突，比如说有一张照片是记帐和讨账的人，这样的细节比较好。市场经济发展以后，社会宽容了以后，发生了一些新形态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纪实摄影记录这些细节，让历史细节发生变化，把它记录下来，这是它的价值所在。
在讨论纪实摄影几个基本特性的时候，在大连曾经涉及到这些问题，概括得比较好。审美和照片怎么样拍成有独立价值，让大家认可，在摄影史上或者是与同行不一样，更有个性，这主要是强调审美。这个展览中拍的吉庆街艺人中的瞬间感比汉正街里面的形象还要生动一些，可能是因为这个对象本身就是艺人，麻雀、老通城，绘声绘色的表演，有表演性，如果拍汉正街有这种瞬间感，有摄影的瞬间语言，这种影响力就又不一样。关于几个法国摄影家，我这次和田飞一起到法国去了一次，做考察，其中找了两个摄影家给我们开了讲座，一个是杰夫，美国摄影家在法国做时尚摄影，以前是3000欧一个小时，不算版权，现在只有一千欧，在法国经济状况不行了。另外一个法国摄影家说到一个情况，新摄影比较流行，我问他怎么看待马克·吕布的照片，他们立刻说那是上午九点钟的事情了。比较风趣和幽默。他们可能作为学院派的做法，觉得新摄影正在取代传统的纪实摄影。贾编辑前不久发了两个人的专访，湖南长沙有一个杨抒怀，既做传统纪实，又转向新纪实。谢国安的照片可能是等待、偷拍，杨抒怀征集对象，我来拍，拍《开房的年轻人》，就把这种新手法、纪实摄影手法结合到一起了。这也是一个很流行，或者是与市场经济现在发展趋势相一致的。如果是这种题材继续关注下去，这个手法是不是要变化啊？或者还是坚守呢？因为我们的社会历史在发生变化，社会进程在发生变化，反映的手法是不是也要变化？这其中可能有很多文章可以作。
主持人丁遵新：胡记者刚才讲了宏观的，也有具体的，哪张照片怎么样，包括纪实摄影的流变，希望国献继续做这些题目的时候在手法上有所变化，怎么看待传承和新锐之间的关系。
谢国安：关于纪实摄影，新摄影在欧洲和美洲已经已然走过去了，中国刚刚开始。新摄影就是在于传统纪实摄影基础上把观念由作者自己拿出来，而且表达了自己对于图片的意见，所以做成了新摄影，这已然在欧洲和美洲蔚然成风，马克·吕布已经走过了，中国的纪实摄影在没有完备情况下，中国纪实摄影才突然进入到新摄影，这就是我们那天看新摄影说的一番话。中央美院的，我们要把历史搞清楚，而且要把摄影的来龙去脉把握住，你才能做。这个观念要谈清楚，我们谈着就谈过去了，大家也不清楚，就以为是这样的。中国传统纪实摄影不错了，在中国还没有做足的情况下，还没有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和摄影大家情况下丢掉是很可惜的。中国只有一项纪实摄影能够拿到世界上去做交流。我们还没有达到那一步的情况下把这个丢掉然后做新摄影，这让中国摄影有很大一段历史空白。新摄影从传统纪实摄影演变而来的过程。
方肃（湖北省高校摄影协会主席、湖北美术学院教授）：我们之所以能够在今天从事这个摄影、创作和教学，肯定最直接的还是受纪实摄影的影响才走到今天这一步，你回头去看是什么影响了你做这个工作，现在想起来还是大量的经典的纪实摄影作品在我们的脑海里。我有一个策展人曾经聊到过，他对这种界定表示不可理解。他认为摄影的本体就是纪实，既不可以追溯过去，也不可以展望未来，为什么中国人非要把纪实摄影和很多摄影对立起来？他说摄影就是一个纪实的行为，包括对中国摄影展览的一些分类，他也表示一些困惑。老周来做这些对社会的关注，我认为不仅仅是一个有责任的摄影师或者有责任的记者可以去做的，我们从习近平在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老周这些作品是顺应了当下的大政治气候。习近平讲话中首先强调一个文艺工作者或者是一个媒体工作者首先要有对社会的责任，要眼睛向下，镜头向下，对过去虚无的，缥缈的，无病呻吟的艺术表现方法，低级的庸俗的表现方法他是持否定态度的。从现在文艺从业者的方法可以看出来，我前天看到今年春节文艺晚会的节目，也可以感觉到，当然那不是最终的。我始终在思考一个问题，你所谓对社会的关注，这种使命感也好，到底和艺术有什么关系？在我没有想清楚的时候，一批从事艺术的学生已经在做了。我记得很清楚，去年我们一个毕业展览其中就有3份是很直接的，从他们的设计作品中很直接地体现出他们对社会现象的忧虑。我记得很清楚，一个是家庭暴力，一个是PM2.5，参加了海峡两岸的，还有一个是大学生中的同性恋，这个很大胆。包括武建国老师，他们去了以后看到那一大组的片子就说这种东西只能在美院展，而且是一个女孩子在做，这其实就是一个纪实的过程。作为一个20岁左右的女孩来讲，她肯定不会去研究什么是纪实语言、什么是决定性瞬间，她肯定不会，她是一种记录，但是我觉得拍得很本真，她横跨了很多院校做调查和采访，她和这些男男女女交朋友，我跟她说这个事情可以接着做下去，可以把中国的学生同性恋这个课题继续做下去，她说怎么做，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做，但是我的直觉觉得这是一个叙述点，由它可以揭示出社会的一些现象。一个是PM2.5，一个是家庭暴力，那是属于摄影，做得非常精致，人像类的，从这两点来看，对社会的关注，对社会现象的考问已经不仅仅是艺术家的无病呻吟，过去很多作品是忧虑的、无奈的，现在很多作品特别是摄影专业作品，这四五年以来逐渐能够体现出对社会的关注，以一个学生的视野来看社会。当然我们也还是强调一些，如果是纯新闻、纯纪实一类的作品必须要非常慎重，因为我们学校不是传媒专业的学校，构建理论体系，如果要做，就必须做得非常强大，在研究生中有做这个，本科生没有。
周国献的这些展览是为增添了一些我们去看社会、看世界、分析社会的一份动力，特别是对我们的学生，对思维上太多的形而上的思维，有这种东西参进去，可以使艺术教育、艺术图像教育能够得到一些稀释，让他们能够感受到摄影在艺术表达中还有一些这样真真切切直面生活的方法。还有一些人在做这个事。
主持人丁遵新：方老师从学院的角度讲述了社会责任感，摄影的本体，我的体会是纪实摄影要关注社会，注意关注的方式，关注的题材，关注的方方面面，不能说非纪实的东西就是不关注社会的。学院派还有学院派的做法，有它存在的价值。下面有请彭年生主席。
彭年生（著名摄影家）：今天主要是学习，学习了三个金像奖理论家。国献的展览我学习了。要感谢卓尔书店，给我们摄影人一个机会，一个见面的机会，一个交流的机会，一个学习的机会。国献的展览我是第二次看到，第一次是在前年的平遥，他的《扁担》。国献的展览按照现在时髦的话讲是很接地气，反映百姓生活的。谢国安的接班人有了，起码是反映武汉市的生活状态。平民生活的状态，很多东西在消失。武汉现在的口号是每天不一样，有很多东西在消失，过去有竹床阵，现在消失了，我们是武汉土生土长的，现在看不到了。国献先生记录的码头，我感觉迟早会消失。这种文献价值、文史价值、文化价值都是值得往下做深、做好的。你的点立得很好，现在摄影人参加一个会不是手机就是照相机，每个人都是在拍，但是你怎么在这个过程中跳出来，你的选题立意，定的这个拍摄点很好。武汉民间老百姓、社会现象、生活状态都是值得拍的，有些里弄，现在该拆的拆了，该改造的改造了，把这些东西很原汁原味的记录下来，这就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有文献价值、有史料价值的事情，国献要把这一点坚持做好，要做到极致。现在摄影的诱惑很多，不可能面面俱到，也不可能拍全，你就做这一点，就做武汉的市井文化，把它做到极致，绝对就在摄影历史上、武汉的摄影历史、中国摄影历史上留下一笔。
在艺术上，毕竟你是作为一个摄影人，从要走向摄影家的角度，怎么把它做精、做专，也是值得提高的。展览的照片我看了，留下深刻印象的并不是很多，有些可以精选，选很经典的照片。当然我们有这个毛病，自己拍的东西舍不得丢弃，某一个题材做专，把扁担这个方面做专，做得仔细。展览的呈现方面，作为不是一般的摄影家，作为一个很神圣的摄影展览，做图片一定要做精致，我觉得有一部分做得不精致，有一部分装得不精致，毕竟是作为作品呈现的，一定要让它精致，我跟美术家接触非常多，美术画家对于自己画的装裱，用什么框子是比较又比较的，我们要借鉴一下。作品要选得经典，作品装裱要选得精致一些。
孙伟（武汉摄影评论家）：周国献的《浮生四记》照片出来之后，他的作品都没有看过，找到他的微博了，去找了咸安坊，但是发现已经不在了。这些照片是他09年拍的，他不事张扬，自然绵长，铺衬岁月，解析故事，他的镜头语言不像很多人，大家是舞弄器材，今天换这个，明天换那个，找到一种奇异的角度，找到一张力，有没有别的办法很平静地说一个东西呢？我今天的感受就是平视，和被摄对象平等的平视，没有俯和仰；第二个是平实，很多是没有张力的画面，这是他选择镜头的特点，他说他的镜头是中焦，用中焦去拍汉正街，很大的胆子，就是找的这个感觉，就是这样一个效果。他的每一张画面非常非常平静，尽管汉正街和桥下面老百姓的生活都是在今天看来非常落后的东西，他在用心表现这些重体力劳动者用自己的工作方式来养活自己和家人，来保持一种人的尊严，我觉得这是周国献自己取的点，他的定位是自己给自己定下的，批评也好，赞扬也好，否定也好，都没有关系，你自己觉得应该怎么做，要不要换是自己选择的问题。感触最深的就是咸安坊那一段，09年的画面，现在已经拆掉了，这就是历史价值，那组照片也是中焦，画面都是这种感受。关于吉庆街，我有一次和朋友在那里吃饭，看他们的表演非常夸张，非常激烈，你的画面里没有，是不是也和镜头有关系？是需要考虑的。他们有的人不用可疑去做，很认真把一件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你没有去做，这个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张钢（武汉接力传媒广告公司总经理）：今天我看了周国献的照片，他作为一个业余摄影文化，照片做得这么精，这么专，让我还是有点意料之外。他做的纪实摄影从题材把握上选取得很好，选择民计民生，大家都说法国的摄影家，我就想到法国有一个政治理论家叫蒙恬，他就讲到“世界上发生的一切都与我有关”，这个意思并不是说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乐观的事情好事都与他有关，而主要是讲世界上发生的一切灾难都与他有关。意思是说人类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人类的一个分子，每个地方发生的灾难都与自己切身利益有很深刻的联系。从这个角度来说，纪实摄影就是应该从题材把握反映深重灾难或者是民计民生的主流，一些好事、一些喜事也并不是说不是纪实摄影的范围，但是它的主脉、主枝应该是反映民计民生。从这个角度来说周国献这个题材把握得很好，应该继续做下去。
我提两点不足：第一，把彩色摄影变成黑白的作品并不一定成功，也许你的彩色作品更生动一些，黑白摄影应该有一种黑白思维，什么样的颜色，红色在消色之后用什么色阶，应该有比较严格的训练，才能够最后掌握黑白摄影，黑白摄影是一种高度抽象的表达形式。谢国安几乎是一生在做黑白摄影，才能够做到这点。第二，在摄影语言表达上，作为一个业余摄影者，我今天看到你的作品感觉到有一些吃惊，感觉做得很好，在评判的角度我们要拔高一点，从比较高的立场上来分析你的作品。你的摄影语言表达有一些太过于注重比较表现、比较夸张的带有一点功利性的东西，从表面上来说，汉正街、吉庆街、咸安坊、水上人家表达得还是很到位，但是把谢国安的作品看一看，他的这些东西很平实，比你的摄影语言还要平实，如果表现劳动的话，也不是那么夸张的表现，在生活中一言一行，很随便的动作中能够表达出一种很深邃的东西。你的表现是表层的，他的表现是表现出到了武汉人的骨子里面，表现了武汉人的骨头，骨头里的东西表面上是看不到的，但是能够感受得到。这种牵强附会的比较，和谢大师来比可能是不公平的，一个是五六年，一个是一生的经历，我主要是借这个方式说明这个问题。凭着你这种刻苦的精神，一定能够做到谢老师这样。
主持人丁遵新：黑白摄影不是说彩色的转换成黑白就完了，转换效果有时候不好，你要有黑白思维，要有黑白语言，黑白手法，不是说彩色一转黑白就完了。现在也有这个趋向，黑白的就比彩色的高雅一些，其实也不一定。
郁胜文（摄影家）：在座的都是前辈和老师，周国献和我都是板眼影会的成员，但是吉庆街的作品我是第一次看到，扁担专题做得最完善，最深入，从展出的图片来看觉得做得不够。我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我以前住的里分与咸安坊就是一街之隔，所以我对那里很熟，我也拍了很多那里的照片，有很多方面的东西他都没有拍到。吉庆街也是一样，感觉有很多欠缺和遗憾，还不够成熟。视觉语言表达上，刚才各位老师也说了很多，确实是有很多需要提高的地方。但是很可贵的一点，现在武汉沉下心来拍武汉这座城市的确实不多，非常少了，像老周这样把一个专题《扁担》数年如一日的拍摄的更少，我曾经也拍过老周这样类似的专题，我拍了一年，再往下拍非常困难，确实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非常不容易做到。
贾连成（武汉摄影家协会主席）：这四个专题，所有记者在早他之前很多人都拍过的，就是没有人像他这样坚持。
郁胜文：拍扁担的人非常多，但是像他拍的这么深入的非常少，没有第二个人比他拍得更深入。老周需要提高的主要是视觉语言方面，这需要还需要进一步努力，进一步提高，那就更加完美了。武汉板眼影会，我们希望武汉有更多人投入到关注武汉这座城市，拍摄武汉这座城市。武汉现在拿相机拍照的人满街都是，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拿相机的人，但是更多人是拍一些风光，甚至于拍云，拍一些唯美的，没有什么思想，没有自己的观察。我们希望有更多专注武汉这座城市文化和历史的，作为一个历史来记录，特别是武汉现在经历一个大变革的时代，特别需要这些人投入进来。武汉板眼影会现在有十多人，从开始几个人现在发展到十多人了，现在有很多人都愿意加入进来，势头很好，特别是谢国安老师，你后继有人了。
贾晓霞（人民摄影报副主编）：我进入摄影圈比较晚，各位在座都是前辈和老师，我这次来是感谢周老师给我这么一个机会来学习。人民摄影报圈内的都知道，一直是以新闻和纪实为主，曾经在上个世纪对中国纪实摄影的发展起到过一定推动作用，我们也推出了大量纪实摄影优秀摄影家，比如刚才大家提到的解海龙，都曾经在我们的版面上有过大篇幅的重头推出，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来到摄影报，也没有进入摄影圈。随着摄影队伍不断壮大，随着摄影器材不断普及和提升，我们的队伍是壮大了，从我工作的角度来说我认为纪实摄影的群体并没有随着摄影客观条件的发展而有了我们想象的蓬勃发展，这里面有很多原因，当然有功利性，摄影人的浮躁，摄影媒体的引领和推动力也存在着一定问题。
这次涌现出来的周老师的纪实摄影让我非常难得的看到一个基层摄影人的坚守、坚持。纪实摄影，从1836年摄影术发明以来，摄影和记录一直就和城市进程、城市发展离不开的，周老师把他的镜头对准了武汉，有着地域特色大武汉中的底层市民群体，无论是汉正街的扁担，还是咸安坊的市民，还有大排挡的一些卖力的艺人，拍摄的对象具有平民的角度。这个平民当然不是指贫民，是平民，这个平民角度体现了周国献老师作为一个基层摄影人的平民情怀。这些平民正是构成了武汉社会大发展、城市进程中最基本的基石，也是这个城市的脊梁。他们处于社会最底层，他们的喜怒哀乐和生活状态也是这个城市发展的很有特色的方面。周国献老师把他的镜头对准了这个独特的群体，也体现了他的平民角度和平民关怀，也是纪实摄影体现的最大本质特色，就是记录和纪实。谈到纪实摄影，刚才大家提到了报道摄影和纪实摄影的区别，大家也谈到周国献老师的作品更多类似于纪实报道和专题报道，在纪实报道和专题报道的同时也运用了传统的、经典的纪实摄影的手法。我记得曾经在前一段我们刊发过有关纪实摄影的探讨文章，摄影评论家鲍昆有一个独特观点我很赞同，就谈到报道摄影和纪实摄影的区别：报道摄影比较强调真实性，纪实摄影可以视同为文学思维下的创作。在周国献老师的四个专题纪实摄影中更多体现了专题报道的特色，文学创作思维要有讲故事，图片故事要有发展、要有高潮，周国献老师的纪实摄影作品体现的更多是平近、平实，但是在影像冲突和影像发展过程中缺乏一些高潮性的东西。这是周国献老师以后应该有所提升的地方。
周国献老师的作品文献价值，他的社会贡献和史料价值也是不言而喻的。在当下互联网时代，我们这些作品如何发挥更大的社会价值呢？这在当下无论是纪实摄影家还是其他类别的摄影家都应该关注的一个问题。除了现在在摄影界参加一些展览，举办一些展览，参加一些比赛，或者是开开研讨会以外，是否可以走出摄影圈，与社会上的文化部门、宣传部门以及其他团体或者社会阶层发生关系，把展览走到更多武汉市民当中去，你的主体记录是武汉社会底层群体，能否让他们这些人也参与到这个展览当中来，让这个展览发挥更大的社会作用。现在摄影创作还要讲传播价值，在互联网时代下，我们不仅是要在摄影圈里面进行展览，可以通过微博、微信，走到更多社会群体中，也能够体现作品的更大社会化价值。
丁遵新：周国献的作品体现了一种平民情怀，这是很重要的，至于说新闻价值和纪实摄影，这个问题还可以研究。她提到这个展览怎么样走出社会，扩大影响，这是值得思考的。我善于总结是因为听得认真，记录得详细，这些大师们确实很难得，多少年都没有聚在一起，大家讲了这么长时间，言尤未尽，方教授的展览，我们还可以做一个研讨会。
纪实摄影的理性、情感与审美，这是三个方面的功能，但是在这三者当中，我认为情感是理性与审美的中介和链接。我主张平民情怀，你对于你的拍摄对象有什么样的感情，一方面有助于你升华理性，周国献在拍摄过程当中真正提高了对于这些普通老百姓生活、命运的关注，咸安坊，他是意识到即将消失，这些即将消失的事物都是纪实摄影的最佳食粮，但是只有在情感投入之后，这种理性才能够更好升华和提高。情感是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摄影家情感的投入，一个是被摄对象的情感把握，我同意孙伟讲的，他这组片子扁担拍得很成熟，吉庆街的艺人拍得让我比较感动，我之所以愿意跟他当策展，我就是觉得吉庆街很好，开始我没有看文字说明，后来我看了文字说明之后觉得这些人真不容易，这些人真的值得我们尊重，他们的生活经历、生活遭遇是非常令人寒心的。他们好多都是大专院校艺术院校的毕业生，有的是文工团体的演员，有些是很小的孩子，有些是老人，一个是对艺术的执着，一个是为了生计，甚至不得不给土豪、二流子一边唱歌一边捶背，这些情节所包含的故事我看了之后觉得非常感人。周国献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是情感的投入以及被摄情感的把握，这是摄影家理性升华和审美把握的一个中介，一个关键性的环节，除了老通城是大头像，还有一个打赤膊的酒客在画面正中间，除此之外都是不远不近，中景距离，在摄影语言运用上不是很突出，但是他所把握的扁担也好、水上人家也好、吉庆街的卖艺人也好，他把这些人的情感把握得很好。他的特点就是把这些人真正当成自己的家人来拍摄，我觉得这是他最成功的一点，这也是我们做图片故事、做报道摄影非常成功的。只有这样你才能够把他们的真实生活，把他们的命运真实地展现出来，这样的作品是有流传后世的价值。我作为策展人，感谢各位评论家、艺术家、社会文化学者，我们的研讨会开得很成功，很丰富，具有相当的理论和学术价值，也同时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下面由贾主席代表武汉摄影家协会向大家致谢。
贾连成（武汉摄影家协会主席）：我在开幕式致词的时候已经把很多想法说了，借这个机会，武汉摄影家协会参加这个展览的主要是丁老师挂帅，他作为摄影家协会的理事，我们策划和参与了这个展览，我也是通过这个展览有幸今天参加了这个研讨会，聆听了相当于国家级的展览研讨会，里面有远道而来的两位老师，周老师和人民摄影报的新闻纪实的编辑，在我们心目中永远是我们的领土和家，我们很多作者的优秀作品都是通过人民摄影报刊发的，还有中国摄影理论金像奖的三位大师参加研讨会，还有几位是大学院长、教授，我们的研讨会参加的级别和人员，摄影理论水平的高低不亚于一个全国背景的研讨会。因为有这样高水平的研讨会，在湖北省、武汉市好多年没有进行这样级别的研讨会，没有听到和参加过，所以对我又是一个启示，因为毕竟还没有换届，在省里我是三届副主席，市里我担任12届副主席没有换届，给我一个激励，我们湖北武汉的摄影将来的发展一定要通过这样级别的研讨会来梳理一下。用我的目光看到的湖北省武汉市摄影除了命题作文以外，我们在全国竞争力越来越低，这个越来越低要引起在座的特别是几位副主席、驻会的、担任了一定级别的人的警醒，我们要把这个声音传递出去。今天大家研讨会上所有的观点对周国献个人来讲是一个引领和提示，对他来讲是一个启发，但是更多在网上媒体上宣传会对湖北武汉很多关注纪实摄影摄影家是一个重要的借鉴、引领和启发，会引起我们的关注。我借此机会代表主办单位对各位的光临真诚真心地表示感谢，还表示我个人的感谢。
周国献：真的是只有感谢，这个展览最大的收获就是今天的研讨会，让我学到很多，而且对我今后的发展有很多启示和启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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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生四记——周国献纪实摄影作品展》在卓尔书店展出
媒体对武汉卓尔美术馆《浮生四记——周国献纪实摄影作品展》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