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菜的抵觸并不是對中國和中國人的反感，反而是對中國懷有興趣！”
“隻是我的出生實在沒臉去吃！”
1994年，日本作家村上春樹到日本通路，為了接待他，從業人員舉辦了盛大的宴會。
但是村上春樹卻拒絕了從業人員的好意，從背包裡拿出自己攜帶的罐頭，吃了起來。
在村上春樹的人生中，他從來沒吃過中國菜，甚至路過中國餐館，都會覺得心裡犯惡心。
“事實上也差不多吃了所有東西，而唯獨中華料理無論如何都絕對不成！”
村上春樹到底經曆了什麼，為什麼無論如何都不願意嘗試中國料理的？
在日本長大的他，又為何說出“實在沒臉去吃”這樣的話？
今天，我們就來聊聊堪稱日本作家中一股“清流”的村上春樹。
1949年，村上春樹出生于日本京都伏見區。
父親村上千秋是日語老師，母親是家庭主婦。
和很多男孩一樣，從小，村上春樹便非常崇拜自己的父親，将他視為自己生命的英雄。
而父親也十分寵愛村上春樹，無論他怎樣調皮，都不會出手打他，甚至連辱罵也很少發生。
雖然在村上春樹的眼中，父親的形象十分高大，但他偶爾，也會露出不為人知的柔軟一面。
在村上春樹小時候，他經常看到父親一個人在院子裡，露出悲傷的神情，一個人誦經念佛。
每次，村上春樹便會拉着父親的胳膊，詢問他這樣做的原因。
對此，父親的回應永遠隻有一句話。
“我在為戰争中失去的戰友，以及逝去的中國人祈禱！”
之後，無論村上春樹再如何詢問，父親都不會再多說一句話。
12歲開始，村上春樹開始接觸歐美文學，之後的時光裡，他整日與文學為伴。
也為他之後走上寫作的道路，打下堅實的基礎。
村上春樹之是以會走上寫作的道路，跟自己的父親，有密不可分的聯系。
但這也是他最為痛苦的且感到無奈的一點。
得知父親曾經參加過侵華戰争，村上春樹表現出無比的絕望。
他甚至在跟朋友來往的信件中，如此寫道。
“我不知道我是否該停下手中的筆，我寫出來的字是否肮髒不堪？”
一段時間裡，他将自己封閉在圖書館，不斷查詢資料，尋找父親當年在軍隊的蛛絲馬迹。
在查閱大量資料後，村上春樹發現，父親曾經隸屬于辎重部隊。
這讓他長舒一口氣，在村上春樹看來，辎重部隊不必參加戰鬥，父親未必是劊子手。
但事實上，為了維系糧食供應，辎重部隊調遣大量群眾，前往中國戰場。
這時的辎重部隊的士兵經常面臨“僧多粥少”的局面。
戰争進入相持階段後，日軍食物日漸供應不足。
辎重部隊也不再是單純的後勤補給部隊，他們開始沿途劫掠百姓、破壞農田。
燒殺搶掠、無惡不作，犯下的累累罪行，不比上戰場的日軍少多少。
查詢的資料越多，村上春樹内心便越絕望，他最不想看到的真相，還是呈現在了他面前。
除了籌集軍糧外，村上春樹父親所在的部隊，還身負處置戰俘的工作。
這如同晴天霹靂，狠狠擊在村上春樹心頭。
“我的父親是否動手行刑已經不重要，其實他隻是列隊觀摩的一員，也是我無法接受的！”
從這之後，他開始在小說中揭露當年父親的所作所為。
這導緻他和父親之間，形成了一道看不見的鴻溝。
因為這條鴻溝的存在，讓村上春樹至今都無法和父親和解，甚至影響到了他的生活。
村上春樹本來有個快樂的童年，但在父親告訴他當年的事後，他的人生發生了巨大轉變。
父親對他很好，好到根本看不出來，他曾經是侵華日軍中的一員。
但在得知真相後，他無論如何也無法将一個劊子手，和和藹可親的父親重疊。
這導緻他與父親之間，産生了相當嚴重的隔閡感。
他也知道，父母對他很好，但越是如此，他心中就越是悲痛。
一方面，他覺得對不起父親，縱使他有萬般不對，但畢竟賦予自己生命，并陪伴自己左右。
另一方面，他又實在無法接受，父親曾經是劊子手的事實。
他夾在兩者之間，仿佛在火上烤。
那種痛苦的感覺，讓村上春樹至今回想起來，都覺得不寒而栗。
為了減輕心中的罪惡感，他不停懲罰自己，以最卑微的态度，去對待這個世界。
村上春樹結婚時間很早，1971年，他就在讀大學期間，和同學高橋陽子結婚。
婚後，兩個人住在陽子父母家中。
村上一邊靠嶽父接濟，一邊在爵士樂酒吧拼命打工賺錢，甚至為此休學一年。
直到1972年兩個人畢業，開始經營一家爵士樂酒吧，經濟情況才得到好轉。
度過了最艱難的時光，兩個人的感情一直很好。
但即使到了今天，村上春樹已經73歲，依舊沒有後代，至于原因，他在采訪時曾經說過。
1984年，村上春樹接受記者采訪時曾表示。
“我不能有孩子……我就是沒有我父母那一代人的信心，他們認為戰後這個世界會越來越好！”
在他心裡，父親的經曆，是他永遠邁不過去的坎。
雖然父親對他很好，但村上春樹還是覺得受到了傷害，時至今日，這些傷害依舊曆曆在目。
是以，他對自己身上流着父親的血而感到羞恥，他不确定要不要把身上的血繼續流傳下去。
這就是他至今都不願意留後代的原因所在。
1984年前，村上春樹雖然在小說裡大量描繪過中國人，但他從來沒來過中國。
因為他不知道，該用怎樣的态度來面對。
1984年，村上春樹第一次踏上中國的土地。
通路結束後，從業人員宴請村上春樹，卻沒想到直接被他拒絕了。
“我對中華料理有不可治愈的過敏症！”
說完，便拿出随身攜帶的日本罐頭吃了起來。
事實上，村上春樹并不是對中華料理過敏。
他拒絕吃中華料理的原因，其實更多的是一種心魔。
中國菜使他想起隐藏在内心深處不願意提及的記憶，進而産生了生理上的排斥。
小時候父親對他的講述，以及他查閱的大量的資料，無時無刻不在告訴他日本的罪行。
這讓他産生自己生來便帶有“原罪”的想法。
就像《聖經》中的亞當和夏娃，在偷吃禁果後，産生了“原罪”。
而村上春樹的“原罪”，便是生在侵華日軍之家。
雖然村上春樹一直在為父親的罪行反思，但字裡行間，依舊沒有跳出日本人的局限性。
他的反思，并非站在中國人是受害者的角度。
而是從全人類的角度出發，反思自己的所作所為。
他将一切罪行，全部怪罪到體制上，有時候，甚至還會為自己的父親開脫。
2019年，在自己的随筆《棄貓》中，寫過這樣一段話。
“我們不過是無數滴，落向寬闊大地的雨滴中，寂寂無名的一滴。”
“一粒雨滴有它自己的曆史，有将這曆史傳承下去的責任和義務，這一點我們不應忘記。”
“即使它會被輕易吞沒，失去個體的輪廓，被某一個整體取代，進而逐漸消失。”
“不，應該說，正因為它會被某一個體取代，進而逐漸消失，我們才更應銘記。”
前兩句，可以了解成不能忘記父親犯下的累累罪行。
但話鋒一轉，後兩句卻表示父親也是受害者。
因為他被時代的浪潮裹挾，做壞事是身不由己。
由此可見，自始至終，村上春樹都站在一個人，或者一個日本人的角度，去看待當年的事。
甚至在無意識中，替自己的父親開脫。
在小說中，村上春樹描繪了很多父親在部隊時的悲慘遭遇。
吃不飽飯、破衣爛衫、長官的苛責，言辭中，将父親塑造得十分可憐。
對于日軍在中國的累累罪行，随筆隻停留在承認階段。
至于做了哪些錯事，文章中隻字未提。
這種暧昧的認錯方式，在村上春樹更早的作品中，同樣有所展現。
1995年，村上春樹發表了曆史小說《發條鳥年代記》。
小說中，他借着間宮中尉之口，将戰争的責任歸于發起者身上，統治日本的天皇。
而戰場上的士兵，則是天皇操縱下的傀儡。
在村上春樹看來，父親就是一具被天皇操縱的傀儡，參加戰争，并非他的本意。
由此我們可以得知，村上春樹，其實是一位非常令人糾結的作家。
一方面，因為父親的過往，令他陷入深深自責中，甚至用拒絕留後的方式懲罰自己。
另一方面，為減輕自己和父親身上的罪責，他又将所有責任，全部歸到當權者身上。
這種暧昧不清的方式，看似承認了當年犯下的累累罪行，其實不過是在自我感動罷了。
1970年“華沙之跪”，讓德國徹底擺脫二戰的陰影，得以擡頭挺胸，大步向前發展。
而如今，小日子還在猶豫，到底應不應該承認當年的罪責。
這種暧昧的态度，就跟村上春樹的小說一樣。
如果不将血淋淋的傷疤徹底揭開，兩者之間的隔閡，将永遠不可能消除。
早晚有一天，有人要為這道傷疤，承受無法承受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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