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安德烈·科諾普利亞尼克，譯/觀察者網 楊珈媛】
在我看來，目前歐洲大陸能源領域的所有問題，都與美國主導世界經濟的“漫長世紀”走向終結相關。
“歐洲的能源問題基于美國‘漫長世紀’終結”，截圖來自“俄羅斯外交與國防政策委員會”網站
阿瑞吉的“漫長世紀”
喬萬尼·阿瑞吉在他的經典著作《漫長的20世紀》中确定了全球資本積累的四個系統性周期：15世紀至17世紀初的熱那亞周期，16世紀末至18世紀末的荷蘭周期，18世紀下半葉至20世紀初的英國周期，19世紀末并持續到目前金融擴張階段的美國周期（阿瑞吉的書在經過了15年的寫作後于1994年出版）。世紀之交，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全球動蕩中英國周期走向終點，美國周期登場（見圖表1）。
圖表1:全球貿易走向自由化的發展路徑，本文作者根據《金融時報》資料制作
在美國積累周期的伊始，我認為有一個事件是相當重要的：1910年11月底，美國六大銀行家在傑基爾島進行了秘密會議。這次會議促成了于1913年12月成立的美國聯邦儲備系統，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這一系統構成了阿瑞吉筆下所謂美國“漫長世紀”的核心。
20世紀美國的兩次崛起可視為其積累周期、“漫長世紀”的基礎。這兩次崛起基于兩次世界大戰及其戰後恢複期，這裡值得注意的是，兩次大戰均發生于歐洲和亞洲，不在美國的領土之上。很大程度上，美國為這兩次在其領土之外進行的戰争和戰後重建提供了物資和技術（在擴充自己産量的基礎上）。另一方面，在美聯儲的運作下世界經濟美元化的程度不斷加深。可以說，美國“漫長世紀”基于其疆域以外的世界經曆“破壞—重建”，循環往複。
二戰以後，美國主導地位的增長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全球化增勢——制定統一的遊戲規則以及貿易和投資的保護标準。一方面，這降低了國際貿易與投資的風險；另一方面，這些規則的形成主要是通過推進雙邊協定體系。美國必然參與其中，作為雙邊中的強者，制定符合本國利益的規則。
首個避免雙重征稅的協定于上世紀20年代達成，1959年簽署了保護投資的協定，截至2010年，近3000個這樣的協定達成。這些協定主要建立在美國模式的基礎上，美國将其模式運用到各種相應的保護資本輸出國利益的多邊協定之上。而實作這一切的根本——在整個“漫長的20世紀”中，美國的領土上從沒有經曆過會帶來毀滅性後果的世界大戰或是局部戰争。也就是說，所謂全球化很大程度上是在美國模式下建立起來的。
然而在我看來，2008-2009年的金融危機标志着美國周期即将走向終點。除了世界經濟的三大傳統中心之外，世界市場的許多領域出現了新的強大的競争者——金磚國家，主要是中國和印度，還有東南亞國家。彼時這些國家通過在世界市場上降低勞動力成本和生産低附加值産品擴大了競争優勢，并且在某些行業取得了利基突破。
目前的遊戲規則已無法維系美國的主導地位，無法為美國在世界經濟複蘇增長的階段帶來競争優勢，相反，還使得美國那些年輕且進取的競争對手成長到了一個與之平等的地位。要想應對這種挑戰，政策隻有兩個：要麼跑得比競争對手更快，要麼就是“往對手的鞋裡倒玻璃碴子”，讓他們跑不動。
美國發生了明顯的邏輯轉變：從全球化到區域化，再到保護主義。制裁和禁運是保護主義的兩種極端工具，而如今它們已成為美國進行競争所常用的手段。這也就意味着，美國已經拒絕接受全球化程序的基礎——國際法基本準則。
換言之，美國需要對其領土外的世界進行再一次的“破敗—重建”的循環（通過新的租借法案以及實施新的馬歇爾計劃），以刺激本國經濟增長并保持其正在喪失的全球主導地位。與此同時，歐盟作為美國的軍事和政治盟友，始終緊随美國之後，盡管大多數時候美國在經濟領域的行動實際上針對的正是歐洲本身，歐洲已經逐漸成為全球經濟競争中最薄弱的一環。
美國的三個主要競争對手
對于美國來說，有三個競争對手是一定要打擊的：俄羅斯、歐洲和中國。為捍衛自己在全球經濟中逐漸失利的地位，美國目前正在針對這三個對手實行長期的、有目的的戰略經濟行動。并且，美國在“歐洲戰線”進行的行動同時針對着這三個對手。
俄羅斯：通過将俄羅斯卷入與烏克蘭的軍事沖突并使得俄羅斯将資源大量投入其中，美國為俄羅斯制造了額外的經濟負擔，進而推遲俄羅斯在非軍事工業方面取得的可能的技術突破，放緩俄在這些領域提升世界地位的腳步。通過直接頒布對俄制裁法案加之歐盟的反俄制裁議程，美國為俄羅斯向歐洲供應能源制造障礙，旨在将其更昂貴的液化天然氣供應給歐洲，使得歐洲無法購買比美國天然氣更便宜的（按歐洲的截止價格）、且更為環保清潔的俄羅斯管道天然氣。如此一來，美國液化天然氣打開了有利可圖的歐洲市場。
美國液态天然氣載運船，圖自美國能源部網站
歐洲：歐盟内部能源市場基于交易所參與者（即虛拟交易平台上的能源交易商和轉售商）對價格的預期，限制俄羅斯對歐盟的能源供應使能源價格上漲，因為預期歐盟将面臨外部能源供應短缺(從價格角度考慮，沒有也不會有更好的俄羅斯能源的替代品）。這正在急劇降低歐洲有能源需求的産業，尤其是能源密集型産業的盈利能力（它們甚至到了快要停産的地步），而在那些老牌歐洲國家，這些産業的制造品大多數都是要出口向全世界的（同時它們也在與美國的産品競争市場）。這意味着這些歐洲制造商要麼退出世界市場（如果它們關停并宣告破産），要麼由于能源部分的成本急劇飙升而失去競争力。
這還隻是其中一層面，另一層面，歐洲企業面臨生存危機，開始從歐洲轉移到商業條件和經營環境相似，但能源價格相對較低的地方。這對美國來說，更是驚喜。在歐洲企業關閉本地工廠，将生産線轉移到美國後，服務于生産制造的熟練勞動力也同時流向美國。以上一連串的多米諾骨牌效應将對美國産生非常積極的影響，為其經濟增長提供動力。結果就是，歐盟在全球經濟中作為美國的競争對手被淘汰。生意面前沒有感情可言。
中國：歐洲是中國最重要的出口市場。而由于歐盟有意拒絕更便宜的俄羅斯能源而轉向更昂貴的替代品（主要是美國液化天然氣），歐洲對中國産品的需求将會減少，作為美國主要競争對手之一的中國可能會面臨增速放緩的問題。
在這場競争中，對美國最友好的歐洲竟成了脆弱的一方，成為了曆代美國總統口中“美國優先”政策中的犧牲品。
美國：讓歐洲遠離俄羅斯
美國為了實作再一次崛起（并阻止自己的衰落），需要在本國之外進行新的“世界大戰”，同時制造歐洲和俄羅斯之間的隔閡，以防止它們資源集中。解決這一問題的一個有效手段正是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在其1997年的著作《大棋盤》中所謀劃（或者說設定）的烏克蘭和俄羅斯之間的沖突。
例如，私人情報機構斯特拉特弗公司（通常也被稱為“影子中情局”）的創始人喬治·弗裡德曼明确表達了關于美國需要拆散歐洲與俄羅斯的論點。在2015年2月4日進行的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會議上，他表示（我完全同意他的這個說法）：“美國的最終目标是建立海間聯邦，這一概念由畢蘇斯基提出，意在波羅的海和黑海之間的領土上建立起聯盟。美國的首要目标就是阻止德國的資本和技術與俄羅斯的自然資源和勞動力聯結成無與倫比的組合……為此美國努力了一個世紀……要想擊敗這樣一個組合，美國的王牌就是在波羅的海和黑海之間劃一條分界線……而俄羅斯和德國若共同行動，則會成為能對美國構成重大威脅的唯一力量。”
背景資訊：畢蘇斯基的海間聯邦理念後來促成了三海倡議。該倡議于2014年由美國發起，并于2016年正式形成國際倡議。最開始僅有兩個國家（波蘭和克羅地亞）加入，而後12個東歐國家也參與其中。該倡議計劃形成歐盟東部的垂直基礎設施走廊，特别是要形成一條垂直貫通南北的天然氣輸送走廊，連接配接北部（波羅的海）和南部（愛琴海、馬爾馬拉海和亞得裡亞海）的液化天然氣接收站，從北邊和南邊向東歐國家輸送充滿“自由分子”的美國液化天然氣，以取代充滿肮髒“獨裁分子”的“不民主”的俄羅斯管道天然氣。
俄羅斯通過位于烏克蘭西部的地下儲氣設施将天然氣西送，而美國在這條東西向天然氣過境通道中切入一條南北縱向天然氣走廊，美國液化天然氣經過氣化後将有機會通過原本為俄羅斯供氣而建造的現有的天然氣傳輸系統進一步将天然氣西送，深入歐盟。以上計劃可以通過利用歐盟（第三能源方案）立法中的“強制性第三方接入”和“不使用就廢棄”條款實作。
2018年9月，羅馬尼亞總統克勞斯·約翰尼斯在布加勒斯特三海倡議論壇上發表講話，圖自美聯社
實際上這些計劃已經付諸實踐了。8月26日，與斯洛伐克輸氣系統相連的波蘭—斯洛伐克天然氣管道的建設已經完成，成為了在維凱·卡普沙尼排程點附近烏克蘭過境走廊的延續。美國液态天然氣必須要進入烏克蘭西部地下儲氣設施（自2017年以來一直以保稅倉庫的形式營運），一方面是為了消除液态天然氣供應的不連續性，另一方面這将有機會影響鮑姆加藤（中歐天然氣樞紐）交易大廳的價格形勢，該交易大廳是中歐和東歐的重要定價中心，也是沿烏克蘭天然氣走廊流動的俄羅斯天然氣的配送中心（部分天然氣離開鮑姆加滕向南，經過奧地利，到達意大利，部分往西，經過捷克共和國，到達德國和法國）。
限價
在美國試圖維持其全球主導地位的戰略行動過程中，所有那些在後雅爾塔的世界體系和格局中建立起來的遊戲規則都在被逐漸抛棄。全球化持續深入，直到新的強者進入世界舞台，開始排擠或是給美國的進一步經濟擴張制造困難。
最明顯的例子之一就是對俄羅斯能源進行限價，我在其中看到了更深的内涵——這不僅是關于“限價”的可接受程度，不單是關于能否確定俄羅斯能源資源的生産、供應或盈利，而是事實上回到了成本加成的定價體系（譯者注：成本加成定價法是按産品機關成本加上一定比例的利潤制定産品價格的方法）。
美國意在施行限價（而且正是美國發起了這場讨論），随後是歐盟和七國集團，其目的是背離國際法的基本準則，并摧毀建立在這些準則之上的後雅爾塔世界秩序。在我看來，（對石油、天然氣或任何其他的自然資源）限價的提議意味着，放棄國家對其自然資源的主權。
我來解釋一下這是為什麼。限價提議的主要發起人是現任美國财政部長珍妮特·耶倫。她是一位非常著名的經濟學家。她曾在哈佛大學、倫敦經濟學院和加州大學洛杉矶分校哈斯商學院任教。從2010年到2018年，她擔任了四年的美聯儲備第一副行長，然後又擔任了四年的美聯儲主席。同時，她還是英國科學院的榮譽院士。也就是說，她不僅經過良好的經濟學教育和學術實踐，而且還有着豐富的經濟活動的從業經驗。
2016年6月21日，時任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的珍妮特·耶倫進行貨币政策報告，圖自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網站
4月21日，她在華盛頓的七國集團經濟上司人晚宴上首次提出了限價的建議。我不能說她提出這個建議是出于無知或愚蠢：她的履曆太漂亮了，是以這是不可能的。她在專業領域的聲譽顯赫，她不應該（也不可能）不知道她的提議會帶來的經濟後果。
是以，我的結論是：這個提議是有目的的。我認為這項建議背後的内涵豐富，絕不僅僅是試圖找出俄羅斯對歐洲或其他市場的石油/天然氣的“截止價格”（生産和傳遞成本），以便在該水準上施加價格上限。
引入價格上限的決定（到目前為止，西方國家還沒有找到一個具體的解決方案，但決定本身就已足夠重要）對我來說意味着背離國際法的基本準則。國家應對其自然資源擁有不可剝奪的（永久）主權，這一原則在聯合國大會1962年12月16日的第1803号決議中被強調，該決議後來也被許多其他國際性的檔案引用。
三級定價機制
講一點關于不可再生自然資源定價理論的題外話。不可再生自然資源有三個定價标準（見圖表2）。前兩個基于實物能源市場的期貨合約，這兩個同時也是投資價格。較低的投資價格能夠保證自負盈虧，它能夠涵蓋賣方的所有開采和運輸成本（基本投資費用、營運成本、債務融資成本），加上考慮所有風險後可接受回報率。以這個價格可以獲得所謂的李嘉圖租金（譯者注：李嘉圖租金是指生産要素因完全缺乏供給彈性而取得的“超出正常水準”的部分報酬。李嘉圖租金的适用範圍從土地擴大到“具有稀缺性的産品”），也就是不同自然條件中的生産地成本之間的差異。
圖表2： “截止價格”的變化範圍（生産者和消費者均可接受的價格），本文作者制圖
較高的投資價格則與能源替代品的價值挂鈎。這也就是為什麼天然氣合同條款中會有所謂的石油/石油産品指數化，這意味着天然氣價格與能源替代品——石油（在亞洲）和石油産品（在歐洲）挂鈎。這是荷蘭人在1962年想出來的主意（即所謂的用于長期天然氣出口合同的格羅甯根原則），在此之前，國際石油卡特爾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以馬歇爾計劃為基礎在西歐的戰後重建時期應用了這一原則。當時他們積極推動歐洲的機械化，并在西歐的電力部門用燃油（主要是來自石油卡特爾生産的中東石油）替代西德的煤炭。
是以，按照能源替代品的價格定價，不僅能獲得所謂李嘉圖租金，而且還可以獲得了霍特林租金（譯者注：霍特林租金也被成為最大租金或稀缺性租金，是在掏空存量資源的同時可以獲得的最大租金）。
第三種價格是交易價格，指的是可交割和不可交割合約的一次性和/或期貨成交價。它建立在轉售商——交易員或投機者對交易所價格變動的預期上，因為他們不願承擔投資風險。由于建立在非投資性玩家的預期之上，這一價格可能走高也可能走低。其中，價格可以提高到高于李嘉圖租金和霍特林租金的水準。也就是說，這一價格不僅可以為賣方（不承擔投資風險的商人和投機者），也可以為生産商（承擔投資風險）産生額外的價格租金。
1962年聯合國大會通過了第1803号決議，當時石油市場隻有兩個投資價格，現貨交易還沒有發達的市場，在這之後差不多過了十年現貨交易才得到積極發展，又再過了二十年能源交易所才成熟地建立起來。是以，如果我們以國家對其自然資源的主權規定為原則，最高價格（當時是投資價格，現在如果它超過最高投資價格，則以最高交易價格為準）與成本之間的差額，也就是自然資源收益，是屬于東道國人民，即屬于能源資源擁有國的。
是以，千萬不要被一葉障目，在七國集團提案的背後是美國帶有目的性的提議，即讓第三國，一個自身沒有足夠自然資源的消費國獲得任意處置能源主權國家自然資源收益的權利。今天他們的目标是俄羅斯，因為俄羅斯擁有巨大的不可再生能源的自然儲備，這是當下和未來的全球能源工業的物質基礎。明天，他們的目标可能會是中國，因為中國擁有且控制着同樣重要的自然資源，如綠色金屬和稀土，這是未來全球能源發展的重要成分。
這就是美國的長期特殊行動：通過犧牲俄羅斯、歐盟和中國來維持其在世界經濟中不斷縮小的利基。
【本文原刊于10月10日“俄羅斯外交與國防政策委員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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