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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在克林德公使被殺事件的當事人中，有人以謊言愚弄了天下，他隻能是柯達士。
但柯達士為何要說謊呢？一種可能的解釋是他的負疚感。當時一片混亂，柯達士跳出轎子，便奪路而逃，并未顧及公使。事後，他有負疚感，是以要把他并未看清的事件發生過程說成是冷血的謀殺現場，這樣就顯得他完全無助。
1、克林德究竟是怎麼死？
我有必要重新回到1900年6月20日上午，仔細來推斷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克林德公使從公使會議出來時，非常生氣，而且相當緊張。為了掩飾他的恐慌，他将左輪槍攜在身上。他對是否要德兵護送猶豫良久，然後聽從柯達士的意見，不要衛隊護送，以免節外生枝。
坐進轎子以後，德使為了觀察外面情形，破例地指令轎夫不要把簾子放下。柯達士的報告中說，他當時對公使的“大丈夫氣概非常佩服”，是以也讓轎夫卷起簾子。其實公使當時心情緊張，缺乏安全感。柯達士以為公使未帶槍，是以也沒拿他的“溫切斯特”手槍。
出了使館區以後，大街上都是士兵，每個街角都有軍人把守。這些士兵對洋人的轎子很好奇，但沒有做出敵對動作。公使手拿左輪槍，緊張地觀察地面。
此時，宮廷精銳部隊神機營霆字隊負責把守東單牌樓一帶。他們有可能收到過慶親王奕劻準備打仗的指令，因為中方的最後通牒将在6月20日下午4點到限。
此外，他們已知道中方已準備對洋人宣戰，是以在東單牌樓的士兵處于高度戒備之中。章京恩海和他的下屬負責街角的那一段。
他們突然發現兩頂洋人的轎子出現在拐彎處。恩海指令屬下回到臨戰崗位。克林德公使是軍人出身，對恩海等人的動作有條件反射，也舉槍準備。此時，公使的左輪槍有可能走火，也有可能他下意識地先發槍。滿族士兵立即還擊，而對面的比利時使館衛隊也開槍自衛，以為中方攻擊，所有這一切不過發生在數秒之内。
柯達士在公使的轎子後面并未看清發生了什麼事，他跳起來時，大腿中了一彈。神機營士兵見洋人的轎子裡不再還擊，便停止射擊，到轎前審視。他們對轎子中發出的一槍很憤怒，是以推推搡搡，但發現轎内的洋人已瀕臨死亡。
柯達士跳出轎子後奪路而逃，恩海等人對他并不注意。他們将公使擡到附近的一個胡同中，發現他已死去。恩海守着屍體，一面命人向上級報告。在守屍的時間裡，他發現公使的銀懷表，于是便順手牽羊。
與此同時，柯達士拖着傷腿，穿街走巷，并無任何人追趕和騷擾。
最後他找到美國浸禮會傳教點，受到美國傳教士的急救，并暈了過去。醒來之後，他并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他也對自己落荒而逃感到内疚。
但他很快聽說公使已死，他的說法就成了孤證，是以心情好轉，于是開始編撰事情的經過，将他并未看清的事件描繪成頗有戲劇效果的謀殺案。
他的最早說法已被全球報紙報道以後，他絕不願意對此予以修正。在戰後給柏林政府的報告中，他不得不在某些問題上如實彙報，這就産生了一個與他最早的說法有沖突的可能。捕獲恩海以後，柯達士竭盡全力想從恩海口中套出一個完善無缺的證詞。
恩海世意識到，如果堅持說此事是一個意外事故，他就失去了奉命行事、執行天職的軍人氣概，是以他不否認有“親王”的指令。
然而，恩海的個性和為人都比較正直，是以他的證詞完全沒有達到柯達士的要求，對柯達士和他自已都沒有任何幫助。總理衙門官員在事發之後，一時也搞不清事故的原因。克林德的另一個騎馬侍衛飛馬到總署報案時，發現隻有一個章京在當班。
2、克林德之死與清廷宣戰
此章京與他一起勘察了現場之後，立即認定是德國人先開的槍。于是當日下午向德館發了個照會，抗議兩個德國人首先挑釁，緻使中方還擊，殺其一人。
在這個時刻，公使團鑒于德使被殺，已決定拒絕中方的最後通牒，所有的外交官都已認定清廷是克林德之死的主謀。
清廷此時也進退兩難，不管克林德被殺是否是意外事故，他死在中國領土，且在最後通牒到限之前，中方有不可推禦的責任。
清廷意識到，克林德之死已使得将在京洋人護送出京的計劃成為不可能。但是最後通牒既己發出，不可能收可，是以有圍攻使館之舉。
應該注意的是，當日下午慈禧太後已收到大沽炮台失陷的報告。這就是說，原來将公使護送到天津以堵各國之口實，并挫其攻打炮台的設想現在已經毫無意義。
3、圍攻使館的原因
克林德被殺後不久，中國政府正式答複公使團，表示同意延期離京，但京城地面不靖，請公使勿往總署商議。
英使窦納樂剛接此信時還覺得樂觀，他認為：
“德使被戕一事迫使中國政府提高警惕，将政策向和平方向引導。”
然而，他繼續道：
“當時的這種樂觀想法沒有把朝廷存在的強大的主戰派考慮進去。而總理衙門從六月初開始已不能代表政府，是以總署與我們的通信不過表明了一些溫和派的态度而已。”
這封信是攻打使館前的最後一次溝通。當日(6月20日)下午4時正，最後通牒到期，中國軍隊立即開火。
一位英國軍士長向斯特勞斯上尉敬禮，報告說：“進攻已經開始。”
斯特勞斯上尉回答道：“謝謝，墨菲軍士長。”于是，鬧劇般的圍攻使館事件正式開始。
從某種意義上講，開戰對雙方都是一種解脫，它至少結束了難以忍受的心理懸念。
德國公使之死使外國人覺得差點上了中國政府的當，現在無别的選擇，隻有拼死一戰。中方也感到解脫，大沽炮台已陷的消息下午已到達，最後通牒本身已失去作用。不管怎麼說，開戰之責來自洋人，中方已别無選擇，惟有一戰。
關于圍攻使館是什麼目的，中方并不清楚。
似乎是要将洋人作為人質，日後可圖轉圜，并無斬盡殺絕之意圖。宣戰诏書倒是讓民情振奮，盡管其說法極其荒謬，但宣戰诏書本身是一篇佳作，不過其古文體例，英文很難譯出。
其實，慈禧太後從宣戰伊始，圍攻使館之初就意識到這是一個錯誤。
6月21日，清廷釋出上谕，号召全國軍民“同仇敵忾”，與侵略者“一決雌雄”。通常人們把這道上谕稱為“宣戰诏書”。
實際上，這道上谕是對國内釋出的号召全國軍民抵抗傻略的戰争動員令，而不是遞交外國，宣布與對方進入戰争狀态的“宣戰書”。
事實上，在這次戰争中，列強始終沒有對中國宣戰，清政府也始終沒有對列強宣戰。雙方甚至一直沒有斷絕外交關系。
恽毓鼎《崇陵傳信錄》一書把這場戰争說成是清政府發動的，把這道诏書稱為“宣戰诏”，是有意歪曲曆史，把清政府被迫對外抵抗說成是主動對外宣戰。但是，近百年來，人們一直沿用“宣戰诏書”這一稱呼，業已形成習慣。為了避免在名詞上糾纏，這裡姑且仍使用“宣戰”一詞，隻是加上引号，以示異議。
4、恩海的證詞
克林德被殺的另一個直接當事人是神機營霆字隊的章京，滿人軍官恩海。
恩海是慶親王奕劻統率的神機營章京。克林德公使被殺的80天以後，恩海在京城被捕。
最先發現恩海可疑的是一個日本記者。他在日軍占領區的一間當鋪中發現了克林德公使的銀質懷表，上有“K”的刻字。日公使館武官柴五郎中校順藤摸瓜，追到恩海。柴五郎并未對他進行仔細的審訊，因為德軍當局聽說後，立即要求引渡。
是以，主要的審訊都是在德國人手中進行的。恩海于9月8日被捕，而9月13日,德國在華的海軍上将班得曼已向正在海上駛往中國的聯軍統帥瓦德西報告，說恩海已經全部招供，并承認刺殺克林德的指令來自清廷最高層。
由此可見，所謂的恩海供詞是以閃電般的速度擷取的。
更重要的是，德國在北京的占領區的行政主管正是柯達士本人，而審訊恩海的任務也由他主持，連翻譯也是他。
德國現存的“恩海證詞”表明，恩海對此案的解釋與柯達士的定論很接近。
審訊中所提的問題都是精心設計的，以證明柯達士的說法為目标，是以“恩海證詞”的可靠性應大打折扣。
盡管如此，柯達士在為證詞定稿時恐怕沒有意識到，“恩海證詞”中還是有幾個重大的疑點線索。
首先，關于恩海證明柯達士所謂“高層陰謀”的說法，但在細節上大有問題。柯達士最關心的是誰是背後主謀，而恩海從頭至尾都不願說他是受命于端郡王載漪，他堅持說他的上司是慶親王奕劻，這就令德國當局非常尴尬。
慶親王是著名的主和派，而且是德國最願意接受的留京談判大臣，恩海的說法對談判程序不利。
據證詞記錄，恩海說“親王”的指令于6月19日下午4點到5點之間收到。上面說：“看到洋人，格殺勿論。”柯達士立即問道，當日下午在這一時間他正好去總理衙門辦事，你們為何沒有動手？恩海馬上說，當時他本人還沒有拿到指令。柯達士又問，哪一位“親王”，恩海說我的上司隻是慶親王，端郡王統率的是虎神營，不是神機營。
這個證詞記錄本身已有重大疑點。即使某“親王”确實下達過此指令，也隻能算是屠殺所有洋人的指令，絕對沒有特定的目标，更不用說以德國公使為刺殺對象了。
6月20日上午，在證詞記錄上恩海說他和部下奉命等待攻擊的目标。不久在東單牌樓附近突然出現兩頂洋人的轎子，于是他指令部下進入戰鬥狀态，由他先發一槍作為信号，然後開始攻擊。
令審訊者柯達士最為難堪的是，恩海接着披露克林德公使也打了一槍。而且在搜查公使的轎子時，恩海發現一枝左輪手槍，膛内尚有5發子彈，第6發子彈剛剛被射出。至于柯達士何以能逃生，恩海說是他指令下屬不要追擊“您行政官大人”，因為他的任務是守衛這一街區。
可見，這個證詞與柯達士的說法在兩個方面有重大沖突：
第一，“親王”的指令（假定有此指令）決不是陰謀殺害德公使的指令。此時清廷已經準備宣戰，并發出了限令出京的照會，以武力将洋人加以控制是勢所必然。
更重要的是，對洋人一向謹慎小心的慶親王奕劻不大可能下達這樣的指令。
九個月後，被德軍關押已久的恩海在北京被德軍正法。
據說在臨刑前，恩海突然開始真正地招供，他說：
我不過是遵上級指令行事，不然我一個小人物怎敢刺殺尊貴的德國公使？我的上司答應賞給70兩銀子，還有晉升一級，我同意執行這一任務。我完成了任務後，隻收到40兩銀子，但并未被晉升。是以我留在北京等待晉升，這樣才被捕的。
此處恩海的說法與證詞完全不同了，親王的“格殺勿論”的指令又變成了謀殺合同，而德國公使也成了合同的惟一目标。
事實上，清廷的高層根本沒有能在19日晚上知道德國公使要出來。還有中國政府并不知道6月20日上午的公使會議上，德使被孤立，因而堅持要來。
即便有的公使要來，中方也不可能确認必是德使。是以，針對德使的暗殺“合同”很難執行。是以，恩海的所謂“最後的坦白”肯定是不可靠的。要麼他在撒謊，或者他根本就沒有做這樣的坦白，不能排除德軍當局僞造這一坦白的能性。
從個性上講，恩海不是一個懦夫。恩海剛被捕時，貝婁臨時代辦向柏林方面報告說此人骨頭很硬，對殺公使一事“供認不諱”，并“自請立即受極刑”。既然德國當局以極快的速度擷取了恩海的證詞，為何一直将他關押？恩海已全部招供了，繼續關押肯定有不可告人的原因。
恩海被捕後不久，清廷任命的全權議和大臣李鴻章曾于1900年9月中向西巡的慈禧太後發電，報告說：
“聞德員在京拿獲戕德使之旗兵，供認不諱。”
李建議把先前“上谕”中的德使“為亂民所害”的說法加以修改，承認為官兵所殺，才好息德國之怒。
恩海的上司慶親王奕劻于10月也向朝廷報告，說德國人最難對付，因為有公使被殺一事。他建議朝廷向德國解釋說，此事實為偶發事件，“俾知變起倉猝，頭系保護不及，非出自朝廷本意”。慶親王在這裡恐怕不會撒謊。
第二個方面，“恩海證詞”與柯達士的說法有沖突，因為克林德公使确實打了一槍。
問題是如何解釋克林德公使的動機，公使很可能觀察到某種危險迹象，因而開槍，或者還有别的什麼原因。
戰後德國當局對此事絕口不提。德軍遠征軍司令萊瑟爾将軍甚至編出個新的故事，說恩海看到德使的轎子後，居然有時間請示上級。萊瑟爾将軍稱恩海請示上司要不要殺“這位中國人非常尊敬的德國公使？”上司立即首肯。這種說法隻能是胡編亂造而已。
總之，如果公使發過一槍，就不可能證明柯達士的說法是正确的。因為公使不可能對當時發生的事毫無察覺，不明不白地死去。有可能柯達士并沒有目擊事件發生的全過程，或者他是有意隐瞞這一重要事實。
萊瑟爾将軍是恩海受刑的主持人，他關于恩海被處死的細節也令人注意。在此之前，德國外交部曾詢問是否有處恩海死刑的必要，因為恩海不過是一個執行指令的軍人。萊瑟爾回答說，作為軍人，他同意外交部的觀點。
但他又征求瓦德西元帥的意見，瓦德西認為應處以極刑，否則中國人會将釋放恩海視為德國的軟弱。萊瑟爾對執刑現場的記載與瓦德四日記州似，恩海“神态自若，保持尊嚴”，沒有做出任何求饒地表示。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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