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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克林德公使被杀事件的当事人中，有人以谎言愚弄了天下，他只能是柯达士。
但柯达士为何要说谎呢？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他的负疚感。当时一片混乱，柯达士跳出轿子，便夺路而逃，并未顾及公使。事后，他有负疚感，所以要把他并未看清的事件发生过程说成是冷血的谋杀现场，这样就显得他完全无助。
1、克林德究竟是怎么死？
我有必要重新回到1900年6月20日上午，仔细来推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克林德公使从公使会议出来时，非常生气，而且相当紧张。为了掩饰他的恐慌，他将左轮枪携在身上。他对是否要德兵护送犹豫良久，然后听从柯达士的意见，不要卫队护送，以免节外生枝。
坐进轿子以后，德使为了观察外面情形，破例地命令轿夫不要把帘子放下。柯达士的报告中说，他当时对公使的“大丈夫气概非常佩服”，所以也让轿夫卷起帘子。其实公使当时心情紧张，缺乏安全感。柯达士以为公使未带枪，所以也没拿他的“温切斯特”手枪。
出了使馆区以后，大街上都是士兵，每个街角都有军人把守。这些士兵对洋人的轿子很好奇，但没有做出敌对动作。公使手拿左轮枪，紧张地观察地面。
此时，宫廷精锐部队神机营霆字队负责把守东单牌楼一带。他们有可能收到过庆亲王奕劻准备打仗的命令，因为中方的最后通牒将在6月20日下午4点到限。
此外，他们已知道中方已准备对洋人宣战，所以在东单牌楼的士兵处于高度戒备之中。章京恩海和他的下属负责街角的那一段。
他们突然发现两顶洋人的轿子出现在拐弯处。恩海命令属下回到临战岗位。克林德公使是军人出身，对恩海等人的动作有条件反射，也举枪准备。此时，公使的左轮枪有可能走火，也有可能他下意识地先发枪。满族士兵立即还击，而对面的比利时使馆卫队也开枪自卫，以为中方攻击，所有这一切不过发生在数秒之内。
柯达士在公使的轿子后面并未看清发生了什么事，他跳起来时，大腿中了一弹。神机营士兵见洋人的轿子里不再还击，便停止射击，到轿前审视。他们对轿子中发出的一枪很愤怒，所以推推搡搡，但发现轿内的洋人已濒临死亡。
柯达士跳出轿子后夺路而逃，恩海等人对他并不注意。他们将公使抬到附近的一个胡同中，发现他已死去。恩海守着尸体，一面命人向上级报告。在守尸的时间里，他发现公使的银怀表，于是便顺手牵羊。
与此同时，柯达士拖着伤腿，穿街走巷，并无任何人追赶和骚扰。
最后他找到美国浸礼会传教点，受到美国传教士的急救，并晕了过去。醒来之后，他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他也对自己落荒而逃感到内疚。
但他很快听说公使已死，他的说法就成了孤证，因此心情好转，于是开始编撰事情的经过，将他并未看清的事件描绘成颇有戏剧效果的谋杀案。
他的最早说法已被全球报纸报道以后，他绝不愿意对此予以修正。在战后给柏林政府的报告中，他不得不在某些问题上如实汇报，这就产生了一个与他最早的说法有矛盾的可能。捕获恩海以后，柯达士竭尽全力想从恩海口中套出一个完善无缺的证词。
恩海世意识到，如果坚持说此事是一个意外事故，他就失去了奉命行事、执行天职的军人气概，所以他不否认有“亲王”的命令。
然而，恩海的个性和为人都比较正直，所以他的证词完全没有达到柯达士的要求，对柯达士和他自已都没有任何帮助。总理衙门官员在事发之后，一时也搞不清事故的原因。克林德的另一个骑马侍卫飞马到总署报案时，发现只有一个章京在当班。
2、克林德之死与清廷宣战
此章京与他一起勘察了现场之后，立即认定是德国人先开的枪。于是当日下午向德馆发了个照会，抗议两个德国人首先挑衅，致使中方还击，杀其一人。
在这个时刻，公使团鉴于德使被杀，已决定拒绝中方的最后通牒，所有的外交官都已认定清廷是克林德之死的主谋。
清廷此时也进退两难，不管克林德被杀是否是意外事故，他死在中国领土，且在最后通牒到限之前，中方有不可推御的责任。
清廷意识到，克林德之死已使得将在京洋人护送出京的计划成为不可能。但是最后通牒既己发出，不可能收可，所以有围攻使馆之举。
应该注意的是，当日下午慈禧太后已收到大沽炮台失陷的报告。这就是说，原来将公使护送到天津以堵各国之口实，并挫其攻打炮台的设想现在已经毫无意义。
3、围攻使馆的原因
克林德被杀后不久，中国政府正式答复公使团，表示同意延期离京，但京城地面不靖，请公使勿往总署商议。
英使窦纳乐刚接此信时还觉得乐观，他认为：
“德使被戕一事迫使中国政府提高警惕，将政策向和平方向引导。”
然而，他继续道：
“当时的这种乐观想法没有把朝廷存在的强大的主战派考虑进去。而总理衙门从六月初开始已不能代表政府，所以总署与我们的通信不过表明了一些温和派的态度而已。”
这封信是攻打使馆前的最后一次沟通。当日(6月20日)下午4时正，最后通牒到期，中国军队立即开火。
一位英国军士长向斯特劳斯上尉敬礼，报告说：“进攻已经开始。”
斯特劳斯上尉回答道：“谢谢，墨菲军士长。”于是，闹剧般的围攻使馆事件正式开始。
从某种意义上讲，开战对双方都是一种解脱，它至少结束了难以忍受的心理悬念。
德国公使之死使外国人觉得差点上了中国政府的当，现在无别的选择，只有拼死一战。中方也感到解脱，大沽炮台已陷的消息下午已到达，最后通牒本身已失去作用。不管怎么说，开战之责来自洋人，中方已别无选择，惟有一战。
关于围攻使馆是什么目的，中方并不清楚。
似乎是要将洋人作为人质，日后可图转圜，并无斩尽杀绝之意图。宣战诏书倒是让民情振奋，尽管其说法极其荒谬，但宣战诏书本身是一篇佳作，不过其古文体例，英文很难译出。
其实，慈禧太后从宣战伊始，围攻使馆之初就意识到这是一个错误。
6月21日，清廷发布上谕，号召全国军民“同仇敌忾”，与侵略者“一决雌雄”。通常人们把这道上谕称为“宣战诏书”。
实际上，这道上谕是对国内发布的号召全国军民抵抗傻略的战争动员令，而不是递交外国，宣布与对方进入战争状态的“宣战书”。
事实上，在这次战争中，列强始终没有对中国宣战，清政府也始终没有对列强宣战。双方甚至一直没有断绝外交关系。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一书把这场战争说成是清政府发动的，把这道诏书称为“宣战诏”，是有意歪曲历史，把清政府被迫对外抵抗说成是主动对外宣战。但是，近百年来，人们一直沿用“宣战诏书”这一称呼，业已形成习惯。为了避免在名词上纠缠，这里姑且仍使用“宣战”一词，只是加上引号，以示异议。
4、恩海的证词
克林德被杀的另一个直接当事人是神机营霆字队的章京，满人军官恩海。
恩海是庆亲王奕劻统率的神机营章京。克林德公使被杀的80天以后，恩海在京城被捕。
最先发现恩海可疑的是一个日本记者。他在日军占领区的一间当铺中发现了克林德公使的银质怀表，上有“K”的刻字。日公使馆武官柴五郎中校顺藤摸瓜，追到恩海。柴五郎并未对他进行仔细的审讯，因为德军当局听说后，立即要求引渡。
因此，主要的审讯都是在德国人手中进行的。恩海于9月8日被捕，而9月13日,德国在华的海军上将班得曼已向正在海上驶往中国的联军统帅瓦德西报告，说恩海已经全部招供，并承认刺杀克林德的命令来自清廷最高层。
由此可见，所谓的恩海供词是以闪电般的速度获取的。
更重要的是，德国在北京的占领区的行政主管正是柯达士本人，而审讯恩海的任务也由他主持，连翻译也是他。
德国现存的“恩海证词”表明，恩海对此案的解释与柯达士的定论很接近。
审讯中所提的问题都是精心设计的，以证实柯达士的说法为目标，所以“恩海证词”的可靠性应大打折扣。
尽管如此，柯达士在为证词定稿时恐怕没有意识到，“恩海证词”中还是有几个重大的疑点线索。
首先，关于恩海证实柯达士所谓“高层阴谋”的说法，但在细节上大有问题。柯达士最关心的是谁是背后主谋，而恩海从头至尾都不愿说他是受命于端郡王载漪，他坚持说他的上司是庆亲王奕劻，这就令德国当局非常尴尬。
庆亲王是著名的主和派，而且是德国最愿意接受的留京谈判大臣，恩海的说法对谈判进程不利。
据证词记录，恩海说“亲王”的命令于6月19日下午4点到5点之间收到。上面说：“看到洋人，格杀勿论。”柯达士立即问道，当日下午在这一时间他正好去总理衙门办事，你们为何没有动手？恩海马上说，当时他本人还没有拿到命令。柯达士又问，哪一位“亲王”，恩海说我的上司只是庆亲王，端郡王统率的是虎神营，不是神机营。
这个证词记录本身已有重大疑点。即使某“亲王”确实下达过此命令，也只能算是屠杀所有洋人的命令，绝对没有特定的目标，更不用说以德国公使为刺杀对象了。
6月20日上午，在证词记录上恩海说他和部下奉命等待攻击的目标。不久在东单牌楼附近突然出现两顶洋人的轿子，于是他命令部下进入战斗状态，由他先发一枪作为信号，然后开始攻击。
令审讯者柯达士最为难堪的是，恩海接着披露克林德公使也打了一枪。而且在搜查公使的轿子时，恩海发现一枝左轮手枪，膛内尚有5发子弹，第6发子弹刚刚被射出。至于柯达士何以能逃生，恩海说是他命令下属不要追击“您行政官大人”，因为他的任务是守卫这一街区。
可见，这个证词与柯达士的说法在两个方面有重大矛盾：
第一，“亲王”的命令（假定有此命令）决不是阴谋杀害德公使的命令。此时清廷已经准备宣战，并发出了限令出京的照会，以武力将洋人加以控制是势所必然。
更重要的是，对洋人一向谨慎小心的庆亲王奕劻不大可能下达这样的命令。
九个月后，被德军关押已久的恩海在北京被德军正法。
据说在临刑前，恩海突然开始真正地招供，他说：
我不过是遵上级命令行事，不然我一个小人物怎敢刺杀尊贵的德国公使？我的上司答应赏给70两银子，还有晋升一级，我同意执行这一任务。我完成了任务后，只收到40两银子，但并未被晋升。所以我留在北京等待晋升，这样才被捕的。
此处恩海的说法与证词完全不同了，亲王的“格杀勿论”的命令又变成了谋杀合同，而德国公使也成了合同的惟一目标。
事实上，清廷的高层根本没有能在19日晚上知道德国公使要出来。还有中国政府并不知道6月20日上午的公使会议上，德使被孤立，因而坚持要来。
即便有的公使要来，中方也不可能确认必是德使。所以，针对德使的暗杀“合同”很难执行。因此，恩海的所谓“最后的坦白”肯定是不可靠的。要么他在撒谎，或者他根本就没有做这样的坦白，不能排除德军当局伪造这一坦白的能性。
从个性上讲，恩海不是一个懦夫。恩海刚被捕时，贝娄临时代办向柏林方面报告说此人骨头很硬，对杀公使一事“供认不讳”，并“自请立即受极刑”。既然德国当局以极快的速度获取了恩海的证词，为何一直将他关押？恩海已全部招供了，继续关押肯定有不可告人的原因。
恩海被捕后不久，清廷任命的全权议和大臣李鸿章曾于1900年9月中向西巡的慈禧太后发电，报告说：
“闻德员在京拿获戕德使之旗兵，供认不讳。”
李建议把先前“上谕”中的德使“为乱民所害”的说法加以修改，承认为官兵所杀，才好息德国之怒。
恩海的上司庆亲王奕劻于10月也向朝廷报告，说德国人最难对付，因为有公使被杀一事。他建议朝廷向德国解释说，此事实为偶发事件，“俾知变起仓猝，头系保护不及，非出自朝廷本意”。庆亲王在这里恐怕不会撒谎。
第二个方面，“恩海证词”与柯达士的说法有矛盾，因为克林德公使确实打了一枪。
问题是如何解释克林德公使的动机，公使很可能观察到某种危险迹象，因而开枪，或者还有别的什么原因。
战后德国当局对此事绝口不提。德军远征军司令莱瑟尔将军甚至编出个新的故事，说恩海看到德使的轿子后，居然有时间请示上级。莱瑟尔将军称恩海请示上司要不要杀“这位中国人非常尊敬的德国公使？”上司立即首肯。这种说法只能是胡编乱造而已。
总之，如果公使发过一枪，就不可能证明柯达士的说法是正确的。因为公使不可能对当时发生的事毫无察觉，不明不白地死去。有可能柯达士并没有目击事件发生的全过程，或者他是有意隐瞒这一重要事实。
莱瑟尔将军是恩海受刑的主持人，他关于恩海被处死的细节也令人注意。在此之前，德国外交部曾询问是否有处恩海死刑的必要，因为恩海不过是一个执行命令的军人。莱瑟尔回答说，作为军人，他同意外交部的观点。
但他又征求瓦德西元帅的意见，瓦德西认为应处以极刑，否则中国人会将释放恩海视为德国的软弱。莱瑟尔对执刑现场的记载与瓦德四日记州似，恩海“神态自若，保持尊严”，没有做出任何求饶地表示。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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