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通過播放天皇“停戰诏書”錄音，正式宣布投降。9月2日，日本政府和大學營在東京灣美軍戰列艦密蘇裡号上正式向同盟國簽降。9月9日，中國戰區日軍投降簽字典禮在南京黃埔路中國陸軍總司令部前方司令部舉行。受降主官是中國戰區統帥代表、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一級上将。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甯次大将在投降書簽字。
南京簽降儀式地點中國陸軍總司令部禮堂（原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大禮堂）
有些書刊說在中國戰區日軍投降簽字儀式上岡村甯次向何應欽遞交投降書，也有說岡村甯次向中國陸軍參謀長肖毅肅遞交投降書，如蓬安縣志記載：“侵華日軍最高司令官岡村甯次向蓬安人肖毅肅将軍雙手遞上投降書，蓬安人肖毅肅将軍隻是單手接過其雙手遞上的投降書，以示中國抗日軍人的威嚴，并維護了偉大的中華民族不可侵犯的神聖尊嚴”。
這段記載有兩處與事實有出入：第一，岡村甯次不是侵華日軍最高司令官；第二，岡村甯次未向肖毅肅将軍遞交投降書；第三，遞交投降書的是中國派遣軍總參謀長小林淺三郎。
岡村甯次不是侵華日軍最高司令官，關東軍就不歸他指揮
所謂侵華日軍，指日本侵華戰争期間，侵駐中國領土（領海）的日本軍隊。整個侵華戰争期間，侵華日軍從來就分屬幾個并列的系統，直屬天皇或大學營，也從來就沒有統一的最高司令官。
九一八事變前，侵華日軍有關東軍、中國駐屯軍、台灣軍等幾支。九一八事變後，侵華日軍又先後編設上海派遣軍、駐蒙兵團、華北方面軍、華中方面軍、華中派遣軍、中國派遣軍、華南方面軍、第十方面軍（台灣軍）等，日本海軍編有中國方面艦隊、高雄警備府。這些部隊初設時通常隸屬天皇或大學營。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時，在中國領土上的日軍共有關東軍、中國派遣軍、第十方面軍、中國方面艦隊、高雄警備府等部，總兵力約180餘萬人。
國内有不少書刊把岡村甯次說成“侵華日軍總司令”或“侵華日軍最高司令官”，這是不準确的。中國派遣軍不包括關東軍、第十方面軍和中國方面艦隊等。日本投降時，侵駐中國的幾支部隊并無隸屬關系，都直接隸屬日軍大學營，其中：中國派遣軍、關東軍、第十方面軍直屬大學營陸軍部；中國方面艦隊、高雄警備府則隸屬大學營海軍部。
也就是說，岡村甯次本來指揮不了其他幾支部隊。但是根據盟軍最高統帥部于1945年8月17日釋出的關于日本向同盟國投降的第一号指令規定，8月24日，日軍大學營指令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統一指揮所屬全部官兵及第十方面軍（台灣）、第三十八軍（北部法屬印度支那）并統率中國方面艦隊，向中國戰區最高司令投降。而在中國東北地區和北韓半島的日本關東軍，則向蘇軍投降（駐北韓南部的日軍向美軍投降），不歸中國派遣軍管轄。
向蘇聯紅軍繳械投降的日本關東軍汽車部隊
岡村甯次未向何應欽或肖毅肅遞交投降書
1945年9月9日，何應欽奉命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兼中國陸軍總司令之名義，代表中國戰區最高統帥部在南京主持接受日本投降的簽字儀式。簽字儀式現場在原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大禮堂。1945年8月27日，國民政府派陸軍副參謀長冷欣從芷江飛到南京，在大禮堂設立中國陸軍總司令部前進指揮所。1946年大禮堂改為國民政府國防部所在地。新中國成立後，中國人民解放軍華東軍政大學、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京軍事學院、南京軍區司令部機關都曾在此樓辦公。大禮堂成為解放軍軍事學院禮堂。後來改為南京軍區軍史館，現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東部戰區軍史館。
簽降儀式9月9日9時開始，這是精心挑選的時間，寓意為“三九良辰”。
1945年9月9日，中國戰區日本投降簽字儀式會場。
中方受降代表5人：
陸軍總司令何應欽陸軍一級上将
海軍總司令陳紹寬海軍一級上将
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陸軍二級上将
陸軍總司令部參謀長肖毅肅陸軍中将
空軍作戰指揮部參謀長張廷孟空軍上校
日方投降代表7人：
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甯次陸軍大将
中國派遣軍總參謀長小林淺三郎陸軍中将
中國方面艦隊司令官福田良三海軍中将
第十方面軍參謀長谏山春樹陸軍中将
中國派遣軍副總參謀長今井武夫陸軍少将
第三十八軍參謀長三澤昌雄陸軍大佐
中國派遣軍參謀小笠原清陸軍中佐
應邀前來觀禮的外賓及中國官員、中外記者共計405人，其中中國軍官219人，中國文職官員51人，中國記者52人，同盟國代表47人，外國記者36人。中國軍政要員有湯恩伯、王懋功、賀衷寒、李明揚、鄭洞國、冷欣、廖耀湘、蔡文治、彭孟輯、谷正綱等，外國來賓有美國陸軍少将麥克魯、準将柏德若、海軍少将邁思斯、英國海思少将以及法國、加拿大、蘇聯、荷蘭、澳洲等國的軍官多人。
垂頭喪氣的岡村甯次率日本投降代表步入投降儀式會場。
據有關資料記載，在整個簽降過程中，凡中方交給日方的檔案，包括日軍降書中文本兩份、何應欽簽名後的日軍降書一份、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第一号指令及指令受領證，均由中國陸軍總司令部參謀長蕭毅肅中将遞交日軍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甯次；日方交給中方的檔案，包括岡村甯次的證明檔案、岡村簽字後的日軍降書兩份、岡村簽字後的指令受領證，均由日軍中國派遣軍總參謀長小林淺三郎送呈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兼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
也就是說，岡村甯次并未直接向何應欽或蕭毅肅遞交投降書，而是交給小林淺三郎送呈何應欽；既然肖毅肅并未從岡村甯次手中接過投降書，所謂“單手”、“雙手”之說當然就不存在了。
何應欽在日本投降書上簽字
岡村甯次在投降書上蓋章
何應欽本該單手接過降書卻臨時改用雙手
在簽降過程中，岡村甯次在《中國戰區日軍向中國政府投降書》上簽字、蓋章後，由小林淺三郎将兩份降書持至受降席前，以雙手呈遞何應欽。在中國政府關于接受日本投降簽字儀式程式中，并沒有文字規定何應欽是用雙手還是單手接過日方呈遞的降書。但是按照慣例接受敵方降書不用起立答禮，僅單手接過降書即可。但何應欽竟起立答禮，并以雙手接過。這與所謂的“蓬安人肖毅肅将軍隻是單手接過其雙手遞上的投降書”的描述差别較大，不知何某是事先想好這樣做的，還是臨時的“現場發揮”。也許，這是所謂的“以德報怨”思想在作崇。
油畫《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時.南京》
這是一副描繪中國戰區日本投降簽字儀式的著名油畫。畫面上中國受降主官正襟危立，一副勝利者姿态；日方代表畢恭畢敬，彎腰遞交降書。畫作場面宏大，氛圍肅穆，令人震撼。但非常遺憾，這讓人解氣的場景與事實有較大出入。
小林淺三郎(右)向何應欽呈遞降書。
從這張日方代表遞交降書的現場照片來看，油畫的場景太理想化了：何應欽并沒有正襟危立，日方代表也沒有那麼大角度鞠躬，反倒是何應欽的腰還要彎些。這張照片，很多媒體上誤傳為岡村甯次向何應欽遞交降書。小林淺三郎與岡村甯次外形上确實有些像，都是光頭、戴眼鏡，但小林淺三郎的軍上衣是立領，佩帶穗帶（參謀帶），而岡村甯次的軍上衣是翻領，無穗帶。
中國戰區日本投降簽字儀式，是中國曆史上最有意義的事件之一，但是，在受降儀式上卻留下了三處令人質疑的地方：
其一，并非岡村甯次親自遞交降書，而是由他的參謀長小林淺三郎送呈的，整個簽字過程他都是坐在自己座位上（油畫上他與小林淺三郎站在中方代表桌前）；
其二，岡村甯次沒有當場獻刀，而是事先準備好根本沒有帶刀到現場；
其三，在接受降書時作為勝利者的何應欽的腰彎得比小林淺三郎還低，真看不出是誰向誰遞交降書。
何應欽彎腰接受降書有失國威引起衆怒
關于何應欽的彎腰，日本人堅持認為，畢業于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親日派“老朋友”何應欽是在答禮。岡村甯次在回憶錄中寫道：“小林總參謀長向何總司令呈交時，前後共敬禮三次。中國方面對此均不回禮。這恐怕也是出自美軍的建議。但是，在第三次小林總參謀長呈交降書敬禮時，何總司令卻不由得站起來作了答禮。看到我這位老朋友的溫厚品格，不禁想到：畢竟是東方道德！”
中國方面則認為，是中方的桌子太寬了。當時，為了顯示中國勝利者的身份，中方使用的桌子很寬，以緻于何應欽不得不上身前傾去接降書。不過，即便是桌子寬，那也應該是日方代表前傾遞交降書，而不是何應欽彎下腰往前去夠。
本來，作為戰勝國，中方對整個簽降儀式的環節、會場的布置都做了精心的準備，以展現中國人勝利者的姿态。儀式開始前所有日方代表均被要求剃光頭發，以示戰敗。此外，日方代表除了岡村甯次外，不得将帽子擺放桌上，必須拿在手中，而中方代表的帽子均放于桌上。此外，座椅的布置也是别出心裁，日方代表的座椅是布包椅，而中方代表是皮包椅；中方桌子的寬度是日方桌子的幾倍，就是讓你遞交降書時身體必須前傾，這都是有意安排的。
從這張南京日本簽降儀式現場照片可以清楚地看出，中方的桌子比日方寬許多，帽子也擺放在桌上。
按理說中國赢得勝利，付出了巨大的犧牲，應該挺直腰闆正氣凜然地接受戰敗國遞交的降書，投降的日本應該彎腰鞠躬，向中國謝罪才是。何應欽為何比呈交投降書的小林淺三郎彎腰幅度還大，甚至比戰敗國代表的頭還低。當時成為熱點，引來媒體猛烈批評，各大報紙對何應欽腰杆子不硬口誅筆伐。輿論認為，何應欽起身接降書是毫無氣節、向日本人低頭之舉，有“媚日”之嫌，有損國格。李敖曾公開撰文批評何應欽說：“國民黨何應欽的腰有媚骨”，“怎麼你打赢了戰的人的腰彎得比這個打敗了的還多呢？”
在熊宗仁《何應欽傳》有着這樣的描述——對于整個受降儀式，何應欽處處以寬容的姿态、朋友的立場為岡村甯次等人着想。會場的布置，為避免威脅感，他曾經提議采取圓桌的方式。但美國代表提出異議，認為如此則受降者與投降者處于平等地位，故才改了長方形，受降者在上，投降者在下，對立而坐。按事先拟定的程式，規定日方投降代表前後要向何應欽行三次禮：到會場舉行第一次，小林代岡村向何應欽呈交投降書時行第二次禮；岡村等人退場行第三次禮，何應欽對此均不應答禮，但當看到小林呈遞降書時，何應欽竟然站起來作了答禮……對于何應欽這種有失中國陸軍總部受降主官身份的舉動，盟軍顧問團事後曾提出抗議，但何應欽對此并不理會，反譏笑西洋道德觀與東洋道德觀終究不一樣。
50年代初，何應欽訪日拜會了他的老朋友岡村甯次。岡村設宴招待，在宴會上盛贊何應欽是“對日本了解最深的人”，“多年的親日态度，早為日本國民所知”，尤其對蔣介石、何應欽在日本戰敗後的“以德報怨”感激涕零。說到激動處，岡村甯次竟然失聲痛哭，何應欽也熱淚盈眶，唏噓不已。這親日派的嘴臉暴露無遺。
不管何應欽與岡村甯次關系如何，在接受日本降書這樣大是大非問題上，何某不顧民族大義，把個人感情置于國家利益之上，做出令人作嘔有損國格的舉動，必須受到譴責！
岡村甯次在降書上的簽字